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政治的解决机制——南海问题案例
（一）南海问题研究
中国南海诸岛主权，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经营开发，并由历代中国政府行使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8]。南海问题是由东南亚一些国家否认我国南海U形断续疆界线的内领土主权，非法占据部分岛礁并开发海洋资源而引起的相关国家之间的主权争议问题[9]。由于南海问题涉及了中国与周边多个国家的利益纠纷，加之美、日、印等大国、强国势力的影响与干涉，使之在当今愈加复杂化。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从南海主权形成及问题的由来，探讨南海问题的根源及其复杂性；从现行睦邻政策出发，探索该政策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意义[10]－[11] [12]；从处理好领土归属争议与合理划分海洋权益两个方面分析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途径[13]；探索大国势力在南海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14]等。但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虽然相关研究涉及由地缘格局、领土形状与区位、战略通道等地理空间要素在南海各方势力力量博弈中发挥的影响，并在传统的政治地理过程（扩散、整合与分离）的分析框架中进行了解读。但是，当尺度逐渐成为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时，其在各国间相互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力量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南海问题不仅是区域问题，在国家之间和全球尺度上表现出更多复杂性，相关研究对于南海问题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认识与把握上还鲜有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尺度及尺度政治在国家间力量博弈中的意义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框架。
（二）尺度含义的演化：走向尺度政治
尺度是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其一直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焦点话题[15]。在区域描述的地理学时期，区域尺度的变化是地理学方法论的核心[16]，人们开始注意到，在不同的尺度上，地理事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尺度成为地理学观察现象以及进行归纳总结的独特视角；随着计量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地理学研究对象格局与过程的发生、时空分布、相互耦合等特性都是尺度依存的，即这些对象表现出的特质具有时间和空间或时空尺度特征[17]。哈格特（Haggett）认为尺度的范围可能从全球、国家、大区域、城市、中心区到地点，重点探讨空间模式的尺度依赖性[18]，地球表面各要素在不同的尺度上呈现出特定的因果联系，通过尺度转换形成的空间上的嵌套体系，成为地理学分析的基本立足点。同时，哈格特（Haggett）亦提出“尺度问题长期困扰地理学家”的著名论断，由于不同过程在不同尺度上的作用，且又有相互间的作用，尺度转换必然复杂化，尺度定义、尺度类型、尺度域界定、尺度转换模式与技术等问题均存在认识上的分歧[19]。因此，尺度的不确定性成为精确反映地理事物及其关联的难题。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尺度一直被认为是个理所当然的概念，人们旨在关注不同尺度上不同的现象与结构，但未能充分意识到尺度本身的意义。而近30年来，随着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制度、文化、关系转向，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地理尺度是建构的，它本身也是参与社会建构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因此，作为权力的尺度研究，必然走向“尺度政治学”（图3－2）。
图3－2 尺度含义的演化
史密斯（Smith）最先在《不均衡发展》中提出尺度政治学一词，他开始将政治—经济观点拓展到尺度生产，以此从资本积累和宏观调控到社会再生产，性别关系，调动对立（“尺度跳跃”）和主观认同，使作为广泛社会运动和斗争框架的地理尺度理论化[20]。勃伦纳（Brenner）对尺度政治做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认为尺度政治可以从单数和复数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尺度的建构是社会空间过程的一个维度，尺度建构的过程是通过日常行为与斗争持续重组而成的[21]。当前的尺度政治研究多集中于探索不同利益团体在不同尺度中的权力及其对区域产生的影响。如通过城市政治经济学和尺度政治，分析区域衰退及复兴[22]；研究新地方主义（New Localism）以及新尺度政治（New Politics of Scale）在城市结谊（Town Twinning）中的作用[23]；分析全球化、权力与尺度政治的关系[24]等。自然与社会的尺度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尤显重要[25]，环境问题的尺度政治近些年得到了较多关注[26] [27]。
在国内，地理尺度问题也逐渐得到关注，一些学者对于尺度的地理学内涵进行了探讨，包括分析地理尺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地理尺度转换若干问题等。在自然地理学研究中，尺度转换是普遍的分析方法[28] [29]，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也得以初步地阐释，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尺度问题[30]，包括新经济地理学尺度转向[31]，都得以解读。但是，国内关于尺度政治的研究仍然十分少见，如刘云刚等研究了三鹿事件的尺度政治，认为中国的社会事件是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尺度政治的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32]。对尺度政治的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和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体现出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在中国相对缺失的问题[33]。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尺度政治问题多分析一国之内的具体政治经济事件，而在地缘问题尺度政治的解释方面则鲜有研究。事实上，在超国家的范畴中，尺度体现出的力量应同样重要。本研究立足于将尺度政治理论引申到地缘问题中，分析各国在全球网络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在不同尺度间的转换和权力博弈。
（三）地缘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框架
刘云刚等在对国内外尺度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归纳基础上，提出了尺度政治的一般分析框架。即在尺度对抗中，存在掌握的社会资本或权力不均等的两个相互对立派别，势力较强的一派（强势方）常通过自身拥有的权力来将势力较弱的一派（弱势方）的政治诉求限制在某个尺度内（尺度下推），并通过表达等手段使其隐性化、自然化；而弱势方则会努力冲破尺度限制，通过获取外部的支持或动员内部力量来共同对抗强势方（尺度上推），从而改变权力对比关系，争取权益分配。这种强势方通过限制尺度的改变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弱势方则通过尺度上推冲破限制的尺度争夺即“尺度政治”[34]。
尺度政治理论常常用以分析国内不同利益团体、不同政治派别间的权力较量。同样，在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同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亦适应于分析国家间利益争端；尺度也是塑造国家间权力平衡的重要力量，历史、政治和社会进程在多个尺度上影响利益相关方如何把附加价值放在环境、争夺主权以及争取外界支持上。
在全球体系中，不同国家因综合国力的差异或是在资源禀赋上的不同以及处于不同的地缘位置，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不均等的话语权。而国家间的相互利益冲突，如领土争端、贸易纠纷，一般也可以表现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大国）和相对弱势的一方（小国）。
同时，还存在第三方势力，多表现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与控制力，与冲突国家之间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大国、强国势力。在面对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冲突和领土争议等问题时，大国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在冲突国家之间掌握话语权，努力进行尺度下推，在双边关系中处于有利于自己的尺度上。而小国面对大国势力，在国家间的尺度上无法与之正面对抗，只有在超越地区的尺度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利益平衡，这也是一种尺度上推的过程。此外，国家间的冲突所涉及的第三方势力，为了在全球网络体系中寻求更多的利益，或是应对自身当前或潜在的威胁，通过介入双方的博弈，占据有利的态势。因此，当小国得到了其他大国或第三方力量的支持，在全地区，或是全球的尺度上，便获得与大国对抗的力量。
事实上，地方的尺度也彰显了重要的力量，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弱势的一方亦可通过将尺度控制在地方获得相对优势，如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利用俄国远东地方空虚，虽有庞大的军力却无暇东顾，从而赢得了胜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已经普遍使用或接受的尺度（从小到大排列）是“国家间的（主要是双边）—区域的或地区的（超越双边）—全球的”，但基于地方的研究方法是地理科学工作的主要特征，对理解冲突与和平的原因具有重要作用[35]。此外，在当前国际关系中超越双边涉及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已经和全球价值利益紧密连接。因此，我们选择在“地方的—国家间的（主要是双边）—（超越双边）全球的”尺度上建立起地缘尺度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图3－3）。
图3－3 地缘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框架
1．尺度上推的主要手段
弱势方的尺度上推常通过两种手段实现：即直接斗争和动员外界支持[36]。
在直接斗争上，小国总体上处于不利态势，在国家间很少能达到尺度上推的目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一些小国能够取得相对优势，可以通过自身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与大国相抗衡，即，大国必须获得小国的某些方面的依赖与支持。首先，是资源优势，如对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的垄断；其次，是战略位置优势，如对海峡、运河等重要交通路线的控制等。
在动员外界支持上，包括“合纵”“连横”手段，将尺度扩大到对自身有利的位置。“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联合周边国家或利益相关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联盟，在对待与之冲突的大国上达成一致，将与大国的矛盾冲突扩展到大区域的范畴。“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37]，寻找与其他大国在冲突地区的利益共同点，以及其他大国与冲突国家之间的矛盾点，拉拢其他大国力量进行干涉，将局部地区的问题复杂化、国际化，进而扩展到全球尺度。在内容上，包括建立贸易联盟，在更大的尺度上对双边贸易进行控制，或是利用自身优势，对全球范围稀缺资源进行垄断，如欧佩克成员国以石油做武器，打破西方的封锁，建立军事同盟，对冲突国家施加压力进行武力干涉，由此取得更多权益。
2．尺度下推的主要手段
强势方可以通过强化尺度边界、管治政策等阻止弱势方的尺度上推[38]。在地缘政治层面，大国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来实现尺度下推。在政治上，大国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获得全球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在军事上，通过大国优势的军事力量取得在局部地区的绝对优势。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的强制力量，也可以通过潜在的军事实力，阻止小国的尺度上推；在经济上，通过贸易顺差的优势和跨国资本对小国形成控制力；在技术上，大国通过技术的垄断，对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领域进行控制，造成小国对大国在技术上产生路径依赖，对其掌握更多话语权。
（四）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
这里具体运用尺度政治分析方法对南海的地缘政治问题进行初步的解读。南海问题主要涉及中国、南海六国（在此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五个海上邻国和拥有美国驻军，在南海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新加坡），以及对其施以影响的大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势力。就南海周边地缘形势来看，中国是大国，2011年，南海六国GDP总和仅为中国的22．9%；在人口上，六国人口总和仅为中国的30%；在国土面积上，六国总和仅为中国的33%[39]；在军事实力上，六国军队数量总和仅为中国的46．5%；同时，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亦是核武器拥有国。因此，无论是体量上、经济实力上、军事力量上以及国际影响力上，中国都比南海六国之和的规模要大很多，在地缘中属于强势的一方，在南海问题上具有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在国家间的尺度上，中国处于强势的一方。但是，东南亚国家通过与利益相关国家的联合以寻求大国势力对南海问题的干涉，在更大的尺度上，尤其是全球尺度上谋求相对优势。
1．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原则与立场的尺度政治分析
通过分析2011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声明，来考察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尺度政治选择。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没有所谓强化和弱化问题。中国一贯从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出发，着眼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致力于与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议[40]。”“南海争议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存在的双边争议。只有双边谈判才能解决问题，才有利于海上安全及自由通航，多边化、国际化只会使问题更复杂，不利于海上安全和自由通航，也不利于维护中国东盟合作的大好局面。一些国家高调提出所谓确保南海航行自由，是因为航行自由是唯一能说得出口，在国际法中找得出的理由，真实目的是借航行自由之名，行插手地区事务之实[41]。”“南海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引入外部势力无助于这一目标，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对有损中国主权和权益的做法，中方不会接受[42]。”
由此可见，在近一年来外交部的声明中，中方多次提到了南海问题应“当事国双方通过协商谈判和平加以解决”，“引入外部势力无助于这一目标”。中国作为强势一方，努力将问题的尺度控制在南海地区以及当事国家之间，努力避免第三方势力在南海问题中施以影响力。以尺度政治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这是一个显著的尺度下推过程，通过强化尺度边界、管治政策等阻止南海邻国（弱势方）的尺度上推，将矛盾与争议集中在当事双方的关系上，在该尺度上获得话语权。
2．南海邻国在南海问题上原则与立场的尺度政治分析
南海周边六个主要邻国，在南海问题上与我国存在直接的利益联系，除了新加坡以外，其他五国均与我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领土争议。在此，通过2011年以来各国官方声明中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以及针对南海问题所实施的相应措施，分析南海各邻国的尺度政治选择（表3－1）。
表3－1 南海各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原则与立场
② 参见越外交部强硬要求中国“停止威胁南海主权”http：／／mil．huanqiu．com／china／2012－02／2472917．html相关内容。
③ 参见马来西亚总理赴南沙弹丸礁宣示“主权”http：／／news．sina．com．cn／c／2009－03－06／005617345262．shtml相关内容。
④参见“Maritime Strategies in Asia”一书相关内容。
从南海各国的外交声明以及相关官方文件来看，作为相对弱势方的南海诸国，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多数国家都采取强硬态度宣布对南海争议地区的主权；另一方面，各国都在试图拓展南海问题尺度，将“南海争端诉诸联合国进行仲裁”，“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扩大南海问题的全球影响，以及促使其他大国势力参与到南海问题来，以在更大尺度上形成对中国的相对优势。
各国在南海问题上虽表现出对中国相对强硬的外交立场，然而在实际的双边关系中，特别是双边经贸联系中，却显现出截然相反的相互关系。
我们参照尺度政治框架，分析南海邻国不同尺度上对中国的政治效应（表3－2），通过国际关系诸要素，在这里将其分为资源与经济（E＆R）、政治与领土安全（S＆T）、军事活动与冲突（M＆C），考察三大类要素在不同尺度上的关系。
表3－2 南海邻国不同尺度上对中国的政治效应
续表3－2
备注：“＋”表示在该尺度上，与我国的关系为正效应；“－”表示在该尺度上，与我国的关系为负效应；“0”表示在该尺度上，与我国的关系为中立态度。
由表3－2可以看出，从南海邻国的尺度政治选择来看，其在地方尺度（南海地区）和全球尺度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控制能力。首先，各国在南海地区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和激进的措施，在对岛礁的占领、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上占据了主动权；在南海地区这一尺度上，由于争议的区域在地理上与我国大陆距离相对较远，主要邻国在岸基兵力以及短时间内的部队投送能力上形成了相对优势。因此，通过尺度下推，南海邻国在南海地区取得局部优势，由此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全球尺度上，南海邻国通过外国驻军、联合军演、联合开发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等行为，促使美国等大国势力介入南海问题，通过尺度上推，获得与中国相制衡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在国家间的尺度上，南海邻国对中国显现出明显的正向效应。然而，从中国的尺度政治选择来看，中国却未能足够重视在国家间这一尺度上的影响力，针对南海问题多强调在尺度下推的过程中，努力避免大国势力对南海地区的干涉。事实上，在南海地区，中国并未取得绝对优势，因此，中国有必要进行尺度上推，从南海地区跳出来看待与南海邻国的争端，利用自身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国家间层面寻求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途径，在这一尺度上，更容易掌握主动权。通过与南海邻国反向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将南海问题集中到国家间的尺度上来对待。
3．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归纳出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框架（图3－4），其实质上是中国和南海邻国在三个尺度上的权力博弈。在地方尺度上，体现在南海领土争端和相关经济权益的争议上；在国家间的尺度上，体现在双边外交关系和经贸联系上；在超越双边的（全球）尺度上，体现在大国势力的制约与平衡上。南海邻国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尺度政治的选择上，同时进行了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的过程，我国作为相对强势一方，在南海问题上亦需反向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过程。
图3－4 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框架
在此框架中可以看出，尺度政治的思路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途径之一，其目标就是将南海问题掌控在有利于自身的国家间的尺度上，在该尺度谋取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尺度下推和尺度上推成为重要的手段。在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领域，尺度的转换途径为传统统 计 方 法（RA、CART等）、地 统 计 方 法（Point Kriging与Point Cokriging，Block Kriging与Block Cokriging）、重整化群方法等；在政治地理学领域，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以及对管治手段的利用是实现尺度转换的主要手段[43]。
尺度转换的动力可用如下形式来表示：
式中，U表示尺度上推的动力，D表示尺度下推的动力，M表示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E表示对表达手段的利用，C表示对管治手段的利用，α、β为参数。尺度上推的一方加强对移动性工具和对表达手段的利用，消减由管治手段带来的固定与控制；同时，尺度下推的一方采取管治手段，旨在消除由对移动性工具和对表达手段的利用而带来的影响。当M＋E－C＋α＞C－M－E＋β时，则U＞D，尺度上推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当M＋E－C＋α＜C－M－E＋β时，则U＜D，尺度下推的力量更为强大。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不仅考虑当前尺度转换力量的相互关系，也要密切关注尺度转换力量的变化程度，当尺度转换力量发生巨大变化时，则要保持关注与警惕，对其微分可得：
在此，通过比较dU与dD的关系，可以对将来尺度转换的力量对比趋势进行分析预判。
南海问题上，在尺度下推策略中，需增强管治能力。首先，强化包括实体上的控制力，在人口、资源、领土面积、经济总量等方面维持对南海邻国的绝对优势。一方面，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此外，由于越南与我国有较长的陆地边界，可以利用综合国力的优势，在陆地上对其施以更大的影响。其次，是经济上的控制力，通过提升产业水平，实施企业、行业“走出去”战略，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力度，促使中国资本和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强化与南海邻国在经济贸易上的相互联系。最后，是文化上的控制力，充分利用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加强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增加文化产业输出和文化交流活动，提升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促使南海邻国在文化上给予中国更多的认同，进而减少相互间的分歧和冲突。
在尺度上推策略中，通过增强移动性，提高自身的空间移动（或超越尺度限制）能力，加强海军建设，发展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和大航程的岸基航空兵力，增强部队远程投送能力；整合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大型的执法船只在争议海区长期巡航，打破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的相对劣势。
（五）小结与启示
本研究根据尺度政治基本内涵，构建地缘政治中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结果表明：
1．地缘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框架是有效的，尺度同样在国家之间权力的平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基于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亦适应于分析国家间的利益争端，尺度政治亦是塑造地缘格局之重要力量。
2．地缘尺度政治分析框架中，一般也可以表现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大国）和相对弱势的一方（小国）。通过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的较量，反映了强势的一方和弱势的一方在尺度的转化中努力获取对于自身有利的态势。
3．针对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解读，可以发现，中国和南海邻国实质上是在三个尺度之间进行权力博弈，南海邻国通过同时进行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在区域尺度（南海地区）和全球尺度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控制能力。而中国在国家间的尺度上显现出明显的正向效应，需通过与南海邻国反向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过程，将南海问题集中到国家间尺度上来。对国家间尺度的控制力也是中国与南海邻国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基础。
4．本研究就地缘问题提出尺度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今后的研究需进一步认识地理尺度在地缘关系博弈以及地缘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对此框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细化。在南海问题的尺度政治分析中，需研究中国与南海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联系，以及根据地缘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实体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高自身在不同尺度上的控制及应对能力。此外，对于不同国家或国家联盟在不同尺度间的相互作用及机制，以及博弈双方力量的改变将在不同尺度上带来怎样的效应，还有待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