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初识叶挺
1924年10月，吴仲禧调入粤军第一师徐景堂部邓演达团余汉谋营担任上尉连长。邓演达因对军队建设十分重视，便广泛搜罗人才，包括吴仲禧在内，余汉谋、黄明、邓明汉、陈诚、史文桂、黄延桢、庄孟雄、蒋必、吴子泰、黄涛、张百川、张应良、李明等数十人，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罗致而成为部队新鲜血液和骨干。
1925年9月，戴戟担任陈铭枢任师长的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调吴仲禧担任团附。这是一支即将北伐的部队，出发前，部队在西江讲武堂进行整训。
1925年10月底，叶挺随第四军军部参加东征之后抵达肇庆，投入紧张的部队筹建工作。11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成立，叶挺任团长。部队归国民政府管辖，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掌握。11月底，叶挺随第四军军部南征邓本殷，“所向无敌，颇著战功”。
1926年1月初，叶挺返回肇庆。部队番号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仍归张发奎指挥，但有较大自主权。他带领部队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方面大力支援当地工农运动，协助组织群众团体，打击反动地主民团的破坏活动。
正是在这段时期，吴仲禧与叶挺相识。
其实，叶挺和吴仲禧是师兄弟。吴仲禧从“武昌军校”毕业时，叶挺刚入学校，两人是“前后脚”。吴仲禧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叶挺也刚进入学校，又是“前后脚”。师兄弟见面分外亲切。叶挺给吴仲禧的印象与众不同，他刚从苏联东方大学毕业归来，“精神面貌极其振奋，身材魁梧而又着装整洁，谈吐豪爽且声音洪亮，是一派新式革命军人的风范”[30]。
吴仲禧看到叶挺每天穿着整洁的军装、打着绑腿，大刀阔斧地训练部队，由于团参谋长和第一、二营的营长以及其他一些骨干都是叶挺亲自挑选的，自己又严格军风纪、作出表率，独立团的训练工作很快就走上了轨道，叶挺本人在团内团外开始拥有了很高的威望。
由于军队中同学多，关系融洽，紧张的训练之余，大家晚上会相约出去聚聚。讲武堂在城西景星坊，出门不远，有一家南门河酒家，经营地方菜肴。大家轮流请客。那时物价低廉，四五元够几个人饱餐一顿。
几人中，团级干部有吴仲禧、叶挺、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后升任副师长）朱晖日，营级干部有缪培南（后升任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黄琪翔（后任第一师一旅二团团长），都是今日或明日军中之星。大家把酒言欢，不亦乐乎。
叶挺从国外回来，见多识广，成为话题的中心。
吴仲禧端起酒杯，给叶挺敬酒：“喝了这杯酒，还请希夷兄多聊聊在苏联学习的收获，让我们开开眼界。”
叶挺一饮而尽后直率而又认真地说：“东方大学里学员成分也很复杂，彼此交往都很谨慎，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并不多。”
叶挺又说：“我倒是亲眼看到，苏联人民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精神意气风发，同时，他们艰苦创业，这使我看到了希望。”
吴仲禧说：“人民只有摆脱剥削和压迫，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过上好日子。”
叶挺不住地点头：“奋飞兄所言极是，各位学长、兄弟，现在我们要同仇敌忾，先打倒军阀，再驱逐帝国主义，这是我们军人神圣的职责！”
大家群情激昂，由衷地认同叶挺、吴仲禧的观点，只有中国和平了，才能腾出精力搞建设，改变贫穷与落后的面貌，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能吃肉、能喝酒。
吴仲禧起身说道：“古语道，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我相信中国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再干一杯，为未来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革命军人的豪情如岭南米酒的清香扶摇而上，在空气中弥漫。
吴仲禧并不知1924年叶挺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消息，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他仔细回味刚才叶挺所言，似与中共四大宣言的精神完全一致。
1925年3月11日，一个令天下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先生病情极度恶化，弥留之际，他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1]
“百粤旌旗惊后死，九州缟素哭先生”。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传出，举国哀悼。
吴仲禧浓黑的眉头攒簇成两个疙瘩，真想找个无人处放声大哭一场。他想起当年护卫孙中山先生的情形，不禁泪流满面，内心痛苦难以言状，精神受到的沉重打击难以形容。
他默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后，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周刊》创刊的亲笔题词。此后他多次题写，表明他领导国民党继续革命的决心与信心。
暮色如水，暗夜如年。吴钩月下，万里风尘。吴仲禧心里呼喊，苍天恁狠，虽苍天恁狠，但何须哽咽，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又出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又出一个豪杰，只须坚定地沿着孙先生的方向走。
在肇庆期间，吴仲禧还参加了叶挺的婚礼。婚礼在独立团团部所在地肇庆督署内举行，十分简朴。出席人员有双方的亲友，独立团连以上军官及肇庆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代表共约七八十人。酒宴按每人约一元的标准置办，费用从叶挺薪俸中扣除。
李章达作为介绍人出席。周恩来是主婚人。此时，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还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有人这样描述当时婚礼的场景：
婚礼正要进行，蒋介石带领陈诚走进大厅。
“希夷，恕我来迟。”
蒋介石转过脸来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怎么不给我透个风？”
周恩来说：“我知道您的公务太忙，怕走不开啊！”
蒋介石笑笑说：“再忙，希夷的喜酒我还是要饮的！”他环视热闹简朴的大厅：“这里很热闹，很好，总指挥是周恩来吧？请开始吧！”
“大家都热闹一下，就是没有料到你会大驾光临。你来总要表示一下，说两句吧！”周恩来对蒋介石说。
“既然来了，就讲几句。”蒋介石在大家掌声中开始讲话，“我首先祝贺叶挺和李秀文新婚快乐。其次我要讲，北伐马上就要开始，独立团不但要参战，还要打先锋。”[32]
1926年5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命令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先行出师北伐。
在1925年，吴仲禧曾随军开往广西讨伐军阀沈鸿英。他哪里知道自己前脚刚走，夫人王静澜就从福建带着孩子们后脚赶到，王静澜没想到部队“人去楼空”，却没有任何抱怨，又带着孩子们回到福建。
但吴仲禧行军至贺县（今贺州）时，因病不得不回肇庆就医，为不影响工作，还辞去相关职务——即王静澜和孩子们前脚刚走，吴仲禧后脚又赶到，又一次“失之交臂”。
回忆往事，98岁的吴群敢老人沉默许久，一字一字地对我说：“我们和母亲感情很深，她是一个明大义、暖人心的人。”[33]
5月初，吴仲禧病愈，经戴戟介绍到粤军暂编第八旅——徐汉臣旅“任中校主任参谋”[34]，部队驻扎新兴县。而一场平息叛乱的战斗正等着他。
叛乱的罪魁祸首为杨希闵、刘震寰。二人原系滇、桂地方军阀，曾以拥护革命为名，会同许崇智的粤军将叛军陈炯明赶出广州，此后便赖在广州城内不走。城头变幻大王旗，杨希闵、刘震寰凭借手中的武装有恃无恐，部队军纪极坏，扰民肆无忌惮，官兵俨然强盗一般，此外，还“强行支配广东财政”[35]，谋逆之心昭然若揭。
叛乱之起因，据国民政府军委会档案载，是“杨希闵、刘震寰等，以东征告成，我党军及粤军，势益雄厚。杨、刘等北结段氏，西联唐继尧，谋据广州，以推翻革命政府”。[36]
5月6日，杨希闵潜赴香港，密会段祺瑞的代表和唐继尧等，共商推翻广州政府之策。5月12日，唐继尧利用副元帅（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推举唐为副元帅，唐拒不接受。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唐即通电就副元帅职）名义，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广西省省长”，并认可了北洋政府委任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兼广东省省长”。杨希闵则自任“滇桂联军总司令”。
连日来，蒋介石、廖仲恺、许崇智等多次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推举蒋介石为行动总指挥，决定分军四路平叛。粤军第一师也接到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命令，徐汉臣旅奉命出击。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帮助下，广州罢工、罢市，以此钳制叛逆军队的运输及给养。
杨希闵、刘震寰集中兵力，冀图在广州东北郊及龙眼洞一带负隅顽抗。
此次战斗，徐汉臣旅疾行140余公里由新兴至广州。吴仲禧第一次上前线面对真刀真枪的敌人，但他毫无惧怕之心，而是沉着冷静，给指挥官出谋划策。
至11日午时，龙眼洞方面部队开始攻击叛军，很快占领地盘，取得初步胜利。翌日晨，在炮火纷飞中，一位亲历者记述，“在我们炮击石牌车站时，击毙滇军杨希闵第一师师长赵成梁”[37]。赵成梁是滇军的主要干将，是一张“王牌”，他的阵亡使得军心大乱，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士兵向石井一带仓皇逃窜。新街的刘震寰部亦遭联军重创，退至石井。
徐汉臣旅正在此等着他们，他们原定的任务是“守石井堵击”，见敌军仓皇逃窜、士气萎靡，吴仲禧建议“改守为攻”，主动出击。全旅将士鱼跃而出，喊杀声冲上云霄，敌兵见天降奇兵，更为慌乱，如无头的苍蝇乱成一锅粥。吴仲禧手持步枪，身先士卒冲在前面，遇抵抗者，吴仲禧果断拉动枪栓、扣动扳机，敌人一命呜呼。徐汉臣旅大获全胜，俘虏无数，“缴枪数千支”[38]。
战场之上，攻防之间，形势瞬息万变，吴仲禧临阵建议使局势变“被动”为“主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正是有了这样的战绩，徐旅“准备编师”[39]，后徐汉臣升任师长。
此役，张发奎团也在龙眼洞附近的瘦狗岭与滇军接仗，蒋光鼐团在观音山与残敌激战……
这一仗从开始到结束整整打了一星期，虽杨希闵、刘震寰等皆乘机遁逃香港，但如报纸载：“数万逆军，三年虎踞，雄视一切，至是一扫而荡除之矣。”
杨、刘叛乱的平定，让大元帅府剜掉了心腹大患，革命政权得到一定巩固。
7月1日，国民党改组大元帅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随后，国民政府师法俄国共产党“以党建校、以校领军”模式，将所属各军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国民革命军各军编成令：以黄埔军校训练的军官组成黄埔军校校军为第一军（军长蒋中正），“建国湘军”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建国滇军”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建国粤军”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建国粤军第三军即福军”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26年1月，改编湖南的“攻鄂军”为第六军（军长程潜）；3月，改编广西新桂系军队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6月，湖南的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部队改编为第八军。各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
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由广州迁到武汉。此后，便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当日，胜利之时，本该举杯畅饮，孰料吴仲禧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他请了假，踏上回闽的遥遥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