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预备军人
转眼进入盛夏，好消息翩然而至，吴仲禧和吴石都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军校入学考试。
考试前，先进行资格审查，如年龄和户籍须符合要求。其次是德智体方面，须“体质坚壮，志气朴诚”，而“身体柔脆、气质浮嚣”者会被淘汰。
进入笔试，题目为“试论”一道。
成绩合格者，并不马上录取，还要面试。面试与录取比例为二比一。
吴仲禧和吴石经“几次考试”[1]，接到了“武昌军校”入学通知。
儿子将再次离家，吴济宽夫妇依依不舍。父亲知道，儿子此次绝不会很快回来，晚饭后，他们有过一次颇有意味的长谈。
父：“《大学》之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父亲放心，仲禧无论何时，先学做人。”
父：“《诗经》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仲禧谨记，不嫉妒他人，不贪婪财物，就不会惹祸上身。”
父：“曾国藩之家书——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子：“仲禧知道，我此生交朋友，唯以吴石为标准。”
父：“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
子：“君子之风，温良恭俭让，如蒙祖上福荫，仲禧有拜将封侯之时，定不忘来时之路。”
父：“作为国家之人，务必牢记，伤人民就是伤国家。”
子：“无人民，何来国？人吃人的社会，国之万劫不复。”
是夜无雨。长烛将尽时，朗月出了东山。
吴济宽点点头，欣然一笑，叮嘱儿子早点睡觉，明日好踏上征程。
不日，吴仲禧、吴石结伴而至武昌。
“武昌军校”实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校址位于陆军第三中学堂旧址，但正在建设后期，尚未修缮完毕。学生先暂住学校附近各旅馆，每10天到都督府支领2元的膳宿费。有的同学忆述，至9月中旬入校，“这时我们才正式成为陆军学生”[2]。也有的同学言，“我们去时学校尚未修好，直等到双十节时校舍才修好”[3]，那便是10月10日。张治中则忆述，“入校是一九一二年冬季”。但学制两年，按照规定，应是“自正月初八日起至第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分为两学年”[4]，每年如此。
学校位于武昌巡司河西岸，水系众多，一侧为南湖，一侧为长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那段日子，吴仲禧去看过长江，望着滔滔江水，心头禁不住生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感慨。也去过阅马场，一想到这里正是武昌起义之地，禁不住热血沸腾。回想这大半年的经历，真不敢相信17岁的自己去过上海，去过南京，如今又来到武昌。虽然还没有在革命的熔炉中真正淬炼，却一直沿着革命者的足迹不断探索、前行，难不成这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
很快，他们进了学校，开启了军校生涯。机会格外宝贵。他们所需被服、书籍、笔墨、纸张及必不可少之用具，皆由学校“贷与支给”[5]。用通俗之语讲，就是管吃管住管穿管用。伙食不错，每餐“四菜一汤”，另外，每月还“享有2元津贴”[6]。吴石的感觉“不啻是进了天堂”，于吴仲禧而言，更是天堂中的天堂。
如此好的条件，若学不上真知识，学不出真本事，真是无可救药。吴仲禧暗暗为自己打气，学习十分刻苦，不敢有丝毫懒惰与懈怠。
陆军预备学校是“基础教育”[7]。学校直隶于陆军训练总监。学校内部划分为校本处、教授处、训育处三处，设有校长、教育长、校副官、各科教员长、队长、排长等各级主管人员。
即便是基础教育，对于吴仲禧而言也是全新的学习环境与学习内容。
两年中，于学科方面，吴仲禧主要学习了国文、修身、辩学（逻辑学）、外语、历史、地理、数学、格致、测绘、兵学、马学、卫生、训诫等课目。术科训练方面，主要有各式操练、各种武器的使用技术、各种射击法和野外演习等课目。但是，和张治中一样，他对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等课程，虽然也很有兴趣，但学习起来十分吃力，如张治中所言，“很吃力地学，但总弄不大清楚”，常常为了一道算术题，“白天想不通，晚上想，走路、吃饭甚至做梦也还在想”。
吴仲禧虽底子薄一些，但他如饥似渴、孜孜不倦，以笨鸟先飞之谦虚与务实，让自己不拖班级之后腿。人之少年时期，记忆力尤佳，只要下功夫，花时间，该记的都能记下，该背的都能背会。他更自知年龄小，个子矮，便效仿古人闻鸡起舞，每日很早，于晨曦微现之前起床，来到操场，先跑步锻炼肌体，再操练动作，让自己更富于军人之体魄。
逐渐，吴仲禧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热心服务；具备了一些军事素养，如野外行军、宿营、指挥；形态方面，则口齿清晰、声音洪亮、态度自如，越来越符合一个合格的军人标准，知识程度“与文中学二年级以上之学生相等”[8]，为将来升入军官学校打下了基础，做好了预备。
时局，却远没有校园这般宁静。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中国民主宪政先驱宋教仁在上海车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年仅31岁。而下达暗杀指令的正是袁世凯。
宋教仁之死令天下哗然。
1913年4月至7月间，孙中山先生在不同场合表示，宋教仁案，“北京政府之种种牵涉已成事实，无可掩饰”[9]，“民众极为愤慨，形势十分严重，中国正濒临最激烈最危险的危机边缘”[10]，“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熄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11]。
1913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自任总理。孙中山发布《讨袁告示》：“为袁贼窃权弄柄，专制皇帝一般……民国人民为主，岂能袖手旁观！为此申罪致讨，扫除专制凶顽，改革恶劣政治，恢复人命主权。本军志在讨贼，与民毫不相关，同胞各安生业，慎勿惊扰不安。”[12]
1913年7月12日，江西李烈钧起兵讨袁，揭开“二次革命”的序幕。
吴仲禧关注着动荡的时局。此时，“吴石约福建籍的同学一同回福建参加倒袁运动”，自然少不了拉上吴仲禧，但因海上交通临时受阻大家未能成行。
学校有一名江西籍同学雷英潜返九江参加李烈钧在江西开展的反袁运动而被捕牺牲，吴仲禧、吴石等福建籍同学在校园某个角落秘密设立灵堂，一起进行悼念，挽联由吴石撰写，祭后火化。学校有明确规定，紊乱军纪屡犯规则者将被退学，而参与政治活动属于顶风违纪，轻则受处分，重则要被开除学籍。但大家义愤填膺，全然不顾此举可能给个人造成的风险，觉得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不足以表达悲愤的心情，不足以弘毅明志。“挽联虽在熊熊的烈焰中化成灰，但已化作吴石与同学心中追求民主的信念，大家发誓要为雷英同学报仇，为保卫共和付出自己的心血”。[13]
两年学习生涯，一晃就到了尾声。对于这一批学生，副总统黎元洪一直在争取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私人武装，他常请学生到都督府（黎元洪在武昌曾以湖北都督遥领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后当选为正式副总统）做客，让他们品尝点心，送刻了自己名字的笔和文具用品。学生们之所以到黎元洪那里去，是由于校长“牵线搭桥”。时任校长是金永炎，曾参与策划黎元洪的一切政治活动，是黎元洪的铁杆队友，其幕僚中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学生们很较真，没有被糖衣炮弹击倒，反而于私底下悄悄说“不吃都督饼，不做都督仆役”[14]。之后，黎元洪进了北平，金永炎跟着走了，应龙翔接任校长。
对于学校内部人事变革，吴仲禧不以为然，谁当校长都一样，他只须做一个和张治中一样“纯洁的、肯用功的、有志气的青年”便可。
将届毕业之时，学校申请陆军部派员莅临学校，会同校长进行考试。考试成绩结合平日成绩分别次序，考试合格者汇呈陆军总长“发给毕业证书”[15]。
吴仲禧各门功课考试成绩，有的合格，有的优秀，他平时成绩多为良好及优秀。吴石的成绩比他要好，吴仲禧言，吴石“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16]。对于吴石取得的成绩，吴仲禧没有丝毫的嫉妒，而是充满羡慕和尊敬，这一种胸襟宽大的体现，或许正来自吴济宽当时对儿子的谆谆教诲。
总体而言，吴仲禧德智体美劳均获成长，此时他所具备的知识，在学科方面，“比较高师的课程，稍逊一筹”；军事方面的能力，“勉可胜任初级干部”。[17]
与吴仲禧同期毕业的学生，总计近1000人。寻不到吴仲禧或同期学生毕业证书，下图为1916年12月毕业生邓演达之毕业证书。
邓演达的毕业证书[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