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空间与陆地国土

国家在地理空间上的传统意义是包括领土、核心区，以及边疆与边界的实体。哈特向认为，国家的企图是“对其内部的政治区建立完全的和排他性的控制。”^[1]陆地边界线作为边疆地区，是国家权力控制范围的终点，政治区之间的边界线带来了屏蔽效应，严重影响了要素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国家的经济体系，国家通过关税和贸易政策人为地控制生产和交换，以此来保护民族经济。而海洋作为边疆地区的一种类型，同样是最高权力的边缘地区和灰色地带，海洋上既没有稳定的社会实体，最高权力在此也难以实施直接的控制力，各国觉得在领水内比在陆地上更难于强制执行其控制力^[2]，但海洋与陆地边界相比却是更加开放的空间，同时也是各要素流动的介质，因此，海洋资源比陆地上的资源更具有流动性，形成了不同于陆地边界的特征。

拉采尔在其著作《政治地理学》中，提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3]的概念，其生物学意义是生物及其生存繁衍的场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国家有机体概念，将国家比拟成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如同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4]，认为“没有一个静态的国家边界概念，国家是有机的和增长的，国家的边界仅仅代表移动过程的暂时停歇。”同时，拉采尔还提出了国家生长应遵循的七项法则，认为“国家在扩张领土过程中往往寻求最富有政治价值的土地”，“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器”^[5]。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反动性，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生存的内在需求。

在当前的全球化格局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膨胀，人们对资源能源及土地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国土空间已经不能满足其基本发展诉求，这对“生存空间”的拓展提出的新的要求。但是，在“冷战”之后新的国际秩序下，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通过争端和冲突来争夺陆地生存空间已经不可能被所承受的代价所允许。现有的部分领土争议地区，多为历史遗留问题，或涉及民族的、宗教的冲突，只有少部分是对资源的争夺，陆地边界日趋锁定。因此，陆地边界上并不存在较大范围的利益纠葛，其影响也多局限于地方。当代要想实现生存空间的扩展，一方面，需着眼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资源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在领土实体内部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海洋所蕴藏的资源、能源的开发价值，使各政治实体都将目光转向海洋。边缘性与开放性是海洋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特性：边缘性特征使其在领海和毗连区以外的地方，诸如专属经济区、公海，存在诸多权力的灰色空间，成为各政治实体权力争夺的焦点；而开放性特征使其成为政治实体融入全球体系的重要媒介，促使国家通过海洋空间的要素流动促进自身发展。当这种空间拓展的诉求转移到海洋上，作为新边疆的海洋便成为权力角逐的热点空间（图3－1）。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分析围绕海洋形成的地缘空间格局，在权力边缘的博弈中有效维护海洋权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图3－1　全球尺度上海陆权力作用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