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站台上的六十年代人
关于六十年代人的讨论早已偃旗息鼓，今年我第一次逛书店，买的唯一一本书却是许晖主编的《“六十年代”气质》（中央编译社二〇〇一年一月一版）。
这书是早就见过的。我本来嫌它的作者面较窄，小圈子几个人自说自话；文章则略杂而又是抒情感性一路，虽然气味相投，但觉得不能算是六十年代人的整体总结。——以前买过孔菁慧著的《走向不惑——生于六十年代》（山东友谊社二〇〇〇年九月一版），就不满意该书流露太强烈的、无谓的个人情绪，认为要给六十年代人作总结（虽然孔著和这本《气质》都指出，这一代人最大的特征就是难以概括“代征”），则应该这样编：将各行各业、各种各样、得志的潦倒的六十年代人，都选一些，通过忠实的采访，把他们在各个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轨迹，用文字与照片记录下来，作一个客观的、全方位的描述。后来，听说出了一本类似的访谈录《生于六十年代》（四川人民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一版），以为会符合我的构想；这回新年初入书肆，同时见到了，一翻，它的内容实则实矣，所选面广则广矣，但访谈的对象却全是成功人士。对比之下，还是这本《气质》更值得买了。——虽然，它就是那场六十年代人讨论热潮的产物，而那种集体怀旧、集体发言，本质上是虚妄的。
主编许晖，李皖《这么早就回忆了》指他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概念的提出者。书中赵柏田《出生于六十年代》一文引述许的来信，说他的工作就是想要“把一代人联络起来，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我毫不怀疑，他们一开始时回忆、怀念的真诚和自发性，是先有自然而然发自内心不约而同的散落声音，后来才汇集成合唱式的讨论；但这种衷曲很快就演化成许晖式的雄心，以及在一个旗号下争夺话语权的尝试。当个人情感变为“学术问题”，再变为力量整合的企图，那么最后进而变种成为商业幌子，就很符合这个“操作与策划时代”的游戏规则了，人们已把这个曾经的“学术符号”开发成商业符号，如后来弄出《生于六十年代》一书的那本商刊，搞了个“生于六十年代俱乐部”，展开的活动，是为一个楼盘做宣传，商机勃勃。
笔者搜集的一批“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书。
而且，就算是那种不能自已的纯洁的真诚，都有自我美化的倾向。本书附录“六十年代人知识立场”里，压轴的韩毓海《有话好好说》，就对此作了无情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这种用相同的写作方式、一致的语气情调来表达的怀旧姿态，与六十年代人“气质”是相悖的。书中多篇文章也提到，六十年代人本就缺乏整体性，难以集拢地表述、准确地概括。——张新颖写过一篇《张楚与一代人的精神画像》，李皖在《我们这一代》里说，这是他“看到的第一篇关涉到‘我们这一代’的评述文字”（同时，关于六十年代人的表述，往往“出现在歌曲里，更出现在对这些歌曲的评论里”。而张文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没有选入本书的张新颖此文早就指出：六十年代人是“无名的一代”，“从精神本质上……拒绝被统一到一个称号之下”，内部之间也没有太多共同点，“没有旗帜，不能为某一目标聚集成一种力量”。如是，再加上这个时代的快速、浮躁和浅薄，所有的热潮都不过是快餐消费，则那场讨论连同雄心、企图、努力，最终落得个虚空就是注定的了。用本书张承志代序的话说，这是六十年代人“前定”的命运。
六十年代人的悖论、矛盾，或曰悲哀的努力还表现在，他们其实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回忆、观望、游移、疏离、伤感、边缘、无为、自恋等之无意义、不可取，但，仍不得不如此。这也正是我知其虚妄偏偏还要买此书的原因了，虽则，在性情上不喜欢这种怀旧的合唱方式，在理智上要与这种集体发言保持距离。我也那样过着、读着、写着，而且，我应该比他们更早就回忆了……诚如许晖说的，追忆与否是“现时代我们和你们之间区别的标尺”（《过于神秘》）；又如赵柏田说的，“在回忆中歌唱”是我们“惟一的拯救之道”（《出生于六十年代》）；更如李皖精彩地论述的，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使我们永远被往事左右，念念不忘，总是向后看和退居内心，注定地追忆、天然地伤感、宿命地疏离，无法完全融入新时代。
李皖这一名篇《这么早就回忆了》（也是歌评），在《读书》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刊出即惊世动众。它不仅使高晓松和“校园民谣”进入文化学的殿堂与主流视野，而且参与正式确立了“六十年代人”的文化符号意义，同类文章中无出其右，在学理上、情感上都达到难以超越的深度和高度；写得那么好、那么动情，不论是为九十年代编选最有影响的文章还是最佳美文，它都有资格入选。
该文的一个重点是关于八十年代。而这本《气质》（以及同类书籍）让我遗憾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太少了。虽然，韩毓海对怀恋八十年代大学文化、借之自怜自傲的风气也批得很在理；虽然，我对这一话题已反复写过多次，以致好友曾直言“你写着不觉累我们在旁边读的都厌了”，但，有幸在八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我，总仍愿意以“秀才人情纸半张”的方式，不断地“报恩”。
好友又指我的关注主题之一是“代”。我是在意“代”，很早之前就意识到：生于六十年代，是一个下限。但我也明白，这种出生年代的身份符号，更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沉溺不舍的“代”，其实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比起“六十年代人”，我更倾向于接受“六八式”的代称：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成长。——那是最适宜于成长的年代之一。
缘此，贾樟柯虽在七十年代初出生，他那部《站台》我却找来看了，因为它展示的是八十年代的青年生活，与我的记忆有关——至少电影里用的歌曲，我们都共同唱过。
贾樟柯的平实、冷静中确实有些深邃的东西，坚硬地柔情着。当尹瑞娟已成为一个税务员，夜深人静，听到收音机播出的一首《是否》，她忽然慢慢地跳起了舞；那些曾经熟悉的舞步，是她的文工团的记忆，她珍藏着、悄悄回味着——这场无言起舞的独角戏，表达的也是贾樟柯的八十年代青春记忆了。
电影名叫“站台”，但全片只出现过一次火车：那些首次见到火车的年轻人，欢呼着、追逐着，当他们跑到铁道边时，列车已经驶远，他们只能怅然目送。——火车是“六八式”人其中一个记忆符号、一个象征，《气质》一书所收的大量黑白照片中，有不少就是列车、铁轨；赵柏田更用长文《火车——或记忆的群像》，试图表述这一代人共通的回忆、温暖与感伤。（当然，我们说的不是如今的现代化旅游专列。）而贾樟柯则以虚代实，做得别样出色，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对这一隐含性主题意象的对应描述：
影片一开始，崔明亮因为没有见过火车，在演出中对火车声模仿得不像而被哄笑。那时候，火车，是那些闭塞之地的青年人渴望、梦想的载体，甚至是梦想本身。到片末，崔明亮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经历过了，他结束流浪，仍然回到没有火车的家乡小城，结了婚，妻子尹瑞娟用水烧开时的笛鸣声哄孩子——那声音，就像火车的汽笛，但崔明亮慵懒地挨在沙发上瞌睡，并没有听到……
八十年代的火车，自顾自地远去了。站台上，人已散尽，我们这些永远追不上时代列车的“六八式”，终于发现生命的站台只不过是崔明亮那种庸常的家。但总还有人，像那女税务员，会不时在心里回到八十年代的站台，眺望那曾经的一切，记起那曾经的守候与等待……
整理毕于二〇〇三年阴雨“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