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温和难描摹

不得胡乱改编“红色经典”的禁令一出，自然引来一番议论。我无意做官方立场的辩护者，但改编的不讨好，却也是事实，作为影视的重要来源，改编却似乎没什么被原作者、评论家、读者、观众一致认可的成功例子。首先是作者不服气，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便曾经说：“编剧那么自认有天分，又何必买我的小说版权。”——他针对的是其“四大名捕”系列的一套台湾改编电视剧。本来温瑞安开创性地把历来被视为江湖对立面、朝廷鹰爪的衙门捕快作为主角、英雄来写，塑造的无情、铁手、追命、冷血，个个是大好男儿；可当温看到屏幕上有两男两女调情的画面，迷惑地问旁人：“这是谁呀？”答：“是无情、冷血在跟铁手、追命谈恋爱。”当场把温“吓得几乎滚下床来”。

即使过了作者一关（包括作者已死无法说什么），那还可能有众多的“迷”、研究者乃至一般读者代为出头。这方面我遇到过的最精彩最简洁也最刻薄的评点是：当年黄蜀芹改编《围城》为电视剧，一时风行，据说钱锺书之“走进民间”，此剧与有功焉；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有种看法我很赞成，认为原著冷峻、超然，钱的感悟尽在不露声色的笔墨中，如在“城外”俯瞰人生，而黄却不能抑制艺术家的满溢激情，纵身投入“围城”，把钱站在人生边上的微笑化为了对人生困境的愤慨；当时我把这意见向一位女同学说了，她针对女导演只讲了这么一句：“到底是妇人之见。”

改编还经常造成“错位”。仍是那位黄蜀芹，有一部《村妓》，这影片名，加上由艳星周弘主演，使我以为是三级片，却原来是据沈从文小说《丈夫》改编的，以我对沈从文的推崇、尊敬、心爱，这玩笑可开得不小。那么换了端正的心情去看吧，则又觉得另还有不少问题：

电影与小说比较，角度已转换了，如题所示，叙事重点由山里淳朴的丈夫转向“被城市的恶德毁了”的村妓（妻子），并加进了许多小说里没有的戏剧化情节。电影是需要戏剧化元素、需要表现张力的，因而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不过就与原著不是一回事了，虽然故事的悲哀本质还在（贫穷的山里人，让妻子到城里当妓女），但沈从文是把悲哀深藏在如水的文字下面，把冲突剔去，只淡淡地写着现象：那丈夫到花艇探望妻子，面对污秽的现实，却因为山里人的本性而显得怯生生的，甚至为生活将会变好而愉快起来；就算最终愤怒了，也并不是电影中描绘、添加的那样，与张老板当面冲突、愤恨地跳下水要把花艇摇翻，而只是表现为不再唱歌，把脾气发在柴火上……最后，他把妻子赚来的钱撒了，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

都是淡淡的。包括小说的结局：水保次日来请山里人喝酒，才知道夫妇两人已回了乡下。这就是山里人最大的反抗了，绝不像电影里的猛烈。

电影《村妓》是见滥了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血泪控诉，而沈从文，当然也在批判现实，但他所取角度不同——并不是说电影取名《村妓》就一定是庸俗了，只是沈从文通过写“丈夫”而站得更高，写出了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温和本性。他不需要那些戏剧化的仇恨举动、正面冲突。生命之可哀，只是笼罩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面，笼罩在沈从文如水的平和里面。

但我最后不想批评导演了。因为沈从文的作品本就只宜阅读，不太适合拍成电影，银幕上很难体现那种深邃的水样的韵味；更因为，沈从文是唯一的，那样的文字和境界，任谁也难以超越，深受其影响的汪曾祺，亦不过得其神髓十之七八矣——最是沈从文的温和，难用别的体裁描，难让别人摹。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