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护战地服务队
与战地服务队并肩战斗的日子，是吴仲禧一生难忘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写过一篇文章，深情回忆了那一段难忘的往事。
1937年底，随着张发奎被免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职务，“树倒猢狲散”——战地服务队也接到命令，拨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大家不愿意去，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不久便转移到金华工作。到金华后，大家成了没娘的孩子，“主人”黄绍竑只同大家谈过一次话，省政府也没有哪一个机关管他们。
至1938年春，张发奎奉令在长沙恢复编组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机构，等于官复原职，此时，吴仲禧看到机会，即和总部参谋长陈宝仓、高参高若愚等人鼓动张发奎要回战地服务队。
没料，黄绍竑却复电战地服务队准备留下使用。
张发奎发脾气：“给他，他不用，让大家坐冷板凳；我们要，他又不给，什么人嘛！”
吴仲禧趁机代拟了一份措辞强烈的电报，对张发奎说：“那我们就上告，找陈诚，找郭沫若，不信他不给！”
黄绍竑无奈，只好同意战地服务队回归建制。此事，杨应彬记得清楚，是吴仲禧“积极帮助张（张发奎）把战队收回建制”。
1938年4月间，战地服务队到达武汉，在武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博古同志召集特别支部成员开会，给大家分析形势、部署工作，从战略、政策、策略上，对抗战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深刻、全面而又生动具体的阐述。
一些同志表示想去延安，还说他们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组织上应当鼓励和支持。杨应彬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周恩来风趣地说：“党员嘛，党指定在哪里就在哪里战斗”，又说：“延安小米不多，你们去学习三两个月还得派出来，不如在现岗位坚持的好。”周恩来最后鼓励同志们：“你们撤出来容易，再进去就困难了。你们应在（张发奎）那里坚持下去。”[24]
战地服务队在“战干团”受训一个月，尚未结业，就被调遣随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后来则是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战于武汉、湖南郴州、广东曲江等地。吴仲禧也回到第二兵团总部报到。总部位于湖北麻城东南宋埠，是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有“小汉口”之称。
吴仲禧始终牢记组织的嘱托，想方设法关照战地服务队队员。
吴仲禧接到王昌明反映，有几个CC分子经常和队员闹摩擦。
“CC”系中央俱乐部之简称，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一。陈果夫、陈立夫是该组织的主要头目，参加该组织的绝大部分是党棍、政客、流氓和堕落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蒋介石清除异己。政治部主任郑震宇是CC派的领头人物，此外，秘书黄征瑞、政治部下设政治大队第一中队长文振汉都是国民党特务。特别是黄征瑞在北平时已“名声大噪”，进步教授许德珩就是被黄征瑞逮捕的。
吴仲禧决心要治一治这帮特务。
机会来了。
战地服务队中姚耐是从延安来的，思想进步，又担任政治大队副大队长，让黄征瑞非常不舒服，经常俟机寻衅。一日，黄征瑞借与姚耐谈工作的时机再次挑衅，先吵后打，姚被打得满脸鲜血直流。第三中队长林亨元冲上前拉架，并马上写了呈文状告黄征瑞，呈文写好，即带一部分队员到司令部去找吴仲禧。
“如果此事不能得到正确处理，不给黄征瑞有力打击，黄就会变本加厉地迫害我们，姚耐、我以及一部分抗大青年将会发生危险。”
吴仲禧安慰林亨元：“此事由我处理，你先带队员回去，不要给人以聚众闹事的口实。”
吴仲禧带着呈文，找到张发奎，据理力诉黄征瑞无理殴打政工人员的野蛮行为，并主张依法惩办。
张发奎大发雷霆，立即在呈文上批示：拘办黄征瑞！
黄闻讯连夜潜逃。
吴仲禧对第二兵团内部的革命力量起到了保护和使之转危为安的作用。林亨元后来忆述，“吴仲禧同志一生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件事只是他所做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从这很小的一部分工作中，可以看出他对真理追求多么热切，对革命事业多么忠诚，对革命青年多么爱护”。[25]
到柳州后，吴仲禧一家人的居住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那是一处距离市区五六公里远的独登山上的一座“豪宅”，屋主何世礼是香港知名爵士何东的儿子，美国西点军校毕业，蒋介石为拉拢英美支援印缅作战，便委任他为四战区兵站总监，这“豪宅”是张发奎为他修建的庄园。何世礼离开时没有房产归公的概念，而是“就近”将住宅所有门户钥匙交给了吴仲禧。吴仲禧在请示张发奎后搬入。
进入庄园，大门口有3间大房，用于来访者登记、等候通报、短暂会谈和守门者休息住宿。顺坡而上，绿草如茵，草木扶疏。路旁，还有一爿小湖，湖水微澜，极为幽静。
步入主房，客厅极大，一可会客、二可宴会，有四间正房，亦有厨师、近身服务人员住宿之处。后面，是独享的防空洞。
主房和后排之间构成一个有围墙的整体。另一侧另有20多间房，供家客和守卫们居住。
刚搬进来时，吴仲禧见庄园有多余的空地，就同王静澜商议，选一小块喂猪养鸡，以实现自给自足。王静澜在娘家时就干家务，会喂猪养鸡、养鹅养蚕，她从附近农家买了一些家畜、家禽，很快，“鸡飞狗叫”，有了生活的气息。院子里还开满了花，那真是红石榴花满西窗，黄蜀葵叶扫东墙，孩子们在花丛中嬉戏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吴仲禧了解到，执行监部内关押了10多名逃兵，原来都是朴实的农民。他考虑到如果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必将受到保甲长迫害，还有可能再次被抓，与其继续关在牢里白吃饭，不如放他们出来干些杂活。这些人当然乐得出狱，他们在庄园组成了一个“劳动班”，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挑来猪草和淡水喂猪，一段时间后，猪长得膘肥体壮，宰杀之后，吴仲禧让侍卫将一半猪肉送到机关食堂加菜，一半留下自用和招待朋友。在抗战后期，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奸商囤积，工薪叫苦，吃肉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没有战事时，有实权的高官经常相互宴请，但市区内用餐消费高，吴仲禧囊中羞涩，就在庄园内用自产食材招待同僚。
每回都是王静澜亲自下厨，几个孩子当帮手，张发奎等人都应邀前来做过客。酒菜上桌，蛮丰盛，大家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非常热闹。
由于此地“山高皇帝远”，也方便了吴仲禧与原战地服务队的同志们聚会。逢假日休息，吴仲禧常以长辈身份请大家到家中吃饭，既为改善大家的生活，也为增进友谊。
茶余饭后，大家坐下聊天。
一次，吴仲禧问：“你们都看过整风文件没有？比如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有的人非常惊讶，《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延安整风文件之一，他们也是刚传达学习不久。
见众人不敢吱声，吴仲禧哈哈大笑：“这些书不能马马虎虎看，我们这里也应该整整风。”
若干年后，大家回想这一幕时认为，“这不仅表现了吴老对革命青年在政治上的关心，也反映了他从旧营垒转入党的怀抱之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急切心情”[26]。
王静澜后来忆述，“他（吴仲禧）在政治上能跟随时代前进，同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分不开的。早年他从探索马列主义理论中寻找出路。记得他私存枕下，经常阅读的，是一部四卷装红色封面的《唯物史观》；在抗战中，他特别注意阅读《新华日报》等直接来自党中央的报刊；后来更是反复研读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常向我讲解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由于“特支”队员们经常到独登山聚会，遂引起特务注意，不但进行跟踪，还散布“共产党在独登山开会”“共产党又在独登山开会了”等消息。王昌明向吴仲禧报告，吴仲禧平静地说：“我在军法监部掌大权，特务们又查不到证据，怕什么？如我们查到特务毛病，我还要查办查办，有机会时我还要在张发奎面前将他们的军。”
1942年初，农历除夕，吴仲禧特意在独登山家中设家宴，公开宴请“特支”所有成员。这种大明大方的方式，让特务一时间摸不清吴仲禧葫芦里卖什么药。大年初一，吴仲禧又大摆筵席，邀请张发奎、吴石、高若愚、黄和春、陈宝仓、麦朝枢、张励等高级将领来家里热闹。这“连环招”效果出奇地好，特务们再也不敢找吴仲禧和“特支”队员的麻烦了。但“这顿酒宴开支大，还由王昌明在公费中造账‘报销’”[27]，吴仲禧算是“假公济私”了一回。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于战地服务队，长官部一度有人以战区没有战地服务队的编制为由，主张加以遣散。
吴仲禧找到张发奎说：“战地服务队的业绩，你是看到的，架设浮桥，是立了功的，有人主张遣散，这是过河拆桥！”
张发奎道：“这批人是郭沫若介绍来的，我们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正是在吴仲禧、陈宝仓的谏言下，战地服务队虽然没了“建制”，但人员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而张发奎在用人上，除“引用旧四军系人物外，亦尽力推荐较进步分子和启用部分青年”，故而，“左洪涛、何家槐当了长官部的秘书；杨应彬、吉联抗、郑黎亚等到了游击训练班。多数同志在政治部属下的中山室和志锐中学、实验中心小学工作。杨应彬后来忆述，“这个时候‘战地服务队’组织已经取消，但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仍继续坚持工作。成员分散在战区司令部各个部门。左洪涛、何家槐任张发奎的秘书，替他写了不少文章。‘特支’的组织关系则由南方局交由张文彬同志联系。”
对这一批进步青年，吴石本来不太了解。当吴仲禧介绍是郭沫若从上海推荐来的一批很有朝气、很有作为的青年后，便开始处处维护他们。当有人散布左洪涛、何家槐思想“左倾”、不适合在张发奎跟前当秘书时，吴石强调他们有文化、能力强，不要相信没有根据的话。政治部散布说战区办的实验小学老师郑黎亚、吕壁如等政治思想有问题，叫政治部的军官不要把子弟送去读书。吴石听后大为发火：“以后这个小学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我的女儿就在那里念书，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好。”吴仲禧也将三个孩子送到小学念书，并住在老师宿舍里，吴惠卿后来回忆，因为学校条件比较艰苦，三个弟弟不习惯，开始不愿去，但爸爸不改变主意，坚持让他们去寄宿，以便接受革命教育。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苏军大捷，这是苏联历史上空前壮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光辉胜利，标志着整个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伟大深刻的转变。闻知消息，原战地服务队的几乎全体同志都到吴仲禧家来聚会、庆祝。
吴仲禧早早地嘱咐王静澜准备好茶点，待同志们一来，吴仲禧兴奋地和大家一起畅谈，还唱起了《喀秋莎》：
……
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
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
勇敢战斗保卫祖国，
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勇敢战斗保卫祖国，
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吴仲禧一句俄语一句汉语，他声情并茂的演唱让同志们高兴地鼓起掌来，但文艺出身的同志又觉得非常好奇，因为他们从未听过这首歌。
吴仲禧告诉大家，《喀秋莎》是苏联歌曲，正是在这次战争中流传开来的，歌曲描绘春回大地之时，一名叫喀秋莎的年轻姑娘站在鲜花盛开的河岸边放声歌唱，思念在边疆保卫祖国的爱人。
吴仲禧问大家：“你们是不是认为喀秋莎只是一位姑娘的名字？”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
吴仲禧笑道：“喀秋莎还是苏联一种火箭炮的名称。苏联共产国际兵工厂组织生产了这种火箭炮，用‘共产国际’这个词的开头‘K’命名并把‘K’印在火箭炮身上，但前线官兵不知道这种火箭炮的名称，就根据炮身的“K”图形叫它‘喀秋莎’。‘喀秋莎’火箭炮给予了苏德战场上的德国国防军以极大的火力打击，德国官兵称它为‘斯大林的管风琴’。”
大家如梦初醒，却不知道吴仲禧为何这么快地知道并学会了这首歌，几番盘问，但吴仲禧均笑而不语。
那天，大家玩得很晚，直至深夜。
这些集会在抗日的局面下给地下党同志的碰头创造了方便的条件。左洪涛等同志也曾多次主动提出借吴仲禧家里开些小会，因为“身份”原因，吴仲禧没有参加会议。解放后，左洪涛告诉吴仲禧，他们实际上是在他家里开党的支部会议。此外，同志们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没有安全的地方存放，都寄存在吴仲禧家。吴仲禧为掩人耳目，对有的图书进行“包装”，“有一本《共产国际纲领》还换上了《健身守则》的封面”[28]。
战队服务队队员刘田夫、杨应彬、郑黎亚后来回忆，同志们在生活上存在困难或者生病需要诊治的，吴仲禧都利用自己比较优越的经济条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至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同吴仲禧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对彼此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都逐渐了解，工作上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互相支持和配合了”。[29]
1943年秋的一天，凌晨2时，吴仲禧赴酒宴后急忙回到家里，派人叫王昌明赶过去。
“柳州行政专员尹承刚在酒宴上秘密问我，你单位有否王昌明？有否高学斌？我说王昌明是我亲戚，没有高学斌。尹承刚就说，重庆行营刚来密电，说是由衡阳感化院逃来柳州的共产党员高学斌，在龙城中学被身穿中校军服的王昌明带走逃脱。王昌明既是你亲戚，我把密电转给你查明后，用公文答复我。”
王昌明说：“高学斌已化名高峰，正在你家当家庭教师。他原是由林亨元从衡阳招收进政治工作大队当队员的共产党员，在去年被逮捕送去衡阳感化院，我无力救出。两个月前我和孙慎去龙城中学碰见他，他说刚到柳州又想马上离开，没地方好去。我说不怕，可以跟我去，我就叫他住在独登山军法监部。不久你叫我找家庭教师教你的几个小孩，我就介绍高峰上任。”
吴仲禧说：“那你叫他连夜逃走，我怕特务会来抓他，到时我们就被动了。”
王昌明叫醒军法监部看守所所长莫光仁，莫光仁是王昌明从南雄带来的亲信，由莫护送高学斌去柳州火车站……几日后，脱险的高峰安全抵达贵州省节毕县。
吴仲禧以军法执行监部行文尹承刚：“本单位无高学斌。”
尹承刚密电复报重庆行营：“查无共产党逃犯”了案。
此次实属侥幸。因尹承刚与吴仲禧是保定军校同学，又同在柳州担任要职，每星期一次战区碰头会，会后经常互设酒宴款待，才有此袒护之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吴仲禧所做的这一切，外人能被蒙在鼓里，但如何瞒过身边工作人员？
副官林云青是国民党军令部二厅直接派出的谍报参谋人员。原为第三战区福建前线漳州107师司令部谍报参谋，1943年底到桂林陆大参谋班再造，教官、福州人何心浚曾与他谈战史、论抗战、述十九路军战绩，林云青觉得其言明理动听，何心浚亦觉得林云青是一个积极进步的青年，遂介绍到吴仲禧处担任副官。
1944年春，林云青前来报到，为工作方便，吴仲禧让他住在庄园里。时间不长，林云青已察悉吴仲禧是一个进步人物。吴仲禧的书架上陈列的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闻一多的著作，还有《新中华报》《整风文献》等书刊。吴仲禧的孩子回忆，父亲那时还花200元法币托人买了一套第一版《鲁迅全集》，拿到后如获至宝，经常翻阅。
林云青还发现，吴仲禧在言及蒋介石时从不称“委员长”，而称“蒋光头”。那时“系统”内的人听到“蒋委员长”时都要起立作肃穆状，更不要说直呼其名讳、挖苦其相貌。
林云青后来忆述：“我原想初出茅庐，籍以攀附，却出现如此局面，深感进退两难。”
林云青随身带有两份密码本，可以随时将吴仲禧“亲共”情况电报中央。
但他没有这样做，一则他和吴仲禧是老乡，自跟随吴仲禧以来，吴家人对自己极为亲近，像对待自家人一样，朝夕相处，谈笑自如，“我对他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另外，林云青知道吴仲禧早年参加革命，历尽艰苦，一心为国效劳一“读进步书，看进步报刊，有何不可？”
渐渐，林云青受吴仲禧感召，认为吴仲禧进步的思想“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大”，而“我何能及”，更生“敬佩的心”。
是啊，原本，林云青还想着自己的前途，但思想转变之后，他认为：“我若离开他，换一个人在他身边，发现这些问题，他的安全又是如何？”
自此，林云青选择了“默然不发”，一心一意跟随吴仲禧，还替吴仲禧做了不少掩护的工作。[30]
这是值得吴仲禧格外庆幸的事。
【注释】
[1]蒋鼎文：浙江人，1928年后任国民党第二军军长、东路“剿匪”总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2]魏中天：《石辟澜与〈新华南〉》，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4页。
[3]李筱峰：《记石辟澜同志和〈新华南〉杂志》，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4]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华南抗战的号角——〈新华南〉》，李淼祥、官丽珍主编：《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5]李筱峰：《艰苦的奋斗历程》，李淼祥、官丽珍主编：《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6]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8页。
[7]吴仲禧：《我参党后一些工作情况的交代》。
[8]吴迺宪：1939年底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长，1940年任韶关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9]管文蔚：《惊闻皖南事变》，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军战歌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诗词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1页。
[10]《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1页。
[11]杨应彬：《一代风流启后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12]《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北京：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95页。
[13]王光武：《王昌明回忆战地服务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4]刘周堂：《海边闲语》，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15]《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北京：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56页。
[16]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17]吴仲禧：《回忆吴石烈士》，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18]《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北京：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56页。
[19]王光武：《王昌明回忆战地服务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20]沈钧儒：浙江人，1907年学成归国，参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1936年与邹韬奋等七人被捕，史称“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21]杨应彬：《一代风流启后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22]孙慎：《回忆吴仲禧同志》，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23]《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北京：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57页。
[24]杨应彬：《往事悠悠五十年》，《杨应彬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417页。
[25]林亨元：《记吴仲禧同志二三事》，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6—27页。
[26]刘田夫、杨应彬、郑黎亚：《忆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27]王光武：《王昌明回忆战地服务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三十七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28]杨应彬：《一代风流启后昆》，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29]刘田夫、杨应彬、郑黎亚：《忆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30]林云青：《抗战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编：《台江文史》第2辑，1986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