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其说，我在这里要说明的研究《资本论》的方法，不是把重点放在技术性一方面，那么，是不是把重点放在方法原理或方法论一方面呢？我想，如果是在较广义的理解上，并加上一定的限制，是不妨这么说的。特谈到这里，我倒想简单提论一下第二世界大战后日本论坛上关于如何研究《资本论》的论争。不久以前，日本《资本论》的新译者长谷部文雄先生，把他的《〈资本论〉随笔》寄赠给我，在那里面，他不仅告诉我他在参加如何研究《资本论》的论争，并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怎样研究《资本论》的一些实况。那是“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极好参考材料。他说，战后有一批专门从方法论方面着手研究《资本论》的人，把战前研究《资本论》的人称之为“注释派”，而他则把他们称之为“方法论派”，他认为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把《资本论》通读一番，作一个彻底的统一的研究，因而注释也好，方法论也好，都难免带有片面性。假使有人把他称作是“全面研究派”，我想他是不会怎么反对的。我没有“全面”读到他们的论战文章，不便乱作批评。但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像《资本论》这样一部巨大著作，有少数人对它的难解文句或历史出典，作一番注释工作；有少数人以毕生的努力，对它作全面而彻底的系统的研究介绍，甚至还有少数人像所谓战后“方法论派”所强调的那样，根据列宁关于不懂黑格尔伦理学，就难得弄懂《资本论》的指示，从黑格尔伦理学入手，集中研究方法论，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作这样一些主张的研究者，似乎有两点值得考虑：

其一，这只能是限于少数个人的做法；

其二，还不能把这样只适合于少数个人的做法，强调成一般读者都有效法的可能和必要。

就专门搞《资本论》研究的少数个人来说，不管你是做注释，还是通过黑格尔伦理学来搞方法论，必须对《资本论》有个通盘的系统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我毋宁是赞同长谷部先生的意见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要求每个接触《资本论》的人，都作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且不讲是否完全有此必要，至少在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他在前书中谈到了有关《资本论》出版和阅读情况，《资本论》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一卷，只印了1000册，经过五年才卖完；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狄兹版，仅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就印刷了15万部；苏联到五十年代初，就共印销了150万部。在日本，把所有的版本合计起来，约计50万部，其中仅在战后就达到15万部。他当时还不确切知道中国的实印数字，大约到目前，前后约共印行20万部。这种变化，也许不是《资本论》著者始料所及的。可是，长谷部似乎很惋惜地说，许多接触到《资本论》的人，并不是一本正经地认真读下去，有的人不仅没有全部阅读，甚至没有终卷，没有终篇，只翻翻前面几页就放下了。原因何在呢？他没有明确谈到。由于没有充分时间么？没有学习干劲么？太困难么？我觉得像《资本论》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书，要叫一般不是专门搞《资本论》研究工作，甚至不是专门搞经济学说史工作的人，面对书本，硬啃下去，确实不是太容易的；但如果让读者知道读这部书，在哪些方面，并且怎样和他们当面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发生联系，情况可能就不完全一样。而且《资本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不是以这种精神来读，恐怕也难懂得透彻。日本在战后由宫川实主编，由青木书店发行的《资本论研究》期刊，每期登载一两篇按着《资本论》顺序，来解述其中某某章节的文章，接下去，就在“今日的问题”的项目下，刊载几篇有关当前实际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个做法，也许是希望补救一下理论不联系实际的缺点，虽然那个联系还是不够密切的。

我在前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我们当前研究《资本论》的目的，必须和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的政治历史任务相结合，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把它拿来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此，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就要针对着这个目的，看怎样学习它，才有助于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也给予了我们很明确的指示，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79]毛泽东同志接着指示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学习《资本论》，必须更多注意学习它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很好地体会和掌握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及其运用。我是依据这样的要求，来尝试安排我的研究计划，看能否对读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多少有些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