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而行，阡陌未改
谷林老人去世，我的难过和惆怅在于：从此再也没有这样什么都能深谈的长者了。
有幸读过老人的书（他写的，和他赐赠的），有幸与老人通信十年，是我珍贵的福分。在老人生前，我写过几篇文章，对这两方面作了一点儿记述，虽则并不全面——包括我提供予以刊布的老人来信，都是有选择的，并未完全反映彼此交谈的全部，因此刚才说“再也没有这样什么都能深谈的长者了”，那种黯然寂寥之痛，实在只有私心自知。
但现在不想过多重复那两类“如面谈”，只记录一下另一种“当面谈”，即我曾见过谷林老人四面的情形，以此琐碎片断点滴，聊充迟来的纪念。之后，才终于有机会上京拜谒请安。
二〇〇三年十月初，在结为忘年交五年有半
到了朝内大街的老人住址附近，因不辨具体地点，打了电话询问；结果去到那大院的对过路口时，已见老人急急走出——慈眉善目，眉发俱白，长身如鹤，翩然若尘外高人。欢喜相认，便随老人穿过院落，来到他的屋子。这天秋高气爽，丽阳晴照，映得书案所对窗子外的草木透明悦目；绿窗下书堆旁作一席快谈，畅心美意，直接领略了老人种种的好。
比如“看得开”。闲谈中可见出老人立身处事时时有一份通达、随喜：他说对身受的疾病听之不理；然而老人已八十有四了，却自体健神清。我说文章中数目字统一使用汉字或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各有不便，老人总的原则是认为应使用汉字（曾为此撰有专文），但又没有那么固执，在给某些报纸写文章时，也会随俗使用阿拉伯数字。
还比如“看得深”。对某些文化人，能识人于微、一语道破——虽然那口风态度，仍是平和冲淡、温柔敦厚的。
谈起往事，他说对杭州、重庆一坏一好的印象，实为经历的人事使然；家乡宁波已多年没有回去，母校老同学聚会也不参与，俱因人事全非。我说是啊，一个地方值不值得留恋，还在于人。
人，最大的话题自然是周作人。我留意到，谈及此人时老人神气最旺，一直谦和亲切的笑容中，一下子浮起了端严，眉发鼻眼耸动，精光顿发，整张脸都活了。（以后几次见面，一涉及这个话题皆如此。）
我带去了一本老人来信中念叨了多次的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暮年上娱》，在路途上读了一点，对俞平伯一九八三年初一封信中，谈到昔年恩师周作人时的态度和语气，甚感刺眼和错愕。本来我因俞在周氏入狱后曾公开呼吁求援而对他颇有好感（无关周作人“落水”事件的是非判断，只是从人情恩义的角度出发），现在看了这封晚年私信，则“读之令人寡欢”了（俞原信此语，恰是我的感受）。把这意思告诉谷林老人，老人点头说，周、俞关系确不如我们从一般记述中所得浮泛印象那么亲密，如早年周氏女儿夭亡（周年祭？），周信告废名而没有告知俞；又如《知堂回想录》，那么重要的一本书，俞竟不知，是邓云乡送他的。
作为俞平伯的对比，谷林老人列举了三个对周氏“善始善终”、不离不弃、有道义而又敢于公开直言的人，包括俞平伯的内弟许宝骙，以及张申府、废名。又说，由这样的三个好人，以及叶先生（指叶圣陶，谷林对这位曾经的领导十分推崇恭敬，交谈中不呼其名）对待周作人的态度，可知周氏究竟是怎样的人。老人这意思仿佛石破天惊，其实甚为朴实家常，正是最直接的判别一个人的法子；就其本意而言（依然无关对周氏“落水”的看法），我很喜欢这种“不讲道理”的“友吾友”之道。至于“叶圣陶的态度”，上举俞平伯那封信，叶圣陶收到后的回复对老友此议避而不谈，似可证谷林老人之言。
此外，老人在平缓中掩不住激昂地道出的，还有周作人“附逆”的许宝骙之“孤证”；关于同样一件事、同样一种效果，如何能取双重标准，以在上者意图为依归，对与错，反手成云覆手成雨；关于周氏“落水”后不得不说的官话套话；以及不同意钟叔河出版周氏著作时的口号“人归人，文归文”，等等，都是能使人一言惊醒的人情常理之论。
这番畅聚晤谈，得益最大、感铭最深的，是关于周作人，甚感老人的道义与感情。但也远不止于此端，近三个小时中，喝着老人亲手沏的茶，绿窗下得半日之闲闲言笑，亦真好比周作人说过的，可抵十年尘梦了。
至中午，告辞。老人仍如此温厚、守礼，又亲自送出院外。到大街边，指点了我问他的、来信中常谈到的附近书店之所在；然后我请他先回，他仍是笑眯眯地说：“我们各走各的吧”，意指应效王勃之送别，不必作“儿女共沾巾”之态。——他能敏锐地感觉到我怅怅的心理，而让我再次认识到他的洒脱。于是彼此一笑，都不驻足目送了，就在秋日澄明的阳光中挥别，各自离去。
在老人常去逛的那间书店没找到合意的好书，不过，会面时已在老人手上得了更具留念意味的两册。一是老人以端庄秀丽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地手录的一厚册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二是其《书边杂写》的重印本。
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第一辑的《书边杂写》，一九九五年三月一版。我就是因读后大感倾心，旋即修书致意，由此订交的。这次上京前先将该书寄去，请求在上面写几句话，待我面谒时再取回。因为原书里里外外已被我也作过一番“书边杂写”，老人无从下笔，干脆另送我一本新净的一九九六年四月的二印本（我在原书上的读后批注，老人说已过录下来）。书后有老人“癸未秋分后一日”的漂亮行楷小字跋语一则，谓此重印“误植略有更正，亦未能尽扫也”；中记因缘、抒情意若干，亦正如末赋之诗句，是“淡墨斜行情未了”矣。
谷林持赠笔者的《书边杂写》二印本书影和卷末题跋。
到二〇〇五年八月底，又得访老人于朝内寓所。
老人即将搬家，遵其意，在架上选书一批，共二十余种。老人说我拿得太少了，一再以方便搬迁让我尽量“消纳”；我说是希望多来看你，下次再要。其实是别有原因的。一来，我以前读张中行文章记周作人暮年将图书分赠故旧的故事，受了影响，总感到文人晚岁散书，有一份凄凉意味，于是存了可笑的念头，希望少拿一点，减少其“及身散之”的不吉利。（前阵子读到陆灏兄怀念谷林老人的文章《长生》，援引老人说法，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使我甚感自己以前这念头是迂腐了。）二来，也并非老人的全部旧藏我都感兴趣。像某位现尚在世的文史名人、书话大家的著作，谷林老人曾经极为欣赏，藏有他几乎所有的精致旧版本，按旧书界圈子炒作的行情，也极珍贵；老人见我扫了一眼却没有取下，笑着说：先前止庵已经来挑了一堆书，也没有要这几种。我说：正是您在信中表示反感此君对待周作人落难的态度，影响了我啊。后来我向止庵兄谈起，他说他也是因不值其人其文而不肯携归。
然则这二十多本都是我喜欢的，略举数例。
近人书话多种，最欣喜的是港版黄俊东《猎书小记》。近年陈子善为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台港名家书话文丛”，从黄俊东此书及其别的著述中编选了一本同名的《猎书小记》，但我更爱这个香港明窗出版社的七十年代末旧版之书品雅致。正文前有谷林老人一九九七年五月底一段题跋，全录如下：“此凤卿旧物也。春芳接子钦先生函，令洪帆检交葭管，自上海寄来。顷翻张紫葛‘吴宓传’，版权页背有广告，列陈子善主编‘台港名家书话文丛’第一辑六种，其第五种曰《猎书小记》，当即此书也。而凤卿墓头已有宿草。”——我现在重读之，虽谷林老人身后无墓，情却同此。这本关于书的书，流经两位逝者之手，寄寓双重的人情缘分，于今于我，正是恰当的怀人旧物了。
古人著作方面，有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旧版刻本。谷林老人来信中曾几次摘引渔洋诗句，引发我的兴趣，手头没有王集，这次便特别提出，承老人检出见赠。有冯统编校、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天风阁丛书”的纳兰性德《饮水词》，和岳麓书社的《八指头陀诗文集》，这两个清人集子，都是我八十年代念大学时从图书馆借读过而极为喜欢的，而今在谷林老人处得以重聚。还有清人潘荣陛与富察敦崇著的《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这本薄薄的书，我这些年不时都会因应岁时节候拿来翻翻。
怀人忆旧、人物论集一批，其中岳麓书社“凤凰丛书”的荒芜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后来我曾以谷林老人在此书中的批注评点、过录的其他评说资料、夹存的剪报等为线索，写过一篇纪念沈从文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沉吟录：天涯故纸访斯人》。（谷林老人的藏书多有这类清秀细密的“书边杂写”，往往是可发掘可玩味、可补原书不足可纠原书讹误的小小宝库。）另外还有上海书店影印、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陶明志编《周作人论》等——是日与谷林老人闲聊，自然也说到知堂。继上次面谈后，老人再度提出“人文不可分”的观点，反对“人归人文归文”，大意认为：怎么能喜欢一个人的文章却鄙夷其为人，对周作人，纵不目之为菩萨心肠，也当感其行止有可谅可取之处。
关于香港的几种，当中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版的叶灵凤著《香港方物志》，尤属我久觅之冷门佳籍，十分欢喜，曾特地发表过此书的“聚书录”，今摘引过来，既可代会面印象记，也可与上面说到的“人、文问题”对看：
……叶雨设计的封面装帧甚美，而历经二十年，书衣洁白如故（或曰如新）。——谷林老人的居所简陋，但绿荫清凉，环境安静。在这样的住室中，他的书哪怕购置几十年、多次读写，都仍保存得很干净，见出老人待书甚善。我想，这个房子、这些书，正组成了谷林老人人与文的一个象征。
安静的午后，拉家常，谈文事。老人慈祥，谦和，守礼，总是笑眯眯的，但在一些关节问题上又总有着清醒认识和智慧闪光，这样的老人最是难得。更难得的是其人与文的相一致——文章风格与本人性格有所出入，原也属正常，我自己就是如此，又比如结识的其他一些学者文人亦然，但谷林老人却是读其文就等于见到其人，见其人就会想到其文，都是一般清清秀秀，淡雅素静，光风霁月，没有丝毫出入。这是一种天上人间的“修为”，却绝非刻意的“修行”所能达至的。别后回味，为之感叹不已。
这次拜访的收获除了上述书籍，还有老人特地持赠的笔记四本，以及其精于篆刻的岳丈潘翁印拓一大盒。笔记，有两本是近年的日记，一本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文章的手抄本底稿——这是他晚岁写作生涯、真正的“谷林”之始。而再一本，题《白云短卷》，则极稀罕，是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的少作稿本。稀罕之一，是里面皆为散文和新诗，这才知道他在“谷林”之前的“文艺青年”时代也写过这类体裁，完全不同于后期我们熟知的文史小品与书话之风味；稀罕之二，是毛笔抄录，首次见识其钢笔之外的另一种漂亮笔迹。（这样的少作笔记，老人后来还曾给我寄过两册。）
当天晚上我回到在京的公寓，静夜检读那些伤心往事、忧愁情绪的早年诗歌，灯下惆怅。我明白老人交托的意思，那是不宜发表但又值得保藏的心痕。（有一个故事，老人在给我的信中曾再三叙述，写得犹如阿索林的小品那样含蓄凄美，我却不忍仅仅因为那份美，就将那几封信公开。）这些心痕，将继续沉寂甚至湮灭在发黄的纸页中，而人间又有多少类似的故事，曾如此“沸沸扬扬地生长，又默默无闻地沉降”……推及自身，伤痛惘然。
第三次，是二〇〇七年七月底，我约上扬之水、止庵一起去看望老人。
老人已搬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新住处与旧居十分相似，也是在一楼，窗户对着外面院中的大树、藤蔓、草花，只是这一片绿意已不如从前郁郁葱葱；室内陈设亦照老习惯，只是书籍已仅剩一个小橱；老人仍是那般祥鹤气度、慈眉善目，只是体魄精神已不及以前。
我们谈一些文人，大家都推崇的，彼此皆反感的，共同的兴趣，相近的品味，其乐融融，其情洽洽，话题很文艺，气氛却很家常。
老人这次送我的是一份七十多年前留下的线装印本《国立北京大学故教授刘半农博士讣告》，内容包括讣告、“半农自写履历及著作目录”、其弟的哀悼文等，蔡元培、钱玄同题签。——现在的讣告，很难有这样精心、雅致、富于书卷气的了。只希望三几有心人，能做好谷林老人的集外文集、尺牍续编和纪念集吧。
那次中午辞出前，我们搀扶着老人到院子，一起在绿窗前合影留念。老人后来把照片寄给我时，在背面题了一句以前也在《书边杂写》重印本上给我写过的话：“老怀情谊托书邮”。这是《书简三叠》的“书邮情谊”四人唯一的一次小聚。
还记得辞别老人后，与扬之水、止庵到北航门外一间小店吃饭聊天，我再次说到，谷林老人是我有限见闻中仅有的完全“人文合一”者。
最后一面，是二〇〇八年十月中旬。
那次一时忘了老人家中电话，就倚熟卖熟地径自前往。时为中午，老人的女儿说他刚刚躺下休息，我连忙说先别打扰他，我待会儿再来；但老人耳尖，在里间已听到声音，唤我进去，很歉疚地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真是太没礼貌了，你来了我还在床上躺着。”我再次让他先睡一觉我才折返来谈，心里则感叹，老人的守礼真是已深入心髓而化为每一日常行止细节：明明是我没有事先通传造成的不便，他却来向我道歉。
我到外面的校园转悠了一阵，在绿荫长椅小坐，打了个盹。北航的绿化虽不很成规模，却也略有佳致，而北京之秋的天气又实在太好，柔和的蓝天和阳光，清风过处，头顶的白杨满树叶子摇动，发出整齐的哗啦声。——我当时颇觉愉悦，却没有想起“白杨多悲风”、墓树多白杨这类典故。
过了一两个小时，再回到老人的寓所。老人已起床等着——他虽已年衰，但生活能自理，思维亦清晰。于是说些家长里短，亲友趣事，给他看些古代民俗、运动的画片。老人多半时候都笑眯眯地听着。
我留意到他桌子的玻璃底下，压着的全是我这些年寄送的照片和明信片：我家的，扬之水家的，北京的，以及其他旅途风光的。
桌子上有几堆小字条，是老人用裁开的信封等小纸片，积年摘抄的诗文典故、中外趣语等，此乃老人的消遣自娱方式。我选了二十余则取走，以供平时睹字思人。
最后，像每次见面一样，给老人拍了一张照片。
不到三个月后，老人辞世，我给两份报道此事的报纸提供的这张照片，也被别的一些媒体转用。照片上的老人，用他一贯清淡和蔼的微笑，向读者告别。
多份报道老人逝世消息的报纸中，以《深圳商报》的悼念专题版面最大。该报记者钟华生来电采访时，我因尚在悲痛中，只简单凌乱地谈了几句，后来钟先生整理成这么一段，也是我多年来再三强调的意思、我对谷林老人最深的印象：
“他是一个‘人文合一’的人。他的文字温润而清朗，有一种‘礼’的端庄气度。这与他的人格风度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重看那些最后一次拜见时取来的小纸条，有云：“京华朋旧凋零尽，忽见缄题似隔生。”又有一张，清丽洒然的两行四句：“扁舟而行，笑谢人世；阡陌未改，故人依然。”
这四句出自李白《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写的是“二翁耽老氏之言”，欲寻访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中的武陵遗迹，李白想象他们探访那神仙之境的情形：“……今扁舟而行，然笑谢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云何时而归来，青山一去而谁往？”——原文是“古人依然”，谷林老人却写作“故人依然”，似非笔误（记得以前老人来信中也这么写过），而是赋予了更可玩味的意蕴。
这使我联想：谷林老人的仙逝，乃是“笑谢人世”，灵魂乘搭一叶扁舟，安然渡往世外桃源——他的情趣、知识、襟怀，他淡淡墨痕的书边杂写，他通达平和的见识，他宁静淡泊、与世无争却又绝不苟且、忧生悯乱的性情（用陈原等人评语），尤其是他那份以广义的“礼”为核心、表里如一的诚朴的人品道德，实在并不属于当下世间这个时代。他从此回到那“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桃花源中，能重会“阡陌未改”的世界和先期而去的故人，当可如陶渊明说的那样，“怡然自乐”的——我愿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老人的“喜丧”。
但又还可再作引申：他将桃花源中的春风与落英带给了这个世代，使我们亦如《桃花源诗并记》中描写的：“仿佛若有光”，“豁然开朗”；能遇到他、读到他并略得濡染者，是有福了。我份属后生小子，本无资格谬托故人旧交，但谷林老人以言传和身教所指引的为人、为学、为文之“阡陌”，将永念于深心——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斯人已去，但有一些什么，却是“未改”、“依然”的。
白云虽不归，青山总长存。深深感谢谷林老人。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八至十九日，老人逝世百日之时，写下今年以来这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