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地方与海洋关系的互动
天津滨海新区的兴起，是历史上地方面对海洋不断重新定位和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天津滨海的兴起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变迁，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和北京互动关系的演变以及其所承担职能的变化是密切关联的。
（一）“三会海口”时期
天津的平原地区是经过多次海侵海退交替变迁形成的，海侵海退的过程就是海岸线东移、天津平原逐步成陆的过程[5]。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伐乌桓，为向前线运粮，接连开凿了三条首尾相接的运渠，即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6]，促成了海河水系的形成，使天津一带成为水路交通的枢纽，对后来城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
天津城最早的雏形在隋唐时期，唐《通典》将位于永济渠、滹沱河和潞河三水汇流的入海处，称为“三会海口”，即现今的军粮城一带[7]。江南的大批漕运军饷在此储存转运，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海港。
这一时期，最初与海洋的互动是来自沿海地区居民生计的需求，主要在沿海滩涂开垦利用，同时产生海洋捕鱼业，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最初的居民点，在海侵海退的变动中，各部落也随之兴起和消亡，与海洋在空间争夺与开发利用中形成自身的生计模式（（图6－1）。
而最先促使天津地面产生城市的雏形则是其认识到海洋交通的重要性，因为北方戍边的需求，加之其河海兼备的独特地理区位，使这一地区成为海陆运输的中转站；而京杭运河的开通，在初期更加强化了其海运功能，一方面，为了加强对北方边塞地区的控制，控制从江南地区的粮饷运输，而采用了河海两路并举的方略。河运路线沿用隋代修凿的南北大运河航线，即从江南水陆运输枢纽——扬州装船启运，经通济渠、永济渠到天津东南独流（今海河南岸的泥沽），再折向西北通过永定河古道抵达幽燕；海运路线由长江口转樯沿海岸北驶绕过山东半岛西行历莱州湾、渤海湾经沧州沿岸抵三会海口北岸的刘家台（今军粮城），卸漕装仓以待转运[8]。另一方面，军粮城也成为往辽东地区通过海路输送军饷军粮集散和转运的空间节点。
图6－1 “三会海口”时期天津与海洋的互动关系模式
海洋同时承载着其他生产功能，在这一时期，天津地区作为盐业生产要地也初露端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涉及今日天津一带的渤海郡的章武（今黄夔县西北伏漪城）和渔阳郡的泉州（今武清县黄庄公社城上村）设盐官[9]。唐代的盐业生产，开始与屯兵相结合，加强了对其的控制。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5年）在芦台一带设“盐榷院”，管理盐斤生产[10]（表6－1）。
表6－1 天津沿海地区古代盐业生产状况
（二）“三岔河口”时期
自金朝、元朝起，天津的城镇中心从原先滨海的“三会海口”，迁移到了依托内河的“三岔河口”一带，标志着其发展定位的第一次重大转变。金朝于1153年在北京建都，在运河及海口一带设“直沽寨”，是为天津市聚落起源的最早记载。直沽地扼内河及海上航运，实为军事及交通上的咽喉要枢[11]。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试行海运成功，自此漕粮大规模海运[12]，开始了漕—海联运的时代。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直沽寨改为海津镇，成为漕粮转运中心和军事重镇。
永乐二年（1404年）设天津卫，《明实录》载：“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设天津卫（图6－2）。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13]此为天津名称之始。
图6－2 天津卫及附近地区示意图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都城从中原一带迁到了北京，“天子戍边”的战略决策，使天津一带从原先的边陲之地变成了政治中心的腹地，因此，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对天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由于从京城—地方的大量人流、物流在此汇聚，与北京的互动就成了天津一带最主要的职能：一方面，通过卫所的设立使之成为拱卫京师的军事重地，另一方面，京师—地方的交通往来，依托天津作为中转节点。由于运河系统的完善（特别是元代以来运河改变路线，从扬州、淮安、济宁直上京师，航运效率大大提升），永乐九年至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疏浚完善，全线贯通，至此，除运送蓟州之粮食以外，海上漕运逐渐废止，大运河承担了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职能。随着北京城市不断发展，漕运的数额也不断增加，宣德年间常年运送粮食300万石，成化年间常年运送粮食达到400万石[14]，天津城市的重心也由此转移到了河流水运的交汇点，即“三岔河口”地区，运河沿线城市成为与之联系密切的腹地，而来自海洋的影响却逐渐减弱（图6－3）。
期间，除了元朝及明初有过一段时期的河—海联运外，其空间联系基本依赖南北大运河的漕运体系，漕运成为主导，而漕运的节点——海洋的意义随着海陆位置的变迁（军粮城一带由于海退成为新的陆地）以及海路被漕运取代，同时其作为辽东物资转运的节点作用也渐渐淡化，作为“天子渡口”的意义更加强化，被纳入以北京为核心的交通运输体系当中。
图6－3 “三岔河口”时期天津与海洋的互动关系模式
因此，这时期对海洋的利用主要体现在海洋渔业、海洋盐业等传统的生产方式上，而海洋盐业因其在当时具有的战略价值而显得尤为重要，其经营业务逐渐为朝廷垄断。各朝代都设立专门的盐业管理机构，公元1173年，金朝把海河以北、东到山海关的盐务统归宝坻盐使司管辖，海河以南至山东边界的盐务由沧州盐使司管辖[15]，开始实行盐引销盐制度，禁止私自贩盐，使当时盐税收入达到朝廷税收第一位。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设长芦巡盐御史，为“长芦盐”之称之始。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将长芦盐运使司由沧州转移至天津[16]。可见，海洋盐业仍然是利用海洋的主要方式，随着长芦盐运使司落户天津，盐业成为天津一带财税的最重要来源。
（三）“紫竹林港”时期
1860年，根据《中英北京条约》的规定，天津成了北方的三个通商口岸之一[17]。此后，英、法、美三国开始在天津紫竹林租界一带沿河筑港，紫竹林港区开始繁荣。由于直沽港河窄淤浅，已经不能满足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轮船的停泊需求而被渐渐废弃，大型轮船不能上溯，繁荣了700多年的漕运因无法抵抗外国航运业的入侵逐渐衰落，直沽港区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转运功能，开始走向衰落，港区中心开始东移至紫竹林一带[18]。
天津开埠后逐步成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夺取原料、倾销商品、进行资本输出的重要基地。但在客观上，天津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也获得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更多的碰撞，同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空间，从而带动了华北地区乃至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天津开埠后，天津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开埠之前作为北京之附属的地位，逐渐变成了北方近代工商业中心，对外通商的大型港口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19]。
这一时期，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天津港口的再次迁移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迫使其发展的方向又一次转向海洋，虽然其港口位置仍然在海河下游的内陆地区，但其主要职能是通过海洋运输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沟通海外与内陆地区的媒介，由封闭内向的漕运主导内贸经济形势，转变为开放外向的以海港为主导的外贸经济模式。从天津开埠以来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海关进出口贸易量逐年上升，进出口额分别从1868年的115．1万两、79．6万两，增加到1928年的11 263．4万两、8 199．6万两（图6－4）；往来外国船舶吨位数占全国比重从1932年的2．14%，上升到1942年的18．77%；往来国内船舶吨位数占全国比重从1932年的5．14%，上升到1942年的10．39%，至20世纪20年代，逐渐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图6－5）。
再一次转向海洋促使天津的发展方向和空间格局的又一次转变，而其在全国与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港口，其与海外的联系加强，从开埠之初仅与英、法、德、俄、日、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菲律宾、越南等邻近国家有经贸往来，到20世纪初，天津与100多个国家形成了进出口贸易关系[20]（图6－6，表6－2），随着人流、物流的集聚以及资金的流通，有力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港口的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内陆地区物流的转运职能越来越重要，加之铁路、公路的修建，使其内陆腹地的范围从原先的运河一线拓展到华北、东北、内外蒙古直至西北地区，为广大腹地的发展和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了带动作用。海外贸易的繁荣促成了天津港及其腹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促进了腹地经济市场化与外向化的发展。
期间，天津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等在广泛的对外经贸交流中迅速发展起来。初期官办行业发展迅速，由洋务派开改革风气之先，在此地兴办实业，使之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到了1928年，天津成立特别市，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民族资本主义也在环境的刺激中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一些传统行业如古老的长芦盐业，在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以及新兴产业的刺激下逐渐衰落或渐渐被外国资本所垄断。
图6－4 1868—1928年天津进出口货物货值
图6－5 往来国内外商船吨位数占全国比重
图6－6 1930年前后天津港口城市基本经济腹地范围示意图
表6－2 1931年天津与世界各地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万两）
续表6－2
（四）“塘沽新港”时期
1．解放前塘沽新港建立——“河港”向“海港”转变
到了20世纪初，由于海河逐渐淤塞，加之远洋船舶的不断大型化，原先紫竹林港区一带已经无法满足大型船舶的海洋运输需求，大型船只不能上溯海河驶往天津，只能在塘沽一带卸货，因此这一带就逐渐成为海陆运输货物的集散地[21]。到了日本侵华时期，为了掠夺华北资源，日本于1939年开始在海河口北岸的沉积海岸上修建塘沽新港，并从区域层面考虑，制定了“天津市都市计划大纲”和“天津都市计划大纲区域内塘沽街市计划大纲”等城市规划方案[22]，这一举措促进了天津从传统意义上的“河港”向现代意义上的“海港”转变，在空间形态上也发生了跨越式的演变，从原先集中于围绕租借形成的老城区范围，逐步向天津—塘沽新城的空间格局发展（图6－7），也进一步拉进了天津与海洋的关系。但实际上，塘沽的建设目标并未达到，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实际完工量仅为预先计划的30%，直到解放前，市内港区海运吞吐量仍占天津港海运吞吐量的70%[23]。虽然建设初衷是日本以掠夺中国内地资源为侵略服务，但天津新港的设立，也是现代天津滨海地区发展的起点，为其城市未来发展明确了定位，并为在未来进一步走向海洋奠定了基础。
图6－7 天津“一城一港”城市空间形态雏形
2．解放后作为工业城市建设——服务首都，重陆轻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振兴，为天津现代港口城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但在其发展定位上，受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局限，仍然体现出“重陆轻海”的思想。1953年，天津城建委员会提出了首个城市规划的初步方案，主要目的是将旧时租界型城市布局向社会主义城市转变，初步确定了现代天津中心城区的“同心圆”结构。这一时期的发展向也主要针对中心城区，对滨海一带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图6－8）。
图6－8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城市规划方案
1955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经济封锁，根据中央“限制沿海、支援内地”的政策，沿海城市主要目标是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支援内地建设，不进行新的发展[24]，天津向沿海发展又一次受到限制。由于沿海工业的改造、扩建、新建的投资减少了，其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和工业潜力未得到加强和发挥，同时，被定位为服务首都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我国于1957年3月编制了《天津市城市初步规划方案》，该方案提出，“天津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南北水运的要冲，华北水陆交通的枢纽[25]。”但城市在空间格局上仍然强调内陆中心城区的发展，继续维持原先的同心圆结构。沿海地区发展在此仍然受到限制。
1960年的《天津城市规划初步方案》说明中，提出了将天津由原先的“单一城市”改为“组合型城市。”这一轮规划为天津将来城市发展方向向沿海地区转移奠定了基础。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三线”建设的主导思想下，城市发展仍以原先的中心城区为主，沿海地区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从上述规划政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天津旨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服务首都的职能，但其作为沿海城市的特征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3．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与海港的互动
1984年国务院做出了进一步办好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决定，天津即属于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对外开放使天津港口经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1986年8月，在这一轮《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一根扁担挑两头”的格局，提出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由原先的中心城区单核结构变为“中心城区—塘沽”双核空间格局，首次提出了“全市工业布局向沿海地区转移”的重要思路（图6－9）。
图6－9 改革开放初期的天津城市规划方案（1982年、1986年）
1996年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年—2010年）》（1999年8月国务院批复）确定天津的城市性质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而“一根扁担挑两头”的空间格局也在那时加以确立，形成“以海河和京津唐高速公路为轴线，由中心城区和滨海城区及多个组团组成的中心城市”。其工业布局则继续向沿海地区转移，通过形成沿海一带的新城区来带动原先的中心城区，老区则给予新区支持[26]。滨海城区作为空间布局中一个重要的核心，依托其临海临港的优势，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向和天津市新兴的增长极（图6－10）。
图6－10 2005年天津城市规划方案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中确定天津的城市性质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在空间结构上构建“一轴两带三区”的布局，其中“一轴”就是指由“武清新城、天津中心城区以及滨海新区核心区”所构成的区域发展轴线（图6－11）。
图6－11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天津城市核心区空间形态演变
从这一时期的空间格局来看，由单核心向双核心，由内陆向海洋发展已经成为主要趋势。天津1978年总体格局还属于单核心，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远远大于周边城区；到了1988年，滨海地区，尤其是塘沽地区建成区面积开始扩张，中心城区—塘沽双核结构已初现端倪；到了1998年，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建成区面积都进一步扩展，中心城区—塘沽“双核”结构的空间格局已十分明显，两区之间也开始通过交通轴线慢慢连接，此外，滨海的汉沽和大港两区沿着海岸带一线建成区面积也开始增加，向沿海一带的扩张越来越明显；到2003年，中心城区和塘沽一带建成区面积继续增加，两区之间也通过交通网络的联系而渐渐趋于融合，滨海一带由最初独立的三个组团，沿着海岸带开始慢慢整合，滨海发展的空间格局渐渐形成。
分析天津滨海一带的历史演化脉络，可以发现其发展方向的每一次重大转变，都是对海洋的重新审视和定位选择的过程（图6－12、图6－13）。在“三会海口”时期，天津一带因作为海洋运输的节点而兴起，其发展方向是面向海洋的，其发展依托则是军屯；在以“三岔河口”为核心的时期，其发展方向由漕海联运转向以漕运为主，旨在强化与首都的联系，其发展定位是面向内陆的，海洋在这一时期城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施以的影响很小；在以“紫竹林港区”为核心的时期，来自海洋（海外）的影响再次超过了内陆地区，其发展定位再次面向海洋；到了“塘沽新港”时期，其在当代进一步走向海洋的发展定位已经逐渐清晰，虽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反复，但改革开放以来，滨海地区围绕建设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我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目标，使其面向海洋开发开放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图6－12 天津港口的时空演化路径
图6－13 天津海陆发展战略的时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