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武昌之役
北伐军于武昌城外集结后，李宗仁与各队长官商议，决定一鼓作气攻下武昌城。他们当然知道武昌城不只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俨然铜墙铁壁，坚实得不得了。吴仲禧在武昌读书时看过城墙，武昌城修建于三国时期，依山傍江，凭墉藉险，九座城门，座座固若金汤。城墙不是一般的高，有的地方高达15米，平均高度约在10米左右；不是一般的厚，山炮、野炮打上去也就是掉层皮，坚不可摧。城墙四周还有一道很深的护城河，河中有水，深可没颈。
城内还有蛇山，顾名思义，如蛇逶迤横贯全城，敌人在山上部署有炮兵阵地，可居高临下观测到城外北伐军的动静。
可谓占据地利之便。
武昌守城部队虽大都由汀泗桥、贺胜桥战败的各师旅残部拼凑而成，战斗力不算很强，但倚仗又高又厚的城墙，吴佩孚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逃回武昌后，吴佩孚即在湖北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令刘玉春为防守总司令。刘玉春正是率部在汀泗桥、贺胜桥阻止北伐军失败后退至武昌的北伐军手下败将。
刘玉春让各部清点人数，总计兵员不到两万，武器装备有步枪万余支，山炮一连，机枪130余挺。他思忖，武昌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加上这些装备足够应付。吴佩孚也告诉他，曹锟的旧部，孙传芳的江、浙、闽、皖、赣五省联军都会前来增援解围，他大可高枕无忧。
《孙子兵法》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但于北伐军而言，不攻又如何？
可是攻城条件委实不具备。如攻城所用云梯，因时间紧，来不及制作足够长度的，即便战士们爬到尽头，也够不着城垛。攻城之法，也可使用炮轰，但北伐军没有工兵部队，只有70门山炮，威力不足，炮弹也不多。还有一些山炮，拆开后由人力搬运至阵地再行组装，可组装时发现缺少零件。
另外，守城的马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时任刘玉春部参谋长）看出来：“革命军虽然携有山炮，但为顾虑波及民众，所以始终没向城内发射。反之，革命军如果像北洋军阀那样不顾居民的伤亡，在这两星期的猛烈总攻击下，何尝不可击破城墙一段，冲进城去呢？”
革命军是仁义之师，怕轰城会伤及无辜百姓，便不敢放开打。
此外，攻城之法，还可利用飞机投掷炸弹，革命军从广州调来两架飞机，但由于技术不过关，炸弹乱掷一气，未击中敌人，还造成了自己部队的伤亡。
攻城开始于9月3日凌晨3时，步兵向武昌城发起攻击。5时许，第二师占据忠孝门附近和紫金山以北，并越过壕沟抵达城角，当战士们立起云梯奋不顾身攀登城墙时，守军居高临下以机枪扫射、手榴弹轰炸，只见弹光爆射，如雷霆电击亮如白昼，战士何谈生还！其他各攻城部队也遭遇类似情况，不得已，6时许攻城停止。
但蒋介石不顾将士生命，下了一道死命令：限48小时内攻下城池！
4日夜，攻城战士在夜色掩护下越过护城河隐蔽待命，至5日凌晨3时对方疲倦懈怠之时，战士们立起云梯悄悄攀爬，但仍被守军发现，火药包、爆破罐连续爆炸，机枪疯狂扫射，众多战士又献出宝贵的生命。此时，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攻城敢死队队长、中共党员曹渊等官兵请缨到城墙下，但曹渊尚未登梯即被守军子弹击中头部，当场鲜血迸溅，殒命疆场。个别士兵冒着枪林弹雨侥幸爬到尽头，发现离城堞还有两米，而瞬间滚木、礌石、机枪、手榴弹倾泻而下，战士们的尸体纷纷砸向地面。而城楼之上，敌兵不断用砖石砌补缺垛的城墙，还吊油灯于半腰，防备革命军于雨天及夜黑风高之时爬墙或在墙根埋炸药包。
刘玉春要与革命军死磕到底。
吴仲禧有劲使不上，心中焦急万分。
攻城持续到9月11日不见成效。
之后，我军改变策略——以守为攻。
时城内居民有10余万人，吃饭是大问题；且全城居民受尽恐怖、饥饿、劫掠、奸淫，民心离散，如覆水难收，“人民不怕飞机大炮而怕活活饿死，因此希望北伐军早日攻城，以免陷于不死不活的苦境”。[56]
刘玉春不死心，还组织3000人的敢死队试图冲出城去，但刚一露头就被生生打了回来。
城中守敌倒还有一支，是吴锡九的河南陆军第三师。当汀泗桥战事吃紧时，吴佩孚令吴锡九火速“救驾”，当吴锡九的第一列兵车开进武昌，革命军已抵武昌城下，第二列兵车侥幸开进武昌，但第三列兵车被挡在城外。
有资料言，吴锡九部第九团团长贺对廷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与北伐军中的军事特派员王乐平是山东老乡，王乐平主动请缨前往西门，与贺对廷谈判，贺对廷幡然醒悟决议投降，但吴锡九不允许，贺对廷遂抛开吴锡九自作主张开城迎接北伐军进城。
而唐生智第八军三十九团团长王东原在1985年于台北出版回忆录《浮生简述》言，“我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朱兴曙在巡防前线时……经我允许后，10月6日遂乘香烟交替机会（围城一久，城内军官没有烟抽，城外烟贩做开了生意，城下与城上以粗绳吊箩筐载人运送香烟）攀绳上城……最后送至旅长处。旅为河南第一旅，旅长为贺对廷，朱又强调其革命大道理一番。贺大为所动，询知围攻部队为第八军唐生智所部，唐生智、贺对廷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有此同学关系，可资信托……”如此，率先入城的便是唐生智的第八军[57]。吴锡九换上便装逃赴上海。吴佩孚得知情况，逃往河南。
时隔36年之后，马骥回忆当年困守武昌城的战役用了8个字：“助桀为虐，深为内疚”。[58]
据马骥忆述，守城到45天的深夜，各部队开城投降，守城警戒完全撤销。10日深夜，各守城部队各自与当面的革命军接好了头，经指定荆南中学、宾阳门内空坪、楚望台、旧都署四处，听候改编。结果，改编者占多数，淘汰资遣者占极少数。
吴仲禧后来回忆，“我团战士首先登城”[59]。当时，在城内各军纷纷缴械投降时，刘玉春还率领残部1000余人在蛇山脚下顽抗，吴仲禧指挥三十团予以坚决打击，据当时“随军记者”陶菊隐言，约一二小时之后，刘玉春被其部下拉到中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家中，又因孟良佐的仆人报告而被擒获。而马骥言，刘玉春趁乱逃窜并藏在文华书院魏洋人那儿，被抓获后，游行示众。经查，孟良佐时“代理华中大学校长”[60]。过往如云烟，谁说的对呢？王东原又言，“指挥官陈嘉谟、刘玉春在其司令部内俯首就擒”。[61]资料姑且都摆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吴仲禧言，“（第三十团）占领了吴佩孚部守将刘玉春司令部，刘也被俘”。[62]
武昌既克，举国震动，海内外贺电如雪片般飞来。城内，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人民举着旗、拉着横幅、挥舞着胳臂迎接北伐军将士入城，同时，打出“打到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喊声、欢呼声连成一片。而这一日，恰是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15周年，是一种巧合，又仿佛冥冥之中的注定。
由于各场战役取得胜利及各部扩充与整编，北伐将领普遍得以升迁，戴戟担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吴仲禧亦因战功晋升为第二十四师参谋长。[63]不过，叶挺没有这么好的待遇，“由于他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叫作有‘色彩’，虽战功卓著，却不为当局信任和重用，北伐军攻下武昌，铁军几个团的团长都升为师长，只有他任副职。”[64]
武汉粤侨联谊社同人还赠送张发奎第四军一面“铁军盾”，颂扬其“四军伟绩，威震遐迩”“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铁军”之名由此而来。张发奎及各部将领大受鼓舞。
此后，北伐军愈胜愈战，愈战愈胜——11月，攻克九江、南昌，至此，吴佩孚主力基本被剿。蒋介石到南昌后开始指挥进攻孙传芳，年底，孙传芳各部也基本被击败。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北上武汉，陈独秀、宋庆龄、鲍罗廷、陈友仁、何香凝、谭平山、邓演达、徐谦等左派重要人士先后到达。
1927年1月，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升任副军长。
3月，杭州、上海和南京被北伐军逐一攻克，华东亦被北伐的国民政府统一。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南洋大楼三楼大厅召开，会议坚持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限制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高了党权，支持了工农运动，是一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斗争取得重要成果的会议。
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