10.临颍战役
临颍战役是北伐军与奉军主力部队的一次决战，也是二次北伐中最关键一役。
吴仲禧认为，临颍处平汉铁路之要冲，又是开封和郑州的门户，奉军如果不能守住临颍，不仅开封、郑州也不能守，而且整个黄河以南就无地盘可据，所以，奉军注定要在临颍附近与北伐军作一场决战，既是决战，对方便会做充分的准备，这对我军不利。
但是，在战役开始前张发奎对战局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主要是自二次北伐以来北伐军连战大捷，各将领都有轻敌情绪，又认为临颍一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比起逍遥镇有沙河可凭，东、西洪桥前后有草河、洪河可守，此处的地形似乎对奉军更为不利。而上两次战役都打败了奉军，现在临颍孤城在望还有什么打头？甚至不少将领认为，在黄河以南大概都没有什么大仗可打了，取下开封、郑州已经是板上钉钉、不成问题的了。
吴仲禧言，当时这种估计“是违反事实的”。第一，奉军虽然节节败退，但主力并没有被打垮，各路退兵都集结到临颍城附近；第二，由郑州方面又陆续开来奉军的主力部队增援；第三，前几次战役敌人的重兵器没有什么损失，而野炮兵团的炮火射程比我军远得多，山炮、迫击炮也比我军数量多，都没有过多地投入使用；第四，临颍附近虽无险要地形，但对方先头部队已在那里修了一个多月的工事，构筑了坚固的步兵阵地和炮兵阵地，特别是在正面和右翼配备了强大的火力，这些极其重要的情况北伐军方面都不清楚。
为何造成这种被动的局面？吴仲禧言，当时北伐军侦察力量极其薄弱，一架侦察飞机也没有，只有一个骑兵连，不敢远出活动，所以如果前线没有接触，几乎一点敌情都得不到。直至我军迫近敌之十里头前哨阵地，俘获了一个敌军官，才得到下列敌情：新近由郑州开来的奉军是王树常的第十军，下辖四个旅，旅长有何柱国、刘辅廷等人，该军有野炮兵、山炮兵各一团，是奉军的主力部队；在临颍城附近还有由偃城退来的第十七军，下辖步兵六个旅，骑兵一个旅，但不全；还有由宋庄退来的第八军残部；还有飞机一小队，坦克车一小队。总兵力约在七八万人以上。
得知敌人整体兵力情况之后，张发奎吓了一跳，感到形势非常严峻，时北伐军兵力共有五个师，即第十师、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五师和暂编独立十五师。但第十师在羊石方面对鄢陵之敌实行警戒，第二十五师远在上蔡解决富双英的部队，独立十五师战斗力薄弱不能担任重要任务。张发奎手里可以投入战斗的实际只有两师主力部队。且前方部队已与敌接触，敌强我弱之势已经形成，来不及重新部署。
只能赶鸭子上架——张发奎即命第十二师向十里头正面攻击，第二十六师作总预备队集结，在外场待命。
5月27日拂晓，第十二师开始向十里头强攻，敌军顽强抵抗，激战竟日，双方都有相当伤亡。战至黄昏，敌军才放弃十里头退守七里头。但第十二师并不知七里头是敌人精心构筑的主阵地，28日拂晓，第十二师倾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全力向七里头猛攻，但敌人炮火异常猛烈，北伐军发起数次冲锋都被炸了回来，官兵尸横遍野。侥幸靠近，又因是平原地区，敌人凭借构筑的工事充分发挥机枪火力，使得北伐军有去无回，伤亡重大，三十四团团长吴奇伟也受了伤。
形势对北伐军极为不利。再强攻下去，老本都得赔完。北伐军为何不用火炮开道呢？北伐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到敌人主要阵地，而敌军的野炮射程远，可以打到北伐军队伍集结的地方。张发奎和副军长黄琪翔都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指挥，但无济于事。
当时，张发奎可以机动指挥的部队只剩二十六师，若敌人组织反攻，己军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此时，吴仲禧第二十六师师部和蒋先云第七十七团都在外场一个无名小村庄待命。当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村庄附近时，吴仲禧感觉驻地已被敌人发现。但蒋先云同志很沉着，他到村外观察了战况，判断敌人的炮兵阵地就在己方右翼的前方。
蒋先云回来告诉吴仲禧：“不摧毁敌人的重炮兵阵地，我军正面的进攻就不能成功，应当马上建议张总指挥派我们从右翼出击包抄敌人的炮兵阵地。”
吴仲禧赞成蒋先云的意见，马上打电话请示，张发奎同意并下令：“着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立即从右翼出击，直取辛庄，抄敌之左翼。”
吴仲禧向蒋先云传达命令之后，蒋先云及全团官兵兴奋非常，连夜轻装疾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辛庄跑步前进。
5月29日拂晓，当七十七团接近目的地时，与敌前哨部队接火，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七十七团七连连长黄克鼎后来在所写《临颍阵亡情况》中还原了当时的战况：
……部队即将其包围，把敌兵全部驱逐，我军占领了辛庄。接着，跟随敌兵足迹搜索前进，距离史庄800米远时，发现敌人的兵壕，便开火攻击。但是在一片平坦的麦地里，竟毫无地形地物可以利用作掩护，卧射则看不到敌人，立射又容易遭受敌人火力的损伤。尖刀连便采取猛力攻进的战术，以求迅速接近敌人。但敌前大队兵力增加，火力极强，并向我前连左翼包围过来，一排长当即阵亡，不一会，连党代表及二排长（尖兵长）也在冲锋时不幸中弹殒命，士兵伤亡更重。正面的敌军纵队冲来，全连只剩连长一人带领二十余名战士死力抵抗，士兵伤亡惨重。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蒋先云奔赴火线，对尖刀连疾声高呼：“不要紧，我来了，打！”便率领一营、三营冲锋。由于敌军火力甚猛，弹如雨下，我军尚未冲进第二线，即已伤亡三分之一。他左足中弹，士兵们前去救护，他不许，说：“脚伤了，没关系，还能骑马，我必杀退敌人。”便解下自己的绑腿带，包扎好流血不止的伤口，骑上战马，手举指挥刀，率领着数百名战士，冒着密集的子弹，飞奔冲入敌阵。此时，他又受重伤，人马扑地，仍然高呼：“冲锋，向前杀去！”士兵们答道：“请团长放心，我等决不后退。即使只剩一枪一卒，也必定与敌拼命！”他鼓励说：“好兄弟！”当时有六七个士兵上前救护，他说：“来两个就足够了，其余上前杀贼！”
得知蒋先云负重伤，吴仲禧非常担忧，速传令让他马上下火线。传令兵回报：“我蒋先云不捉住敌人头目，不下火线！”继又挂着长枪，跨上战马，在两名士兵的护卫下再次向前冲去，士气益旺。他三次负伤，炮弹片炸断了他的腰皮带，穿入腹腔，流血不止，他仍挺身奋力高呼：“冲呵！杀呵！前进！前进……”随即壮烈牺牲在疆场上。
在蒋先云同志牺牲精神的鼓舞下，全团官兵前仆后继继续猛烈冲锋，一举突入辛庄，迫使敌炮兵丢弃众多炮弹仓促撤退，敌人激烈的炮火声终于沉寂下来。
这时，第十师也赶到七里头，和第十二师一起在正面发起全线攻击。敌人失去炮火支援，不得不放弃坚固工事向后溃退，北伐军遂由三面直迫临颍城下。下午4时，北伐军攻入临颍城，取得这场激烈战役的重大胜利。
时隔多年，回忆那次战役，萧克言：“师长（指吴仲禧）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包抄敌人的炮兵阵地，团长骑马带头冲锋陷阵。众将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直至冲垮了兵力、武器都占优势的奉军主力，取得夺取临颍的胜利。”[70]
吴仲禧认为，北伐以来，我军战斗之烈、死伤之大，实以此役为最。从整个战役来说，如果不是蒋先云同志首先建议以一团之众直扑右翼敌之炮兵阵地，北伐军正面两师队伍始终处于敌方优势炮火的威胁之下，不但进退维谷，实有崩溃之虞。在进攻辛庄时，如果不是蒋先云同志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也很难激励全体官兵万众一心、前赴后继去突破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取得攻克辛庄的胜利，“毫无疑问，先云同志在临颍战役中应立头功”。
此役缴获敌军枪支千余支，迫击炮13门，坦克车两辆。歼灭了奉军在豫的主力，为占领郑州和开封铺平了道路。
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张发奎闻讯“失声痛哭，极为悲痛”[71]，但当吴仲禧提出在北伐军中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时，张发奎答，刚刚接到武汉政府要我们紧急班师回去参加平定夏斗寅和许克祥叛乱的命令，等回武汉之后再说吧。
到了武汉，吴仲禧又再提开追悼会之事，张发奎说，现在这里反共气氛很浓，共产党员都不能在部队带兵，蒋先云的追悼会不好开。
吴仲禧当时很气愤，他想，这样一个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为国牺牲了，军队里连个追悼会都不开，以后看谁肯跟你卖命！
192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操场上主持了蒋先云烈士的追悼大会。在武汉的国共两党知名人士大多到会。
周恩来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并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在悼词中概括了蒋先云的一生：“蒋介石叛变，他不为蒋所笼络，不愿做官，跑到武汉做工人运动，联合黄埔学生讨蒋。此次北伐，又出发前方去拼命。这种精神，何等的伟大，我们追悼和安葬蒋先云同志，激励了我们后死者的牺牲精神。”恽代英号召：“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道路前进！”
蒋先云牺牲后，郭沫若这样说：“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的。我本来很想作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我觉得我们有时间性的文章，不足于纪念超时间性的烈士，足以纪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动，生前的誓言。”
不久，吴仲禧看到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周报刊登了《悼蒋先云同志》[72]的悼词，他逐字逐句地读，一时间，泪如雨下：
先云同志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死于国民革命的战争之中——第二次北伐时的奉军炮火之下。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地为革命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
今年他只有二十五岁，民国十年他便组织心社，为湘南革命组织之开端。安源、水口山矿之工人俱乐部，都是他受党的委派而参加创办起来的。他入黄埔从军，蒋介石曾屡次诱以高官，令脱离党籍，但他说：“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不久他还任湖北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近方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竟死于此役。他临阵时负伤三仆三起，仍追敌不稍退。他的训练宣传兵士，尤其能亲切领导，一个月的功夫，便能使新募的兵知为革命而效死。这是何等好的革命勇将。他死，是革命之大损失，我们不但要追悼死，而且要继续他的精神！
《向导》周报刊发《悼蒋先云同志》
若干年后，吴仲禧仍流泪言：“北伐军不开追悼会，共产党和人民却忘不了蒋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先云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吴仲禧想起，在大革命处于危急之中时，他虽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但他的第二十六师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个师没有参加前一段北伐的主要战役，新近又走了师长和两个团长，军心有些动荡，特别是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对峙的形势官兵认识比较混乱，故而，他希望蒋先云能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尽快改变这一状况，解开官兵思想上的疙瘩。
蒋先云旗帜鲜明地揭露蒋介石的背叛行径，给官兵很大的教育。在全团官兵大会上，蒋先云铿锵有力地说：“北伐打倒军阀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继续北上打倒直、奉军阀，把革命进行到底。而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不再北伐了，我们在打倒旧军阀之后，还要打倒新的最大的军阀蒋介石。”
蒋先云一席话让吴仲禧佩服。
蒋先云义愤填膺地说：“蒋介石绝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要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蒋介石是坚决反对的。由于我在蒋介石身边当过几天秘书，更知道他的底细，他的案头经常摆着一部《曾国藩传》和‘家书集’，他是以曾国藩自比，曾以扑灭太平天国为己任，蒋则以消灭共产党为天职。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就坚决地实行‘清党’，黄埔军校早已开始，各地亦正在加紧进行，他破坏团结、分裂革命，民愤极大，我们早晚要和他相见于兵戎。”
吴仲禧当时对蒋先云说：“你的讲话生动、深刻，很有说服力，官兵们听了都很激动。”
此外，吴仲禧还充分发挥蒋先云文武双全的作用，“他还能写文章，常自己编宣传材料印发到各个连队去，士兵争相阅读”，吴仲禧读后，觉得他编得很好，同意发给其他团。吴仲禧何尝不知，此时此刻，他对蒋先云明里暗里的支持，相当于在自己的脖子上架了一把刀，但他全然不顾，因为他和蒋先云一样，胸怀国家和民族，不希望看到因为军阀混战而哀鸿遍野、生灵涂炭。
1927年5月7日，蒋先云给七十七团的军官写了一封信，吴仲禧读到了。
敬告本团官佐[73]
亲爱的革命的官长同志们：
相处将即一月了，在这短时期中，虽然没有经过十分严重的枪林弹雨的战况，而餐风宿露的辛苦，总算是尝试过了。我很能从你们的辛苦中深认和钦佩你们的精神，然我对于革命同志的素习，是历来不愿意互相标榜我们的强处，只是严格地批评其弱点。因为革命者只有自己从精神上去表示努力，从工作成绩上去自慰，用不着空受他人所谓的嘉奖。只有严格的批评，方可弥补自己的弱点，训练和增进我们实际做事的能力。因此我对于本团亲爱而革命的同志，只能沿其旧习，不客气地要求及评责。我相信本团官长同志最少也能知道我是革命的，我希望进一步认识我的革命性，尤希望各同志时时接受我立在革命观点上的评责。
尽管自称革命是不够的。革命者是必须要从工作上去表示他的努力，尤其是困苦艰难之中，枪林弹雨之下，更要能表示他能坚忍、能牺牲的精神，否则决不是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本团是脱胎于旧军队，我未始不知道诸同志的困苦艰难，可是我同时相信诸同志是忠勇于革命的青年，青年的革命者，只可缺少做事的经验，决不应当缺少做事的精神，去训练我们做事的能力，增进我们做事的经验。人们不是生来即是能做事的，生来即不怕死的，任他什么事体，最初必免不了许多的困难，令人难干，令人胆怯，但是有了大无畏的精神，决没有打不破的困难和艰险。
自信是勇敢的最能牺牲的还不够，必要具有临事不惧而沉着的修养。天下没有大不了的事，经过多了自可习以为常。遇事先要沉着，能沉着才能确实去观察，观察确实才能有正确的判断，判断正确才能有坚决的决心，决心坚决则胆自壮、气自豪，什么也不怕。要知道部属是以上官为转移的。上官心怯，部属则不战心寒。治军首重胆大心细，但必先胆大，而后能心细；胆怯没有不心慌的，心慌则什么也谈不上，只忙于生命一件，这才真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
亲爱的革命的官长同志们！我们是知道革命理论的，我们是受过革命的训练的，我们不努力，不奋斗，不牺牲，不沉着，部下没有训练的士兵，又将怎样？善于带兵，决不专靠军纪来管束士兵，决不专靠几元饷洋来縻系士兵，更不能专以空头话来鼓舞士兵，必要以革命的精神去影响士兵。平时官长能努力，士兵没有不服从的；战时官长能身先士卒，士兵决没有怕死的。我前已说过，只要“舍得干”，天下没有干不了的事！
革命者必先能顾虑党国的前途，而后及于自己。我们要自信为革命者，能容得我们怕困苦怕危险吗？……
亲爱的革命的官长同志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下无难事，只要舍得干。望诸同志振作起来！共相奋勉！
团长 蒋先云
五月七日
吴仲禧深受鼓舞，他从蒋先云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振奋的精神。
当天，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征，在吴仲禧的带领下，包括蒋先云率领的七十七团全体官兵高唱“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北伐战歌》，离开武汉，奔赴河南前线。
只是，没想到，仅仅20天之后，蒋先云同志便血洒沙场，与他阴阳两隔。这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也失去了继续向党组织靠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