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前面，我们已经就《资本论》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分别讲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们是怎样看待《资本论》这个辩证体系和他们是如何因为企图曲解那个体系，以致把他们的理论研究引到错误道路上去的一般情形。现在，我要进而论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革命导师们是怎样针对着这些错误理论，捍卫和阐扬《资本论》的革命辩证体系，并运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为了说明的便利，这里只打算主要就列宁对于《资本论》体系的阐扬、应用与发展，概括地加以叙述，但在说明的联系上，似乎还有必要简单追述一下恩格斯在他后期对维护《资本论》体系所作的巨大的贡献。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不绝由恩格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意见。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繁难工作还是由他承担下来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不仅写了几篇书评，并还写了一个简明的纲要。他写的英译《资本论》第一卷编者序，第一卷第四版编者序以及第二卷编者序第三卷编者序，都分别结合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对于《资本论》的这样那样的诬蔑攻击作了捍卫的反批判，并在许多关键性的论点上彻底阐扬了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事实上，恩格斯对《资本论》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尤在于他对《资本论》的精神实质，对《资本论》整个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深刻认识与阐扬。《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作为《资本论》的前篇或引论来理解的。这部书刚出版不久，恩格斯就写了一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介文章，力言马克思在这部书中是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最革命的历史科学的结论作为出发点，而在其展开批判中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则是以崭新的辩证法作为基础；他着重地指出：“这个方法的树立，我们认为是一个成果，就其重要性说，丝毫不次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61]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翌年即1868年，他所写的那篇评介性的文章《论〈资本论〉》，对这部书作了这样的评价：“自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以来，没有别的书，比我们当前这本书，还对于劳动者更重要了。我们今日的社会制度全部，是建筑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个轴心上。对于这种关系，这还是第一次科学的说明。这个说明的根本性和透辟性，只有一个德国人能够有。欧文，圣西门，佛里埃之流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将来还会是有价值的；这一个德国人，方才登上那个高点，从这个高点看去，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范围，就一览无遗地，明白地，陈列出来，像许多小山，罗列在一个立在最高点的观察者面前一样。”^[162]为了总结或概括这个高瞻远瞩的考察，再过十年的1878年，在一个《人民历书》的刊物上，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论文，论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的两大发现，说他第一，“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观点上实现了变革”；第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前者所指的是唯物史观，后者所指的是剩余价值学说，他并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奠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上”^[163]。他这里的说明，无疑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作了极其全面的概括。有名的《反杜林论》，就是按照这个章法展开的。把唯物史观应用在剩余价值学说中，通过剩余价值学说，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科学结论，我们由此看到了《资本论》体系确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资本论》体系所以具有这样高度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正确，用恩格斯的话，就是由于“只有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经济范畴的辩证的发展，把它们的发展动因和制约着这些动因的因素联系起来，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164]。

应当说，恩格斯不但正确地评价了《资本论》，大力宣扬了《资本论》，并还在其晚年的论著中，结合当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情况，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社会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展开了斗争，捍卫了《资本论》体系，并由是发展了充实了《资本论》的科学结论。

可是，作为一部历史科学的典范的论著，《资本论》是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要由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在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实践中，逐渐显示它的无比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是要由各种实践斗争中的理论指导要求，才能逐渐体会到恩格斯对于它的伟大的历史评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期对《资本论》体系作了那样全面而深刻地阐扬与发挥以后，列宁又依据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俄国不同于德国，不同于西欧各国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要求，更进一步有了新的应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