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军“过境”牵线
1934年6月的一天，吴仲禧租住的三楼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
王静澜推开门，来人高个儿，戴金丝边眼镜，留八字胡，浓眉大眼，年纪与吴仲禧相仿。
“请问奋飞兄在家吗？”
王静澜便知是丈夫的熟人介绍而来，忙热情地将客人让进客厅，吴仲禧闻讯从书房出来，热情地问：“您是？”
来人从提包里掏出一封信：“是正成兄介绍我来的。”
一听是季方介绍的朋友，吴仲禧十分高兴，赶紧请来人落座，让夫人沏茶，看时近中午，又让夫人准备午饭。
来人是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37]。
吴仲禧问起季方近况，王绍鏊告诉他，“闽变”失败之后，季方在上海市郊隐居待时，后因旧友被捕而被南京司令部拘禁。
吴仲禧急切地问：“那现在如何？”
王绍鏊道：“经审讯后获准交保释出，如今正溯江游历，看望黄埔旧友，无碍！”
吴仲禧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一番寒暄之后，王绍鏊直奔主题，有要事请求吴仲禧设法通过关系面谒陈济棠。
吴仲禧一愣，他和陈济棠并不熟悉，便问：“可否告诉我所为何事？”
王绍鏊降低声调说：“我受上海各方面的委托，面见陈济棠谈些时局问题。”
吴仲禧又问：“是否为反蒋之事？”
王绍鏊稍一犹豫：“此事比反蒋问题更为重要。”
王绍鏊不和盘托出，吴仲禧便明白，此事涉及机密。但此事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办到。
见吴仲禧面露难色，王绍鏊只好如实相告：“我见陈济棠只求一事，江西红军经过粤湘边境时，只要广东不出兵，红军也决不来犯广东。”
言既至此，吴仲禧便猜出王绍鏊身份——冒险为红军当说客的人，还能是什么人呢，共产党！
吴仲禧很感动，王绍鏊能对他说实话表明对他完全信任。虽然王绍鏊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明身份，也没说谁派他前来，但大家都是明白人，心照不宣。
此事，若张发奎当家，没有任何问题，可吴仲禧只是余汉谋部的一个高级参谋，与陈济棠差着几个台阶。陈济棠时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位高权重，别说自己无法接近——即便找到能够接近之人，还要牵线搭桥促成此事，难度、危险较大。但他从王绍鏊的神态和语气中揣测出此事对共产党事关重大，甚至关乎事业成败，因此，他要硬着头皮一试。
午饭后，王绍鏊告辞离去，回旅馆等消息。
下午，吴仲禧去找唐灏青，恳托他“转请原第四军同事、时任陈济棠的参谋长缪培南代为说项”[38]。吴仲禧这是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其实唐灏青可以见到陈济棠，但吴仲禧为唐灏青着想，因与陈济棠谈论政事，唐灏青还不够资格，万一引起陈济棠怀疑麻烦就大了。缪培南吴仲禧以前也很熟悉，当年北伐之时，缪培南是第十二师师长，吴仲禧为第二十六师代师长，是同僚。那为何又要经唐灏青中转？因吴仲禧与缪培南已久无交往，断了联系，若突然上门冒昧提出此要求实显唐突。
后来，有人论及此事言，“吴请唐灏青转托缪培南向陈济棠提出王绍鏊求见，是合乎情理、切实稳妥的”。[39]
若干年后，当吴仲禧的子女们在忆述父亲革命生涯时也说过，事后王绍鏊告诉父亲，他已与陈济棠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这促成了后来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的直接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创造了条件。
在办理此事过程中，吴仲禧与王绍鏊有过几次接触。王绍鏊多次谈论对政治时局的看法，使吴仲禧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相互间增进了友谊和了解，这也为他后来通过王绍鏊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据爱国商人程万琦回忆，他的父亲程泽敏与红军总司令朱德交好，红军代表和陈济棠代表秘密谈判期间，在这共产党正陷入长征中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程泽敏给陈济棠带去了朱德的一封信——《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
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大侵略，愈演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1.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2.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3.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4.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5.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
德 手启[40]
关于此事的背景是，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采用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向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规模空前。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红军准备过粤北前，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的明确任务是“保境安民”。他虽命令部队在红军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但又私底下强调，“修造之事，不急于一时，弟兄们慢慢来，慢慢来就好”。陈济棠这样做的原因是既让蒋介石觉得自己在不遗余力地堵截红军，又要兑现承诺，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象征性地追追尾，放几声空枪。
红军过境时，陈济棠又重新认真地强调了战场纪律：“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硬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不仅如此，陈济棠还对红军需要的盐、布等必需物资一律放行，并拨给红军十万发子弹。[41]
后世文人熊育群有赋曰：
遭围剿之灾阨兮，迫苏区之危急。召红军之于都兮，图战略之转移。渡浮桥之不舍兮，冀突围之重振。涉长路之漫漫兮，入粤北之南雄。战乌迳之田心兮，破封锁之首捷。……两万五之征程兮，邈悠悠之无极。越岭南之始行兮，若铁流之滚滚。……[42]
美国人斯诺言：“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即将终结，认为这定是红军的死亡之旅……而此前蒋介石一度真的相信自己夸下的海口——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43]
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吴仲禧当时不知，他为此亦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其实，那时他心里也燃烧着火把，你看——
“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真是可以光照十里……过山时，先头的已鱼贯地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里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44]……
是的，从1927年起，吴仲禧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同时，一直在等待着“天降大任”的机会。这一时期是他的政治理想重要的转折时期，他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并开启“从旧营垒转入共产主义者的行列”[45]的征程。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时任广州实践中学校长的郭翘然后来忆述，“我在广州，亦为此而与吴仲禧等加紧联系，并先后邀请进步学者邓初民、肖隽英等到实践中学作‘时事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讲演，为响应《八一宣言》进行宣传。”[46]
吴仲禧在演讲中说：“同学们，如今这情势，‘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绝不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从未歇息，你看他们，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冀、察、绥和北方各省，这才不到4年时间，我大美山河，差不多半壁已被日寇占领和侵袭。正所谓，想当年龙虎几纷争，到如今竟成何究竟？登楼自省，觉英雄热血变成冰！”报告厅响起激烈的掌声。
吴仲禧继续讲道：“得了半壁江山，日寇就会就此止步吗？绝不会！日寇最终的目的是要亡我华夏民族，将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他们的殖民地，将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那时候他们想来就来，想如何攫取就如何攫取，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呜呼哀哉！长此下去，我五千年古国就不复存在，我们中国人就成了世界上最低人一等的人，甚至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吴仲禧举例说：“这几年，我们广州发展得不错，物价不但稳定，还下降了一些，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码头增多，市容扩大，建筑物、汽车也多了起来，广州中心商业区也形成了，经济、商业非常繁荣，我和同学们以及你们的亲人一起，正在享受美好的生活，可是，如果日寇的铁蹄践踏至此，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你们不再有书读，不再有安全之感，我们日日要面对日寇的狞笑和刺刀！阎罗王的勾牒时时到，那将是什么样的生活！”
吴仲禧振臂一呼：“同学们，抗日救国，是我们的神圣天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将会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的号召，动员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久不息的掌声如珠江滚滚的波涛之声。
事后，郭翘然伸出大拇指称赞吴仲禧讲得酣畅淋漓，真是异常痛快！
【注释】
[1]张喜海：《大张人诗词集——国民党抗日将领颂》，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32页。
[2]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史料选编 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2010年，第460页。
[3]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史料选编——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2010年，第460页。
[4]林亨元：《记吴仲禧同志二三事》，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5]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6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6]《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第三期，1984年4月16日，第4页。
[7]《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第三期，1984年4月16日，第4页。
[8]《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第三期，1984年4月16日，第5页。
[9]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台江革命史》，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10]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台江革命史》，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11]林亨元：《记吴仲禧同志二三事》，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12]《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第三期，1984年4月16日，第5页。
[13]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14]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15]郑太初：《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卷 教育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246页。
[16]《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第三期，1984年4月16日，第6页。
[17]李济深：《李济深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18]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233页。
[19]1933年11月22日福建《人民日报》，转引自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原编者注：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尚有余心清，系代表冯玉祥。
[20]《李章达等宣告实行脱离国民党籍启事》，徐天胎编著：《福建民国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472页。
[21]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22]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断片》，福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页。
[23]林植夫：《“闽变”这一幕》，福建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福建抗日战争纪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4页。
[24]林植夫：《“闽变”这一幕》，福建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福建抗日战争纪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6页。
[25]《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戴逸、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1040—1041页。
[26]厦门《江声报》，1933年12月8日。
[27]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28]《蔡廷锴自传》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页。
[29]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2页。
[30]《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31]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32]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33]《私立福州双虹小学简史》，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第三期，1984年4月16日，第7页。
[34]吴群敢：《乱世劲草》。
[35]吴惠卿：《怀念爸爸》，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36]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
[37]王绍鏊：江苏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1年回国后，曾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发起组织国难救济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8]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39]力群：《一个值得查证的重要史实——初期推动陈济棠同红军谈判的中共使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40]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53—55页。
[41]程桂芳编著：《担当 程万琦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42]《红军长征过粤北赋》，熊育群：《我的一生在我之外》，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247页。
[43]［美］埃德加·斯诺著，王涛译：《红星照耀中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42页。
[44]富春：《夜行军》，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13页。
[45]林亨元、王昌明：《吴仲禧传略》，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潜龙潭老将军——吴仲禧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160页。
[46]郭翘然：《我从事华南民主运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