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的国庆节，笔者来到卢沟桥。
北京的秋天，天气已然变冷，天空阴云密布，风中夹杂着雨丝。我立于风雨长亭之下，仿佛听到了连绵不绝的枪炮声，看到了中华勇士铁衣披雪、宝剑飞霜、叶染猩血的场景。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而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抵抗。
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7月17日，蒋介石明确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0]
新闻记者范长江在北平丰台目睹一列列火车正在加紧运送日本兵：“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11]接着北平、天津沦陷。
卢沟桥的炮声让张发奎义愤填膺：“大丈夫必当报效国家，如果此次仍不能对日作战，我就入寺为僧，永不问世事！”
吴仲禧咬牙切齿：“我以我血荐轩辕，杀日寇，保家卫国！”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沉睡的中华民族亦从梦中醒来——抗战全面爆发。
很快，日军铁蹄逼近淞沪地区。自1932年签订《淞沪协定》起，日本就在上海虹口和杨树浦一带驻军，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至七七事变前，已在其控制的地区建立了据点、登陆码头和补给点，蓄意为再次发动战争做准备。
上海，成为日军首个战略目标。
一天，吴仲禧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封信，撕开封口一看，惊喜异常，竟是王绍鏊的亲笔信。
王绍鏊此次住在嘉兴北门附近颇有气势的沈家老宅，为遮人耳目，装扮成一个商人。
老友重逢，相谈甚欢。王绍鏊不再像上次那样讳言身份，而是开门见山：“老吴，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与你见面的。”
吴仲禧急切地说：“自上次一别，再无你的消息，我一直都很担心！”
王绍鏊叹了口气：“去年6月我在南京浦口被特务逮捕，一直被关押，还差点被枪毙，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一获释就来找你。”
当时王绍鏊奉命赴北方劝诱阎锡山加入抗日倒蒋阵营，并联络孙殿英以响应，但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徐恩曾手下的特务以“绑票式”逮捕，秘密拘禁在城内灯笼巷的第二招待所，虽受特务威胁利诱，但不为所动。几月之后，又被移禁于城外吉祥村反省院内“中央党部政治未决犯寄押室”。七七事变后，“八月四日始行释出”[12]。
王绍鏊还告诉吴仲禧，他现在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工作，参与中共中央特科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算是“特别党员”，此次来是受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委派。
王绍鏊虽未言明受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委派，但吴仲禧猜到应该是周恩来。
吴仲禧问：“不知季方兄如今何在？”
王绍鏊说：“他因事前往北平，如今交通中断，无法南旋。”
“——那”，吴仲禧欲言又止。
王绍鏊说：“奋飞兄有话不妨直言。”
吴仲禧眼里冒出兴奋的光芒，看到王绍鏊鼓励的目光，他再无丝毫迟疑，忙不迭地问：“像我这样的身份，是不是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话语一出，又觉得唐突。
王绍鏊一脸释然，面带微笑：“哦？那你说说看。”
吴仲禧便主动“坦白”——他是旧军人出身，也曾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但10年前他就向蒋先云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可蒋先云牺牲后，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合适的人谈论。
吴仲禧也仔细观察着王绍鏊的表情，王绍鏊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吴仲禧不知，党组织早就注意到了他，否则，这一次不会派王绍鏊来。多年的风云变幻，吴仲禧用言行向党证明着自己，此外还有季方、叶挺、王绍鏊等人对吴仲禧的举荐，组织已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同志。
听吴仲禧说完，王绍鏊非常高兴，他紧紧握住吴仲禧的手说：“你有这个意愿，我可以给你当介绍人，请你把自己的经历和志愿写成书面材料，我好带回交给组织审查。”
当着王绍鏊的面，吴仲禧提起毛笔奋笔疾书——往事如歌，历历在目，荏苒的时光和青春岁月里的烽火硝烟如一条潺潺的小溪在他的笔下汩汩流淌。
吴仲禧从凄惨的童年写起，护卫孙中山、上军校、与军阀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共产主义有初步的认识，在我革命的生涯中，我接触到很多具有英勇战斗精神和顽强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比如叶挺、张云逸、蒋先云等人，特别是恽代英同志几次在武汉大会上的讲话，让我非常激动，对我影响很大，我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恳切地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知不觉，一篇字迹工整的“入党志愿书”一气呵成。
吴仲禧郑重其事地交到王绍鏊手中，王绍鏊边认真阅读边频频点头。
王绍鏊又问了问吴仲禧的工作情况，吴仲禧告诉他，张发奎正在全力修建国防工事，另外，张发奎对国共两党的合作态度十分坚决，早已厌倦了内讧，多次强调只有枪口一致对外才能解救中华民族。
王绍鏊接过话头说：“我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你已大致了解，你要守住这个岗位，好好做抗日工作，张发奎现在的地位很重要，你又是可以对张发奎说话的人，要坚持做张发奎的工作，苏杭嘉一带能够守住，张发奎就是抗日英雄。”
王绍鏊返回上海后，吴仲禧在焦急且兴奋的等待中一日又一日地熬着。
不日，吴仲禧收到王绍鏊来信，说王昌明会带中共中央特种工作科何克希同志来嘉兴，他还告诉吴仲禧，他的入党申请已经获得党组织批准，王绍鏊、何克希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吴仲禧激动得手微微发抖，他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可他知道，虽然国共在合作，但鉴于以往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和成见，他不但不能告诉任何人，还要一直严守秘密。
吴仲禧后来回忆：“何克希在我家住了几天，向我讲了党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理，以及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还讲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13]
现场，何克希为吴仲禧办理了入党手续。当时，囿于条件，吴仲禧没有宣誓。直到1951年的一天上午，陈景文（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和吴仲禧约定在吴仲禧东山寓所补行宣誓仪式[14]，因为解放后中央规定，凡过去入党未履行宣誓仪式的都要补行宣誓，但组织上又考虑吴仲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补行入党宣誓时只能个别进行。
陈景文和吴仲禧肃立，吴仲禧举起右拳，宣读誓词：严守秘密，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宣誓完毕，吴仲禧已激动得泪光闪闪，口将言而嗫嚅，因凝噎而泣不成声，但继而又“表露出他一生中最神圣的笑容”[15]。
是啊，虽然这一时刻姗姗来迟，但他早已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党践行了曾作出的郑重的承诺——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为了人民的利益，虽然穿着“青天白日”帽徽军装，但始终以“白皮红心”不断完成党组织交代的特殊任务。
入党时，吴仲禧年已42岁。他是在日寇侵略中华的炮火硝烟中入的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火线入党”。
自此，他结束了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陷入政治苦恼的淤泥，加入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踏入革命的新征程；也“从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几经艰辛探索”[16]、“从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爱国将领”成长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7]。
何克希还特意将党组织安排的任务交代给他：“一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张发奎坚持抗战，不与我党发生摩擦；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配合、掩护战区里地下党的活动。”
吴仲禧欣然点头接受任务。
“但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的组织关系只作单线联系，失去联系时，不能向地方找关系，只能等待组织派人来找你。”何克希郑重地强调了组织纪律。
吴仲禧牢记于心。
8月13日，大战在即，“敌竟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会战序幕遂由此揭开”[18]。吴仲禧判断，因战事爆发，交通很快就会断绝，遂派王昌明再到上海联系，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几日后，王昌明陪何克希来到嘉兴，给吴仲禧交代任务，要求吴仲禧隐秘在张发奎上将总部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吴仲禧不知，和他一起生活的王昌明亦由王绍鏊介绍参加了上海地下党，也是单线联系，王昌明的上线是潘子俞。潘子俞曾对王昌明说：“我和吴仲禧联系的名字是何克希，我和你联系的名字是潘子俞。”[19]
这一“细节”，吴仲禧始终不知道。这是党的秘密战线的特殊性使然，无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