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次，再来看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对我们作了哪些指示。他自己在法文译本跋文中告诉我们：第二版跋“曾经说明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应用的方法”[221]。这里就按照这个提示，分两点说明。
关于前者，他是从下面这个唯物史观的论点来展开说明的：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容许德国资产阶级有政治经济学，但德国以及英、法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变革情况，却容许并促使德国无产阶级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允许它的资产阶级有政治经济学呢？这是根据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德国社会经济在1848年以前，还是相当落后的，国内还分成了许许多多的封建割据的小王国；普鲁士统治的残余封建势力，还在有力地妨碍着莱茵河流域的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建立不起来，一般人民还是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生活地盘依然没有。这种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两国输进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的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在他们手上，成了个教条集成。……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他们并不熟习的范围内钻研”[222]。但此后，以1848年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取得决定的胜利为转折点，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地扩展开来了，它的资产阶级茁壮起来了，可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它的时运还是不佳，它还是不能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范围内，已经再不能有科学的经济学了。前面已经讲到，和一切社会科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更具有直接触及人们的利害关系，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特殊性。在近代初期，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封建势力的，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还处在潜伏的没有发展的状态中。这时，它还能允许甚至要求发现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或者说，还能使它的理论工作者不受拘束地自由研究以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分配理论。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所以出现的社会原因。这个学派在英国，“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素朴地把这种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法则来理解。但由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就达到了它的不能跨过的限界了”[223]。这里所说的限界，一方面是说，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能把阶级对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已算到达了极限；另一方面是说，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相继出现的现代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在危机发生状态下出现的紧张的阶级斗争情况，再也不允许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有自由研究的余地了。在英国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就在这时候，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取得了对传统封建势力的斗争的决定胜利，他们所面对着的阶级敌人，已经是无产阶级了。因而“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还是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224]。从此以后，不但英、法两国，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都已愈来愈走上庸俗化的反科学的道路了。尽管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848年以后，已有很快的发展，它的资产阶级，已可能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了，但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学习英、法诸国的先进斗争经验，比它的资产阶级学习英、法诸国的先进生产经验，还要来得到家，这就使得它的经济学者，更有必要走上反科学的庸俗的道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阶段，不能有独创的政治经济学；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也还是没有它独创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可是，马克思指示我们说：“德意志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德意志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不能有任何独创的造就，但其批判却不是这样。这种批判在它是代表一个阶级的限度内，是只能代表这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覆和阶级的最后废除。那就是无产阶级。”[225]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一种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如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与封建贵族、僧侣的传统经济思想以及近代初期的重商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关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我们已讲到它产生于英国、法国的原因，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什么产生在德国呢？我们已经讲到，德国无产阶级很快就学会了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因而在德国也最初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恩格斯说：“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们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拼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226]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方法论出发来看，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英国产业革命、法国社会革命在德国哲学思想上的反映，使德国在它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过渡时期，就有了辩证学说体系。“辩证法，在它的神秘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227]，这就使得德国人，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者，更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充满着矛盾的运动”[228]，更容易看到构成这种总的运动的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范畴的内在矛盾和运动。恩格斯又曾就商品这个范畴，论证辩证的分析方法，对于认识事物的内在矛盾，从而，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的极大优点。他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象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229]从这里，我们已可看到，辩证的方法，对于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他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有着决定的重要性。可是，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往往缺乏理解。马克思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跋中较全面地作一说明。他列举了许多不同的错误的看法后，再从正面介绍了一个俄国经济学家所写的讨论《资本论》方法的论文，并作了肯定的赞许。这篇论文包括以下几个重要论点：
第一，他说，马克思认定，经济科学的研究，就在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规律，并确定其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由他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果”[230]。
第二，他说，马克思认为，严密的科学研究，就是要证明社会关系上各种一定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于他说来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证明别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不管人是否相信，不管人是否意识到，现存的秩序，总是必须推移到这个别一种秩序去的。”[231]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则，不仅和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是独立的，却宁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232]
第三，他说，马克思认为，“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识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结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来比较对照”[233]。
第四，他说，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运动，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限度内，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在那种运动中表现的规律，有些类似自然的规律，但“旧经济学家以经济法则比于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时，是把经济法则的性质误解了。……更深刻地把现象分析一下，就知道诸种社会有机体，是和诸种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有根本的区别。……并且，同一个现象，也因各种有机体的全部构造不相同，因它们的个别器官有差别，因这各种器官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等等原故，须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则。例如，马克思就否认人口法则是任何时任何地都相同的。反过来，他是主张，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则。……生产力的发展不同，社会关系与支配社会关系的法则也不同”[234]。
最后第五，他说，马克思是从上述的见地，去研究并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235]
上面这五个论点，很全面地说明了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采取的方法，是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很满意地表示：“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又还是什么呢？”[236]我们由此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的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讲到的分析法、抽象法等等，都不过是在他运用这个辩证方法当中，在特定场合，处理特定问题或安排叙述程序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罢了。如果我们今天还有人企图把辩证方法简单化，把从属于辩证方法论体系的任一具体方法，拿来代替他的辩证方法，那就不但是对于《资本论》的方法的误解，同时也很难想象，那如何能把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全面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