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基础研究
（一）地理学视野下的海洋和海洋地理学——认识论的转向
自古以来，人类与海洋的互动贯穿在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对海洋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审视也不断改变。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发展阶段，海洋对人类的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作为覆盖地球表面大部分面积空间要素的海洋，在历史长河中得到来自地理学视角的诠释与解读。
西方文明缘起于依托地中海的腓尼基、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由于地中海得天独厚的航行条件，使之成为生产、生活和商贸活动的重要空间。伴随着商贸活动的繁荣和对外征服的频繁，对海洋的探索和对自身与海洋关系的审视也在不断进行中，最早的“地理学”即来自往来于地中海的船员，如阿维鲁斯（Avienus）和伪西拉克斯（Pseudo－Scylax）的《航行记》[17]对地中海一带的空间记述，使人类对于海洋的地理学认识也不断丰富起来。
来自古希腊地理学的两个传统——由地理考察和哲学思考而带来的描述的传统及地图学的传统，随着航行范围的扩展，哲学思辨的深入以及数理方法的广泛应用，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图1－3）。
图1－3 托勒密世界地图
一方面，描述地理学被当时的“地志学”（Chorographie）或区域研究作为主流[18]，使人们对所探索的海洋空间加以记述并强调自身与之建立的联系。自古罗马时期，伴随着完成对环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与商贸交流活动，使地中海成为“罗马湖”，人们对其沿岸地区以及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地理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Périple de la mer Erythrée）[19]的相关记述。
另一方面，来自地图学的传统使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表述走向抽象与规范。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地球球状的理论[20]，亚里士多德也对地球形状大小及海陆位置关系做出了相应推断。在托勒密世界地图中，初步展现了全球范围的海陆位置关系，但受制于当时的视野，其反映的仅是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在海陆位置关系上，也体现出陆地包围海洋的观念。到了中世纪，阿拉伯人的世界地图中，对海陆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其世界地图中（如1154年伊德里西圆形世界地图），海洋水体包裹了陆地，初步反映出了对海洋属于全球通透水体的认识（图1－4）。
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人们对海洋以及海陆关系的探索达到新的广度：从葡萄牙人开辟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路线，到哥伦布完成到达美洲的航行，从西方立场来看的“已知世界”的内容与范围不断延伸。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确立了地球为球形和作为统一而完整水域的“世界洋”的概念[21]。
我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文明古国，其地理空间具有相对封闭性，独特的海陆区位关系，使海洋在地理上更多地作为中原文明边界的意义而不是作为与外界交流之媒介的意义存在的，其阻隔作用大于交流。受传统农耕思维的束缚，在我国的传统海洋观中，有着很强的一元主义倾向，对海洋的认识更多集中在“海产之利，鱼盐并重”[22]，更多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商业性和趋利性，以及在社会体制上的从属性和依附性[23]。
及至近代，由于西方列强从海上的入侵，带来有识之士对中国海陆关系以及海洋观念的重新审视，海洋不再是安全的边疆而是国防的前沿，海洋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此时远远大于历代的边患。因此，这一时期更加强了我国对海防以及海洋地缘战略的思考，马汉的海权理论等相关学说也被时人所接受[24]。同时，依赖海洋的交通功能，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逐渐加强，海洋此时在地理空间上的意义从封闭的屏障转而成为交流的媒介，客观上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
随着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不断完善，海洋作为地球表面重要的空间载体，得到来自地理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成为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以海洋自然现象、人文现象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为研究对象的海洋地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对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互动关系的思考也越来越系统和深入。
普雷斯科特（Prescott J．R．V．）所著《海洋政治地理》一书，于1975年由英国利物浦大学出版，书中探讨了海洋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提出了对领海、渔区、大陆架和公海划分的地理依据[25]。
图1－4 1154年伊德里西圆形世界地图
前苏联地理学家别根利的《普通海洋地理学》一书，是从地理学视角综述世界海洋的首次尝试。他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认为海洋和陆地是统一的，世界海洋是地壳之一部分并且与地球其他圈层紧密联系，认为“世界洋”的综合研究和对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海洋地理的重要研究问题[26]。
上述研究将地理学关注的视野从陆地拓展到海洋，确立了海洋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范式。
从学科属性来看，海洋地理学涉及了海洋国土、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资源环境调查、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立法与管理，海洋新技术发展、应用与影响等诸多方面，其所涵盖的范畴越来越广泛，体现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交互渗透的特点[27]。随着1984年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提出发展海洋地理学，1988年“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Commission on Marine Geography）的批准成立，海洋地理学研究不断得到更多的重视[28]。
21世纪以来，海洋地理学从认识论层面开始发生转向，逐渐摈弃了仅由海洋地理学家提出的海洋地理学（ocean geography）观点。而与此相反，能够在人类社会与海洋相互作用的评估方面作出贡献，所有的地理学分支都应该纳入其研究范畴，而将地理学研究领域划分为“陆地的”和“海洋的”之观点应当被抛弃[29]。
据《21世纪议程》中全球变化的观点和政治趋势，海洋（ocean）是由深洋（deep ocean）与海岸海洋（coastal ocean）两种环境组成，是不同的生态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研究客体，这些过程导致不同的效果以及在不同时间与地理尺度上体现出相应的独特形态。因此，海洋地理研究的空间范畴被归结在海岸、深洋与区域三个领域内。
沿着这一途径，地理学家将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去设计、实验和贯彻逻辑上、方法论上的背景以适应海洋世界整体化的趋势，并将进行经验研究使其对海洋空间有更好的了解，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在全球、区域和地方三种不同尺度上对海洋进行最佳的管理[30]。可见，这种转向不仅拓展了海洋地理学的视野，其海陆一体以及全球性的思维对海陆统筹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
（二）人海关系及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系统地看待海洋与陆地以及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自地理学传统之人地关系视角所衍生的人海关系相关理论。人海关系理论最早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角度将海洋和陆地纳入统一的考虑之中。吴传钧提出把人地关系研究拓展到了人海关系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指出“地理学要面向海洋”；其主编的《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中国土地利用》与《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是从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向人海关系、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拓展和延伸，形成了完整的海陆人地（海）关系地（海）域系统[31]。
其后，韩增林认为人海关系是广义人地关系的组成部分和延展，他阐述了人海关系与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与特性，认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是以海洋环境的一定区域为基础的人海关系系统，即人与海洋两方面要素在特定地域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杂系统，各要素内按一定的规律交织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32]。
刘桂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具体阐述了人海关系和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内涵，分析了我国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时空演化以及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制，提出我国目前的空间结构是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海洋经济区格局。他从方法论角度来阐释人海关系的协调发展[33]，包括一般通用型的协调度计算方法，侧重于经济—资源或经济—环境协调关系的测度方法，以及海域承载力方法等，其实质是对人海系统各子系统协调情况的度量。
李春平认为人海关系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人海关系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的理论研究，人海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人与海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控的途径与对策等方面[34]。
人海关系理论也被应用于相关实践当中，如徐惠民、丁德文基于信息控制过程模型构建人海关系调控技术体系[35]；李博、韩增林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消耗、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采用三角图分析方法构建沿海城市脆弱性指标体系，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将全国53个沿海城市的脆弱性划分为六种类型[36]等。
（三）海洋地缘政治研究
对海洋空间的认识，最早得到来自于地缘战略层面的关注。马汉提出的“海权论”，第一次系统地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其核心思想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如果能够充分控制公海，就能通过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进而控制全世界。制海权，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马汉认为，一个国家获得海洋大国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等六个条件[37]。
麦金德（Mackinder H．J．）在其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学说。他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把世界划分为心脏地带（又称枢纽地区）（图1－5）、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形成内新月地带包围心脏地带，内新月地带又被外新月地带所包围的格局，心脏地带由于地理上与外界隔绝，故海权国家难以进入，处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如果以此为依托，同时利用丰富的资源发展海上力量，将最终战胜海权国家[38]。麦金德虽然更加强调“陆权”的重要性，但其以海陆为基础，划分相互对抗的世界体系，并强调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的相互竞争。
图1－5 麦金德枢纽地区示意图
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达维尔·白兰士坚持海洋世界和大陆世界的两分法，但认为前者强于后者。世界海洋的统一性和海上交通的便利性是海上势力拥有的最大优势，当制海权从海岸深入到邻近的大陆内地时，海洋国家的影响范围也随之延伸到内地。他认为通过海洋国家海上势力的不断拓展，海洋世界的秩序和价值就有可能建立起来，从而实现世界统一[39]。
斯皮克曼发展了马汉的学说，并对麦金德的学说持反对意见，他在著作《和平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40]中，认为影响世界的战略不在“陆心”，而在“陆缘”，认为人类的海洋活动能力可能会造成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结构。
马汉的海权论被莱曼发展成“海上优势”思想，他用“海洋战略”思想取代马汉海军战略思想并提出了七大原则[41]，即：海洋战略来源且从属于国家安全的总战略；国家战略规定海军的基本任务；海军基本任务的完成确立海上优势；制定海洋战略必须以对威胁的现实估计为基础，确保海上优势；海洋战略必须是一种全球性理论；必须把美国海军及其军事盟国的海军兵力结合成一个整体；海洋战略必须是前沿部署战略。莱曼虽然是以海军战略为出发点，但其核心是通过利用世界重要的海域及海上战略通道进行全球战略部署。
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支轴国的概念，指出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42]这些支轴国家中，大多是毗邻或打通通向海洋通道的国家，如乌克兰、伊朗、土耳其等，具有海陆相互关联的重要作用[43]。
当今，学者们多从具体事物探索海洋地缘政治实践。路易斯等（Juan Luis，et al）认为，欧洲联盟（欧盟）扩张，涉及欧盟的海上地位的转变。领土实体的增加，形成了新的边界，海洋地理格局的改变，进而对地缘战略、地缘经济都带来了影响[44]。克劳斯（Klaus Dodds）通过阐述俄罗斯2007年夏天在北冰洋底部插国旗所引起的一系列政策和媒体的反应，分析了北极和外大陆架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45]。相关研究还涉及国家、地区和规划的地域范围等多个方面，分析海洋政策和海洋空间规划的地缘政治因素，探索海洋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与国家层面的政策具有一致性[46]。
我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研究，多在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聚焦于海洋地缘争端的焦点地区，如我国与海洋邻国间海域划界问题[47]，对南海主权地缘政治经济的分析[48]，对南海争端的新动向与我国维护自身权益的策略分析[49]，南海地缘经济战略[50]，等等。问题导向式的研究，反映了当前我国所面对的海洋地缘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