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 花——二〇〇八年植物新书选记
爱鲜活的植物，也爱被固化在纸上的植物图书，徜徉其中，同样有攀枝附叶、踏青拾英、花草盈怀、果木满眼的乐趣。这里概述一下所见的本年度大陆出版者。
学术价值最高的，应属《植物名实图考校释》（中医古籍社）。清人吴其濬，饱览古书群籍中的草木资料，更“宦迹半天下”，对各地植物“耳治目验”，乃一反传统学者仅从文字训诂考据去推定植物的做法，也突破了历来以本草学构建的、局限于药物的植物编写体例（他的“兴趣在于植物本身而非植物的药用价值”），写成文献与实践结合、具备现代科学性质的《植物名实图考》。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涉及区域之广、植物之多（一七一四种）、描述之详（并特别注重对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的考订）、绘图之精皆超越古人，成为一个高峰”。
《植物名实图考》的上一次出版，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标点校勘整理本，已成为旧书爱好者的收藏抢手货。现在这个校释新版，由张瑞贤等校注，简体横排，现代标点，附了四大类的新编笔画索引，更便于现代人阅读使用（中华书局版的索引用的是四角号码）；在重新校订字词之外，还首次作了注释（不过所注仅限于难懂的字、词、典故和部分书名、作者，对植物名实的内容未曾涉及）。另外，此版书前多收前人序文，书后附录长文《〈植物名实图考〉研究》，使读者对吴其濬其人其著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名实图考”，即循名责实，凭图考订，这是植物图书的两项重要任务；英国安娜·帕福德著《植物的故事》（周继岚等译，三联书店），则对西方人这两件工作作了溯源讲解。
它讲述欧洲人认识植物、建立植物分类命名体系的历史进程故事，介绍了两千年间数十位学者和艺术家的探索，重点是他们撰述的著作，因此，本书既是通俗化的欧洲植物学史人物志，某种程度上又是一部西方植物书话。
书中收入大批欧洲历代植物著作中的彩色花木画像，非常珍贵、漂亮。在作者看来，植物图像对命名分类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帮助解决了同物异名等困扰，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书中这方面的论述，将绘花画草从一般艺事的“用”，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体”。
另外，分类命名的演进，也同样可与《植物名实图考》的突破相映成趣：西方古人同样首先关心植物入药等实用价值，植物研究与医学研究紧密相联；反映到命名、分类上亦如此，人们总是以用途、功效来区分植物，直到近代才终于走向严谨科学，以植物本身的生物学特征来作依据进行分类，从而正式建立了现代植物学。——这是科学的胜利，也是人类回归自然万物本质、克服自我利益中心的胜利。我一向反感仅仅从实用性去看待植物，乃至焚琴煮鹤地只知植物的药用、食用，现代分类命名体系的建立，可谓与我的微意异曲同工，而作者的立场看法，也甚合我心，为此欣悦，曾撰专文《花名之必要，草图之必要》介绍过。
植物命名和分类工作的奠基人是古希腊哲学家忒奥弗拉斯托斯，《植物的故事》对他有较详细记述，而《橄榄·月桂·棕榈树——奥林匹克运动象征植物》（［希腊］阿内塔·丽祖等著，朱圣鹏等译，花城社），则具体转录了他两部开拓性著作的内容。另外，这本小书还选用了一部珍稀巨著《希腊的植物群》的彩色插图，同样是难得的资料。
在本身内容方面，《橄榄·月桂·棕榈树》篇幅虽小，却介绍了古希腊的、特别是与奥运会有关的多种植物的象征意义，其缘起、发展、作用等，旁及运动、宗教、饮食等相关话题，旁征博引，展示了古希腊人花繁叶茂的植物化生活，那样一种“满头簪花的古希腊时光”（我介绍此书的专文题目），让我欢喜。可惜该书译文与远古世界的清明通透并不相称。
上面谈到植物图像的重要性，专业的图谱书，今年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的《野花——地中海沿岸地区五百多种野花的彩色图鉴》（［英］大卫·伯尼著），《欧洲花卉——不列颠及西北欧五百多种野花的彩色图鉴》（［英］克里斯托弗·格雷—威尔森著），由专家撰写，文字严谨简要，体例详尽明晰，配以植物各个部分（甚至不同季节）的高清晰度摄影彩照，其中《野花》配图一千五百余幅，《欧洲花卉》更达两千余幅，直观说明植物的特点与特征，堪称全面、权威、翔实、精确。
这套“自然珍藏图鉴丛书”引来了国内一些成功的模仿，如汕头大学社的“生活实用植物图鉴系列”，该系列新出的《香花图鉴》（钟荣辉等主编）也可一看。不过这套书的选题分类不够严谨，内容界限不够科学；而且偏于“生活实用”，从介绍文字的侧重，到选题皆如此（如划分《有益花木图鉴》、《有害花木图鉴》等），有很浓的人本主义功利色彩，不像“自然珍藏图鉴丛书”那么“本分”——这似乎也是中西科学文化之区别。
钱存源《艺用花卉形态图谱》（天津人民美术社）属于手绘的图谱，作者是参与过《中国植物志》等绘图的植物科学绘画专家，因此虽名为“艺用”，但不同于一般美术参考书，而是附了具体的植物学资料，且那些精细的钢笔素描很有特色，可谓集科学知识与艺术享受于一体。
以上都是社科类，在文学方面，近年来“植物写作”蔚然成风，出现了大批以草木为主题的随笔小品，是可喜的现象。比如今年的：
朱千华《水流花开——南方草木札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以浓郁的文艺抒情、恣肆的浪漫词句令人瞩目。
曾珍《野菜志》（重庆大学社），是文笔活泼的时尚休闲读物，但写得挺扎实挺好看的；书中的野菜特写彩照尤其精美悦目。
安歌《植物记Ⅱ——从新疆到海南》（湖南文艺社），是上两种风格的结合，也配有相关照片。作者写她从新疆初到热带的海南岛时，很不适应，“走到哪儿都像是走错了地方”，只有每天上班看到“一排排开黄花的树（黄槐），含花带露，立在清晨里，那如天地初开的海晏河清，让人心眼顿时为之一亮。”这是植物对我们在实用之外的精神慰藉，也只有花树，可以具备“天地初开的海晏河清”那种阔大的气象。
非植物专著的草木之书，也值得说说。
德国大作家赫尔曼·黑塞热爱园艺，长年躬耕乡野，其田园作品选集《园圃之乐》（包括文字及其手绘图画。孚克·米谢尔斯编选，陈明哲译，人民文学社），是他“在园圃中栽植诗意与哲思”的反映，而我们也“可以在这本书上面栽花植树”（我介绍此书的专文题目），借之感受浮华乱象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态度，有如农事，有如植物。
何频的《看草》（河南文艺社），是作者两年间的“草木日志”（并配以写生）。不同于黑塞，何频人在都市，事务忙碌，却仍时时关注、天天记录身边的植物，这份心性我颇感亲切。不过，其实他还有“大城府”，植物只是他寻求表达的一个载体，其目的是“借草木批评社会”，记录时代风云，见证世道人心。对这种宏大用意我是有所保留的，我一向反对这种文化传统：以草木为指桑骂槐的载体（“桑”何辜），给植物赋予沉重的社会政治使命。
同样有微言大义，但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自然笔记《典型的日子》（马永波译，百花文艺社），就能让所记述的植物回到自身，回到大自然与人的本质关系，有一份纯粹天然，我曾撰《惠特曼的雪松》记之。
从科学、文史的角度，《石声汉农史论文集》（中华书局）除了农史研究外，还有不少以古籍文献及凭借文字学等来爬梳、考证植物的专论，让我们得以“探头探脑窥农园”（我介绍此书的专文题目）。
从艺术的角度，龚云表的《此树彼树——多元艺术视野中的树》（上海书店）颇具别趣。该书以树为串连，汇集古今中外美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等对树木的描画与论述等资料，分了十多个眼光独到的有意思的题目来论述，配了大量树之画，谈艺更谈树，见木也见人。
最后，王美怡的《广州沉香笔记》（广东人民社），是记写清末民初广州风情的文化散文，但每每以植物为引子。如通过对岭南名花素馨在历史上的盛况之追慕、对其失传之惆怅，在“花事已随尘世改”的喟叹中，带出广州（以及岭南）的昔年风华，重现远逝的传统之美，保存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片段。书中并有仅存的素馨留影，还因以素馨图案装帧的书衣而被评为二〇〇八年“中国最美的书”之一。
王美怡在后记《天地万物，人间情意》中说道：“写作其实就是在纸上种植物。”这话真好，借来作为本文结束，愿植物图书更加繁盛，花枝勃发。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下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