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在前面反复讲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就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资本论》体系就彻头彻尾地体现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都讲得非常明白;任何一个对《资本论》体系有初步了解的人,都会感到马克思是认真地遵循了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科学研究的纲领。尽管如此,米海洛夫斯基之流,却真象有眼不识泰山似地,仿佛读破了《资本论》,还不知在哪里去找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米海洛夫斯基就马克思的有关著作,也就《资本论》,这样表述他的“精密”观察:“首先自然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史观呢?在《资本论》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逻辑力量与渊博学识、与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166]讲了这一段半是嘲弄半是恭维的话之后,他拿马克思和达尔文来比较,他说:“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与此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167]列宁指斥他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解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无与伦比的模范”。[168]既然米海洛夫斯基看不出或宁说不愿看出《资本论》里面如何从头到尾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就教导他,指示了《资本论》如何体现了或论证了唯物主义史观,或者说,自有了《资本论》,唯物史观这个假设,方才成为科学。他说:第一,在唯物史观出现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历史问题,总不善于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的始初的关系,而惯于径直着手去研究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形式;第二,以前人们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也不能找到一种划分的客观标准;第三,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发展的看法,也没能够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唯物主义的革命命题被提出来以后,第一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当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从各种社会现象,从各种历史形态区分出来以后,第二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当“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169]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列宁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唯物史观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170]
列宁在对《资本论》作了这样概括的说明之后,还补充说:“《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171]他并由此针对着米海洛夫斯基的荒谬意见说:“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172]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既然看不出《资本论》怎样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他就无从理解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了。他认定:“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它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173]从这段妙论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不可知论和“经济唯物主义”,“生产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这一类非科学的术语命题的胡扯。而他以讥讽语调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借以了解历史的进程的“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在他看来,无非是依靠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由资本的发生发展,最后论证到它创造出自我否定条件,而达到“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他以为,那并不是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实际材料研究分析的结果,而是硬套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并依照黑格尔的思想方法,把先验地作出来的判断加以演绎。列宁严厉地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睁着眼不看马克思一再为他自己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所划的界线;事实上,任何一个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读到马克思引述俄国经济学者考甫曼对他的辩证法的正确描述的人,是决不会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胡扯在一起的。不错,马克思曾对资本的发展过程,讲到否定之否定的话,但他是在怎样的场合下讲这种话的呢?列宁说:“马克思只在说完其历史的经济的论据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自己造成自己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174]“可见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叫做否定的否定的时候,并不是想以此证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恰恰相反,他只是从历史上证明这一过程一部分确已实现,而另一部分一定会实现以后,才说到这个也是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发生的过程。如此而已。”[175]所以,他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个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176]。
米海洛夫斯基用他的主观的社会学方法,没有发现《资本论》中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看出《资本论》中贯彻了什么唯物辩证法。也许可以说是依据相同的理由罢,竟有人惋惜《资本论》没有专章讨论价值,没有把价值概念交代清楚,真是无独有偶。马克思自己对于这样立论的人,在他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翌年即1868年给库格曼的信中是这样的回答的:“他不知道,我的著作虽然没有一章讨论价值,我所提示的现实关系的分析,却已包含现实价值关系的证明与论证。他曾大发谵语,说有证明价值概念的必要。他的妄言,是以对于这种科学的对象和科学的方法最完全的无知作为根据。”[177]马克思这个批评,完全适用于米海洛夫斯基,然而,在我国大学教育界,还有比这更离奇的事。一个有名气的大学的一位有名气的教授,在他用一学期的时间对一名选修《资本论》课程的学生教完了第一卷之后向我讲:“老实说,我教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搞清价值与劳动的关系。”这对我曾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印象,就很难得理解人们为什么那样不了解《资本论》体系,那样对于科学的对象和科学的方法的无知。
然而,丑事往往产生出好的结果来。正是由于米海洛夫斯基的献丑,由于他对于《资本论》的无知与曲解,我们才得有列宁关于《资本论》体系,关于《资本论》的唯物历史观点和辩证方法的精辟论述与发挥。然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捍卫了阐扬了《资本论》,尤其是在他应用《资本论》的观点与方法,依据《资本论》所提出的各种基本原理,就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帝国主义,就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精辟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