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回忆与遗忘同床而异梦

我读威廉·斯泰隆的《索菲的选择》时，正与小说的叙述者斯汀勾一样，二十二岁，一个瘦弱的南方人、一个孤独的文学青年，因此分外贴近；我那时也处于心灵的“战后”时期，也纠缠于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因此更能理解书中的题旨、为它的悲怆所撼动。

小说写索菲在“二战”中遭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巨创（包括被迫在两个儿女中选择一生一死），劫后余生，灵魂却仍不得安宁：爱人纳山一再追问历史，使她陷入原罪自责（纳山是犹太人，而索菲的父亲曾是剿灭犹太人的帮凶），更陷于惨痛的往事中无法自拔。他们的“向后看”把自己逼进绝境，最后双双自杀。

——对隐忍的创伤、黑暗的经历，真的应该去追究真相吗？不断唤起悲痛苦难的回忆，以至幸存者不能开始新生活，这种追问是否公平？又有何补益？“是什么使得人们愚蠢地用不幸记忆的铁剪裁割自己的心灵？”或者不如抛开往日旧我、选择遗忘？这些也是我“转向”阶段苦苦“追问”而不得解的问题。

我不是索菲与纳山那样决绝的人，因此分外留意旁观者斯汀勾，甚至认为，作者设置这个人物不仅为了叙述的方便，更借之反映人类无法摆脱的困境，带出苟活者的痛楚：他因看到索菲与纳山的挣扎和最终无法挣扎，而“身子渐渐不支，开始崩溃”；在他们一死寻得解脱后，却承受着他们的故事留下的回忆；即使噩梦过去，也不一定有欣悦的光明，余下的只是绵长、空虚的日子。——他仿佛把索菲与纳山的痛苦承接下来，人类的伤痕代代相传。

到多年后看改编电影《索菲的选择》时，我已是在现实中安顿下来的世俗男人。电影只是小说的浓缩版，我钟情的梅丽·斯特里普主演，发挥是一贯水准，但整部片子从艺术角度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惊喜。

然而，即使仅是这么一出不过不失的电影，即使离初读小说的悲情日子已远，早就硬下心来决定遗忘，安守于家常生活——却因为始终不能失忆，乃仍不禁有触目惊心之感：看他们如何被对苦难与罪孽的追问、回忆剥夺了生存——包括斯汀勾，目睹了那一切，他的生存再也无法轻松了。

有一个细节，当年读小说时没太注意，这回被电影略作改动而更显突出：斯汀勾面对死在床上的索菲和纳山，捡起了一本狄金森诗集——因为要去图书馆查找狄金森诗集，索菲才与纳山邂逅，从而展开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安魂似地念出那首《把这床做宽……》：

“把这床做宽／以敬畏做这张床／在这上面等待／光明美妙的审判日／／把床褥做得松软／把枕头弄坚实／不要让初升的阳光／惊扰这一方净土。”

这是继《四个婚礼一个葬礼》那首在葬礼中吟诵的奥登之后，再一次被电影里引用的诗歌深深震撼。看着斯汀勾僵硬、含泪地读出这首诗，我想起之前一晚看的《乱世佳人》：同是在美国，同是经历战争的创痛与变幻，一个世纪前，白瑞德与媚兰不失尊严，郝思嘉不失信心；一个世纪后，幸存者却无法再幸存下去，索菲与纳山丧失了信心也丧失了尊严，从而丧失了那种敢于活下去、总有着精神支柱的能力。

至于我，苟全性命于盛世，只能在这两组人物两个极端之间随宜着，把记忆这张床做得宽一点、舒服一点，坚实的枕头是往事，松软的床褥是遗忘——不错，就让忆与忘同床而异梦，让我酣睡或者失眠。

二〇〇四年九月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