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剧本，顺应人生

对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早在八十年前，吴尔芙就已指出银幕无法展现文字的效果，尖刻地说那“对于双方都是灾难”。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见过最精彩的改编，是福尔斯名著《法国中尉的女人》被卡莱尔·赖兹拍成的电影，出色地进行了超越性的改造，而又紧扣原著意旨，创造性地作了更深刻的阐述，对于双方都是丰盛的收获。详见拙文《时时刻刻，总是从前》。

那篇拙作还提到《法国中尉的女人》女主角斯特里普的另一部作品《改编剧本》，当时限于篇幅没有展开，这里不妨多说两句，因为这出电影是对改编、进而对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一场极端探究，玩得十分吊诡炫目。

电影中，斯特里普饰演的苏珊·奥琳采访一个“兰花窃贼”的真实故事，写成了纪实小说（现实中，这正是本片编剧之一苏珊·奥琳所著）。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编剧查理·考夫曼（正是本片主要编剧的真名）被邀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查理是那种传统文人，坚持艺术，对商业化的创作套路嗤之以鼻；潦倒、彷徨、心事重重、充满挫折感的他无从下笔，只好去找原作者苏珊求助，又不得不让孪生兄弟唐纳德帮忙，按照好莱坞的模式，在故事里加入他曾拒斥的性、暴力、毒品等商业元素——那孪生兄弟的性格、追求、际遇与查理恰恰相反，是个在世俗中广受欢迎的垃圾作品畅销作家，他也由尼古拉斯·凯奇饰演，正代表了作家面对现实社会的分裂人格、双重生活、内心斗争。查理更突发奇想，绝望中把自己的改编窘境写进了改编剧本中。同时，他与苏珊及兰花窃贼三者之间又发生了奇诡的激情碰撞，生活搅成一锅粥……

导演斯派克·琼斯通过这匪夷所思的故事（及故事中的故事），对虚构与真实、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思考性的探索：那是紧张的，照应的，相互影响的，互相创造的，界限含糊的，使人迷茫——但又将会（或者必须）使人清醒的。

对电影那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像被唐纳德所改写的剧本），有论者认为是有意与前半部分的叙述风格及与查理曾经的坚持构成反讽，自也言之成理。我却愿从正面去理解，觉得那正是对主题的深化。查理，这个自闭、畏缩、耽于想象、挣扎在自我内心脆弱世界的中年男人，最后终于从文艺故事里挣脱出来，决心要过真正的生活，珍惜活生生的现实。——创作不能取代生活，更不能让文学侵入从而伤害生命；虚构的精神世界再美好再震撼灵魂，人也终归要从心灵的冒险回归家常现实，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查理发动汽车回家了，欢愉的歌声中，路边一丛鲜花开得正欢。那不是曾给片中人物带来梦魇与迷失的，代表非世俗、危险的美和欲望的珍贵兰花，而是常见的黄色菊花；不那么珍稀、精美、魔魅、不食人间烟火，却是蓬勃、健壮、朴实、可亲可近的，正是大梦已醒、走出从前的一个对比象征。

这也许并非仅仅因为我一贯有类似的思路和感慨，而作出的主观猜测。且看他们取的片名Adaptation，其本意除了“改编”和“改编的作品”，还指适合、顺应。就像花卉对环境的适应，我们也经常为了安心立命，为了正常、健康的生活而不得不妥协，与世俗言归于好。也许如那小编剧，会付出艺术上平庸的代价，但文艺创作到底是身外物，如果非要割舍，也是一份常情。——虽然，我明知查理他们不可能大彻大悟到脱胎换骨的地步，改头换面的背后，必仍会有长久的怅惘、淡淡的忧伤、未了的前缘……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