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诗者说

梁实秋早岁以诗歌、小说起步，后弃之转向散文、翻译并以此成名。在《诗人》一文中他说：“入世稍深……散文从门口进来，诗从窗口出去了。”青春期过，入世稍深，是诗情泯灭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使诗人们自动搁笔（或搁笔一段长时间），如法国的梵乐希，台湾的痖弦、席慕蓉，等等。

时势也在施加影响：在旧日风暴浩劫的背景下，有流沙河、公刘、邵燕祥变成杂文家；在今日世情浮躁的背景下，有韩东等变成小说家。时代制造了更切身的现实、更多变的口味和选择、更繁杂的消遣物和文学体裁，促成了诗与诗人们的集体退场，另寻新路。大陆诗坛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盛衰转换之快，令人恍如隔世。

时代也在弃诗了。可是，台湾的夏宇诉说情愿做些生活琐事也不愿写诗，“诗显得太奢侈了／而且／有点无聊”——她却是在一首诗中（《诗人节》）写出这些的；王蒙在接受蒙代罗文学奖讲话中也为诗在现实社会的尴尬而感叹，但接着又说：“可怜的诗。在我们与诗相互忘却之前，为什么不再看她一眼呢？”这都是既洞见诗的命运又恋恋不舍的表现，这意思已够难得。

还有一个意思也极好，虽然谈的不是诗。英年早逝的吴方《文人的命运》（收入《世纪风铃》时题为《写作的命运》）令我当年一读即喜欢上作者，因为他对沈从文弃文转向的评说是：“敢舍。”“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与梁实秋的“入世稍深”一说正暗相对应。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种初民的坚执淳朴，现今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得以体现。对其他人来说，纵因顺应自然，洞见真相等而弃诗戒诗，但能真诚地爱过，能依依留恋临别秋波，分手之后能真心地关注和温情地回味，便也算是诗——或者还有其他——的安慰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