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华南》撰稿
为使广大军民从广州沦陷的悲观气氛中振作起来，加强抗战信心，坚持抗战到底，1939年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创办了机关刊物《新华南》，是一份16开半月刊杂志。
《新华南》是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的，未挂共产党机关刊的牌子。主编由中山大学著名教授、时任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中共秘密党员尚仲衣担任（实际工作由石辟澜主持），编委为石辟澜、任毕明（李汉魂秘书，思想倾向进步）、何家槐（中共秘密党员、张发奎秘书）。
但是，《新华南》的创办“生不逢时”。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其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大肆残杀、逮捕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0余人。对于初生的《新华南》也采取各种手段妄图搞垮，比如，在稿件审查上加以阉割、腰斩、删削以至全篇扣留：“常横遭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无理阉割和检扣”，“好端端的一整期稿子，被抽筋剜肚斫去了三分之一至五分之四”，“甚焉者还要追究文责，无妄之灾，从天而降”。[2]第二是控制印刷条件，卡断邮路；第三是跟踪《新华南》的工作人员，监视、甚至逮捕，特务的行为肆无忌惮，他们在“我们报社的对面五六十米处专门租一间大房子住下，并把报社的围墙凿开一个大窗，整天监视着我们的行动”，[3]有的青年读者因此而受到审查或被投进监狱。
1940年三四月间，《新华南》被迫停刊。
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迫于各方压力，允准《新华南》复刊。《新华南》对编委会进行改组，吸收了一部分党外著名人士参加，新的编委为“李章达、张文、任毕明、何家槐、李筱峰、谭天度、陈原、魏中天，仍挂石辟澜为主编和发行人”。《新华南》改为每月一期。专栏较多，包括“社论”“特辑”“工作与通讯”“青年问题特辑”“抗战讲座”“评介”“文艺”“奉函专载”“华南之页”“简复”“编后记”等。
在此种险恶情境下，吴仲禧也加入到撰稿人的队伍之中。
杨应彬言，“特支成员还推动四战区的副参谋长陈宝仓、高参李章达、军法执行监吴仲禧（作者注：担任军法执行监是之后的事）等高级将领写了文章”。
左洪涛同志时任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吴仲禧不但同他交换过对第四战区一些高级将领的看法，一致认为吴石、陈宝仓、张励、麦朝枢等人对蒋不满、倾向民主，可以多做团结工作，还介绍陈宝仓与他建立联系。陈宝仓先后担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政事务，也是吴仲禧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友。
陈宝仓为《新华南》撰写了《天寒岁暮敌的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 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文章。左洪涛晚年回忆：“陈宝仓同志当时在张发奎所属高级军事指挥机关职位上，是我们的上级、首长，而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和战斗任务方面，则是我们真诚的同盟者、战友和挚友。陈宝仓领导刘田夫、何家槐和我编写了《游击战规范》，举办了多期游击战战术训练班，这些教材也通过我们转送到了延安。”
一则资料中记载，当时杂志“除了发表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外，在该刊发表文章的更多是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如：乔木、许涤新、李章达、沈钧儒、吴仲禧、司马文森、夏衍、千家驹、章乃器、钟敬文、孙大光、草明、刘思慕、毕群华、宋绿伊、沈振黄、孙慎等”。[4]其中，有些稿件来自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和国民党军政要员之笔。
7月1日出版的《新华南》发表了吴仲禧的一篇文章。
抗战三周年的工作经验与教训
吴仲禧
“七七”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远东，震动了全世界。百年来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华民族，竟然面向敌人——日本作狮子吼。一年，二年的过着。现在又到了中华民族发动神圣抗战三周年的时候了。在战事初起时，粗暴的日本军阀，昂然自大的东方民主国，谁都料不到：中国的抗战，竟延续到三年，并且会把自称世界第一的陆军，打得落花流水，把敌人拖入泥淖中，而自己却一步赶一步的走向胜利之路。料得到的，倒是我们自己，我们在屈服与抗战到底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全国的意志，集中于抗日，表现空前的团结。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从事革命战争，予敌人以无情的打击。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四个月的徐州会战，六个月的武汉会战，尽量消耗了敌人。同时对内则修明政治，致力生产建设，奠立建国的基础，充实抗战的力量。在抗战第二周年的时候，事实已经替我们说明：敌人的军事进攻已由抛物线的顶点向下溜了，那么，更在内政外交窘态毕露之下，唯有发动政治经济的进攻，以遮掩军事失败的耻辱，而欺骗它国内劳苦大众。
可是军事的攻势，与政治经济的攻势，是互为消长的。离第二周年不久的时间，我们就取得湘北会战绝大的胜利。那一役指出敌人愈战愈弱，攻则必败；我则愈战愈强，守则必固，树我军事胜利的基础。此后粤北之捷，打破敌人打通粤汉路的妄想；桂南之捷，打破敌人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的妄想；绥西之捷，粉碎敌人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的妄想；豫鄂大歼灭战，更予敌人侵扰华中腹地的毒计，以重大的教训。最近汉宜道上的战讯，敌人所望巩固武汉外围者，我军反迫近汉阳。就是一年来晋省以及各沦陷区内的游击战争，逐渐消耗敌人并牵制了敌人数十万军队而使其疲于奔命。在军事上更注定了敌人不可挽救的命运。
但是，敌人的政治进攻又如何呢？豢养已久的汪精卫之流，在本年三月继王克敏、梁鸿志之后而粉墨登台，妄想以政治分化之谋，侵略中国，藉以欺骗敌国国民，并以摇动国际视听。我民众早已彻悟，蒋委员长“屈服即自促灭亡”之昭示，且坚定三民主义之信仰，认为“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再接再厉，粉碎敌伪“投降的和平”之号召。我政府复宣布准备实施宪政，切实推行新县制，坚立政治壁垒，敌伪更无所施其技。而各友邦严正的立场，不承认汪逆的组织，更使我们在艰苦奋斗之中，得到无限的安慰，而使敌伪们丧气。
敌人为先天不足的国家，在“速战速决”情况之下，或可压榨国内民众的血汗于一时。如果长期作战，不但国内政治会生极严重的反响，且其人民在层层削剥之余，亦榨无可榨。惟是敌人对于“事变”，既一年，二年，三年全无解决的把握，也只得东施效颦，改唱“百年战争”，以自解嘲，一方面想断绝我海外物资来源，一方面想在沦陷区实施掠夺，以弥补其损失，并充实其滥费。然我自抗战开始，即按照“持久战”的方针，一面作战，一面生产，一年来西部诸省之建设，突飞猛进，西康的开发，表示我国无尽藏的物资，正用之不竭。以我大众生活的简单，战术的灵活，很容易达到自足自给的程度。至于敌人在沦陷区内成立经济掠夺机构，在我广泛游击之下，亦无法发展。
在敌阀钳制人民言论之下，而敌国人民因物力缺乏，物价高涨，壮丁丧失，战事结束悠悠无期，其不满之情绪，尚复时时流露于文字。在华军队及国内反战暴动，亦时有所闻。去年欧战将发之际，德国忽和苏联订立不侵略协定，更使敌人在外交上，彷徨无措。美国既坚决不变反对侵略者之立场，且利用废止商约，为制裁之工具。苏联则陈兵远东，守待时机，并不绝予我国以声援。任使敌内阁频更，媚美媚苏，均不得要领。内政外交，都陷于绝境。
我们——担任抗战一部工作的人们，随时体察敌消我长的情形，而谋努力之道。诚以此次抗战建国之使命，既适落在我们这一辈身上，宜如何方能达到必胜必成之目的，殊应时时刻刻发挥吾人的才智和力量以促早日的实现。宿命论者，以为天相中国，把我们抗战的成就，委诸运数；机械论者，以为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能同化异族，必不会灭亡。把抗战的成就，列入死的形式的逻辑。这一帮人每因抗战过程表面稍有逆转，即转变其论调，根本无视在抗战中一切事物全般之事物发展，而不求其进步。这都是于抗战前途有重大的阻碍。我们要承认：在抗战第三年中，尚有少数人持此有害论调，或为其所摇动。譬如：去年粤北紧张之时，必败论者又渐渐抬头，到了捷报一传，又来了一套必胜论，好像抗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知环境的变化，忘却自己的努力，是任何问题都不能对付的。尤其是：身居后方的民众对于战时错综的现象，在各具坚决不摇之意志外，还要增进本身的辨识力，来体察剖解变化的踪迹，而为努力的对象。而政府对于民众，则除以事实坚定人民信仰之外，还要使用种种方法，提高人民的知识，才能够发动它，推进战时工作。
社会经济的组织，在战时表现畸形的发展，乃必然的状况。人民生活习惯，当然亦受深大之影响。在今天，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其相去之远，亦足惊心。实在个人思想与行动，有不可分的关系，奢靡生活的行动，很容易引人养成懒情颓废的思想。然而太过穷困的生活，亦非所宜。在平定物价未有确实执行的时候，平民所以维持生计，无法应付，则欲灌输抗战知识，引导抗战行动，必有“缘木求鱼”之感。并且在物价伸涨的时候，如果放任不加限制，其结果所有资本，将趋于屯货之一途，而人民亦皆重商而轻工农，间接削减生产力，于抗战建国之原则，均有违背。所以对于生活日用品的价格，须有相当的稳定，对于奢侈品的价格，则不妨以抽税的方法，将其所获之利润还诸大众。
在上面我所提出提高民众知识和稳定平民生活两点，在现在抗战第三周年了，似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在过去发动抗战工作时候，最感困难的，恐怕还是民众知识太低和生活太苦的原因，而阻滞工作的发展吧！
在欧战急剧变化，侵略国趾高气扬时候，敌人的进攻，当不惜拚其一掷；而英法的处境，更使敌人想早日结束在华战事，俾有余力，觊觎远东殖民地，并乘机敲诈。那么，第四年的抗战，是益趋严重的关头，然而，也是敌寇最后的挣扎。我们要把在抗战中学习的经验，注视敌寇的行动和环境的变化，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新华南》第二卷第八期，1940年7月1日）
透过此文，我们看到一位爱国者发自肺腑的心声：“全国的意志，集中于抗日”；看到一位爱国者的信心：“敌人的军事进攻已由抛物线的顶点向下溜了”；看到他对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深深折服：“按照‘持久战’的方针，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看到对某些做派之滑稽的无情批判，将其归类为“宿命论者”“机械论者”“必败论者”“必胜论者”；也看到作者对“都市生活”之“奢靡”与“乡村生活”之“穷困”之间的“差距”感到“惊心”，且提出了对“奢侈品”“抽税”之方法，可谓拳拳之心，赤子情怀。
《新华南》不但在广东省内有较大影响，且远及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当时发行量五千多份，有时也达到七八千份，“但每一份，往往成为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间学校和一班青年共同享受的珍贵读物”。[5]
不过，若干年后，吴仲禧在《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几点说明》中否认写过此文，“经我再三回忆，还想不起。因为我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写过什么文章，1940年夏天又是日寇对韶关大轰炸的时候，我忙于做防空、防袭工作，也没有可能（有）时间去写什么文章。这是我敢于肯定的。不过，当时是否可能有人写了文章以我的名义去发表呢？我至今还想不起有这个印象。但我愿意继续回忆，尽可能弄清这个问题。”
时过境迁，斯人已逝，笔者没有机会向吴仲禧当面了解，但是，这一“关于历史问题的说明”是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进行的，彼时的“否认”未必是吴仲禧真实的心声，那个时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不失为明智之举。笔者则相信，这是吴仲禧的文字，因为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颗忧患且赤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