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篇“各种所得和它们的来源”的概括说明[310]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马克思与《资本论》^[1]——纪念马克思逝世七十周年

一

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七十年了。

在这七十年的后一半时期中，人类历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世界很大一部分领域内，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结论：“剥夺者被剥夺”了。这个变化，是马克思所殷切期待的，是马克思所确切预料到了的，是马克思由他的巨著《资本论》所科学论证得十分肯定的。并且，这个变化，又是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用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阐发的真理的宣传号召和流血斗争所促成的。如其说，这个变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历史境界的分野，那么，在那个分野境界耸立着的高瞻远瞩的巨像，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而在他的手里，把握着放射万丈真理光芒的、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资本论》。

二

当我们论到马克思以他的巨著《资本论》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的伟大贡献的时候，显然没有忽视另一位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功绩。他不但是《资本论》创作的积极支持者，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遗稿的整理者、完成者、负责出版者，同时还是《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真理的保卫者、宣扬者。事实上，恩格斯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建人之一。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从表面上看来，《资本论》只是代表政治经济学那一部分，而且只是马克思许多著作中的一种。但虽如此，《资本论》却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所由建立的基石。马克思遗留给我们的最完备、最精密、最深刻的经济学说，固无疑是表现在他的《资本论》中，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他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在《资本论》中有了极全面的应用和极精到的发挥。《资本论》并不单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经典，同时还可视为哲学的和社会主义的经典。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它的三个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

据恩格斯的说法，在科学的研究上，马克思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学说。^[2]剩余价值这个特定的社会经济范畴，显然只是要根据唯物史观才能发现的；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认识，社会主义才变为科学。^[3]所以，马克思虽然明确地指出了《资本论》这部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4]，可是他在进行那种揭发当中，却极生动地把客观经济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都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而构成一幅活生生的唯物史观的图画；同时就在这图画中，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甚至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形象，也极鲜明地描绘出来了。

事实上，马克思用200万言所写成的《资本论》这部巨著，是要阐扬两个相关联的真理：其一是，资产阶级是怎样变富了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变穷了的；又其一是阶级是怎样发生的，又将是怎样消灭的。对前一个真理，马克思是就剩余价值的如何产生、实现和分配来说明的；对后一真理，他又是在剩余价值的连续再产生、再实现和再分配中，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看出无产阶级大翻身、夺取政权和消灭阶级的必然性和可能条件来说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前期著作中、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原已在基本上把这些道理讲得相当明白了，但因为这不仅是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死活问题，同时还是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问题；不仅要针对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剥削体制进行分析，同时还得对于遮掩那种剥削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所以，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而同时关涉到一切私有制度的全面的、深刻的、非常详尽的科学研究，就被当作一项最迫切的历史任务而提出来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从以下两方面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

首先，所谓阶级社会，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一部分人占有其他人的劳动的社会。^[5]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劳动，是非常明白的；封建领主把农奴的劳动截然地分成两个部分，而占有农奴维持自己生存以上的剩余劳动部分，那也比较容易明白。只有资产阶级占有无产阶级的劳动或剥削其剩余劳动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的必要劳动那一部分，由于取得了工资作为代价，于是，这一部分的代价，就掩盖了剩余劳动那一部分之被无偿占有或被剥削，这样，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就无耻地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平等自由”、“公平合理”的，谁富了，成了资本家；谁穷了，成了无产者，不是由于命运，就是由于有没有能力，并且说这和制度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者曾在各种不同的立场上对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抗议，可是，因为他们全都没有从私有制社会的阶级关系去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单凭自己的想像和主观的愿望，结局，就不可能使他们的理论具有何等说服力量。马克思一开始就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结成的生产关系，看作他研究分析的对象和出发点。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必须像农奴依靠领主的土地一样地依靠那些生产资料，尽管一般商品的买卖是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被出卖于资本家，却是依据不等价交换的原则。资本家利用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比较他购买劳动力所付给的价值，是一个不同的量，劳动者被迫把他维持自己生存以上的剩余劳动部分，都作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了。资产阶级就是经由这样曲折的方式来向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可是，资产阶级占有劳动的方式虽然曲折，他们和奴隶主、农奴主占有奴隶、农奴的劳动，却同样是由于掌握了致人死命的生产资料的独占权，同样是由于利用了保护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同样是强制地迫使直接生产者提供出他们的剩余劳动。所不同的，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剥削者是直截了当地把剩余劳动占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偷偷摸摸地通过交换，使剩余劳动采取剩余价值的形态。剩余价值形态被发现出来，资产阶级这个吸血鬼的假面具就被揭下来了，使人们知道：资本主义再也不是什么“合理”“公平”的值得永恒保持下来的制度，恰好相反，那是更加贪得无厌的杀人不见血的剥削制度，而在它本身，就在它进行剥削过程中，在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中，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已经创造出了否定它自己的前提条件了。

其次，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地揭露了剩余价值，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的时候，他同样也指示我们：剥削一经采取剩余价值形态，一方面表示社会生产力有极迅速的提高，和商品生产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更带有社会的性质；另一方面表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劳动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这两方面的变化，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自发规律，按照资本积累的规律，平行地运动着和开展着。可是在结局，前一方面的发展愈来愈显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的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扩大和加深，愈益显示它在为一个新的能容许生产力无限扩展的社会制度创造条件；后一方面的发展又说明，劳动力不绝为机械所驱逐，小生产不绝为大生产所吞没，因而愈来愈益招致更多破产失业的人口或产业预备军的形成，更加促使在业工人工资收入的减少和造成失业的威胁。当资产阶级社会占有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一经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认清了他们穷困的根源，认清了他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场面就要演出了，社会主义就要出现了，最后的也是最顽强有力的阶级统治就要消灭了。所以，我们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理论上向国际工人阶级提出了革命实践的号召。

三

马克思曾作过这样一种预言：“资产阶级终生会想到我的麻烦。”^[6]他的预言早经实现了。然而，资产阶级的那种感觉，是由于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资本论》的真理逐渐团结壮大起来而日益趋于尖锐的。和以往一切剥削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是更加强大有力的。为它服务的整个思想系统，也相应地具有更大的欺骗力量。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西欧，特别是在英国正好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阶段（虽然那也正是工人阶级逐渐显示出团结力量的时候），马克思同他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发表一系列的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体系的论著，其中包括惊天动地般的人类解放大宪章——《共产党宣言》；到了一八六七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了。尽管这部以血与火的文字披露出资产阶级掠夺榨取实例的文献，主要是取材于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而其理论批判，也主要是针对着英国经济学派，同时，当时也还只有英国资产阶级较能理解这部著作的决定影响，但他们对待的方法，却是假装镇静，并采行了抹煞闷死的方策（虽然，同时也并不放松在出版、发行、宣传介绍方面，给以种种阻碍，那曾由恩格斯在当时企图扩大《资本论》影响所遭遇到的困难而反映得十分明白的）。

可是，就在英国资产阶级采行这种抹煞闷死方策、故示镇静的当时，大陆上的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们，早已由三四十年代英法诸国工人阶级的初期斗争行动中，感到神魂不安了^[7]，他们没有英国资产阶级那样“羽翼已丰”的“本钱”和“修养”，就以种种色色庸俗透顶的议论从四方八面来对着马克思主义狂吠了。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一个高唱阶级利益一致理论的经济学派在法国出现了。这个以法国巴斯夏为首的小学派（巴斯夏的谬论还是由美国加雷那里偷袭过来），很快就在劳资对立尖锐化的事实面前破产了，这道符咒不灵了。另外两个派别就接替了它的任务，那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奥国的维也纳学派或主观价值学派。前一个学派，是把资产阶级的国家，看作“超阶级的”机构，用它来调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干脆叫无产阶级好好忍受资产阶级的榨取。这个学派尽管在理论上比上述所谓经济调和学派还要荒唐无稽，但后来愈接近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垄断时期，却愈被当作一种“奇货”竞销起来。一切法西斯的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超阶级的国家理论，作为维护其血腥统治的依据。可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界，却认为这样不能对付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对付他在《资本论》中展开的剥削学说或剩余价值学说，于是论证资本家阶级对劳动者完全没有剥削的限界效用价值理论出现了。这个学派的头目庞巴威克写出了《剥削论批判》，还写出了《资本肯定论》，论证利润（他称作利息）并不是产自劳动，而是出于资本，他把一切论点建立在主观的心理状态上，不但不讳饰其主观主义，反把主观主义当作特点来宣扬，好像要从“主观上”来赶跑客观的铁一般的剥削事实似的。沉溺到了深渊的没落阶级，哪怕是一根野草，也看作救命圈抓着不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这种胡说八道的说教，竟在欧美资产阶级经济论坛和讲坛上传扬起来。道理是不难明白的，不管怎样下流贱薄的货色，只要是反对马克思的，只要是反对《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感到兴趣的。可是，坚持真理的工人阶级是绝对也不会接受这套反乎他们经验的邪说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说破产了，主张以所谓超阶级的国家来调和劳资利害关系的历史学派理论不中用了，硬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没有剥削的奥地利学派的谬论，只能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主观价值”了，资产阶级确实感到马克思的“麻烦”了，正当这个时候，第二国际的右翼社会党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跑出来为资产阶级报效了。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曾经历了一个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从形式上的普选运动预期可以得到一些“甜头”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就用支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来把马克思主义修正到资产阶级认为“正中下怀”的程度。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们是从假装赞成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理论分析出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认为当这些条件还准备得不充分的时候，用考茨基的滥调^[8]说，当生产力还未好好发展起来，工人阶级还未壮大，他们还没有足够的人数通过国会选举等方式学好管理国家的本领的时候，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夺取政权，就等于破坏那些准备条件。从这个认识里，就显然包含有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应当和平成长到社会主义，于是，阶级斗争就被根本否定了。就因为这个缘故，以修正主义大师自命的伯恩斯坦，就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包含的辩证法是神秘的，也就无异说，充分体现着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对立斗争的革命因素，是神秘的，是应当修正的。这批工人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徒们、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就是这样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罪恶企图，明目张胆地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歪曲马克思主义，来欺骗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极廉价地雇得了这样一些为他们利益祝福的鼓手，当然是非常满意的，但他们是否就因此高枕无忧了呢？绝对没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们啊！

四

就在第二国际政客们、各国的右翼社会党徒们兴高采烈地干着歪曲马克思主义、欺骗工人阶级的罪恶勾当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步上革命政治舞台了。诚如斯大林所指明的，列宁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实践者，同时还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针对着帝俄及西欧各国的反动哲学界、经济学界，他全面地展开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特别是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认为那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武装工人阶级头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的源泉。大体说来，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肯定了、应用了、发展了《资本论》所提示的普遍真理：

首先，与伯恩斯坦之流的叛徒们完全相反，列宁自始就认定《资本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就在他所采取的方法，恰好把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对立关系，把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绝产生矛盾、克服矛盾和扩大矛盾的辩证发展运动，按照其本身的推移演变顺序，如实地表达出来。这种透澈的、活生生的辩证逻辑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没有渗入一点工人阶级的主观的愿望或爱憎，可是，它把工人阶级依照不可抗拒的辩证逻辑必然要起而代替资产阶级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矛盾的客观规律指证出来，这当然不能不激起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恐惧了。《资本论》的伟大处，就在它是科学和革命统一的典范。列宁不但能彻底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把它进一步加以发挥和应用了。

其次，为了贯彻《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及其革命实践精神，列宁从两方面继续和扩大了《资本论》的科学研究范围。如其说《帝国主义论》展开了资本主义没落阶段的研究，那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大体加深了并丰富了资本主义发生阶段的研究。通过列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加焕发着真理的光芒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商品生产过剩矛盾在国内及国际间所采取的垄断组织形式，就把矛盾扩大到了不易再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得到解决的程度，同时也就在这种变化当中，列宁天才地发现出了工人阶级可以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革命的途径。

最后，和教条主义的考茨基之流完全相反，列宁虽然接受《资本论》中所提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其生产关系，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理论，但他并不把它当作教条，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充分，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恰好相反，在帝国主义已把世界联结成一个统一市场，并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使许多国家民族相互结成依存关系的情形下，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同时反革命亦具有世界的性质），就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较发达从而其抵抗力较强的国家进行，倒很便于在那种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从而其抵抗力亦比较薄弱的国家进行。在这种认识下，列宁把西欧的革命舞台，由德意志推到了俄罗斯，因为根据他所分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殊性，恰好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脆弱的一环，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9]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飘扬在俄国大地上了，使人类历史发生根本变化的十月革命，就是这样依据着、发展着、贯彻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辩证逻辑而实现的。人类史由此写下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资本论》就是它的具有高度科学预见性的导论。

五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特别深刻表现在《资本论》中的真理，并不仅限于应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方面，也还应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而且，并不限于应用在比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还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人类解放的道路，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们依据他们自己所处历史时代的具体条件，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使得条条道路可以通到共产主义了。

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以后的若干年间，由于长期战争和动乱的大摧毁，也由于帝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脆弱基础，列宁就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示的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准备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理，断然实行容许资本主义因素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他又在关系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细心研究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他的有关市场问题的论文中，他把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商品性的增长相联系的社会分工的增长情形加以分析，使得经济计划所依据的再生产平衡的内容具体化起来。^[10]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对于计划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平衡表的原则上的启示。在开始计划化的年月里，他经常运用再生产理论提出有关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指示；就是到了由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现阶段，尽管有一些像雅罗申柯之流的经济学家，还宣称马克思的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再生产公式，如何失了时效，但斯大林已严厉地予以驳斥，力言再生产公式中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能适当地应用。^[11]事实上，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根本就是沿着《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线索一脉相承下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如其说，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席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依据列宁创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列宁、斯大林提示的社会主义苏联出现以后，在比较更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了苏联的支助，也可经过较曲折的道路提前得到解放的理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创立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个世界可以适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自他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特点、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所确立的革命路线，在三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已证实了它的完全正确性；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理论、工农联盟理论，有条件地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极其生动地融会贯通起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库中的典范文献之一。依靠这个武器，我们把国内的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势力全部肃清了；依靠这个武器，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有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加速地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了。当全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全亚洲人民，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这被长期压迫糟蹋的古老国家，在毛泽东旗帜下觉醒过来、站立起来、成长起来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人类解放的号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得非常确定的人类解放的可能与必然的科学预见，就很快被他们视为自己解脱灾难的福音了。

六

七十年过去了，十月革命把这七十年等分成两半。在前一半时期里，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阔步地忙着以奴役掠夺的方式征服世界分割世界；在后一半时期里，景况大不相同了，它已在极迅速地经历着崩解没落的过程，因而失掉了自信，益发感到了马克思的“麻烦”。《资本论》这颗炸弹，已经落到俄国资产阶级的头上了^[12]，结果，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惊惶起来。特别是在那些外强中干的法西斯国家，如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日诸国，谈马克思，读《资本论》，是悬为厉禁、罪在不赦的。而在今日的美国，是更进一步法西斯化了，不但禁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连达尔文的学说，也看成亵渎上帝了。当中世纪末期僧侣贵族用火刑、用一切残酷迫害手段对付科学、对付启蒙学者的时候，那已表示他们是如何惧怕真理。美帝国主义者把它宣扬了很长一个时期的“科学自由”的假面具揭下来，露出一副青面獠牙的凶相，那是为了什么呢？那不已说明它整个社会的矛盾对立达到了爆裂的顶点，已经处在“剥夺者被剥夺”的前夜，从而正在实践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证的辩证逻辑么？

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已普照着大地，全世界正到处响着剥削阶级的丧钟，我们应当以如何感激崇敬的心情，以如何坚决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斗争意志，来纪念这位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逝世七十周年啊！

学习《资本论》的一些体会^[13]

一、《资本论》是对以往一切阶级社会思想的清算和总结，是革命与科学统一表现的典范，是工人阶级的光荣与骄傲的旗帜

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种伟大的根本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最高指导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则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所以，不论是要明确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方向，还是要确定我们个人参加在那种变革中的斗争目标，学习《资本论》该有如何重大的意义，那是不难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资本论》是马克思不朽的创作，是这位伟大学者和革命家科学著作的极峰，这部著作把贯彻在整个资本主义发生、成长以至没落过程中的对立斗争规律，原原本本地揭露出来，构成了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显示为资本家社会的“革命的代数学”或辩证法，而由是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必然结论。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很好的结合表现在《资本论》中了。就因为这个缘故，《资本论》就不仅表现是后来居上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显得无比的优越和正确，它并可视为是对于以往一切人类社会思想所作的全面性的总结。

在以往一切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社会无疑是最能容许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恰当地说，它是最善于剥削劳动人民的。它在一方面以剥削劳动人民所得的巨大财富，造成对劳动人民的物质压力，同时又利用那种财富，动员组织大批的精神劳动者，使他们在各个方面各个文化领域，编造出适合于剥削者利益的各种理论学说体系，而由是形成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压力。显然的，在那各种欺骗劳动人民并模糊其阶级意识的学说理论中，凡属以往各阶级社会为维持其剥削制度所采取的观点和言论，都被搜罗吸收进去了。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它们临到保守的没落阶段的时候）的思想体系的共同特征，就是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如其说它有优于封建贵族和奴隶主的地方，无非是由于它占有旁人的劳动或从事剥削，不象后两者那样直截了当，而采取了比较掩蔽的形态；这种“暗偷”对“明抢”的区别，就使得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公平合理的“自由而自然的制度”了（亚当·斯密在他的大著《国富论》中就这么说）。照他们的讲法，仿佛以前存在过的社会，都是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阶级，历史就发展到这里为止，不再前进了。正如同亚里士多德宣称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有如男女关系那样自然一样，在资产阶级学者心目中的学说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此这般的似是而非的学说理论，都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他们由此受到的精神压力，比之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所给予他们的物质压力，还要严重得多。为要使工人阶级从这种精神压力下解脱出来，明确认清他们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前途，就需要一种恰好和历来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宣扬的教义相反的思想体系，即采取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反的辩证唯物论世界观的思想体系，把剥削的真相揭露出来，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出来，把工人阶级有可能和必要起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然道理论证出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无疑都是针对着这些方面，对于所有以往剥削者的理论进行批判，但依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的根本前提，就特别需要从经济制度方面去剖析剥削阶级的社会政治压制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为了成就这个历史任务而写出的。所以著者虽然指出它的主要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但不能单看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它几乎把一切有关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基本概念和重要论点包摄在里面了；那虽然是就资产阶级社会立论的，但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都在极广泛的范围内被连带论述到了，也都被连带给予公平的历史评价了。《资本论》就这样简直成为一部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同时也就是对于以往一切阶级社会思想的清算和总结。

任何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归根结底都是要劳动人民忍受其剥削，所以，都是讲“服从有理”，而马克思主义正好要倒转过来，如毛主席所天才表示地那样，是讲“造反有理”^[14]。这个思想上的天翻地复，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揭示出了一个轮廓，但直到具有不可抗辩的说服力量和具有无从躲闪的剖析力量的体大思精的《资本论》问世，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体系的欺瞒性和脆弱性，才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前面暴露无遗了。如其说，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统治，是到十月革命的当时才开始被倾复的，他们的思想统治，却在《资本论》出现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受到致命的摧毁，就已经在进步人们的科学良心上破产了。

《资本论》是这样一部关系人类历史命运，关系人类社会思想根本变革的著作，这种性质，就不仅说明了它必须贯彻着如何彻底的革命观点和方法，同时还说明了它必须保持如何严密完整的科学系统。这是革命与科学统一的典范，是现代人类智慧在广度与深度上可能达到的极限，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应当说是由于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即后起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思想意识，如其不是具有这样无比的优越性，它就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

二、《资本论》是把革命的科学方法——辩证法作为其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程序的基础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西欧英法各国工人阶级，已经用各种对抗资产阶级的运动方式，向革命导师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那要求包含着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在发展过程中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在这以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当他们发现资本主义一方面积累起了巨大财富，同时却又在以极大的规模和速度造成惊人的社会贫困的事实的时候，确曾提出了不少诉之于理性和良心的抗议性的批评，但因为他们所采取的观点和方法，依旧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那就不但不能发现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本质究在什么地方，自更无从理解：资产阶级在加速发展其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势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加速增大其对立物——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因而，也在加速增大工人阶级推翻其统治的可能性。结局，他们的许多高论，就不但不能加强工人阶级斗争的信心，反而在他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公刊的《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坚定地把社会变革的诸基本原则和规律揭示出来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南和精神武器。那许多关系社会变革的原则和规律，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完备最严密的科学规定。

《资本论》被视为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刊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扩大加深研究的继续。他在《批判》的“序言”中所提出的有名的唯物史观公式，显然是《资本论》所依据的研究方法的唯物论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于一八五七年着手写作《批判》时，曾计划开头写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导论，后来那个计划虽然抛弃了，导论没有完成，但由考茨基收附在一九〇七年版本中的未完成稿，仍旧为我们提示了《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及其灭亡的必然命运所采用的革命的科学方法，把那些方法扼要指明出来，对于我们学习《资本论》，应该是有不少帮助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确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形成资产者社会经济结构的生产诸关系。资产者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正如同其他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自始就带有这样一种性质，它只求与社会当前存在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而并不随参组在它里面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是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如法律关系政治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思想意识等等的现实基础，同时又利用那种种上层建筑，从各方面来保障推进或发展原有生产力，因而反过来扩展或改变它那既存的生产诸关系自身。从这当中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作用于整个社会（我们这里讲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其他经济规律的依据。在这个乃至在这许多经济规律作用下，不论是资产阶级也好，是工人阶级也好，也不论是他们整个阶级或者个人也好，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认识了这些规律，他们就可自觉地作有利于自己的运用，不认识这些规律，就只好一直在被动地盲目地象机器一样地受其支配。在这个社会扮演着主导角色的资产阶级尽管对于经济利害的计较打算格外热中，但那却更使他们利令智昏，不能好好认识经济规律，因而使他们的经济行为带有更大的盲目性，用马克思的天才表述：就是资本家完全听命于资本运动，资本的心，就是资本家的心；资本家物化了，反过来，资本人化了。这样的社会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就这样显示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史过程。马克思不仅这样确定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为资产者社会的生产关系，并还把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受人们意志左右的客观性质指出来，作为其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

其次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确如上面这样确定了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及其性质以后，接着要关联到的，就是研究分析应从何着手并应按照怎样的程序去进行的问题。他在《批判》的那个未完成的导论中，曾就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当时通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分主义作过深刻批判，特别指斥了以生产行为的主体的人口来开始分析的错误。他说：“假如我们把人口所依存着的阶级除开，人口就只是一个抽象；又如我们不把阶级所依存着的各种因素例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认识明白，阶级就只是空文。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离开雇佣劳动，离开价值、货币、价格，根本就无资本可言。”^[15]从这段话里，我们已经不难明了马克思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时，就把他后来写作《资本论》的程序确定了，因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从最单纯的商品价值开始，依次论述到包含较复杂的范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错综复杂经济事象自身呈现的必然顺序。不过他特别郑重的提醒我们，无论研究什么经济范畴，随时都不要忘记了资产者社会这个主体，对于这个主体，它们只不过是某一些侧面的表现，劳动也好，商品也好，货币也好……它们是在资产者社会以前就存在过的，但在资产者社会，就附加上了这个社会特殊的烙印，显示出了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资产者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作为这个社会的主体的资产者所进行的任何经济活动，无论是工农业，还是商业、金融业，非带回比原投资额为大的货币额，换言之，非获有赢利，非增殖价值，就没有意义。在资产者的人生观里，没有真，没有善，也没有美，只有利。资产者社会定于一尊的神，事实上不是基督，而是财神；但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又并不是他们所崇敬的财神，却是他们所轻蔑作贱的工资劳动者。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半由愚昧半装糊涂地一直不肯把每天呈现在他们眼前千万次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指证出来，最后还是留待马克思当作一个公开的秘密来揭露。马克思依照前面提到的各种经济范畴显示的由单纯进到复繁，由本质进到现象的顺序，首先探究价值是怎样增殖的，其次再探究增殖的价值或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最后再说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对于全社会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在他们之间瓜分的，他分别就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来进行分析。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说，其所以归结为剩余价值学说，那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特质所规定了的，是不能不如此的。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在探究剩余价值产生实现以至分配的过程中，其实他同时已把整个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把资产者社会由发生成长以至走向灭亡的辩证发展过程全揭示出来了。不久以前，我还听到一位“经济学者”半带嘲谑地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指着资本家叫劳动者比方工作12小时，而只付给他们相当于6小时的工资，其余6小时就是他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他言外以为当作一个学说，未免太简单了。事实讲穿了，本来也就是这么简单，马克思其所以要用200万言的《资本论》去说明它，那就不仅是因为这个简单事实，一直被蒙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各种各色的观念论的尘雾里面，同时也实在是因为这个简单事实，使资产者社会对其他一切社会显示了本质的区别，资产者社会的每一经济关系或反映它的每一经济范畴，都贯串着这个简单事实在里面，没有这个简单事实，别说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庸俗经济学者，就连他们所依存的资产者社会也不可能存在了。比方说罢，社会怎么会在一方面有叫作资本家的购买劳动力的人出现，在另一方面又那么凑巧地有叫作劳动者的出卖劳动力的人出现呢？“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资本家凭了什么叫劳动者为他工作12小时而只给他6小时的代价，劳动者又为什么为资本家工作12小时而肯接受6小时的代价呢？他们的买卖是依着怎样的交换原则进行的呢？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为什么有的人赚钱，有的人有时不免赔本？直接购买并使用劳动力的资本家剥削了剩余价值，站在生产圈外的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他们难道没有剥削么？他们是怎样剥削的呢？……这一序列的问题，都是说明那个简单事实必须交代清楚的。马克思不仅依照上述的剩余价值生产，实现乃至瓜分的顺序，非常详尽周密而又系统地交代了那些问题，他并还进而明确阐明了：那个简单事实千百万次地在资产者社会的不断反复，并不象钟摆来回于两极间那样单纯没有变化，事实上，它时时刻刻在引起社会深刻的变化，而由是表现为辩证的发展过程。购买劳动力来剥削剩余价值一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就表示有大批的农民及小手工业者从他们原来的生产地位游离出来。同时也表示有大批的工场老板商人乃至地主改用这种新方式来猎取剩余价值。这两方面显然都要引起内部的竞争；资本家间的竞争，是靠加强劳动提高技术、发展生产力，以包含较少量劳动或价值的商品，竞胜同辈的生产力较低而消耗劳动较多价值较大的商品；竞争展开的结果，是剩余价值被强制着资本化，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是较小本经营较低级生产单位不能支持，是脱离原来生产岗位变成“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愈来愈多，是资本愈积累，机械化愈普遍展开，就愈使一方面增多过剩劳动人口，另一方面增多过剩商品；那就是失业，是破产，是恐慌，是资产者社会的生产关系，吃不消在它里面发育胀大起来的生产力，是在生产关系适应其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下，愈来愈多的被剥削者逼着不得不起而反抗，一直引出“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场面。就是这同一的为我们“经济学者”觉得太简单的事实，在近代初期，它叫资产阶级爬上历史舞台，而到当代，又叫资产阶级从历史舞台上跌倒下去。

三、《资本论》学习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困难究竟在哪里？但是不是也有比较容易的地方？

如其我们对于《资本论》的性质，其研究方法及其结构，有了初步的理解，那在学习当中，是有不少便利的。学习《资本论》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谁都知道，相当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最大的格格不入的难关，却实在于阶级成见。在解放后不久，一位被誉称为经济理论家的大学教授告诉我，他选定《资本论》作为“经济名著”课程的教本，选课虽只一个学生，但他仍费了不少工力，经过半年把第一卷教学完了之后，那个学生及他自己，依旧弄不清价值和劳动的关系。我对他的谈话，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多少年被资产阶级的限界效用价值学说及其整个唯心思想方法弄得糊里糊涂的头脑，要去理解工人阶级的伟大经典著作——《资本论》，他原有的全部思想意识，无疑是要分途或协同提出“抗议”的。慢说价值与劳动的关系，就是其他任何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只要通过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不清不楚的概念比照一下或断章取义歪曲比较一下，就会完全走样的。我有理由这样说，学习《资本论》对于一个文化知识较差但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特别是现代主观主义经济理论）毒害的人，比之一个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但却被那些理论浸染透了的人，是要容易得多的。但这不等于说，没有直接钻研过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学习《资本论》就没有困难。根据我自己及许多朋友学习《资本论》的经验，这部大著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大体是在以次这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研究分析事物的方法，是透过现象去揭发它的本质，或者是在任何一种具体经济事象后面，去发现它的社会的抽象性或社会关系。当那种本质或社会的抽象性被发现出来之后，再回到现象，回到具体经济事象，由是，经过马克思所研究分析的任何经济范畴，要就是为一般人的知识或思想方法所不易接触到或理解到的抽象形态，如象抽象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等，或者尽管是非常具体，如象货币、资本、人口等等，但因为它们背后的社会关系全被揭露出来了，因而包含有许多为我们表面观察所不易察知的复杂的诸般社会规定。所以，当《资本论》第三卷还未公刊，剩余价值利润化的过程还未阐明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都认定马克思的抽象分析，不合实际，并且指出在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之间存在有不可克服的矛盾，等到《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了，只在他们头脑中存在的那种矛盾，由马克思依据事实，依据经济关系中相互依存联系加以科学地解决了，他们的简单脑袋，又装不进去剩余价值利润化利润平均化过程中所包含的许多复杂的实际规定。在他们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太抽象了，第三卷又太事实了。其实，假使把阶级成见丢开不讲，我们经常的思想方法，极容易和庸俗经济学者的看法一致，那就是把经济事象看得简单了；对于它的抽象本质的分析，固然很不习惯，对于其具体复杂规定的理解，也极其困难，而马克思就资本主义经济诸范畴所作的深刻剖析，却正好要求我们克服这两方面的庸俗偏向。

其次，由于马克思的研究分析方法，具有上面那个使我们感到困难的特点，那就不能不连带引起我们学习上另一个麻烦，那就是我们一般很习惯于庸俗经济学的作法，以简单定义为满足，并在简单定义下，把科学和常识的说明揉混成杂拌。马克思对于任何经济关系或经济范畴的说法，坚决反对简单定义化和常识化，他认为事物及其关系，在不断变动转形中，不能封入硬结的定义中，而必须在历史的论理的形成过程中去加以理解^[16]。科学是必须和止于反映表象的常识区别开的。凡属经过马克思分析说明了的经济范畴，都体现着非我们凭常识臆测所能体会到的极深刻的社会意义。比如对于商品、货币、资本这一些经济范畴，我们平常是看得极其简单的，商品就是买卖的对象，货币就是买卖借以进行的媒介物，资本就是用以图利的本钱，它们象是生来就具有充当如此这般职能并相互区别不能转化的自然性质；资产阶级学者是以天赋人权来解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又是以天定秩序来解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一直把他们都弄糊涂了；马克思就从这里去揭露隐藏在商品生产社会的全部秘密，他由此阐明了生产物如何成为商品，特定商品如何变形为货币，货币如何成为增殖价值的资本的根本道理，可是马克思无论讲到哪里，我们的习惯了的庸俗看法，就要在哪里表示抗拒：就商品来说，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认定劳动力才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当作特殊商品买卖的对象，那在我们的常识已经是很费解的；劳动力既被看作商品，为什么不是和其他商品一样按照等价原则交换呢？明明劳动3小时比劳动2小时所得报酬为多，为什么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格”呢？就货币来说，既然纸币也同金银币一样可以当作一般等价物通行，为什么说它必须具有劳动价值物——商品的实质？用作货币的货币和用作资本的货币的区别，我们怎么也不能一下想通；而货币要用它去购买活劳动才算是资本，更是意想不到的。最后说到资本，如其认定购买劳动力的部分，才能增殖，才算资本，为什么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也通称为资本呢？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不是同生产劳动没有直接关联么？所有这些关系事物内部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尽管马克思都作了非常详尽透彻的科学分析，而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仍不能一下想得过来；诚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啊。^[17]

此外，还必须指出一种困难情形，那就是，马克思所研究分析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不仅详尽无遗地讲到了它的发展转变的全过程，还讲到了它在每一阶段的各方面的种种关系。但是，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18]，即是说，它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那所谓“完成的结果”，显然是最发展的形态，是最令人目炫神迷的现象形态，也是我们在生活上比较熟悉的形态，由这种形态探究到非常本质的而又为我们日常思想生活所不易达到的最原初的最单纯的形态，如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态时所表示的，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从未尝试过的”^[19]；在最单纯的价值形态中，去探索隐在发展的价值形态一般的价值形态乃至最发达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形态里面的秘密，他自己也认为是最困难的^[20]。但不克服这种困难，我们在货币形态乃至商品形态上所表现的拜物思想，就根本无法清除，而结局，剩余价值的谜，也无从索解。经济形态的研究分析虽不能用显微镜，不能用化学反应药，而必须用抽象力，但是运用抽象分析法，却又必须如物理学者要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充分最不受他物影响的地方，去进行考察试验一样，非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依据它的各种重要环节，一步一步地作出舍象的假定不可。比如，象隐蔽在各种经济现象形态后面的剩余价值这个范畴，它转化为利润的过程，是要通过错综曲折的途径的，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场合，“必须把它的特殊形态如利润、利息、地租等丢开”^[21]，必须假定每个商品生产者都稳得到他由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在分析剩余价值如何实现如何瓜分的场合，又先假定工业资本家相互竞取在他们大家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中的分额，而把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参加进来分赃的说明摆在后面，直等到工商业上的利润来源被明确解析清楚了，然后再讲到地租这个较特殊的形态，讲到工农业上的利润的平均化过程。这样高度运用抽象力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作着周密的分析，显然是最科学的，但我们学习起来，如没有仔细地一丝也不怠忽地注意到它在每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上所作的前提假定，就极易在思想上引起前后不相联结的混乱，许多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人所提出来的问题，已经把这点反映得十分清楚了。

可是学习《资本论》尽管有这许多困难，马克思自己却是这样指示我们的：“除价值形态那一部分外，这部书决不能说是怎样难解”^[22]，在他给摩里斯·拉·霞特先生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我所应用但还未在经济问题上使用过的分析方法，使最初数章的阅读最难。”^[23]可见资本论第一篇特别是其中第一章，阅读起来最感困难，连马克思自己也是承认的。而我们没有好好习惯马克思所使用的，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分析方法，那也增大了开头难的程度。不过据我的体会，要把资产者社会的整个经济运动，从里到外，从本质到现象，从发生到没落，详尽周密地在观念上如实反映出来，实在也没有更简易的途径，而我们从全书中清楚明白地显示出的以次诸特点，确能大大缓和我们学习起来所感到的难处。

第一个可以指出的特点是：在200万言的巨著中，你不能发现一个暧昧的不明确的概念，和带有任何片面性的说明。读过了《资本论》，初步理解了马克思所作过科学规定的经济范畴，你就会清楚；连古典经济学者讲明了一部分事实的经济理论，也是一些含糊不清的杂拌，而庸俗学者们把观念主义和常识揉合的高见更不必谈了。当然，在习惯了观念主义和常识的人看来，教学完了第一卷《资本论》，还弄不清价值与劳动的关系，那应怪谁呢？假如说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和规律的话，通过《资本论》，至少要比通过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学的著作容易多了。

再说第二个特点罢，马克思深入到资产者社会内部去揭发其本质的理论说明，即使是我们非辩证的思想方法所不习惯的，不能不感到领会的困难，可是他所提论到的每一原则或理论，或者是先由丰富的事例引述出来，或者是紧跟在丰富的事例后面加以概括；不能一下子领会原则，不妨先把原则所依据的事例研究一番。对于《资本论》第1卷的学习，马克思曾要库格曼的夫人先读“劳动日”、“合作分工和机械”那几章，然后读论“原始蓄积”那一章^[24]，如有必要，我觉得对每一章节，都不妨参用这个学习顺序。何况马克思曾明白指示我们，对于资产者经济学的“批判的职务，不是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事实和事实来比较对照”呢。^[25]

还有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的大特点，就是大家所公认的《资本论》的科学系统性和完整性。马克思不仅从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找出它内在的必然联系和必然的推移发展顺序，他并且依最适当的方法，尽可能的按照那种联系和推移发展的顺序，把它在观念上再现出来。凡属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初步认识的人，只要把《资本论》第3卷的目录全面作一检察，他就不难理解到《资本论》各卷各篇各章节间显示的严密系统，不但符合理论的逻辑程序，并也符合于事实的逻辑程序。考茨基、博洽德之流企图歪曲《资本论》研究结果所作的窜改尝试，一开始就显得破绽百出了。如其说一个著作组织系统的完整和严密，对于读者有莫大的便利，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应特别感谢马克思的。

最后我还应指出这样一个特点来，《资本论》是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写出来的，《资本论》把贯彻在资产者社会的资本运动的铁的必然性的趋势，即由它的不得不发生以至不得不灭亡的必然趋势揭露出来，使我们在阅读它的过程中，象是由真理的火炬照耀着前进。读到马克思用血与火的文字描述的资本蓄积过程，我们实在不能抑制愤怒的情绪，但一读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显出的“生产的物质发展，就和它的社会形态发生冲突”^[26]的必然性，显出的“剥夺者被剥夺”的前景，我们又不期然而极度兴奋。在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社会就好象是但丁所描写的人类由苦行达到天国的炼狱。当“天国”在望时，《资本论》已不只用科学真理向导我们，并还用革命热情陶冶我们；而在全人类社会快要照着《资本论》的启示实现为“天国”的今天，这部帮助我们人类超渡苦海、诞登自由彼岸的工人阶级的圣经，实在不仅是作为我们革命的手段，并已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学习它，看看已不是一件繁难的劳动，而渐变为一种享受了。

四、结语

然而根据我们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情况，我还愿简单补述以次几点结论性的意见，借供大家阅读《资本论》的参考。

第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的《资本论》，它所研究的对象，虽然主要是资产者社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但它却是把资产者社会放在全人类历史过程中来加以分析，因而是把资产者的社会的发展运动，看作人类社会辩证法全程的一个部分。即是说，它通过资产者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尚论到了全人类各历史时期，甚至提示了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能适用的许多基本原则。当我们国家正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大踏步地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今天，不论是为了加速建设步伐，还是为了反帝及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理论的学习，已经不是当作加担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责任，而是作为被我们热烈要求的一种权利。在这种气氛中，在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本论》显然愈来愈要成为我们的必读经典。

第二，象《资本论》这样一部清算总结了以往人类社会思想而同时又密切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巨著，在直接阅读之前，当然需要一些入门准备，对于非作专门研究的一般读者来说，即使无须修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可是如果单把入门研究限定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那显然是不够的。依照我的体会，如其我们要想习得《资本论》的基本精神——即它作为革命行动指南的基本精神，不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相当的理解，那就不但会增大我们学习上的困难，且不免要把我们的学习引到学究式的岔路上去。

第三，我们今日对《资本论》的学习具有热烈要求和相当条件的人，其中一部分就是在文化教育机关的知识分子。旧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产业状况，对于以资产者社会生产关系为分析对象的《资本论》的学习，就缺乏感性知识一面讲是不利的，就我们在那种落后产业基础上不易滋生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一面讲却是有利的。可是，旧中国贫乏的学术思想界，曾经是没落资产阶级的各种庸俗社会经济学说的温床。那些学术同常识结合起来，就要成为科学的大敌。我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资本论》，没有无保留的一面倒的思想，那就极容易使《资本论》的观点庸俗化。例子是多到举不胜举的。这在今天也许还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反省的地方。

《资本论》的产生、其性质、其结构及其研究方法^[27]

一、引言

《资本论》，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而出现的，但却关系着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改造。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处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已经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这种大变革或大转变，不但不同于以往政治史上的改朝换代，也不同于社会发展史上的，如像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或资本制代替封建制那样的革故鼎新，而是要对那个几乎占据着整个文明史的剥削压迫制度，从根彻底予以铲除。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只是改变了剥削压迫的形式，并没有否定压迫剥削本身，同样，由资本制代替封建制，也只是改变了压迫剥削形式，而没有否定剥削本身；倒是压迫剥削愈来愈采取掩蔽的形式，压迫剥削的本质就愈来愈变得模糊。就存在有社会阶级对抗的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最进步的，也是最发达的，因而，在压迫者剥削者方面，就把这一点拿来强调它的合理，强调它的永生的权利，可是，正因为它是最进步的最发达的压迫剥削制度，正因为这种制度把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起来，把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力量编组集结起来，因而使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斗争实践和宣传教育逐渐提高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种最进步的阶级剥削制度不仅要按照社会史的发展规律，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并要作为一种最后剥削制度向着真正的平等自由的人类社会推移。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就认定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他并说：“人的解放，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它的头脑是哲学。”^[28]当马克思这样肯定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即是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以后，他就着手研究给无产阶级以武装头脑的哲学，给他们以斗争的信心与力量的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推移的大变革，就是这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的。在马克思底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部理论中，在确证和通用上最为深刻、全面而精密的，是如列宁所说的，要算他的经济学说^[29]，而他的经济学说的基石，就是被看作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

《资本论》既然担当有这样伟大的变革的历史使命，它的产生，就是很不平凡的，就是一个在思想上的彻底的大革命，也就是说它要对以往流行于一切阶级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思想学说，全面予以大翻案的总结。马克思是怎样完成这个伟大的思想工作的呢？这要就《资本论》的产生，它的性质，它的研究方法和结构这几方面来分别概括予以说明；仔细分析起来，也就是要从《资本论》这个伟大著作中明确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诸方面来加以系统的解述。

二、《资本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而产生的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开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于一八五九年；当作《批判》续编的《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卷、第三卷则系在马克思死后，由他的亲密友人和忠实同志恩格斯编好遗稿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问世。由写作到全部出版，前后几历半世纪的时间，恩格斯始终是这个伟大的难产工作的全力支持者和协助者。

决定《资本论》难产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应当说是有关立场的问题，把解放无产阶级，因而解放人类的历史任务，属望于无产阶级自身，这在一开始，就要对一切传统的因袭的思想，采取非常坚决的革命立场。如果不是在斗争实践中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是在科学研究上，发见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乃至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也就不可能站稳这个立场。如其说马克思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采取这个立场的，那么我们有理由把四十年代看作是《资本论》写作的酝酿准备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可以说是西欧资产阶级社会正经历着饱满发展的前进的阶段，同时，也恰好是这个社会在以极大的规模和极快的速度来创造发展它的致命的对立物——无产阶级的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愈来愈益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劳动阶级远在一八二四年就已取得了集会结社自由的英国，一八三一年就在选举法改正运动中出现了奥文派领导组织的“全国劳动者阶级同盟”，一八三六年又由“伦敦劳动者同盟”积极展开废除选举财产限制的普选运动，这个运动以和平请愿始，和平请愿失败，就诉之于全国总罢工，在各地引起骚扰，警察军队到处和群众发生冲突。资产阶级原来是想利用劳动者阶级的组织力量，好从保守的封建地主阶级争取政治权力，但劳动者阶级——经组织发动起来，就把他们自己的要求带到运动中去，而往往大大地超越了资产阶级所希望实现的限界。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对付贵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倒势力，致不惜利用无产阶级，并帮助他们获得集会结社的自由，而结局弄得大伤脑筋的时候，而在顽固地不肯给予无产阶级以那种自由的法国统治者，却并没有证明他们做得聪明。一八三一年法国里昂的丝业工人起义了，这个城市被工人们占领了许多天。对于这个事件，法国大资产阶级右翼的机关报《辩论报》（Journae Dls Debats）极敏感也极明确地第一次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了：

“里昂起义已经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秘密：就是社会上已经发生了有资产的阶级和没有资产的阶级的斗争。

商工业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有它的创伤，这个创伤就是工人；有这个永远在增长、永远在匮乏中的劳动人口，社会就没有平静可言……

试比较一下城市里面的贸易和产业阶级的数目和工人阶级的数目，你就会为了它的不平均而大吓一跳——一对一百。

工人阶级随时在生活不安的状态下要求一种改变，这是现代社会的危机。”^[30]

这个从法国资产阶级口里讲出的“现代社会的危机”或“商工业社会的创伤”在落后的德国一开始现代化，就很快地表现出来。一八四四年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阶级战斗而出现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了，马克思极其重视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他非常坚决地指出：“……无产阶级立即非常肯定地、尖锐地、毫不客气地、庄严地、大声疾呼地宣称它是同私有制社会相对抗的。”^[31]在前一年即一八四三年刊行的《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的解放，……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的看法，所以他异常兴奋地看到这样的斗争场面，认为“……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摧毁和消灭旧东西”^[32]。无产阶级诉之于直接行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不仅向革命导师们表示了他们的力量，同时并还增强了革命导师们对于他们的信赖。恩格斯是直接间接参加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的，他非常关心英国的工人生活，他在一八四五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最后表示了这样的结论性的意见，他说：“穷人反对富人的战斗，今天已在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着，在英国，那将导向一般的、全面的、直接的行动。要和平解决，不成了。阶级差别愈悬殊，敌对的精神就愈加要贯彻在工人们脑中，加深他们的怨愤；个别的游击式的袭击，会集中表现为重大的战斗和示威，一个小的冲突，很快就会扩展为雪崩的运动。全国都发出‘不战斗就没有出路’的吼声，那时富豪们就是能够注意到，也来不及了。”^[33]马克思是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种著作的，他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底合草的《共产党宣言》，已显然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期望，更明确更系统地表达出来了：在一方面，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下层的阶级，它若不把压在它头上而由组成正式社会的那些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物抛出九霄云外，便不能伸腰，便不能抬头”^[34]。同时，“资产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中，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资产阶级不由地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们经过互相联合达到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所借以生产并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脚下抽去了。它所生产的首先是它自己的掘墓人”^[35]。其结局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36]即社会主义是无可避免的。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之初，已经是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并抱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充分信念而开始其《资本论》的写作的。

不过论到这里，我们需要着重说明一下当时存在于哲学上社会主义思想上及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学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产生，所给予的巨大影响。

十九世纪上半期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乃至西欧其他一些国家，都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阶级间引起了深刻的分化。而在较迟走上资本主义旅途的德国，无产阶级抬头了，封建贵族阶级却并没有倒下去，于是在阶级消长变化中，造成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种狂飙急变的情形下，一切传统的想法和看法，都不能维持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站不住脚，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性王国兑不了现。因而就在无产阶级逐渐由社会最底层爬升起来的同时，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在学说争鸣当中，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或贮备了一些虽然是不完备的不成熟的但不少是有利于打破传统成见的进步思想因素。马克思就是呼吸在这样的思想生活的气氛中。我们由他的思想观点的急速转变，也不难理解当时进步思想学说给予他的刺激和影响。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是由法律、历史、哲学再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是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费尔巴哈的学徒，再变成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当他由青年黑格尔派变成费尔巴哈学徒，变成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说他们把历史的创造者期之于所谓“批判的人物”，而把群众看为是惰性的阻碍“批判的人物”创造历史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创造历史，实现社会主义的，正好要依靠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这是马克思表述在《神圣家族》那部早期论著中的意见，那已表明他这时的进步思想，是先从传统哲学上解放出来的结果。虽然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早就给予了这个热心于社会改革的青年哲学家以深刻影响。恩格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过：“现代社会主义，按其内容说来，首先是，一方面，对于那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间，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间的阶级对立的认识底结果，另一方面，对于那支配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认识底结果。可是，按其理论形式说来，现代社会主义最初出现，只表示为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原则的继续和似乎是更彻底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正如任何学说一样，应得首先从在它之前已经积累了的思想资料出发，虽然它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有着深刻的根源。”^[37]不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前述《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去探索它的深刻的根源，但要就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结论加以科学论证，那就非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大量思想材料历史材料，加以缜密周到地研究它不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由哲学、社会主义转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原因。他在一八五〇年开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曾表示在英国做这个工作有莫大的便利：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所在。“伦敦是便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良好观察所”；“大英博物馆里收集有关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方面的巨量资料”^[38]，马克思费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钻研这些材料，批判其错误，吸收其健全而合理的成分，建立起他底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就是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沿着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发展过来的。所以列宁说：“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考察经济制度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初步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两个人的事业。他严整地论证并一贯发展了这一理论。”^[39]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进行这种批判分析工作的时候，显然是由于他在哲学上，已经由批判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核心，赞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健全部分，而由是建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使得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方面，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咒骂资本主义制度，分别提出各种各样消灭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图案，在天真的幻想中，确实夹杂有不少可供启发的天才预见成分。在把资本主义看作残酷的剥削制度，并否认其合理存在的限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点也没有低估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重要影响。这就是说，作为无产阶级这个先进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应该看作是一切思想遗产中底先进成分的赞承者和继续者，“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是直接继承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底学说而产生”^[40]。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格外表现得明显。凡属前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方面有所益助于无产阶级解放任务的基本论点乃至一鳞片爪的零星见解，几乎都可在《资本论》中找到它的适当地位。像亚里士多德、威廉·配第、魁奈、黑格尔、圣西门、欧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浩斯金、汤姆普生，往往是用一定的敬意来称呼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与‘宗派主义’相像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种什么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41]，这基本是由于它所服务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正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大道上产生出来，并负担有自我解放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的缘故。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正式开始写作《资本论》的五十年代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他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写作过程中，他不但从未怠忽他所担任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且一直是把那种写作，看作是在思想上鼓舞教育工人阶级的革命具体实践。所以当他听到工人阶级从他的《资本论》受到了教育的时候，他就喜不自胜地认为那是对于他的劳作的巨大报酬，正惟其他始终坚持着这个立场，他就有可能从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思想中，批判驳斥其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不合理的错误的部分；而将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健全的合理的部分吸收出来，由是建立他自己底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在论及《资本论》产生过程的时候，我们是有必要把马克思底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问题，作为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而首先予以考察的。

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性质

显然的，由《资本论》导来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单从阶级立场上去说明是不够的。由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只不过是标志着那个革命的起点。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社会地位社会条件，允许它，并要求它采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就因为它本来就一无所有，不怕从彻底的革命斗争中丧失什么，也不会要求在革命胜利后有什么特殊权利；它所处的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地位，它所被赋予的自我解放并进而解放人类的历史任务，都在本质上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按照事物相互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按照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不掺假，不含糊，不掩饰，实事求是地把客观存在的事实表达出来，反映出来，这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反映论，或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把哲学看作社会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的限内，如其说无产阶级需要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或世界观，那同时也说明那些企图继续保存并巩固其剥削特权的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为什么总是多方宣扬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唯心主义，到了没落阶段，甚至乞怜于神秘的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了。有这样的社会阶级，就要求采取那样的哲学观点指导下，对于同一社会现象或者同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以产生性质完全不同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不同立场、不同观点，来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结果。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夏天，已因前述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影响，完全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立场，他就在这个时候写作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认为要直接依据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发现，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42]；他并“第一次在哲学上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把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实在关系，当做自己分析的对象，并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考察那些关系”^[43]。接着在一八四五年的《神圣的家族》中，在一八四七年的《哲学之贫困》中，特别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研究考察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方向，已经逐渐明确下来了；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史观公式，应当理解为是沿着这个研究方向发展而达到完全成熟的结果：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生存，恰好相反，是人们的生存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的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44]

这一段唯物史观的经典表现，应当说是《资本论》写作所依据的总路线；其中每一个基本论点，都在《资本论》中有了极明确的反映，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即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首先就要求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网中，找出区划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的客观准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把各种社会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就始终是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因果关系上兜圈子，有的把政治法律因素看得重要，有的把大人物的个人力量看得重要，有的把思想因素看得重要，甚至有的把气候、土壤、地势一类自然条件拿来作为最有决定一切的因素……这样，就恰好达到社会历史发展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结果。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在整个社会现象中，找出了区别主从关系的标准。用列宁的话，就是“从社会生活各部门中，分划出经济部门，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划出生产关系，作为一切社会的始初关系”^[45]。“把‘生产关系’划出来作为社会结构，就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所认为不可用到社会科学上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46]“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高度”^[47]，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和一向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而由是引起社会革命，这正好是如恩格斯所说的：“当我们把我们的唯物主义的论点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并进一步应用于现代生活时，一个伟大革命——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的前景，就立即呈现于我们的面前。”^[48]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对象，对于它的发展以及最后由革命导致灭亡而为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所代替的全过程，马克思都是根据这个制度、这种生产关系中已经出现或已经萌芽存在的事实，用严密的科学研究，来证明其推移运动秩序的必然性，证明其发展的必然规律。他的分析研究，严格限定在这个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方面，“在解说问题时，非属于生产关系的其他因素，甚至于没有提到。这样做法，马克思可以使我们看到，商品经济发展，怎样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而创造出敌对的阶级——现在生产关系的范围以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来，它怎样发展了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它怎样由此引进一个因素，一个和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立于不可调和地位的矛盾的因素”^[49]。他“一次也没有借用什么超出这些生产关系的因素来说明问题”^[50]。这种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就使得《资本论》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典范，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先进的无产阶级不但由这个先进理论证示了真理是在他们一边，并还证示了他们并不是像资产学者^[51]所想像的那样，站在“历史圈外”“文化圈外”而恰好是要以更高度的科学文化武装了的头脑来改变历史。

然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上，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由于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而引出了这样变革的结论即从根改变历史，使那些被踩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超升到社会上层，站在统治者的地位，那就不但要遭受活着的资产学者的反对，并还要和所有过去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为最合理的、最适合人性的资产学者的理论相抵触；更进一步，甚且还要和那些哪怕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见解相抵触，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这样讲过：“新的世界观，必然要不仅遭到资产阶级的代表们的抵抗，并且遭到大群想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抵抗。”^[52]就由于以往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文献，差不多都是用不同程度的唯心主义观点考察的结果，所以，“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53]。同时，我们又知道，任何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任何一个关系个别经济范畴或规律的理论说明，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作为用这种那种唯心主义观点所组成的什么体系中的构成分，它牵涉到某个体系整体；甚至本质地牵涉到抱有同一立场观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结局，这个科学研究工作，就不能只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个别论点、个别章节的简单批判，也不能只是对于某些论争的经济问题的个别审查。恩格斯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显然是完全适用于《资本论》的，他说：“这部著作一开头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系统地综括全部经济科学的复杂构成，在联系中阐明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法则。经济学家既然无非是对于这些规律的解释者与辩护者，那末，这种阐明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54]

必须指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采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显然不能单把他们的批判范围，限定在经济方面，事实上，《资本论》已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提供了极全面极生动的科学典范。单就他所分析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本身说罢，在《资本论》初版序、第二版跋那两篇文字里，他也已非常明确地就英国、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来解述它们的经济理论可能达到的水平，同时并还就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社会条件，分别说明英国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已不允许它在政治经济学上继续作科学的研究，而在政治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英国、法国，但却反映着英、法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变革而提出了辩证哲学的德国，则只能另辟一个途径，以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来代替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了。事实上，不仅政治经济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他的一般精神生活，莫不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同时又给予那种生产条件以作用和影响。所不同的，只是政治经济学所直接研究的对象——社会经济关系或其在法律上表现的财产关系，更密切地关系到各社会阶级的利益，更本质地得到社会政治生活，因而在讨论当中，就不免要更多地涉及它的各种上层建筑。所以，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变迁，社会生活的改变，各种学说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差不多都有异常周到而深刻的分析，这就使得它简直成了一部社会百科全书，而无异“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表明给读者看，将它的风俗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底具体社会表现，将它的保护资本家阶级统治权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物，将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以及其他等等观点，将它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全盘托出”^[55]。

可是，当我们指出《资本论》充分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而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形象给我们全面分析刻画的时候，切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风俗习惯、阶级对抗现象、政治法律上层建筑、观念形态以及家庭关系等等，都是把它们看作那个社会在各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在各方面的反映。只有这样，才使得那些建立在狭隘的形而上学观点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完全经不起马克思依着全面发展观点所展开的批判，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对资产阶级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但远在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已早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彻底击败了。

四、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的总结构和研究方法

事实上，当我们说《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上引起了革命的时候，那并不是单从立场观点方面立论，同时也涉及了它的研究方法和依一定方法所安排的总体结构。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问题，和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那就不但所看出来的问题的内容和性质不同，同时也说明它们分别在“看”的过程中，已在应用着和各自立场、观点相适合的方法。不过，在说明的便利上，是不能不分开来讲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说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马克思论证了并一贯发展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可是，马克思接触到英国的经济理论，是在他批判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核心以后，是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依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加以改造以后，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思想来源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在研究新方法问题时的直接帮助是很少的。当马克思着手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时，他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且还开始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改造这一方法。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对于马克思是格格不入的”^[56]。不仅如此，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开始就抓到了它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弱点，远在一八四七年，他就在《哲学之贫困》一书中，指责蒲鲁东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后面，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产关系永久化，他说：“经济学者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分工、信用，货币等等看为固定的，不变的，永久的范畴。”^[57]他在那里面批判经济学者们说：“经济学家有一种特征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只有两种制度，人为的和自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的制度是自然的。……因为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自然的。……所以，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与时间的影响无关的自然的规律。”^[58]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开始提出了有名的唯物史观公式，那在原则上，应当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或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如像前面讲到的，他“从社会生活各部门中分划出经济部门；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分划出生产关系，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始初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有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各种经济范畴都被视为是那个社会生产关系的个别方面的反映或抽象。当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改变了的时候，所有附着于这种关系而存在的一切经济范畴，都将随着发生变化。结局，没有一件永远不变的东西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连带它的一切“心爱的”附着物利润、利息、地租等等，都处在待变或正在变化的状态中。这个提法，一开始就叫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没有站脚的余地。那很显然不单是观点问题，同时还是方法论问题。所以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说：“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的方法的确定，在我们看来其意义的重大不亚于唯物主义的基础观点。”^[59]

研究分析一个社会形态，把它看为永久不变时所用的方法和把它看为是一直处在变动状态中，并且正在创造条件为其他社会形态所代替时所用的方法，显然绝不一样；对于各种经济范畴和原则的叙述，应把它们安排在怎样的顺序中呢？依照前者，当然最好是分别把它们位置在一看就是出于自然的天定的无可更易的那种体系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因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做法也并不完全一样。大约处在资本主义前进阶段的古典学者，如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由于他们为了向封建的残余势力或制度，或者重商主义措施，争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自由竞争，同时威胁着资本主义生存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又还未十分发展显露出来，因此，他们就比较能够无所顾忌地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去发现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相互联系；由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说明了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大卫·李嘉图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关于利润、工资、地租诸形态的相互对立的分配学说，都不容许他们把他们用以说明的系统，完全放在形而上学的固定框格里。所以，亚当·斯密的大著《国富论》的论述次第，虽然叫我们看来，不很合经济学的体裁；李嘉图的大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更像是一些独立论文的杂凑，可是，比起以后庸俗经济学者们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分法和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三位一体公式和所构成的完全形式主义的系统，却是更便于说明一些真理的。自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出于人类天性，合乎人类天性，并把他们研究出发点的个人，臆造成像鲁滨逊那样的单独的独立的猎人和渔人，都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可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必要使他们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虚构一些掩蔽阶级矛盾的系统，而这是愈到后来才愈做得到家的。

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写成但未曾即时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曾批评了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传统袭用的经济学体裁并还专节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很显然，在这一方面，即在展开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当中，建立起他自己的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基础的正确方法和系统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不再变了的自然秩序恰好相反，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它所由转变过来的封建社会一样，正在辩证地创造否定它自己的条件。问题乃在于用什么方式方法才能把这个过程，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规律揭露出来。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方法原理。但因为这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相抵触，所以，马克思自己也说，《资本论》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60]可是毕竟有理解得连他自己也认为很好，把他的方法的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作了适切说明的：

“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由他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果。……所以，马克思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由严密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并对于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各种事实，尽可能予以完全的确认。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证明别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不管人是否相信，不管人是否意识到，现存的秩序，总是必须推移到这个别一种秩序去的。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则，不仅和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是独立的，却宁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的位置既然如此低，那就不说自明，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识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结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来比较对照。在这种批判上，唯一重要的，是两种事实必须尽可能同受正确的研究；是这两种事实，必须现实地，在互相对待的意义上，成为不同的发展要素。但最重要的，是要同样正确地研究各种秩序的序列，各个发展阶段依以出现的次序与联结。有人说，经济生活的一般法则是永远同一的；适用于现在，适用于过去，都是一样的。但这正是马克思否定的。依他说，抽象的法则是不存在的。……依照他的意见，正好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法则。……生命通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阶段向他一阶段推移时，它就开始要由别一些法则去支配。总之，经济生活表现了一种现象，与生物学其他领域内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以经济法则比于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时，是把经济法则的性质误解了。……更深刻地把现象分析一下，就知道诸种社会有机体，是和诸种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有根本的区别。……并且，同一个现象，也因各种有机体的全部构造不相同，因它们的个别器官有差别，因这各种器官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等等原故，须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则。例如，马克思就否认人口法则是任何时任何地都相同的。反过来，他是主张，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则。……生产力的发展不同，社会关系与支配社会关系的法则也不同。马克思把这个目标放在面前，从这个见地去研究它并且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时，他不过要严密科学地，把经济生活每一种正确研究所必须有的这个目标，树立起来。……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马克思这部书实际上有这种价值。”^[61]

对于这样一篇专门讨论《资本论》方法的文字，马克思非常满意地表示：“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它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又还是什么呢？”^[62]这和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应用的那一套，该是如何本质地不同啊！

由杰姆斯·穆勒通俗化李嘉图学说而开始应用的所谓四分主义（由生产到分配，再到交换消费）在形式上像是非常整齐，但它的体系是支离的，说明的程序是混乱的。一个社会的总生产物，以如何的方式，如何的比例，分配在各成员之间；他们以如何的方式行使交换，以及消费的一般条件及在全生产物中所占比重如何，均是取决于当前的生产形态；把生产和其他三项经济行为平列出来，那不独不成体统，且没有显出重心。而且，现实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显分畛域的生产了再分配，接着再交换，最后始归于消费；一把生产过程看作是再生产过程，它的生产资料，就是交换分配过来的结果，同时，生产还是一直由消费支持着进行的，劳动手段的消费，劳动力的消费，乃至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消费，通是作为生产上的作用来说明的。四分法已够机械了，再在这个四平八稳的框格里，把所谓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分别硬塞进去，如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做的那样，那就更加破碎支离百出了。这个由亚当·斯密讲价值来源，讲国民收入时提出的三列式，是属于斯密学说中最庸俗的一面，但往后的庸俗学者就恰好看中了这个，分别把它们安排在四分里面，在生产项下，配上资本、土地、劳动三因素；在分配项下，配上利润、地租、工资三因素；在交换项下，配上这些所得的交互流通，而最后在消费项下由那些所得者各各享受他们生产分配交换来的果实。这同四时运会成岁，一样自然，一样出于各修各得。可是，只要我们稍微点破一下，就知道其中包含有不少不可告人的隐事。把三列式这样配称起来，无非要表示有资本即要求利润，有土地即要求地租，那和有劳动即要求工资，是一样的合理！把资本权、地权与劳动权同等看待，不是极平等、极公平了么？但土地、资本和劳动，究竟把什么作为它们的共同点呢？土地是自然物，资本就它的价值关系来说也好，就它的物质或使用价值的关系来说也好，通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劳动，则是一个看作生产活动的社会机能，在其本身，且是一个抽象。这三者的性质，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点，也许说，这个列式上三组的后三项：地租、利润和工资都是作为社会各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的所得或收入，因而就使前三项取得了都是所得的来源这一个同点。但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为什么有的收入如劳动者的收入，要靠劳动者自身的生产活动才能得到；有的收入，如资本家的收入，不用自己操劳，或只行使监督职权就能得到，最后，有的收入，如地主的收入，他不但不用直接作生产活动，且无须操监督的烦劳，只要法律确定地球的一片段为他所私有，他就大可游乐在千百里外，而消费他人在那块土地上生产的果实。这三个不同性质的收入，理应不能“一视同仁”。而且不幸的是：这三个收入的来源，虽然被经济学者分划得非常清楚，但溯其本源，却又不外是出自一定劳动，推动一定资本，在一定土地上所生产的价值生产物。这价值生产物，先分割为工资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再分割为利润与地租。由一个阶级生产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全部价值，由其他阶级分有全部剩余价值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被这三位一体的公式，给掩盖住了。所以马克思认为“三位一体的公式，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而且如果像后来许多庸俗经济学者所做的那样，把资本——利润那一组偷换成资本——利息的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特征的剩余价值形态，就幸运地被排除了”^[63]。

当资产阶级学者用这样的公式和手法，企图把剥削的实质掩盖着的时候，马克思为了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剥削形式，即剩余价值形态，当然有必要先把那个编排得均整好看的西洋景——四分法，三位一体公式——彻底拆穿，并且，就从这个在资产阶级看来，正是他们社会的“美点”同时又是他们社会的“创伤”或痛处下手，来展开他的研究。他发现，资产阶级社会和其他剥削社会的本质区别，就在它的剥削，不是采取自然劳动形态，不是采取实物形态，而是采取非常掩蔽的通过劳动力买卖和使用来实现的剩余价值形态。因此，这个社会的生产，就和其他社会的生产的目的不同，它所注意的，不是自然物形态的使用价值，而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要通过流通过程来实现的，通过市场关系来实现的。而分配的特点，从社会的观点来讲，则是把资产阶级榨取劳动阶级的全部剩余价值，在他们内部依照马克思所谑称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方式，凭着这个社会所赋予他们每个人的平等自由竞争权，用一切可能采取的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手段，来压伏其竞争者，来拼取最大可能的份额。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最本质的内容。这样的经济内容，是不能依生产一般的原则，依单纯的流通过程，依最表象的分配条件来说明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表示：“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4]他从资本着手，就是要从这里去抓住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在《资本论》中他用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个崭新的体系，来展开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大体上虽然像是分别依次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但他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采用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四分法没有一点相同，这就因为不但是所研究分析的内容或重点完全两样，而由不同内容或重点所要求阐述的逻辑程序或技术安排也是大有区别的。马克思曾分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和前述《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有关地方，相当详细地论到了他的方法，并给予我们这样一些方法论的启示：

首先，属于研究程序安排的技术性的方法，必须遵守或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就是不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辩证发展着的，因而，我们在研究上对于这任何一方面的各种原理范畴的本末先后次序的安排，都必须最便于或至少是不妨碍那种辩证发展关系的揭露。因为就社会现象来说罢，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就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的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灭亡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规律的支配。

其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毕竟有它的非常不同的特点。虽然它们都需要或便于在“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不受干扰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65]去做调查研究工作。马克思就是这样把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较充分的处所来进行他的研究，但他教导我们，毕竟“在经济形态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药，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66]。

又其次，和自然现象比较起来，社会现象、社会经济形态是有较大的变化的。社会形态“由一阶段向他一阶段推移时，它就开始要由别一些法则去支配”^[67]。同时，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样。因而如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那样，经济生活的一般法则永远是同一的，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那是马克思所否认的；“把各种经济范畴顺着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前后次序来处理，是不行的，错误的”^[68]，是违反辩证原则的。比如，地租这个范畴，因而租佃这种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是处在有决定性的地位，有必要把它用来作为说明其他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情形就不是这样：利润这个范畴，因而雇佣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是处在决定性的地位，这就有必要把它用来作为说明其他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以前一社会形态来说，不弄清楚地租就不能理解商业资本利润、高利贷资本利息等经济范畴；以后一社会形态来说，不弄清楚产业资本利润，就不能理解地租乃至商业资本利润。各种经济现象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和次第，把它倒置过来，就无法说明它的辩证发展着的关系，那是违反方法原理的。

最后，马克思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把一个社会的最有关键性的经济范畴抓住了，如像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抓住了它那个占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资本范畴，我们也不能径直由它着手，因为资本是一个高度发展过了的，有了极复杂联系和无数具体规定的概念，不把它所由发展过来的，并且大体已经确定了的抽象了的一般关系开始，自简单到复杂，而抽象到具体，那就会陷在不可究诘的浑沌表象中而无以自拔。十七世纪许多经济学家不了解研究经济应从什么地方下手，因而把社会中最生动具体的人口拿来分析，结局就恰好引起了那样的结果。马克思曾明确地提出他们所犯的反科学的错误。他说：“从实在的具体的东西着手，从现实的前提着手，因而，在经济学上，从成为整个社会生产行为之基础与主体的人口着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那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譬如阶级，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依据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之类，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譬如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没有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69]怎么办呢？如果把颠倒了的程序正过来，最后再回到人口，那时候，人口就不是浑沌一团，“而是一个丰富的、由许多规定形成的总体了”^[70]。我们从这段话里，不仅明白了，在经济学研究上，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深刻意义是什么，并还知道分析资本应当从哪里下手的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按照他这里指示我们的途径进行研究的。

由上面马克思分别提示给我们的种种方法，显然都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应用这些方法的要求，无非是讲求如何才能把现实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恩格斯很扼要地为我们作了这样一个像是总结了上述各论点的指示，那是针对着《政治经济学批判》说的，当然也适用于看作《批判》底续篇的《资本论》。他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令按照已经获得的方法，也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依照历史或者依照逻辑。既然在历史本身方面，也如历史在文献上的反映方面一样，发展进程整个说来是从最简单关系向着较复杂关系的推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进程就提供了进行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基本线索，并且经济学的种种范畴，整个说来同时也会按照像逻辑发展进程中那样顺序地出现。”^[71]不过，完全按照历史进程，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因为“历史的行程往往有飞跃和迂回曲折的，如果一定要跟着它走，那就势必不仅要注意许多不大重要材料的，并且常要打断思路……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乃是唯一的适当的方式，但是这一方式本质上也还是历史的方式，只是摆脱了它的历史形式和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的偶然现象而已。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路也应当从什么地方开始，并且它的进一步的运动也不外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它是被修正了的反映，但是这是依据实际历史过程本身所提供的法则来修正的，并且这时对于每一个因素可以在它的发展过程达到完全成熟和典型形式的那一点上加以考察”^[72]。

恩格斯这段话，我们几乎可以从《资本论》中讨论到每一个经济范畴（不管是商品也好，资本也好……）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而得到印证。他都是在尽可能地叙述到它们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限内，就它们发展到了成熟的典型的那种程度而加以考察。但要做到这点，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提到的，需要采取的研究和说明的两种方式：“说明的方式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式相区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索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73]

《资本论》底体大思精的严密完整结构，就是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上依着种种有效的方式方法把搜集所得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历史材料加以缜密研究处理的结果。

五、小结

“自从地球上存在有资本家与工人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本比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对于工人更为重要的书。”^[74]这是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论到《资本论》的时候说的话，到了今天，我们还有理由这样说：自从人类有科学文献以来，实在还没有一部这样关系着人类历史命运的书。

这部书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是在它所分析的对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物质上在思想意识上准备了这样一些启发敦促工人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条件，但在工人阶级方面，还迫切要求一种指导他们斗争运动的正确而系统的阶级学说的时代出现的。只有在这个时代，工人阶级的革命导师，把当时存在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作为他研究的思想材料的来源，加以批判吸收，而由是建立起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并给予他们以明确斗争方向和斗争力量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当然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正确成分，特别是如像亚当·斯密所发挥的劳动价值学说，和李嘉图在劳动价值学说基础上建立的反映着阶级对立矛盾的分配学说，但那都在另一种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被再组织安排在一个新的系统里面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创建的唯物史观公式，从人类最根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出发，第一，把唯物主义引进了社会生活方面；第二，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和当时物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第三，把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归结于在那种生产关系允许或促进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改变。根据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就是要看它怎样在依着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发生发展以致趋于没落的全运动过程。这样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出发来进行研究，就显然和资产阶级学者从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点，从政治法律观点乃至从道德观点出发来进行研究，那就不但所得的结论完全两样，而所研究的内容，也迥然不同。《资本论》由严密的科学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暂时性过渡性的结论，得出了“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那就说明它对于传统的为资本主义制度永生辩护的政治经济学作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并使后者在内容上体系上根本改观了。

对于同一经济制度，用不同观点来予以考察，那同时也说明考察研究根据了不同的方法原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是要掩蔽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并否认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的，为了这个阶级目的，他们在考察研究当中，就有必要采取自然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因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原理、范畴、规律，就有必要把它们安排在便于割裂内部联系、阻断发展线索的形式主义的体系中，所谓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谓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就是这样被广泛采用的。这样的经济学方法和体系，是和资本主义的现实不相容的，是和真理不相容的。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非常重视研究的方法。他把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基础；他处理题材，安排各种经济范畴规律的讨论次序都兼顾到历史的逻辑的程序，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而由是更好达到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发展规律的目的。

有那样的阶级，就要求采取那么样和它的阶级利益相适应的研究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真理。在《资本论》中，就充分论证了并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真理。

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75]——我们当前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与要求

（一）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经认清了《资本论》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它是作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同时却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因为是这样一部著作，工人阶级对它的看法，和资产阶级对它的看法，当然是完全两样。先看工人阶级是怎样看待它罢。恩格斯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在大陆方面，《资本论》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本书所得的结论，一天胜似一天的，成为工人阶级伟大运动的基本原理；这不仅在德意志、瑞士是这样，即在法兰西、比利时、荷兰、美利坚，甚至意大利、西班牙也是这样。随便在什么地方，工人阶级都一天胜似一天的，承认这个结论是他们的状况与愿望的最适切表示。这是每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承认的。并且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此刻，也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着有力的影响。”^[76]恩格斯这段话，是在一八八六年讲的，那是《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的后一年，而第三卷则还没有问世，尽管如此，它当时在工人阶级中间，在他们的运动中，就已经表现了伟大的“启蒙”作用和影响。但当时的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它呢？这部书，是就典型资本主义的“英国经济状况彻底研究”的结果。这部书的第一卷出版以后很久，英国资产阶级一直不理睬它，想“以缄默代替批判”来闷死它。等到这部书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发生了不利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他们就改变了缄默态度，开腔了，尽量贬低它的革命作用，说它是一部纯理论的脱离实际的书，或者只不过是具有普通学术价值的书，或者用修正主义者的章法，说成是一部好的经济学书，但是被辩证法损害了。

当然，一部彻头彻尾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彻头彻尾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书，怎么能希望资产阶级感到兴趣，并给予公平正确的评价呢？资产阶级怎样看待《资本论》倒毋宁说是看一般人，看一般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看待它，怎样学习研究它。如果人们把它看作是一部革命的书来学习研究，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就会采取一个对待的方法；如果把它看作一部普通学术思想的书来学习研究，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就会采取另一种对待的方法。记得在希特勒的德国，曾有这样一个做法：《资本论》不准在书肆上公开发卖的，但不论是谁，只要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具体表现，又能找到两个监护人予以保证，就可以在大学及其他公共机关图书馆的所谓特别研究室中，读到《资本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在其他的国家，又依据具体情况，有其他的不同做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共产党宣言》是禁止发行的，但《资本论》却不妨有几个译本，因为在它的统治阶级看来，《资本论》有较大的学术性，《共产党宣言》则有更露骨的政治斗争性；也许是依据同一理由罢，在我们中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资本论》也象被看作是学术思想论著，一般并不禁止翻印发售，但却有一个饶有兴趣的做法：不少地方图书检查机关，动不动从我们发行书店搬去几部、几十部，说是为了从长检查，许久没有下文，但到头还是由他们偷偷发卖出来了；寓经济掠夺于政治检查中，马克思死而有知，也许要说这是很别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啊！

上面这几个生动的例子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说明，哪怕象《资本论》这样一部革命的书，也可以用反革命的目的去学习它，也可以无所谓地漫无目的地学习它，还可以为了一定学术目的而学习它。且不论别的，抱着这样一些目的来学习研究《资本论》，能够得出什么结果呢？很显然的，到了今天，到了《资本论》的结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在中国，变成现实的今天，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看法，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目的，当然大大改变了。也许说，除了极少数右派人物，有时仍只不过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学习《资本论》以外，绝大部分殷切要求学习《资本论》的人，都是希望通过这种学习，来增进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基础知识，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水平，来坚定自己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其中，当然还有一些人在结合自己的专门研究，企图从《资本论》里面，探索到自己所研究的这样那样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根据。一般地讲来，抱着这么样一些目的来学习研究《资本论》，并不能笼统地说是怎么不对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感到那仍是太一般化了，太容易走上为求知而学习，为学术而研究的道路上去。为什么呢？我们又究该怎么学习呢？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经典论著中，关于学习马列主义文献的一段话，对于我们学习《资本论》，有着特别深刻的教导意义。他说：“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77]我们从毛主席讲的这段话里，不但理解到了为什么研究《资本论》的目的和要求，还体会到了如何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必须根据这段话的精神，来回答我们应当怎么研究《资本论》的问题。

（二）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认真而有效的学习，都是要通过一定的思想感情的。是那么一种性质的书，就需要用那么一种符合于它的性质，符合于它的精神实质的目的来学习它。《资本论》的阶级性和党性是非常明确、非常强烈的。它既然是如上面恩格斯所说的，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我们学习研究它，就只有把这种学习研究看作是为了配合我们当前的工人革命运动，为了配合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对它有较深切的体会，较正确的认识，乃至有较创建性的阐述和发挥。这也就是说，我们研究《资本论》必须结合到我们当前的革命建设的政治历史任务，或者说，必须结合到我们当前在进行革命建设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工作方面的要求。然则我们国家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究竟提出了哪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与必要联系或依据《资本论》来进行研究讨论呢？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在我们学习研究《资本论》的时候，它有哪些方面的理论或原则方法，可应用来帮助我们解决或说明当前革命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经济理论问题呢？这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学说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批判方面，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方面。而在这两方面，显然是密切联系的。

现在且先从前一个方面来说罢。当我把问题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人们或者以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连带其上层建筑，基本铲除了，对于资产阶级的这样那样的学说思想批判，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这样设想的人，当然没有考虑到：我们今天的建设，不仅还是在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及资本主义改造过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而且还是在帝国主义及国内阶级异己分子、阶级蜕变分子千方百计造谣破坏的环境下进行，不时刻百倍警惕地注意国内外敌人在我们建设工作中造成的思想障碍，不时刻努力展开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思想，以及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斗争，我们的建设工作，就要大大受到影响。且不讲整风反右运动当时右派分子，用这样那样的思想言论，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情形，即使就在目前，不正还有各种各样的荒谬议论，在国外国内，党外乃至党内散布么？事实上，不是我们已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在飞跃发展，就不存在着反资产阶级思想、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斗争问题，恰好相反，正因为我们在大跃进，在各方面迅速发展，我们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就更需要向我们展开思想攻势。如果说问题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白的，大家接下去要问到的，也许是说，这和我们学习《资本论》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国内外敌人的反动宣传，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说他们的资本主义做得怎么对，一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做得怎么不对；提到理论上，提到原则上，他们就在马克思学说上做文章，特别是在《资本论》上做文章。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以及各种各色的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认定我们是把《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中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就企图从这方面来将我们一军；他们不但干脆宣传《资本论》是过了时的东西，并还分别就《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相对绝对贫困化学说、人口学说、资本集中学说、再生产学说、恐慌学说……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也在反批判马克思学说当中，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分别提出他们的一套更反动的辩护理论。为了配合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这些谬论，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围绕着《资本论》做的文章更多，表面上是边赞成，边反对，实质上是次要的方面赞成，主要的方面反对；对某些经济理论赞成，对革命的辩证法反对；对经济上阶级斗争赞成，对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则拼命反对。面对着这样的思想斗争的现实，我们在学习研究《资本论》的时候，能够无动于衷、等闲视之么？当然不能够这样。

再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来的理论问题吧。要知道，我们不只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是在新的世界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每年每月，甚至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出现以往从未经过，或和过去很不相同的新事物、新问题。这些新事物、新问题在《资本论》中，显然是没有为我们提出说明解决的现成实例的。尽管如此，它却为我们提出了说明解决的原则和途径。从总的方面说来，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过民主革命，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又很快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又在总路线号召下，实现大跃进局面，出现人民公社……这一序列的变革和发展，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全面掌握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把那些原则和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使我们的革命建设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即时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确定前进再前进，跃进再跃进的方针和步骤，就要成为不可想象的事了。那些原则是什么呢？如我们论坛上不断提出讨论，并且还正在进行讨论的，不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问题么？不还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么？当然，在我们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提出了，并还在讨论中的，不断革命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原则，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是根据唯物史观引申发展出来的。如果要问这和我们讨论的学习《资本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大概有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清楚了：《资本论》本身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典型最形象的表现。事实上，还不仅是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那些比较具体的或者属于某一方面的理论，如我们当前讨论得较热烈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有关再生产公式方面的，如建设规模、速度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原则问题、市场问题、货币问题、计件工资问题等等，虽然大家在结合我们的新历史条件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解释和说明，但是，谁也没有忘记从《资本论》中去找寻他的这样那样的理论根据。

（三）

总之，不论关于哪一方面的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依据他们的观点方法，有一套想法和做法；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依据我们的观点方法，当然有另一套想法和做法。我们其所以把建设工作看作经济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同时又看作是两条道路、两个方法的思想斗争工作，其原因就在这里。应当说，我们的每一项建设工作，每一个从实际建设工作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成为我们整个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考验，也都要成为我们每个人在有关工作有关问题的想法和做法上的“谁战胜谁”的考验。资产阶级的想法做法多一分，工人阶级的想法做法就要少一分。资产阶级的反动经济学说的宣传，五颜六色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宣传，只不过是要达到影响妨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不能在理论上在思想上得到好好地说明和解决，就无异在为各种无孔不入的反动宣传创造传播影响的机会。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种可以反击敌人，同时又有助于解决我们理论思想工作上的困难的力量和手段，都要好好使用出来。《资本论》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既是我们反击敌人和敌人展开理论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又是我们创建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可靠依据，所以，我们学习《资本论》，帮同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作为我们学习的目的，那就和国家在理论方面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结合起来了，那就不只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科学与政治的统一；那就不是单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毛主席所指示的，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学习了。

学习的目的这样肯定了，接下去就要考虑学习的方法，要考虑怎样进行学习了。

我们应当怎样研究《资本论》^[78]——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之三

一

如其说，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目的，要符合它那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作为革命指南书的精神和实质，否则不会取得任何正确的理解，那么，我们学习《资本论》的方法，就必须服从那个目的，否则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很显然的，人们学习《资本论》，如果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论》，或者是漫无目的地随便翻翻，或者仅是把它当作一般学术思想读物来学，那就又当别论了。如果有了正确的学习目的，不讲究方法，不仅要使学习效果受影响，还可能发生违反原来学习意图的后果。不是有这么一种人么？抱着一股求进步的热忱去接触《资本论》，到头因为没有抓到它的根本关键，没有抓到它的精神实质，反而变成了这部大书的“精神俘虏”；以进步要求始，以单纯学习终，其间当然有许多原因，而没有找到符合学习研究目的的正确方法，也许大有关系。

特在说明研究《资本论》的方法的时候，先有必要区别一下，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和《资本论》本身的方法是不同的，后者是《资本论》作者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采用的方法，虽然我们研究《资本论》时，是必须密切注意作者的研究方法的。其次，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方法，一般地讲来，有的是属于技术性的，有的是属于原则性的，如像讲《资本论》应当怎样读法：应先修一些什么预备读物；先读哪些篇章，后读哪些篇章；在阅读过程中，做笔记，还是做小结；是一章没有读懂就不要往下读，还是读一章，先只求了解其梗概，等到读完一篇或一卷再回头来复习或精读，……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技术性的方法。而方法原理或方法论，则要求把握《资本论》的精神实质，看它是怎样依据唯物辩证法，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现象到本质，从里到外，从低级到高级，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又是怎样分别在基本原则和各种经济理论上，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展开深刻而周到地批判，并在批判进展中，把自己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属于研究方法原理上要提出的要求。在学习研究进展过程中，这两种性质的方法，显然是有联系的，但前者是比较具体的做法，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满足后者的要求。

在这里，我不想多讲学习的具体做法，原因是，我们今天要下决心学习《资本论》的人，为他们开先修预备书单，为他们提议如何读法，已像不是那么重要了。以先修预备书单来说，关于马克思自己的，有哪些书要读，恩格斯就《资本论》写的提纲，列宁论到《资本论》的书，以及其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哲学者写出的辅助《资本论》研究的读物，只要大家着手学习《资本论》的时候，认真注意一下，自己就会找到。至于怎么读才好，说不上有什么绝对有效的做法；我们大家今天都多少学过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并且所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又基本上是《资本论》的通俗本，如果有了这些基础知识的话，是不是要照过去所讲的那样，先暂不忙读第1卷第一篇，尤其是第一章，等到把后面某些有关历史性的部分读过了，再回头来读，那就值得考虑了。就阅读时写笔记好，还是写小结好的问题，那就是个人学习习惯的问题，以《资本论》这样一部大书而论，似乎写小结比做笔记好，当然那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此外，读任何一部经典著作，都是不能希望一下就搞得很通的，而况《资本论》不但是按照辩证逻辑展开理论说明，并还在说明中，高度地运用着抽象法，有些道理，往往是要读到后面才更加明了的。

二

如其说，我在这里要说明的研究《资本论》的方法，不是把重点放在技术性一方面，那么，是不是把重点放在方法原理或方法论一方面呢？我想，如果是在较广义的理解上，并加上一定的限制，是不妨这么说的。特谈到这里，我倒想简单提论一下第二世界大战后日本论坛上关于如何研究《资本论》的论争。不久以前，日本《资本论》的新译者长谷部文雄先生，把他的《〈资本论〉随笔》寄赠给我，在那里面，他不仅告诉我他在参加如何研究《资本论》的论争，并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怎样研究《资本论》的一些实况。那是“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极好参考材料。他说，战后有一批专门从方法论方面着手研究《资本论》的人，把战前研究《资本论》的人称之为“注释派”，而他则把他们称之为“方法论派”，他认为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把《资本论》通读一番，作一个彻底的统一的研究，因而注释也好，方法论也好，都难免带有片面性。假使有人把他称作是“全面研究派”，我想他是不会怎么反对的。我没有“全面”读到他们的论战文章，不便乱作批评。但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像《资本论》这样一部巨大著作，有少数人对它的难解文句或历史出典，作一番注释工作；有少数人以毕生的努力，对它作全面而彻底的系统的研究介绍，甚至还有少数人像所谓战后“方法论派”所强调的那样，根据列宁关于不懂黑格尔伦理学，就难得弄懂《资本论》的指示，从黑格尔伦理学入手，集中研究方法论，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作这样一些主张的研究者，似乎有两点值得考虑：

其一，这只能是限于少数个人的做法；

其二，还不能把这样只适合于少数个人的做法，强调成一般读者都有效法的可能和必要。

就专门搞《资本论》研究的少数个人来说，不管你是做注释，还是通过黑格尔伦理学来搞方法论，必须对《资本论》有个通盘的系统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我毋宁是赞同长谷部先生的意见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要求每个接触《资本论》的人，都作全面而彻底的研究；且不讲是否完全有此必要，至少在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他在前书中谈到了有关《资本论》出版和阅读情况，《资本论》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一卷，只印了1000册，经过五年才卖完；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狄兹版，仅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就印刷了15万部；苏联到五十年代初，就共印销了150万部。在日本，把所有的版本合计起来，约计50万部，其中仅在战后就达到15万部。他当时还不确切知道中国的实印数字，大约到目前，前后约共印行20万部。这种变化，也许不是《资本论》著者始料所及的。可是，长谷部似乎很惋惜地说，许多接触到《资本论》的人，并不是一本正经地认真读下去，有的人不仅没有全部阅读，甚至没有终卷，没有终篇，只翻翻前面几页就放下了。原因何在呢？他没有明确谈到。由于没有充分时间么？没有学习干劲么？太困难么？我觉得像《资本论》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书，要叫一般不是专门搞《资本论》研究工作，甚至不是专门搞经济学说史工作的人，面对书本，硬啃下去，确实不是太容易的；但如果让读者知道读这部书，在哪些方面，并且怎样和他们当面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发生联系，情况可能就不完全一样。而且《资本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不是以这种精神来读，恐怕也难懂得透彻。日本在战后由宫川实主编，由青木书店发行的《资本论研究》期刊，每期登载一两篇按着《资本论》顺序，来解述其中某某章节的文章，接下去，就在“今日的问题”的项目下，刊载几篇有关当前实际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个做法，也许是希望补救一下理论不联系实际的缺点，虽然那个联系还是不够密切的。

我在前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我们当前研究《资本论》的目的，必须和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的政治历史任务相结合，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把它拿来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此，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就要针对着这个目的，看怎样学习它，才有助于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也给予了我们很明确的指示，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79]毛泽东同志接着指示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学习《资本论》，必须更多注意学习它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很好地体会和掌握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及其运用。我是依据这样的要求，来尝试安排我的研究计划，看能否对读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多少有些益助。

三

这个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本身，就要求我在研究方法上，根据下面几个原则。

第一，必须全面而有重点，注意各种基本经济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的应用。

既然是学习《资本论》，既然要求拿《资本论》中的原则方法和理论来联系结合我们当面的实际，总得对这部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否则联系应用起来，就会是枝节的，断章取义的，流于形式片面的。马克思自己，曾在法文译本之序与跋中，讲过这样的话：“法国读者常常是没有耐心，急求结论的，他们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和他们所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我担忧，因为不能一开始就有一切，或不免使他们气馁而不继续读下去。”^[80]“不能一开始就有一切”，这是颇值玩味的提示；特别是像《资本论》这样一部以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书，任何一个概念和论点，任何一个论理，都是要在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论证与说明的，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就要使我们对于它的理解，受到极大限制。然而，学习也是一个思维发展的过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过于全面彻底的学习要求，是不是也会使他们望而却步呢？我觉得：就我们今日一般读者的各方面的条件考虑起来，提出全面而有重点的学习要求与方法来，也许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不过，所谓全面而有重点，究是从全书整个理论体系中看出的重点呢？还是为了配合我们当前理论工作要求，在全书中拣选出来的重点呢？这两者间，当然是可以有一定距离的，但也并不是不可以统一。事实上，我们当前理论工作要求上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恰是《资本论》全书精神实质所在，那就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各种基本经济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在各种基本经济理论中的贯彻和运用。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资本论》是怎样一种著作，说是由于《资本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的唯物史观，就由科学的假设，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运用到一切社会形态而有效的普遍真理”，接着，我还谈到，《资本论》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它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运动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也还是在于它运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果。比如说，由于马克思根据了历史唯物主义诸基本原则，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如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等等。他就能了解一个社会形态，和其他不同社会形态，是由什么来区别，他就能抓住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和特点；他就能把握这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决定的动因或制动力量；他就因此能在这个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来观察它的整个经济运动，来发现它的基本经济规律，来确定其他各种经济规律对基本经济规律的依属关系和作用，于是我们才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明了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只能看作是它的生产关系的个别侧面，任何一个经济行为，到头都要显现出它的阶级剥削本质。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商品生产、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分配形态以及再生产等等方面的理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是这些经济范畴及其规律，或者总起来说，同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研究所得结果，为什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那么不同呢？很显然的，那是由于研究的目的要求不同，分析观察的出发点不同，简言之，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所以我们学习《资本论》，如照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那部经典论著中所指示我们的那样，了解作者分析研究问题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了解他那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方法论，就可大大增进我们对于它的经济理论的理解，也容易分辨出哪些经济理论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是基本的，主要的，必须认真学习，哪些经济理论是次要的，学起来不妨省略些。如果我们所学的是《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基本经济理论，同时又能掌握那些理论分析所依据的唯物辩证原则和方法，那就不但可以说是大体满足了全面而有重点的学习要求，并且对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的研究工作，也较容易结合起来。

第二，为了突出重点，联系实际，有必要采行专题研究方式，但专题与专题之间，仍须尽可能保持原书的整体结构和理论系统。

大家知道，《资本论》的结构是非常严密的，它的理论，是非常科学系统的。任何不适当的割裂和说明顺序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原书的严密科学系统的破坏。尽管由于我们研究的要求不同，既要有重点，又要着重联系实际，不能逐卷逐篇逐章阐述，有必要采行专题研究方式，但我们的研究，却须尽可能按照原书的整体结构来安排专题的顺序，并使专题与专题间保持较密切的理论系统。这样做，显然不单是为了说明便利，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要这样才可能在一定程度内，保持着《资本论》的唯物辩证逻辑。

资产阶级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一个特殊段落。由于在一切阶级社会中，这个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特别发达，它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在一方面显示了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联系，同时也表现了无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就使得这个社会由发生发展以至没落的全部过程，表现为它内部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资本论》把这个唯物辩证发展过程如实地反映出来，使得它的结构和体系，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系统性；如果在理论上对哪一个环节有了脱漏或变动，就仿佛是现实运动在受着某种阻碍。正是由于《资本论》的作者，把社会经济运动看成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过程”，他就必须正确研究运动过程中的“各种秩序的序列，各个发展阶段依以出现的次序与联结”，因而，研究所得的理论体系，就成为社会的现实关系的辩证发展的写照。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对《资本论》作着专题研究，那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尊重《资本论》结构和理论系统的理由。反之，却正因为我们是进行了重点研究，就必须考虑如何始得尽可能保持那个体系。不难想到，一切从事实出发，一切从现实关系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方向出发，来对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学说进行批判并展开自己的理论，当然会对于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工作和理论建设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和示范作用。

第三，不论是为了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还是为了理论建设，必须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善于区别哪些是对于一切社会形态都有普遍妥当性的基本原则，哪些是根据那些原则建立起来，但只是对于特定社会形态具有一般妥当性的基本经济理论，而哪些则仅仅是在那些基本理论中的个别论点或者只是适合于特定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合的个别论点。

我们学习研究《资本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看待《资本论》，而不能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来看待它。对《资本论》盲目地偶象化，笼统地把《资本论》看作万应的教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违反唯物历史主义原则的。那样，就不但不能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学说进行批判，也决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那种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且还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的产物。但在社会发展史上，人类只是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要求，才容许有最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容许并要求把这种观点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而有唯物史观的发现。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资本论》中，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提出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虽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提出的，虽然基本上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时才提出的，但无论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的原则，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还是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的原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都是适用的。因而它是有普遍妥当性的，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可是，我们不能以为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是普遍真理，就说应用这些原则来建立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理论，如剩余价值学说，如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如恐慌理论，等等，也有一般的妥当性，也适用于一切形态的社会。当然，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一天，不管它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垄断的，这些学说，就一天有它的现实性，就一天有它的相对妥当性，可是，由于自由企业和垄断组织，毕竟有它们各别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如果说，构成那些基本经济理论的每一个反映自由经济阶段的现实的个别论点，对于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现实，都是适合的，都是无可争论的，那就很不恰当了。

我们学习《资本论》或其他经典著作，如果不分清这个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界线，就不但不能在和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上获得满意的结果，也恐不能对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作出何等贡献。就前者来说，我们对于资产阶级代言人诽谤马克思主义，把《资本论》中某些基本经济理论的个别论点的失去时效，含糊笼统地加以夸大歪曲，说整个《资本论》是过了时的理论，那当然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但如果我们也含糊笼统地，把《资本论》中的这样那样的个别论点，看得和它的基本经济理论，乃至看得和那些理论中体现的唯物历史辩证原则，一样地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真理，并还完全适用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那能有说服力么？《资本论》显然没有因此受到尊重，反而要受到误解。我们对于全面贯彻了唯物历史辩证原则的《资本论》本身，是完全有必要采取正确的发展观点来看待它的。《资本论》的伟大处，它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它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对一切社会形态都有妥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原则，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适用的各种基本经济理论，并还在提出那些原则和理论当中，教导我们如何运用那些原则，如何发展那些理论。因为这正是《资本论》的精神实质所在。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工人革命运动的前进，马克思的学说，一直在向前发展中；而《资本论》则不论是在理论斗争方面，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一直在起着极其巨大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

总之，要使《资本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学习的方法，就必须能适应这个目的，要有重点，要尽可能保持它的结构系统，尤其要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待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基本经济理论和个别论点，不仅要注意它的原则理论本身，并还特别要注意那些原则在理论中的应用，那些理论的发展。以这样的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就能结合得上我们国家当前革命建设方面的理论要求。因此，我在全面而有重点地研究《资本论》的各种基本经济理论之前，专就它的总结构，就它的辩证方法作一概括的说明，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资本论》的方法^[81]

一

马克思自己曾经有些惋惜地说，“《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82]。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不久，人们对于《资本论》的方法，就有种种矛盾的解释。有人说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人说是用批判的分析法，有人又说叙述的方法是辩证的。当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清算了这样那样的说法，肯定地说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83]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又针对着他的辩证方法来进行曲解和攻击。由于辩证方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不仅是针对着他们一直信守不渝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提出来的，并且用它来进行研究的结果：“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的消灭的理解”^[84]，也使得他们感到“烦恼与恐怖”。他们对《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妄加曲解，多方攻击反对，宁是理所当然、毫不足怪的。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倒是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资本论》的基本方法的看法，见智见仁，也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是“抽象分析的逻辑的方法”，或“分析的方法”，也有人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这里且不忙分辨谁是谁非，也不忙指证他们的看法究在何种程度符合于事实，符合于《资本论》的精神实质。我想，先把有关这方面可能引起大家认识不一致的几个重要原因摆一摆，也许能使我们的理解较接近一些，讨论起来较方便一些。

首先，《资本论》是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假设，成为科学真理的第一部书。当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的时候，他是假定，社会和自然一样，是按照辩证的规律发展的。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辩证关系中，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它的一个段落来考察。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社会，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最先就要完全排除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不变的，或者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应用适合于它的不断变革的不断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辩证方法。在这里，有这么一些疑难被提出来了：怎么在没有研究以前就先作出结论，把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按照辩证的规律发展的呢？如果说科学允许假设，怎么一面对研究的对象作着辩证发展的假设，一面又用辩证法去处理它，这不是把假设与验证假设的方法，把对象与研究对象的方法混同起来了么？说不定马克思所说的认识事物的辩证法并不是什么方法，只不过是辩证的原则罢？这在不承认《资本论》研究的结果，已经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变成了真正的科学，不承认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着方法，不承认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的资产阶级哲学者经济学者看来，是不能不发生问题的。但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者经济学者是不是也会在这些方面多少受到一点感染呢？

其次，《资本论》作为科学真理，是一部革命实践的指南书，同时也是一部结合实践来进行理论研究的指南书。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要求用《资本论》武装他们的头脑，用《资本论》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时代的进展，历史的变革，使他们面对着的问题或革命建设的实践，与当时提到马克思面前的问题的内容和性质，颇不一样。且不讲垄断资本主义形态对自由资本主义形态的改变，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也是辩证发展着的呢？它的内部矛盾和变革历程，是不是也可以按照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途径去研究呢？在认识不深不透的尝试摸索阶段，无疑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在我们的经济论坛上，已经有人在争论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还是生产关系？是侧重生产关系，还是侧重生产力？研究对象的讨论，显然不能不联系到研究方法。而这种讨论，到头会导向《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再学习与再认识，就似乎成为逻辑上的必然的事了。

第三，《资本论》作者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别在《资本论》中，对于研究的方法，前后有许多不同的提法，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经济学的方法中，就着重讲的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二版跋中，特别讲到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又讲到抽象法，说明的方法，研究的方法，而在全书各别场合，更多地讲分析的方法。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还提出历史的逻辑的方法，后来列宁除了非常强调《资本论》的辩证法外，又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资本论》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揭示其矛盾，再在它的总和和发展过程中，加以综合的叙述^[85]。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分别马克思和其他革命导师，是在什么场合，对待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提出这许多方法，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仿佛马克思对于他的研究方法，是讲得很随便的，他并没有坚持他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从而，把它看作是分析的方法，或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也似乎没有什么讲不通。

因此，如果说，后面这一点肯定会对其他两种看法加重影响，我们先把马克思、恩格斯就《资本论》讲到的辩证方法和其他方法的关系作一交代，定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不过我得在这里着重指出一点，我提到论坛上还讨论着的上述两种方法，只是作为从正面说明《资本论》的方法的旁证，而不是要对它们本身作深入的探讨。

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为了答复那些议论他的各种谬见，曾就《彼得堡欧洲通信》的一篇论《资本论》方法的论文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讲的话，作了抄引，其重要论点是：“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马克思这部书实际上有这种价值。”^[86]马克思在抄引了这段话之后，作了这样的肯定的表示：“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方法，又还是什么呢？”^[87]马克思的这个表示，不但肯定了他的现实的或真正的基本的方法，是辩证方法，并还由此说明了什么是辩证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个意见，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学者这样那样误解非难他的方法的场合，是在他惋惜“《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88]的场合，从正面提出来的。我们还能怀疑马克思自己没有强调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么？不错，马克思又还在其他场合讲到了其他方法。现在我们要看，关于其他的方法，他究竟是在怎样的场合处理怎样的问题提出来的。在紧接着上述那段话之后，他指示我们：“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89]这段话分明表明了，要在辩证方法基础上进行研究，首先就要通过大量材料作好分析工作，只有把现实的各种经济形态区别开了，发现了它们的内部联系，才能谈到综合的说明。分析与综合，都必须符合辩证法的要求，否则，现实的辩证发展关系，就无从表达出来了。至于“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90]那无疑是指着所谓抽象法说的。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说研究的或分析的方法和说明的或叙述的或综合的方法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那末，抽象的方法，就是从属于分析的方法的。同时，我们还看到，恩格斯自始就是把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看作是辩证方法。他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把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树立，我们认为是一个成果，就重要性说丝毫不次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91]但他接下去也述及其他方法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依照已经得到的方法（按指辩证方法——引者），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进行，或者依照历史的方法，或者依照逻辑的方法。”^[92]我们把这段话和上面马克思讲到的研究的方法与说明的方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看，就知道，要把所分析的各种形态及其内部联系综合起来加以叙述，历史的逻辑的方法，就显出它的作用了。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许正是在这里显示它的作用。虽然在思想过程中，在进行抽象的分析之前，可能已经考虑到了，并依照这个顺序，进行综合的叙述。

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义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

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提出的总的方法。

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列宁指示我们：“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常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93]。我想这个原则，适用于前面讲到的抽象分析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认识方法。

三

当然，我们接下去，还必须从种种方面，例如从辩证法的要求方面，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面，从《资本论》研究结果的完整体系方面，来进一步考察，看抽象分析方法，看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否可以代替辩证方法，能否完全体现它的精神实质以及它们在应用上表现出怎样的局限性或片面性。而我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这两种看法，放在一块来考察，至于它们互相间有多大的联系，那就不是我在这里要注意的问题了。

应当说，被看作《资本论》的基本方法的辩证方法，当被应用来考察和处理《资本论》的对象或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时，必须依照辩证法的要求，如列宁所指示的：第一，为了真正认识的对象，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第二，必须在对象的发展上，在它的“自己运动”上，在它的变化上去把握它；第三，必须把人的实践加进对象的完全的“定义”里面去，任何逻辑的概念和范畴，只有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作为实践活动的结果才能产生；第四，必须使所研究的结论，符合于事实，符合于现实关系，“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94]。且不管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关于辩证方法在应用上还提出了其他什么要求，单就这几点而论，如果说抽象分析法还要加上一些补充说明才好满足第一个要求，那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最多也只比较能满足第二个要求。当然要勉强分别把它们联系到其他的要求上去，说它们如何都能满足辩证法的要求，那么，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遵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直接了当地把辩证方法看作《资本论》的基本方法，而要说抽象的分析法或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呢？也许是因为不这么做就显不出抽象的分析，或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顺序的特殊重要性吧。其实，这是用不着顾虑的。我将在下面结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来交代这一点。

马克思曾反复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或作为那种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联系。他这样确定对象，事实上，已不仅是应用了抽象分析方法的结果，把经济关系从一般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关系抽象出来，尤其是最先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的生产关系区别开。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用历史的逻辑的结果，把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看作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史中的一个段落，也可看为是应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如何同方法论密切联系着统一着。在确定研究的对象的场合，抽象的分析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被确定作为研究对象以后，它们的作用，也许还更重要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它的人与人的关系又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要了解它的内在的联系和发展的动态，就不能不对它的整个社会机体，作生理的解剖；不仅要就本质与现象的差别上去分析，就发生成长的机能变化上去分析，还要就运动过程的形态转变上去分析。马克思正是这样不厌其详地做着这件事情。他从商品开头，在商品中区别一般商品与货币商品，在货币中区别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并还进一步区别出货币的各种机能，资本的各种形态：把资本区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把劳动区别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把价值区别为价值实体与价值量、价值与价值形态、价值与生产价格，以及把剩余价值区别为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那都是有决定意义的；又如区别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工资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剩余价值与利润，区别为卖而买的流通形态与为买而卖的流通形态，区别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别个别资本运动与社会总资本运动等等，不一而足。惟其要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概念、过程，作这样的精密的区别，这种区别又有赖于分析方法，所以在《资本论》中，我们随在看到“分析”的字样。这说明马克思是如何重视分析的方法，但我们要据此硬说他的基本方法，不是辩证方法，而是分析方法，那就不符合事实了。我们每个《资本论》的读者，都可以仔细体察到，马克思是在怎样的场合，才应用“分析”这个词汇。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他就接连提到，“尤其在分析商品的那部分”，“关于价值实体与价值量的分析”，“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95]等等，在同卷最后附录《评瓦格讷〈经济学教程〉》中，为反驳那位庸俗经济学者不懂得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他差不多逐段用了“分析”的字样，并说“我的分析方法”云云。但在不是这样区别事物性质的场合，他一般是用“考察”、“研究”、“说明”一类字眼，而分析则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他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96]云云，这不但说明了马克思的严格精审的科学研究态度，也说明了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事实上，分析和综合一直是在同时进行的，而在事物本身的性质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上，也是非这样不行的。把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区分开，但离开了使用价值，价值就没有社会存在的依据；把商品与货币商品区分开，但离开了商品属性，货币又不成其为货币；把货币与资本区分开，但离开了货币，资本又无从表现它价值自行增殖了。既要分开，又要综合，既要综合说明它们相互并存关系，又要综合说明它们的发展连续关系。在这里，已显然看到了，这样来看待并这样来处理这些经济范畴，只有辩证的方法才是可能的。抽象的分析法固然无能为力，但我们提出一些理由说，由抽象方法区别开，再由综合方法将其联系起来的由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的发展转化过程，恰好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因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成为《资本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这么说，恐怕连分析论者也不会同意罢。我想，不论是这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还是抽象法，只要就《资本论》研究结果的体系本身来加以考察，它们的局限性，是会看得很明白的。

谁都承认，《资本论》的科学结构，是非常完整严密的，它不但全面地显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内在相互联系，并还如实地体现了它的总的发展动态，从而，使得在这里面的每个经济范畴、规律，都像很恰如其分地成为资本主义总现实关系或其总运动趋势之个别侧面的理论表现。这样一个科学理论的生产物，只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应用辩证方法的结果。当然，我们就是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又很理解辩证法的要求，也还不能完全保证建立一个科学体系，把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现实经济生活，合乎历史逻辑地生动地表现在它里面。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是第一个人也是第一次通过《资本论》把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为了要使他所建立的科学体系，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尽可能满足辩证法的要求，他曾多方努力尝试，看他的叙述，应当从哪儿着手，包括哪些内容，依照怎样的程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在论述经济学的方法时，提出了一个分篇法；在同书序言中，他又提出了一个大体依据那个分篇法作了一些修改的研究顺序。而在《资本论》中，他的分卷分篇系统，又对那个研究顺序，有所改变。如果我们全面了解到马克思对于他的《资本论》体系的研究过程，就知道，他最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到经济学方法所讲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不就是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他开始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从哪儿着手，依照怎样的程序开展下去，确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马克思在那篇“导言”中，把生产看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的环节，并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一般关系的看法，然后再归结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象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作的那样，从实在的具体入手，而要由他们通过分析而发现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一般关系出发，再沿着现实发展的道路，逐渐上升到包含有“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物的统一”，也就是说，由简单的范畴到较发展较复杂的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由商品论到货币是依照这个程序，《资本论》第一卷由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由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再转到剩余价值资本化，也大体是依照这个程序，但把《资本论》全三卷（且不说他原来打算包括在《资本论》里面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结构综合加以考察，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似乎并没有完全应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宁是应用抽象分析法。为了便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揭露出来，作者在第一卷先把容易混淆掩盖那种剥削关系的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舍象去，等到剩余价值的秘密在直接生产过程找到了，然后再讲流通过程分配过程，而在第二卷流通过程，第三卷包括分配的总过程的叙述，也都不能说是在遵循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程序，这也许正是历史的方法必须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实例吧。我体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只着重讲抽象分析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专讲辩证方法，这并不是说，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不再应用，而只是说，这每篇序文，都有他写作当时所要阐明的重点。就是他在答复资产阶级学者批评他的方法论，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的第二版跋中，他也并未排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不过把后者看为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一种方法罢了。

四

总之，不论是抽象分析法还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者还是其他什么方法，在《资本论》的方法论或辩证的方法中，都有它在一定场合的一定的甚至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决不能因为它在某种场合，处理某种问题，显得突出重要，就把它拿来代替辩证方法，或看作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那样做实在有把我们导向忽视辩证法，忽视《资本论》的精神实质的危险。抽象分析法，如果不同综合的说明或叙述的方法联系起来，它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真正矛盾，解决任何对立统一的问题。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如果它不是作为历史的逻辑的方法应用的具体表现，它就很容易变为由简单的概念范畴到较复杂的概念范畴的一种纯抽象的公式。事实上，马克思在作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中，同时也随在注意到了由实在具体到简单抽象的这一面，这是我们在《资本论》中论到一切重要范畴概念时，都可以看到的。恩格斯曾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如何用辩证方法的问题指出：“依照这个方法，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范围。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与现实不断接触。因此这里引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事物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97]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应用他的辩证方法的范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如此，在《资本论》中也是如此。要对于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现实经济状态，把它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显然不是片面的抽象分析法或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做到的；那必须依据辩证法的全面的发展和不断联系实践活动的要求，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问题，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在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总原则，和能满足辩证法的要求的前提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叙述方式，是并不怎么拘泥于一定的格局的。我们不难看到：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原始积累，对于协作手工制造业这一些出现于现代初期的经济现象，并不曾放在由小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渡的场合来说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还打破了先分析后综合的一般程序，开头就利润的总形成过程及其发展倾向，作了综合的叙述，然后才讲到它的各别具体形态。当然，马克思这么做，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为了这样才便于在理论上把现实的生产关系复制或再生产出来，才便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当我们已知道，要把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非辩证方法以外的任何方法所能办到；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应用他的辩证的方法，建立了《资本论》的严密的完整的体系；特别是我们都对马克思说他的方法是辩证的方法的文句，背诵得烂熟，为什么我们还不满足于这些，而要提出这样那样的方法，来代替他的辩证方法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当深切反省的问题。

再论《资本论》的方法^[98]

一

1962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吴传启同志的《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个标题的提法，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是该文开头的这句话：“这种逻辑的认识方法，就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于是有些青年政治课教师同志，看到这种提法，再把他们从《资本论》中学到的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联系起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不是辩证的方法么？

2．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否就等于辩证的方法呢？

3．有人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又有人说，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是一回事么？究竟哪个对？

有些同志把这些问题提给我，要我写一篇文章谈一谈，由于水平的限制，几经考虑之后，觉得也不妨借此学习学习，好在道理是会愈讲愈明白的。于是就用《〈资本论〉的方法》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1962年第12期《经济研究》中。今年第2期《哲学研究》，就刊出了吴传启同志的长达数万言的《关于〈资本论〉的方法问题》一文，对于我那篇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欢迎这种讨论，并衷心感谢他为我那篇文章费了那么多劳动以及由此提出的宝贵意见。

二

仔细阅读过他那篇文章以后，我初步感觉到，吴传启同志的文章虽然是专为批评我那篇文章写出的，但他并没有针对我的主要论点，并还把我的主要论点，作了一些曲解。

我那篇文章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我在《〈资本论〉的方法》那篇文章中，完全是就这两个论点立论的，我并且在其中第二段的结尾，还把它们概括地表述出来了。吴传启同志的文章，抄引了我那篇文章的许多片段，但却就把概括的说明避开了。有些象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为了说明的便利，我只好自己抄引在这里了。

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义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

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提出总的方法。

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列宁指示我们：“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99]。

依我想，吴传启同志的批评，如果是针对我这两个论点，那不独便于被批评者，使他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同时也好让一般读者去作判断。照他的批评章法，确有些叫人摸不着头脑。

就第一个论点说，他讲了很多，我仍然不明白他是否还坚持，《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照他在全文一二两段引伸的说明，虽然没有对此作明白的交代，但在骨子里，却还认定这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因为照他看来，第一卷固然是在应用这个逻辑方法，第二卷、第三卷也是；而且照他的看法，如果第二卷、第三卷不是完全贯彻这个方法，《资本论》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看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我想分几点来说明：首先，第一卷在体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程序方面，确是比第二卷、第三卷表现得更明白些，虽然后两卷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应用这个方法，如吴传启同志详细列举出来那样，有许多地方还是在应用它，但分别就这两卷的整个构成来说，吴传启同志却把它们的重要关节忽略了，第二卷由个别资本的循环周转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看来是按照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程序，可是这个社会总资本运动，这个总再生产，如果不是放在这里，而是放在第三卷讲过了“资本运动过程当作一个全体来看所生的各种具体形态”以后，它的具体规定性，不是更充分么？不是更会表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么？但马克思没有这样做。第三卷如果按照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程序，利润这个范畴，是应该在讲过了企业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以后再提出来，那样就更好表现它的具体规定性的复杂性，但马克思没有这样做。他是在前三篇讲了由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利润平均化、利润下降法则以后，接下去才讲到那些特殊分配形态的。这里用不着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只是要指出：第二卷、第三卷与第一卷研究的对象不同，处理的问题不同，它们就不可能完全按照第一卷的章法。其次，这样做不是会破坏整个《资本论》的体系么？我同吴传启同志的看法不一样，也许这里存在着我们真正的分歧，因为他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的方法，看为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所以企图把每一卷每一篇每一章都说成是应用那个逻辑方法的结果，并且认为不是那样，就不能构成《资本论》的完整体系，或者会破坏那个体系。我认为，《资本论》的总的方法或基本方法，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也不是其他什么逻辑方法，而是辩证方法。按照辩证方法的总的要求，就是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或其辩证的发展关系揭示出来。要服从这个总的要求，就得对其整个辩证发展关系的不同方面、不同对象，运用这样那样的逻辑方法，或者是把哪一种逻辑方法作为重点，例如说《资本论》头两卷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分析，在第三卷中，则综合占首位。这正符合前面讲过的列宁指示的精神：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决不是取决于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而是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如果有谁因为要强调抽象分析的逻辑的方法，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硬说第三卷也同样是分析方法占支配地位，并以为不是那样就会破坏《资本论》的体系，那能说是对的么？事实恰好是，《资本论》的完整体系的建立，就在于它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不同对象、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具体方式方法。因此，第三，即使依照吴传启同志的主张，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也同第一卷一样，完全贯彻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资本论》应用的基本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试问没有辩证方法作为总的方法摆在前面，就是说，没有把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看作是有全面联系的、有机的，是在内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那末，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应用起来，不是要失却方向和依据么？难道说，马克思不是把辩证方法放在前面，再考虑到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从实际的具体入手，而要从那种实际的具体情况得出一些基本的抽象范畴，然后再进到包含有复杂的多样规定性的范畴么？我在前文中曾经指出恩格斯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如何应用辩证方法所作的指示，他说：“依照这个方法，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范围，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与现实不断接触。因此这里引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事物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重点号是引者加的）^[100]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不仅说明在应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中，同时还要不断接触现实，从实际的具体情况中得出抽象的规定，也就是说，还有由实际具体到抽象的一面，也许这还是更重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一面。不然，就变成了由概念到更复杂的概念，由范畴到包含更多规定性的范畴，变成逻辑的发展，完全“限于纯抽象的范围”了；这还说明，在辩证逻辑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而这却是吴传启同志不愿意承认的一点。

就第二个论点，即就辩证方法与其他各种逻辑方法的关系说，我非常意外地感到，吴传启同志在有意地曲解我的说法。他的曲解是从他不肯承认对于辩证方法来说，所有一切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其他一切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片面性的这一命题出发的。他全文中断章取义地认为我有时在上述文句的意义上讲到“其他的方法”，特别是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讲到“非辩证方法以外的任何方法”，就说我把辩证方法与其他的逻辑方法对立起来，由此大做文章。现在我把这句话的全文写在下面，那是在说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抽象分析的逻辑方法等等，都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总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只有辩证方法才能办到之后讲到的：

……为了这样才便于在理论上把现实的生产关系复制或再生产出来，才便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当我们已知道，要把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非辩证方法以外的任何方法所能办到。

看到上下文便不难明白，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辩证发展关系，只有作为总的方法的辩证方法才能全面把握，这以外的，只有局部意义的逻辑方法，都办不到。而且就在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我还讲了这一句较概括的话：

总之，不论是抽象分析法还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者还是其他什么方法，在《资本论》的方法论或辩证方法中，都有它在一定场合的一定的甚至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决不能因为它在某种场合，处理某种问题，显得突出重要，就把它拿来代替辩证的方法，或看作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

此外，在同一论文的某些场合讲到辩证方法和其他只有局部意义的逻辑方法的关系时，也分别交代了其他方法对辩证方法的从属意义，如在第三段末尾就曾指出：

马克思“就是他在答复资产阶级学者批评他的方法论，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的第二版跋中，他并未排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不过把后者看为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一种方法罢了。”

事实上这在概括我的全文的两个主要论点中，已再明白不过地交代了。如果说在经过了这样反复指明的前提下，表示《资本论》在应用当作总的方法来看的辩证方法而外，还运用了其他一些逻辑的方法，怎么就是把其他的方法与辩证的方法对立起来呢？就是“割裂”呢？那末，马克思在讲过了他的辩证方法，接着讲说明的与研究的方法；恩格斯在讲了辩证方法之后，接着又说，要应用历史的与逻辑的方式方法；列宁在讲述辩证方法时，还说要分别不同的情况、对象，应用分析的与综合的方法；还有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应用分析方法，不可同时运用归纳法与演绎法，该怎么去理解呢？大概吴传启同志的意见是，凡属具有辩证逻辑性质的方法，都是辩证方法，只有这样那样的辩证方法，而不是有一个什么总的方法来看的辩证方法，而这些方法在认识中，又是被“综合地应用的”，不能“割裂”的。照此说法，他就不但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有所交代，连他自己提出来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是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逻辑方法”这个命题，也似乎违反了那个“戒律”。因为很清楚，他单就这个方法来谈，不是分割开来了么？他把这个方法看成是应用在《资本论》中的基本逻辑方法，不是还承认有其他的非基本的逻辑方法么？他在理论上讲得这样令人难于索解，当然有他的“根据”。我觉得有必要把它提出来谈一下。

三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的文章，问题是如下面这样提出全文的线索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资本论》的方法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不成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

从逻辑的发展来说，《资本论》的辩证法，也可以说就是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及消灭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所以问题就在于必须把辩证规律应用于反映论。在这里，要把这一现实的矛盾运动反映在概念、范畴的逻辑之中，就不能不应用辩证的概念、判断、推理和辩证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如分析和综合、历史和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其他等逻辑方法。这些方法，就是认识的辩证法。而所有这些逻辑方法，又都可以归结为研究事物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运动。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就是认识的辩证法，也就是辩证方法；而认识的辩证法又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以上这些逻辑方法是不能互相割裂的，它们在认识中是被综合地应用的。

这段话，在一般原则上，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但在表述上，却会给人一些不明确的、不完全的，从而有些混淆不清的印象，也许这正是应用那些原则来说明我们讨论《资本论》的方法问题，其所以发生不同看法的关键所在。且来分析一下吧。

1．……辩证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如分析和综合、历史和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其他等逻辑方法。……就是认识的辩证法。

2．所有这些逻辑方法，又都可以归结为研究事物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运动。

3．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就是认识的辩证法，也就是辩证方法；而认识的辩证法又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

4．这些逻辑方法是不能相互割裂的，它们在认识中是被综合地运用的。

（重点号是引者加的）

从上面的引文看来，且不说吴传启同志在讲辩证逻辑、辩证法、辩证方法中，还讲了许多逻辑方法，并也还勉强用了“其他等逻辑方法”字样，并还因此没有办法不同意辩证方法对其他逻辑方法，是一个总体概念，而其他逻辑方法对于辩证方法，都是一些局部概念，也因此表现了它们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因此说明任何一种只具有局部性和片面性的逻辑方法，无论就它体现事物的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的实质讲，还是就它所研究的对象范围讲，都不能和当作总的方法全面研究并体现着自然或社会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方法混为一谈，或把其中某一个逻辑方法强调为就是辩证方法本身，拿来和辩证方法划等号。事实上，我们所要研究所要把它表现出来的自然或社会的矛盾运动，在各个方面，在各个场合，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极其错综复杂的不同表现，如果不是依据总的辩证方法，指示我们的原则，分别把它们看作都是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和作用中；是处在运动和转变中，是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处在新旧交替正反相成的不断斗争统一中；任何一个只就某一方面，某一特定对象，某个不同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的逻辑方法，都会失去方向和依据，看不到什么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看不到什么是主要的基本的矛盾。试想，《资本论》的作者，如果不是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史观公式，如果不是有《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讲到的辩证方法作为他进行研究的指导线索，他将如何进行分析呢？他将如何运用说明研究的方法呢？他怎么会考虑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程序呢？事实上，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归纳演绎的方法，乃至其他什么方法，都并不是“自在的”成为辩证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出现以前，它们就分别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家乃至更早的哲学家运用的认识手段或工具，它们其所以具有辩证的性质，就因为它们是从属于辩证方法，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辩证的要素而作用着。也就因此，它们就在马克思主义者制订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中，在唯物主义的辩证学说体系中，被规定为辩证地认识事物的组成部分。但很显然，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逻辑方法（哪怕是比较重要的），甚至把它们全部合起来，也并不能因此就说是辩证方法本身或当作总体来看的辩证方法。能够说这样把辩证方法这个总体概念和那些逻辑方法区别开来，就是“割裂”，就是把它们彼此对立起来么？上面引文中最后一句：“这些逻辑方法是不能互相割裂的，它们在认识中是被综合地应用的”，我看就是按照吴传启同志自己的逻辑来讲，按照他对《资本论》的方法的看法来讲，也显得有些含糊不清，是不是可以把各种逻辑方法和范畴，一视同仁地看待呢？我可不大清楚。

其实，把上面引文综合起来看，已说明那里面存在着含糊不清的因素，而其关键，则似乎在于对于辩证方法本身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的理解。照吴传启同志的理解，所有上面讲到的各种逻辑方法，都是认识的辩证法，都是辩证法，都是辩证方法，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一方面它们“可以归结为研究事物的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同时“又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如果说不管是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历史逻辑的方法、归纳的演绎的方法或者其他什么方法，都是在研究事物的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那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但因此就说它们这些逻辑方法，都是“事物的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即“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却就叫人有些费解了。这里面当然存在着术语概念是否运用得恰当的问题，也存在着认识论与方法论如何统一理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反映论，不仅认定宇宙是物质的，是矛盾运动发展着的；对于观念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并还认定物质运动是可知的，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者不但依据现代自然科学上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反映自然辩证逻辑的认识论，同时还制定了一整套认识客观规律的原则范畴与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就是我们上面论到的各种逻辑方法。人们往往就把这些方法，看成是和认识论统一的方法论的内容。从上述的引文中，我感到吴传启同志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看的。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在反映论或认识论中，认定自然是事物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这已经在把它作着普遍联系、不断发展转变、不断由量变到质变以及对立统一来处理。即是说，已经在应用辩证方法。这是从认识论方面来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但这里只是一个方面，同时，从方法论方面来看，当我们对自然进行研究分析的时候，首先就要按照认识论所肯定的那样，把自然看作是辩证发展着的，看作是普遍联系，不断发展不断转化的，并按照这样来处理它研究它，这就是从方法论方面来看的认识论和方法的统一。因此，认识论与方法的统一，如果只是就那些有局限性与片面性的各种逻辑方法去理解，固然是极不全面的，单就认识论方面去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把问题归结到我们讨论的《资本论》方法方面来加以说明罢。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有两个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一是唯物史观，而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或矛盾运动的核心看的剩余价值，又是应用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是辩证发展关系才把它发现的。我们且从研究的角度，看看它有哪些过程。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是客观地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发展过程，这是出发点，是我们研究的起点，这是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哲学社会历史学者并不把它看为是辩证发展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这么看，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论或认识论上便是唯物史观，这是二。关于自然的认识论反映论，是建立在现代各种科学的发现发明上，而认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则还有待于在理论上加以科学的论证。《资本论》就是做的这个工作，马克思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首先就是应用辩证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作辩证发展关系来处理，并且依据辩证方法，或在这个总的方法指导下，分别依不同的对象，应用各种不同的逻辑方法，这是三。当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工作，把唯物史观的科学假设，变成了科学的时候，客观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便在《资本论》中完全正确的得到反映，这是四。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把这四个过程或关节区别开，不要以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就把二、三两个过程混起来，那一来，许多看法就会不一样了。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如果在学习再学习、讨论再讨论中，认识有所提高，看法也许有所不同。所以我欢迎实事求是地讨论。

《资本论》总结构的系统理解^[101]——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一之二

一

在这一讲，打算谈三个问题。一是《资本论》的总结构，一是体现在它那总结构中的辩证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一是它的完整体系对于此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由于我们在后面对《资本论》是作重点研究，这里有必要就它的总结构，作一系统的说明；又由于前面谈到，我们研究《资本论》，要特别注意它的科学方法论，注意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应用，所以就体现在《资本论》总结构中的辩证法加以论述，也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资本论》体系对于后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今天，还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

现在且先从总结构讲起。马克思把《资本论》看作是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编。而《批判》又可以说是他在一八四七年公刊的那个通俗讲稿《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基本论点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所以，到一八六七年才出版第一卷的《资本论》，几乎是马克思在开始他的经济研究生活不久的四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的。他在一八八三年去世的时候，这部书第二卷、第三卷的遗稿，还是嘱托他的战友恩格斯编订出来，分别在一八八五年、一八九四年问世的。这一部被马克思当作终生事业的大著作，如按照作者原来的写作计划来说，实在还经历了比这更长的难产时间。他原来计划的三卷本，是把现在刊行的第二卷第三卷合成为第二卷，而把恩格斯临终时嘱托考茨基整理的《剩余价值学说史》遗稿作为第三卷。考茨基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放在《资本论》里面，而另行独立出版，于是《资本论》就成为现在这个三卷本的形式。

必须指出：马克思把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书，题称为《资本论》，这个提法本身，不仅说明是“有的放矢”，而且恰好打中要害，抓住了这个社会的最根本关键。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本”这个经济范畴，具有最本质最根本的意义，但资本的担当者——资本家，资本的辩护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把它和其他经济范畴，如货币、地租等等，作着无差别地处理。因而，凡属为资本祝福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甚至包括那些有名的古典经济学者在内），都无法明确解答资本是什么、资本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这在他们的立场上，也许正好是要愈把它弄得十分暧昧不明，才愈对他们有利。可是在工人阶级，却又非把它弄个清楚不可。马克思竭尽他毕生精力来研究分析它，并不仅是因为资本活动涉及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也不仅因为它在所有这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中是起着决定作用，还因为它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些过程中的作用，都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颠三倒四，乱七八糟，变成一笔糊涂账了；不拨开这些观念上的尘雾，不全面展开批判，就不能把资本生活的本来面目揭露出来。《资本论》所以被马克思别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原来其所以要把资产阶级学者们有关剩余价值，亦即有关资本的全部理论，专门加以历史的论述，并放在这部书里面，原因也在这里。

《资本论》三大卷，第一卷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个章法，首先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有关政治经济学论著的传统形式来了一个革命。有人曾这样提问过：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是论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卷是论剩余价值的流通，第三卷基本上是论剩余价值的分配，那不依旧是照资产阶级学者的三分法来进行研究的么？但问题不仅在于所研究的是什么，还在于怎样展开研究。这是要分别把第一、二、三卷的结构作一概括说明，才能充分了解的。

二

《资本论》第一卷讨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要解答什么是资本，资本生活是怎样开始的；在发展过程中，又将怎样结束它这种生活的。这一卷包括七个篇目，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第二篇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六篇工资，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在这七篇中，首尾两篇是讲资本的来龙去脉，讲它的来历和前途，中间五篇则都是论述资本是如何生产的。资本就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一定额货币价值的自行增殖。而对原垫支价值增大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其更本质的机能来说，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由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102]，由于“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现象形态”^[103]，第一篇讲商品与货币，基本上就是要据以说明资本所由成立的历史前提，要据以说明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形成的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什么超历史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前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物的简单商品形态和商品的简单价值形态逐渐发展过来的。只有搞清了劳动生产物如何才变成商品，特定商品如何才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方始能了解货币如何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是从商品来开始他的分析的。他由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引论到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而又把这归结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所必然要产生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劳动生产物为什么必须转变为商品，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为什么必须表现为价值，价值量如何必须由劳动时间来测定的原因，那同时也当然是商品如何必须在交换关系发展中二重化为商品与货币商品的原因。由于资产阶级学者丢开社会生产关系，丢开商品生产所由建立的私有制基础，丢开劳动的社会性质，来谈商品货币关系，于是商品也好，货币也好，就神秘化为超历史的自然关系，就表象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拜物敎，从而货币拜物教，就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就是意味着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私有制的发展，就是意味着由此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当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关系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在一方面，使得社会一部分人增大了私有财产，集中了较多的流动货币资金，需要利用他人的劳动，同时在另一方面，使得更多的人失去生产资料，需要向他人提供劳动的时候，真是所谓“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就被看作是解决这个社会矛盾“天作之合”的合理生产方式了。资产阶级学者曾用大量的著作、数不清的好听词汇来为新的制度粉饰和祝福，马克思却把它的丑恶的和孕育着更严重社会矛盾的现实，彻底揭露出来了。

接下去，由第二篇到第六篇，是从各方面来分析资本的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这个秘密，从现象上，或者单从流通过程，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必须深入到生产过程内部去考察。第二篇讲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是要探究一定量货币价值，通过由货币到商品和由商品到货币的流通过程，怎样变为更多的货币，或者怎能使货币变成增殖价值的资本呢？货币也是一宗特殊商品。在简单商品货币的流通关系中，依据等价交换原则，由货币到商品和由商品到货币只不过改变了价值的存在形态，并不能增加价值的量。“价值会在货币形态和商品形态的不绝的转换中，自行把它的量变化，从原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从而把自己价值增殖。”^[104]原因何在呢？归根结底，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占有生产资料的人，需要利用他人的劳动，而由生产资料游离出来了的人需要向他人提供劳动。劳动力一当作特殊商品被买被卖，整个流通过程就变质改观了，原来的简单商品货币流通，就变为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的流通了。资本的总公式G—W—G′成立了。但是到这里为止，还只算提出了问题，仍未解决问题。因为劳动力的买卖毕竟还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限界内进行，这不能完全说明从垫支价值产出更大价值或剩余价值的原因。在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是就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来揭露出这个秘密的。所谓劳动过程，一般地讲来，是一种有目的的产生使用价值，使自然物适合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它的一边是人和它的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和它的物材，这对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可是当我们进一步把劳动过程看作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时候，马上就呈现出两种特殊现象，一是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劳动者的劳动就是属于资本家，他就得在资本家的管制下进行劳动；一是劳动生产物也是属于资本家，而不为直接生产的劳动者所有。资本家从事生产，不只是要生产一个决定用来出卖的商品，还是要生产一个价值大于原垫支价值的商品；就是说，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还要生产价值，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从事生产，在购买劳动力之外，诚然还要购买生产资料，但在交换依照等价原则进行的限内，为购买生产资料投下去的垫支资本，无论如何，总只能取回同多的价值，所以它只能说是不变资本；劳动力的购买，虽然也要按照维持劳动力所需的费用来决定它的价值，但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却是在资本家管制下进行，资本家能够把劳动过程的时间延长，强制要劳动者作出劳动力价值以上的劳动，使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为资本家提供的，是两个不同的价值量。于是，资本家垫支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就成为可以增大价值的可变资本。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就附有价值增殖过程的特质。以劳动力在商品市场上的购买为条件，而在生产领域内，把劳动过程的时间延长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就是所谓绝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便是建立在劳动日长度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围绕着劳动日长度展开的激烈斗争。由于工人阶级的反抗，就使得资产阶级在已经取得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把榨取的方向，转到革新劳动技术过程、改进社会组织机能方面，即由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方面。所以第四篇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者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这个转变过程，就是由协作、手工制造业到大工业的转变过程。当资产阶级不再能由单纯延长劳动日来保证剩余价值的榨取的时候，用革新劳动技术组织来加强劳动力，就很快被发现是有利可图的途径。这样做，不仅会由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相应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不仅会由机器的采用，加强对于工人阶级的统治，并且还可在某种新技术设备没有被普遍采用以前，获有额外利润。当然，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由此白热化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榨取的门道和花样，也加多了。第五篇紧接着讲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要把两者统一来看。在发展过程上，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出发点，但在相对剩余价值已经成为一般形态，资本已经完全确立了对于劳动的统治的时候，延长劳动日仍不失为榨取剩余价值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考察剩余价值量因劳动力价格变动而受到影响的时候，必须考虑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和劳动日长度三方面的可能变化。第六篇论工资，是要看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在支付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方面，在表演怎样的欺骗伎俩。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说成是劳动价值或其变形的劳动价格，就是要企图证明全劳动日都支付了，因而不存在什么剥削。但事实上，如果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全给了，就根本没有剩余价值，也没有资本的积累。所以，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不合理的表现。而资本的积累，就宁是无给劳动价值的积累。

最后第七篇讲到资本的积累过程，就给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后果，全暴露出来了。积累原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但这里只是把它看作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来考察。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已不难看到，资本家就是把年生产的剩余价值全消费了，在一定年限内，所有的资本，也全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的结果。如果他们把已经占有的剩余价值拿去作获取新剩余价值的手段，那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积累的一般法则：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一同增加；在积累及伴随着积累而发生的积聚进行中，在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部分会相对增加，可变资本部分，则相对减少。于是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就累进增加，而成为资本积累上的一个明显趋势；于是，穷困、压迫、奴役、退化、榨取之量不断增加，而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统一、训练和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反抗队伍，也不断增加，可是实行专横独占的大资本家老爷们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其结果，当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一达到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个外壳就要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当然，资产阶级是不会忘记拿他们“生产发家”的“光荣历史”来为他们的历史命运辩护的。对于这点，马克思却用血与火的文字，就原始积累过程描述了他们从何处来的残暴肮脏故事。第一卷就此终结了。

这已经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资本生活史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由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运动史；从社会阶级关系来讲，又是资产阶级统治、压制、剥削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反抗并到最后剥夺资产阶级的历史。不过，这还只是就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来进行研究说明的。马克思自己说：“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当作直接的生产过程所呈现的各种现象。在那里，一切由外部事情引起的次要的影响，都还是存而不论的。但这个直接生产过程，未曾完结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内，它必须由流通来补充。流通过程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105]

三

第二卷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

马克思曾这样提示我们：“在本书第一卷，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我们假定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经过的形态变化和物质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们。我们假定，资本家是依照生产物的价值来售卖生产物；又假定，他在流通领域内发现了过程重新开始或继续进行所必要的各种物质的生产资料。在那里，我们只详细考察了流通领域的一种行为，那就是劳动力的买卖。这种买卖，在那里，是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106]这就是说，在第一卷，只是在讨论资本生产过程必要涉及流通的限度内，论到了流通的行为。哪些是讨论生产过程必须涉及的流通行为呢？除了上述劳动力的买卖以外，在开始，还对于作为资本生产历史前提的商品货币及其流通关系，作了说明；在理解直接生产过程必要限度内，分别涉及了由货币到商品的流通和由商品到货币的流通。除了这些以外，就只是作了这样那样的假定，但没有进一步考察。那都是要留待这一卷来讨论的。这一卷包括三篇，第一篇讲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二篇讲资本的周转，第三篇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总的要求，是要说明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依一定的流通过程来实现，或者看它是否能顺利实现。

著者在第一篇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中告诉我们的是：第一，这里所讲的流通，和我们在第一卷第一篇开始论到的简单商品货币流通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流通，而在资本的一般公式G—W—G′或G—W…P…W′—G′上，第一阶段G—W由货币到商品的流通和第三阶段W′—G′由商品到货币的流通，都不发生价值增殖问题，它们其所以分别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就是因为在其中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增殖了价值。可见第二，资本只能当作运动来把握，只能在运动过程来把握；增殖价值的关键虽在于生产过程，但没有买与卖的流通过程作为条件，就无从表示出价值在生产过程的增殖。作为一个会把价值增殖的价值来看的资本，它的运动，要通过各种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着循环过程的三个不同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分别是作为产业资本运动上的各种机能资本。一种价值，一个当作运动起点来看的货币资本价值，“会通过种种形态，种种运动，并且在这里面保存它自己，增加它自己的价值，使它增大”^[107]。因此第三，正如同在第一卷讨论资本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时，在说明的必要的限内，须谈到流通过程，而这里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说明的必要的限内，也须谈到生产过程，而讨论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循环运动，更不能不谈到生产资本形态。马克思在这一篇分别说明了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商品资本的循环，接下去就把三者加以统一的考察，认为这三个循环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是以价值的增殖为决定的目的。但货币资本的循环，把这点表现得特别突出，把资本主义的特征表现得格外明显，所以它是产业资本的一般表现；生产资本的循环，是以价值增殖过程开始，它指示了生产资本周期更新的机能，表明那个过程里不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还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周期的再生产。至于商品资本的循环，它是以增殖了的价值开始，而以新增殖了的价值终结。在现实上，每一个个别的产业资本，都同时是在这三个循环之内。这三种循环，这三种资本的再生产形态是相互并存而又连续进行着。当一种产业资本的价值采取商品资本形态开始向货币资本转化的时候，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价值的一部分正在转化为商品资本，并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所以说，“资本在它的每一个形态，每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和这些形态的变化，这三个阶段的依次进行一样是连续的。所以，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态的现实的统一”^[10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总循环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就将引起全面脱节的现象。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最明显的特质之一，从而，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质之一，乃在于，一方面，生产资本的构成要素，必须由商品市场来，不绝由这种市场更新，并当作商品购买；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生产物，则当作商品由劳动过程出来，必须不绝当作商品售卖。”^[109]由于买进卖出对于产业资本循环，对于资本价值的增殖有了决定的意义，由买进卖出时间构成的流通时间，就在资本通过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中，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产业资本家即使能在生产过程中，想尽办法缩短生产时间，如果他取得生产所需的材料，发生故障，或者如果生产品销售发生故障，使得流通时间延长，流通费用加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就要受到影响。这在下一篇是会看得更清楚的。

第二篇讲资本的周转，那是继续在前一篇资本的循环的基础上来展开说明的。马克思自己概括地讲到了这篇的主要内容：“在第二篇，我们是把循环当作周期的，当作周转来考察。那里，一方面指示了，资本各个构成部分（固定资本及流动资本）是怎样在不同时间内，依不同的方法，完成形态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不同的长度所由规定的各种事情，那里指示了，循环期间及其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于生产过程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110]把循环当作周转来考察，那就是对于资本的循环，不当作孤立过程，而当作周期过程来考察；在G—W…P…W′—G′这个产业资本的一般公式上，G—G′，算是货币资本的一个循环，但用一定额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部分，并不完全转变为生产资本而投入生产过程中；在生产过程中，那个生产资料并没有完全消费掉；由生产过程移出的生产品采取商品资本形态，也并不一下都能在市场实现，所以，就这个货币资本说，它虽然成就了G—G′循环，并没有终结它的周期。它的一部分价值可能留在库存品形态上，一部分价值可能当作耐久的固定资本留在生产过程，还有一部分价值可能当作待销品，堆在仓库里。于是，我们在资本价值的保存和转移上看到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弄清这个区别，特别是没有弄清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区别，引起了许多糊涂看法。马克思分别给予了他们以批判。在资本的运动上，流动资本一次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了，固定资本却不能这样，所以一个资本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构成比例，直接影响它的周转时间，周转时间又要影响到资本垫支量，影响到可变资本量，影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分别在“周转时间在资本垫支上的影响”、“可变资本的周转”以及剩余价值的流通诸章，提出了精辟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垫支资本和实际发生机能的资本间之关系的理论，固定资本定期大规模更新形成周期经济危机之物质基础的理论等等，那都是准备在后面专篇论述的，这里就不详细解说了。

第三篇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这一篇所研究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还只考察个别资本，还只考察社会资本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现在，我们要把个别资本当作社会总资本的构成部分来考察它们的流通过程（那在它的全体性上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并从而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111]正是由于研究的对象，和前面第一第二篇不同，第一篇第二篇所研究的是个别资本运动，而这个第三篇则是研究把那些个别资本通通合起来的社会资本运动；前面两篇，是就生产与流通的统一来说明个别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在这一篇，却是要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因而，在讲个别资本的循环周转时，不妨假定不存在的问题，这里却须加以考虑了；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了。“个别诸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且也就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112]我们知道，各个产业资本的循环，都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诸形态，连续通过各不同阶段，交错起来运动。一个个别产业资本的运动条件，是由其他个别资本运动作为其外部条件来加以保证；某一个别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买与卖的行为，是由其他个别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卖与买的行为来补充，结局，在论及个别资本运动时，只是假定在观念上当作前提存在的东西，在论及社会资本运动时，就不能不认真地当作现实条件来要求了。比如说，一个棉纺企业生产的棉纱，将如何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呢？将由谁来购买呢？它生产所需的纺纱设备、棉花及其他辅助材料等等，将如何从市场上取得或分别由谁供给呢？显然，在这里，不只是象在个别资本运动的场合那样，单单考虑价值补偿问题，还要考虑物质替换问题，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各种生产物，各种商品，当作使用价值来看，在数量质量上的相互适应问题。不止如此，把整个社会的资本运动作为问题，而再生产与流通，考察它的总过程，那就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个人的消费问题加入考虑。马克思说：“这个总过程，包含生产的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从物质方面考虑，便是交换），也包含个人的消费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或交换。”^[113]这就是说，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时候，不能不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尽管资产阶级是只顾他们个人的资本活动，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管他人的死活，但在他所生产的商品，要当作社会产品，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的时候，也不能不关心这个问题。在近代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曾对这个问题，作过努力，如重农学者魁奈有名的《经济表》，这是一个天才的构想，亚当·斯密也曾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说明，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关系的复杂化，倒把他弄糊涂了。此后商品价值实现问题，曾引起许多不同的看法，但都没有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基本关键，马克思在“前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一章中分别对他们做了批判之后，接着就简单再生产和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过程，来分析社会资本运动；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同，他是从整个社会年生产物出发，从包含有剩余价值在内的商品资本W′出发，指出它在W′……W′的运动中，不仅“包括社会生产物中替换资本的部分（社会的再生产），也包括生产物中成为消费基金的部分（要由资本家和劳动者消费的）”^[114]。由是他独具只眼地把社会的总生产物，从而把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类：即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属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和属于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都是分解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个部分，而就物质方面考察则可变资本是由活的劳动力自身构成，而不变资本又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述二生产部类中任一部类得资本之助生产出来的全部生产物的价值分二部分：一部分代表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C，另一部分是全年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分别作为垫支可变资本的补偿物V及这以上形成剩余价值M的超过额。因此，象每个商品的价值一样，各部类年生产物的全部价值是分解为C＋V＋M。由于这样的科学分析和分类对社会资本运动中的各种经济条件，找到了它们的相互转变的共同因素和基础，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发现资本主义商品再生产与流通中存在的不可能克服的根本矛盾问题。这也是我们后面要专篇讨论的。

总起来说，资本论第二卷所包括的三篇，除了上面所说，第一、二篇分析的对象是个别资本运动，第三篇是社会资本运动以外，还可以就其侧重点，看出第一篇着重在讲货币资本，第二篇较多地讲到生产资本，而第三篇则是从商品资本出发。这最后一篇不如说是作为由个别资本运动过程研究移向资本主义总过程研究的必然阶梯。

四

《资本论》第三卷是在第一卷讲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基础上，来综合而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一卷专就直接生产过程，论到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至于实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如何为资产阶级各方面所瓜分的问题，暂时没有被考察到或暂时被舍象了；第二卷虽然紧接着把剩余价值通过流通过程予以实现，或在流通过程受到妨碍不易实现的问题提出来，但仍旧没有考察到剩余价值的现实分解过程；到了第三卷始依据第一卷第二卷就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详加分析所得的结论，展开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进行具体分配的解析。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当作直接的生产过程所呈现的各种现象。在那里，一切由它外部的事情引起的次要影响，都还是存而不论的。但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未曾完结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内，它必须由流通过程来补足。流通过程便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第二卷，尤其是第二卷第三篇（在那里，我们是把流通过程，视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个全体来考察，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在这个第三卷，我们所要做的，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之广泛的考察了。我们宁可说要在这一卷发现并且说明，资本的运动过程当作一个全体来看所生的各种具体形态。诸资本在它们的现实运动中，便是在这各种具体形态上，互相对立着的。对于它们，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形式以及它在流通过程中的形式，都只表现为特别的要素。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卷所要说明的各种资本形态，对于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不同诸资本相互的行动中，在竞争中，在生产代理人通常的意识中所借以出现的形态，是一步一步地更加接近了。”^[115]

这说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对第一卷第二卷表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同特点和要求：

第一，它的分析，逐渐由我们看不见的本质的东西，移到我们日常可以感触到的经济现象；就资本的具体形态讲，我们开始要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贷借资本以及农业方面的资本活动打交道了；就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来说，我们要分别和企业利润、商业利润、贷借资本利息以及地租形态打交道了。而这一些，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大做文章的东西。

第二，以前在第一卷第二卷暂时被假定不存在或不成问题的许多因素，在把资本运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就要逐渐加入考察中，而使所考察的现象，变得异常复杂，使本质的东西和各种具体现象形态显得矛盾，而这些反映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思想意识中，就成为颠三倒四的杂汇了。因此，

第三，在由抽象讲到具体的讨论中，第三卷首先还必须把一些本质的形态，如何转化为现象形态的过程交代清楚。在第一卷，如在“由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到工资的转化”那一章，就是这么做的，不过，现在要比较全面地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第三卷的结构，共七篇，包括三个重要内容：

1．有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倾向的说明。

2．有关利润分解为企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及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说明。

3．有关各种所得形态、国民收入及阶级关系的综合说明。

在后面我们将大体按照这个程序，分别专篇讲述，这里只打算简单讲一讲它的内在联系。

第三卷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剩余价值或其转形的利润，如何在资产阶级各剥削集团间进行分配。但在说明这点之前，还须先一般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不同诸部门生产不同利润率转化为一般利润率，形成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以及一般利润率下降倾向，一一交代清楚，因为不这样，剩余价值或利润在资产阶级各剥削集体之间之分配，就说不明白。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的主要内容，就是分别讨论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各剥削集体分取或分别占有剩余价值，并不是谁榨取剩余价值多，谁就拿稳占取相应多的利润；他们大家分别生产的商品，都得拿到市场上去较高低，碰运气，拼死活。由竞争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不仅掩盖了剩余价值榨取的实质，也把剩余价值分割的途径，弄得非常错综复杂了。只有就社会全体来看，资产阶级各剥削集体占有的利润，等于剩余价值，一切在分配上被歪曲被掩蔽的剥削本质，就充分揭露出来了。在社会实质上，整个资产阶级在把劳动阶级为他们无偿提供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相互拼命争夺的共同财产。他们各个剥削集团，乃至剥削集团内部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具体地说，是企业主集团、商人资本集团、贷借资本集团乃至地主集团或其中各别经营者，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只不过是劫掠者分赃的问题罢了。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的主要内容，就是分别讨论这些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能彻底了解“所谓分配关系，是与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态，及人类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内加入的关系相适应，并由此发生。这种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一面而已”^[116]。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分别以工资、利润、地租为所得源泉的工资劳动者、资本家、地主三大阶级所构成。后两个阶级或者总称为资产阶级，剥削前一个阶级，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下，前一个阶级将剥夺后两个阶级。这是第一卷第七篇已经论证了的前景，这个第三卷第七篇，不过是通过所得分配形态及其有关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的批判，进一步加以肯定罢了。

五

总起来说，在《资本论》三大卷中，每一卷的结构都是严密的，但必须把三卷合起来看它的总结构，才能深刻体会它的完整性，它的严密的科学性，特别是它的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统一。如我们将在后面论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及现代的修正主义者们曾在《资本论》的总结构总体系上，做过多少曲解毁谤的文章。而他们一般的做法，就是这样那样的割裂，不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或者以为看作一个整体，前后就有矛盾。即使把他们罪恶的企图丢开不说，他们那种习惯于表面现象罗列的庸俗理解，也是不可能对《资本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的。

当然，当我们全面把握了《资本论》的总结构的时候，也可能会感到三卷各有不同特点。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亲自负责出版的。这一卷的内容，虽然把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抽象去了，但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以至趋于灭亡的倾向，作了全面完整的叙述，一直被看为是可以独立的一个著作。马克思在撰写这一部分的时候，精力也比较饱满。这是从全书的高度严密的系统性和犀利无比的革命战斗性，可以得到理解的。第二卷第三卷是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依据马克思遗留的手稿，整理而成的。第二卷留存的不完全的文稿很多，第三卷则“除了一个最早的草稿，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利用”^[117]。而编者为了保持原著的精神面貌，尽可能把著者的原稿，逐字逐句抄录下来，只在行文最必要的地方，插入说明的插句和连结语，所以和第一卷比较起来，第二卷第三卷在文体上，在问题的说明上，就在个别场合，表现了不十分连贯的地方。特别是第三卷，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在写作第三卷当时的身体情况，已不容许他对原稿作进一步的推敲，但虽如此，原书个别场所的美中不足的地方，并不影响它的整个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恩格斯在寄丹尼尔逊的信中，曾一再称道第三卷的特点。他说：“这最后的一卷，是一个壮丽而无可指责的著作，所以，我觉得，我应当这样编辑它，让全部的思想进行、明晰而透辟地表现出来。”^[118]他又说：“我现今在整理第三卷，那是全书最后的，带有王冠的部分，甚至会使第一卷感到失色。”^[119]他并表示这个第三卷，是他从来读过的书中的最可惊的东西。恩格斯之所以一再赞赏这个第三卷，就因为在它里面，在第一卷第二卷分析的基础上，由里到面，由本质到现象，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地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经济面貌，十分条理明晰地表达出来了。自从第三卷问世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曾就第一卷第二卷喋喋不休，说《资本论》是一部不切实际的抽象虚构的诽谤，就开始改变调子了。当我们这样论述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特点的时候，丝毫也没有看轻第二卷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如我们在表面看到的那样，是联系第一卷第三卷间的桥梁，同时还是由个别资本运动移向社会资本运动，由资本的抽象形态移向现实具体形态的过渡。而且，对我们当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不论是其中的周转理论，还是再生产诸原则，都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

要之，《资本论》三卷是一部各具有不同特点的整体；它的体大思精的结构，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之上。我们要比较全面而彻底地了解它，或者说，要对它为什么要采取那种论述的程序和体系，有较深入的理解，是必须把体现在全书中的辩证法，加以说明的。

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120]——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三之四

一

在上面，我已把《资本论》三大卷的总结构，按照其篇章的联系，概括地加以说明。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章法看来，这样的结构本身，就是一大革命。这个结构首先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把资产阶级社会，把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看为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这个社会形态，就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据辩证的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和说明。

由于马克思在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时，他已经从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从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初步建立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以他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那一套形而上学的方法和体系，自始就是格格不入的。不仅如此，他反对或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始就不是枝枝节节地孤立地去挑剔其中的个别理论或论点，而宁是从全面整体出发，看那些理论或论点，是否如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内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说他是就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它的整个经济结构，来考察有关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他还是就那个体系来批判其中的这样那样的理论或论点。恩格斯曾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书，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面前这样的著作，决不是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挑选出经济学上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他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总结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在联系中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法则为目的。经济学家既然无非是这些法则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个说明同时就成为对于全部经济学著作的批判。”^[121]

事实上，马克思并不是到了一八五九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书出版时，才采取这一批判方法的。恩格斯曾就《哲学的贫困》说：“此书写成在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冬天，那时，马克思已经亲自弄清楚了他底新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解方法底诸基本特点。”^[122]这说明，他在揭露蒲鲁东学说的矛盾和错误中，已经初步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和体系。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开始社会经济的研究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学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资产阶级已经有它的成套的经济学说，已经有用它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组织好了的经济理论体系。所以，不论对它的哪个理论或论点，表示任何不同的看法，都必须要牵涉到纲维着支持着那个理论的哲学和方法论。从而，从世界观方面、从方法论方面入手来展开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成为最必要的最有效的途径了。只有用唯物史观、用唯物辩证方法，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才能完成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

但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并在批判展开中，全面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该是怎样一项艰巨工作，我们从马克思在建立这个体系之初，所作的种种尝试性的努力，就不难了解一个梗概。比如说罢，马克思曾在一八五七年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面，他一般地批判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几个重要经济范畴的错误认识，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适当联系，并还就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作了非常深入而精辟的说明。最后，他提出了他拟议中的政治经济学的轮廓：“显然，应该这样来分篇，第一，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它们因此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分析过的意义上，与一切社会形态有关。第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是几个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权。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与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制度（私的）。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的形式上的总结。就其本身来考察。‘不生产’的阶级。税。国债。公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第四，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与输入，汇兑。第五，世界市场与危机。”^[123]这个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分篇规划，已经成为他正式撰写《批判》一书时所依据的根本线索。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写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是这样指示我们的：“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望而知的。第一卷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一、商品，二、货币或单纯流通，三、资本一般。前两章成为本分册内容……”^[124]

把上面分别引述的“导言”和“序言”中的两段话加以比较考察，我们立即会有这几种体会：首先，后面这个篇章次序虽是沿着前一规划来的，但显然有所改变：它不是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开始，而把作为一般的抽象规定的第一项，放在第二项里面来处理了；其次，原来第二项基本上是要处理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权，而在序言中讲到的安排，就只是先提出资本来谈，而且还只是在《批判》这部书中，论到商品，论到货币或单纯流通，或者说，还只是论到资本借以形成的历史前提条件，直到撰写《资本论》，才把“资本”作为主题，马克思是在这种意义上，把《资本论》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编的；再次，就“导言”中拟议的篇次及“序言”中提出的研究顺序来看《资本论》的结构，当然又会发现作者在他的最后这部大著中确定的完整体系，对“序言”的研究顺序，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判的修改。尽管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没有完成，无法测知他对于他打算继续论述的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究将作何处理，而在《资本论》中却已经把他研究顺序中的前三项：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连同处理了。也就是说，不是分开各别处理，而是统一在资本项下来处理了。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如此重视研究结构，如此反复自我批判修正研究结构，那不是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单单为了说明的便利，才在体裁上大做工夫，而是他一步一步地更深刻地体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对于这样的发展过程，如果不是采用辩证的方法，不采用符合于辩证原则的叙述方法，就不可能按照它的本质特点在观念上再现出来。在这里，前者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后者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作辩证的发展关系时，那么已经是把它作了辩证法的处理；当我们运用辩证方法来处理那种制度下的各种经济问题时，那已经是把它看作辩证的发展关系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史观公式，从一方面看是有关社会的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有关社会认识的方法论的基础。所以，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就其中运用的辩证法指示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把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树立，我们认为是一个成果，就重要性说丝毫不次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25]

很显然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必须伴以辩证方法的。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在结构上，如果没有处理安排得恰到好处，就根本无法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但当我们这样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忽视形成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观点和方法，不但可以而且往往有必要分别加以探讨，就我们这里所研究的问题来说，把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看成是辩证发展关系，和把那种辩证发展关系如实地表达出来，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出发点来讲，前者是最重要的，不把客观社会，不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依着它自身条件辩证发展转变着的“自然史”过程，或者，如资产阶级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至多只是把它看作仅有量变的社会形态，那在一开始，就无异把通向科学分析说明的道路给堵塞住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大体体会了或接受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或唯物史观，也不等于说，我们即此就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死亡的全部过程，给活生生地表达出来。在这里，立脚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的方法论，或依据正确方法论作出的研究结构或体系，就非常重要了。只有在观点上把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辩证发展关系，同时又能依据正确的辩证方法来处理来表述那种关系，我们才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观念上再生产出来。《资本论》就是这样一部如实反映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发展的规律的著作，它的研究叙述过程，自始至终都贯彻着辩证法，都在按照唯物主义辩证原则展开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

二

现在且先看看马克思是怎样把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当作一个辩证发展过程来理解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然、社会乃至人类思维，都是辩证发展过程。所谓辩证法，就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在辩证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解决矛盾发生的斗争，存在着对立统一的情况；数量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使原来曾被肯定、曾被视为合理的事物或其存在状态，变成不合理而受到否定。自然界是按照这样的辩证规律发展过来的。我们人类对于这个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素朴的不完全的理解。可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由于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害关系，所以能够或敢于这样设想的人就更少，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就更加模糊了。如其说，1859年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问世，为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理解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科学论证，而非常巧合地，马克思于同一年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史观公式，就可以说是为认识社会的辩证发展规律，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他的那个有名的唯物史观公式是这样指示我们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那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对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而，人类社会的前史与这种社会形态一起结束。”^[126]

这个唯物史观公式，不但叫我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理解为辩证发展过程，并且还为我们认识那种过程提供了锁钥；不止如此，我们不但由此了解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规律，并还依据“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的指示，基本上了解了人类思维的辩证发展规律。列宁曾就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公式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说：“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127]

在这里必须指明的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辩证发展关系来理解，首先就要肯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不仅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并还在它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各发展阶段中，在不断创造新矛盾，也创造出解决那些矛盾的可能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就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说，是如此；它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移到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说，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在前者的场合，我们只看到量变，而后者的场合，则是质变；前者因其还有容许生产力发展的可能，直到最后，尚力图维护其生存，而后者则因其大大束缚社会生产力，而不能不根本给予否定了。其次，辩证的观点，不只是发展的，同时还是全面的，尽管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而派生的上层建筑，但它们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反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在既得利益阶级凭借旧的政治法律权力、旧的思想意识形态来维护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场合，固然不难见到这一些上层建筑因素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就是在新的社会力量为了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必须推翻旧统治，打破旧思想束缚的场合，也显然要认清政权对于经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事实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任一发展阶段的任一经济措施，单纯从经济上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也是不能有较深刻的理解的。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与发展”，其所以要“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依照辩证法的要求，既要有发展的观点，要在它的各种范畴的历史的逻辑的形成过程中去阐述它们，同时又要有全面的观点，要适当注意各种上层建筑因素对于生产关系的作用，那就显然要在方法论上，在研究结构上，引起双倍的困难。现在要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而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般辩证法的特别情况”来加以表述的。

三

前面讲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观的设想，是通过《资本论》的实践，而成为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真理的。我们知道，唯物史观公式只不过是指示了研究社会辩证发展的几个极关重要的基本原则，要运用这些原则来全面地并且是在发展过程中研究现实社会，特别是研究商品生产有了高度发展的，因而也是极其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有一序列待处理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马克思正好是面对着这一序列问题并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序列的问题，才使他所研究分析的结果，在《资本论》中作为一个完整的辩证逻辑体系呈现出来。

不难了解，现实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只有在研究上运用了辩证的方法，才能把它在观念上再现出来。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力言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作为一个最高的方法原则，辩证法首先要求抓住所研究对象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和特点，要求抓住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要求抓住它内在的最本质的必然联系和矛盾，而由是来揭露它的整个运动规律或由发生、存在、发展以至灭亡的全过程。从我们前面论述到的《资本论》的总结构，就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进行这个工作的。他始终在掌握运用他自己及恩格斯分别在不同场合所作的几个有关方法论的提示，来展开他的说明。那些提示，严格地说，不外就是占有大量材料，运用抽象力，找典型，抓特点，分清主从关系和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联系，依照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方法，作着辩证的叙述。

这里打算就下面几点来展开说明：

首先，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按照唯物主义的要求，都是必须从占有大量的丰富的实际材料乃至有关的思想材料出发的。这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但自然科学的“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时，要在它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128]。在社会科学方面，做实验是做不到的，为了选定表现较成熟较典型的形态，并为了使主要形态的分析不受次要形态的因素的搅扰影响，必须大大地运用抽象力，他认为“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药，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129]。他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比较成熟发展的典型，把英国作为他展开理论说明的主要例解；更进一步从英国大大发展了的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找到它的最本质的特点，从而在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中找到它的最基本的关系和根本矛盾。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雇佣劳动生产并出卖商品，赚取利润；利润是来自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说：“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标记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当作生产的绝对目的和决定的动机。”^[130]他又说，“资本家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增殖，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法则”^[131]。这个明如观火的事实，每日每时千百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对其他一切社会表现的不同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能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始终不能或不敢认真面对着这个事实，他们或者是回避它，或者是掩饰它，或者是歪曲它。马克思正好是从这里出发，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132]，并把他的政治经济学大著题称为《资本论》。这样把资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纲，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尚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采取的所谓四分主义和他们强调把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结成的三位一体公式，就被彻底粉碎而显得是仅在表面罗列现象，没有反映内在有机联系的杂拌了。只要把这个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把握住了，就不难了解它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人们在资本生产中，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所结成的关系，即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结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社会的最根本的矛盾所在。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这种特点，这种关系，这种矛盾，不仅在研究上为极其错综复杂的表象所掩蔽着，并且还笼罩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大量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尘雾中。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自始就是用流通上乃至分配上的虚假现象来混淆视听，颠倒是非。马克思以资本为纲，开始暂时抽象去容易引起错觉的流通过程和分配关系，分别把它们放在第二卷第三卷讨论，只在第一卷专讲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虽然也讲到和直接生产过程有极密切联系的流通和分配关系，如劳动力的买卖、工资形态……）；等到在这个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彻底摸清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底，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明确了作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无非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结成的关系，无非就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对抗关系，然后再回转头来，在第二卷讲流通过程，讲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这样，我们就非常明了，无论因着市场需给关系的变动，价格的变动，剩余价值能否实现，或能在何种程度实现，都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劳动者阶级总归是被剥削了。至于剥削的果实，在他们资产阶级之间，在企业资本家、商业家、银行家、地主之间怎样通过必死竞争进行分配，那是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的基础上，由第三卷讨论的问题，在那里，一切隐蔽在背后的东西，开始抛头露面了，一切在前面为了说明的方便被抽象去了的东西，又现出原形了；各种具体的资本形态，各种类型的资本家，各种各色的利得，都分别恢复了它们在现实中的本来面貌；我们又回到五光十色的“天下人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现实社会了；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人们在这里虽然已不再多谈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了，向各种形态的利得分解了，但利润的来源被揭露了，它产生的许多中间曲折环节被重新规定了，它的内容丰富得多、具体得多了，不再是躲躲闪闪、不易被识破被捉摸的幽灵了。资产阶级长期多方隐秘起来讳疾忌医的疮疤，就这样被暴露出来。事实上，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在总体布局方面高度运用了抽象力，加强了他的研究结论的科学系统性，而同时也表明，他对于每种经济关系，每个经济范畴，也无往而不尽可能地应用这个科学抽象分析的法宝，来使他的说明更臻于完善和严密。这是每个《资本论》的读者都能体会到的。

其次，当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揭露出来的，是通过体现着那种生活之各别不同方面的经济关系或其概念范畴探索出来的，那么，马克思在作着上述那种揭露工作的当中，显然已经就那些经济关系和范畴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对其他社会事象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矛盾的关系，作了恰如其分的正确处理；有任何一个关键或环节被遗脱了，或者把它的作用夸大或缩小了，或者被位置在不符合实际的地方，那就无法实现完整的理论，即我们这里讨论到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说明。我们且试看马克思该是如何周到而又深刻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各种部门中划分出经济部门，从所有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当作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始初关系”^[133]，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是专以社会组成员间的生产关系为限”^[134]，“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借用什么超出这些生产关系的因素来说明问题”^[135]。不错，他不是时常在《资本论》中论述到生产关系所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适应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诸因素么？但必须知道，他在必要场合论到这一些，也只是从生产关系出发，看这种生产关系在怎样发展或妨碍着生产力，或者看这种生产关系在怎样受着它的上层建筑的维系或制约。至于这个社会的所有其他经济关系，如买卖、贷借、租佃关系等等，则或者是作为它那个基本生产关系的补充，或者是看作由它所派生，而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讨论的所有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价格、信用、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则分别看作是那个基本生产关系的某一侧面的存在形态。而在这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在政治经济学中“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担负者”^[136]。就资本家来说，他是资本这个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家的心，就是资本的心”。资本的存在，就要求增殖，不增殖就不能保证其存在。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就决定了资本家的无限贪欲和必死竞争。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137]。正是由于所谓经济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经济范畴又只表现为特定生产关系某一侧面的存在形态，那么，任何经济范畴，就不但要由特定生产关系决定它在不同社会的作用和地位，也还必须由那种关系来决定它在同一社会的出现顺序。关于前者，马克思曾就地租和资本这两个范畴分别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作用和地位指示我们说，“把各种经济范畴顺着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处理，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应该照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138]。这就是说，不能因为地租先于资本而出现和它在封建社会演着决定的作用，就认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演着决定作用的是资本，地租不过是由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表象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按着这个事实的逻辑来处理它们的。关于后者，马克思曾就人口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构成中的关系，这样教导我们：“在经济学上，从成为整个社会生产行为之基础和主体的人口着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了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譬如阶级，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认识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之类，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譬如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没有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139]经济关系、经济范畴自身表现的这个逻辑顺序，马克思是在前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而在《资本论》中予以实践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马克思是等到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在社会总投资中，不变资本部分愈来相对愈大，可变资本部分愈来相对愈小的情况下才讨论的，事实上，不到这种场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法则和人口问题也根本不会发生。如果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所做的那样，丢开过剩劳动发生的一切前提环节来谈人口问题，那就连什么也谈不出来。死去的马尔萨斯和迄今还活着的马尔萨斯的徒子徒孙们，正是这样讲着连篇诨语的。此外，我们还应当指明，马克思不仅从上述这些方面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特点，分别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各种经济范畴的种种错误理论，更加重要的是，他还依着严密的科学分析，特有创建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始终没有设想到或者没有想透没有讲明的一系列经济关系或其概念范畴；粗略沿着出现在《资本论》中的顺序指数出来，如像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为买而卖的流通形态和为卖而买的流通形态，劳动力与劳动力的买卖和使用，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的积累、积聚与集中，资本的价值构成、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绝对过剩人口与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与原始积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单纯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价值与生产价格，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触到没有搞清的，但却都是在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在有关理论的说明中，没有发现它们，或把它们漏了，怎么讲得通，怎么能不陷于破碎支离呢？从反面来看，这也正是《资本论》的科学体系严整完密的关键所在。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正确地处理了比这些更加难于处理的问题。

最后，依据唯物辩证原则的要求，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特别需要阐明的，与其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或其各种经济范畴所体现的经济现实的存在形态，毋宁说是它们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运动形态。马克思曾经明白指出，他的大著《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140]。而在正确地把握了他这部书的基本精神的俄国经济学者考甫曼，也认为：“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141]所以，他着重指出：“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142]既然在每一个社会，在每一个社会特定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其他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和法则，以及由一种具有完成形态的经济现象推移到其他经济现象的法则，那么，我们所研究分析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法则、经济概念、范畴，在它们正确反映着客观现实的限度内，显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动中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它，把握它，并怎样在政治经济学中来表述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就唯物史观公式提供了我们认识、把握这个问题的锁钥。他指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矛盾，是促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处在不断变革斗争中、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动力，所谓现存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所谓“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以及所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就非常明确地把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原则提出来了，而在《资本论》中，他随处都是依据这些原则来展开说明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母胎内，又在孕育着、创造着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人的条件。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讲得非常明白的。劳动生产物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并且在如何的矛盾发展过程中，变成商品，特定商品又经历如何的矛盾发展，转变为货币，货币再通过促使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分离的社会变革，转变为资本。作为资本，它是沿着协作、手工业、大工业的途径，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推移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再由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由资本积累的一般法则，而走到它的尽头。在这第一卷开展的这个辩证发展逻辑中，作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之补充的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马克思都分别在第二卷第三卷中作了详尽叙述，或者说明其历史发展过程，或者论证其历史发展倾向。由个别资本运动论到社会总资本运动，由单纯再生产论到扩大再生产，由价值规律作用论到生产价格规律作用，由各种不同利润率平均化论到一般利润率下降倾向，在那里，尽管其说明系统有些地方不象第一卷那样完全依据历史，有时还依据逻辑，但却在照应了第一卷中展开辩证发展的关系。恩格斯曾就《政治经济学批判》指示了我们依据历史的方法，同时还必须依照逻辑的方法的道理。他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依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进行，或者依照历史的方法，或者依照逻辑的方法。既然无论在历史上或在历史的文字反映上，整个说来，发展总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出了批判所可以遵循的自然线索。”^[143]不过，完全按照历史进程，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因为“历史常以跳跃和曲折前进，如果必须处处跟它，那就不仅必须注意到许多无关重要的材料，并且必须常常打断思维进程；并且，要写政治经济学史，决不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而这会使工作无限，因为任何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呢。因此，唯一可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但是，实际上，这个方法无非就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什么开始，思维进程也应从什么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修正过的，但是它是依照着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法则修正过的，这时，就可以在每一个要素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来观察这个要素。”^[144]恩格斯这段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我们理解《资本论》的整个结构及其中的任何经济范畴的说明方式方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

四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要把一个象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复杂的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如实地表达出来，最先就必须是唯物主义的。但唯物主义的含义，比我们不时泛泛讲到的面对现实，或从实际出发，要深刻得多，严密得多，全面得多。在一方面，必须从包罗万象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去抓它的本质和特点，从各种社会生活中去抓经济关系，从而再进一步去抓它的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此外，还须结合这种关系和社会生产力，乃至和它的上层建筑相适应也相矛盾的两方面，去考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本质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们即使在这一方面把彻底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关键抓住了，并由是把那些从各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实况的经济法则和经济概念范畴，按照它们在各种经济生活中，在那种经济运动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所扮演的不同作用，恰如其分地加以正确的处理了，如果同时对于那些为了研究说明便利而暂时被排开或被抽象去了的社会表面现象、次要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因素，没有分别在必要场合作着适当的交代，那就不能说是从里到面，从本质到现象，从低级到高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地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和盘托出；也即是说，那还不能说是彻底唯物主义的。转过来说，如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如果真的把所研究分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现实运动，如实地揭露出来，那个揭露的结果，就必然是辩证的。因为事物原来就是在辩证发展着的。愈是唯物主义的，那也就不能不愈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同时也是辩证史观。

我们由此知道，马克思其所以能在《资本论》中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那样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就是由于自始就把握着唯物史观原理，而把《资本论》作为那个原理的实践。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非常深刻而有创建地讲到的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其中有关各种经济范畴的认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第二版跋中，分别讲到的抽象分析法和说明的方法与研究的方法的区别；以及恩格斯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的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区别等等，严格地说来，都是唯物史观原理的贯彻，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看怎样才能便于把所研究对象，即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内在的矛盾发展关系及其辩证逻辑揭露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在肯定《彼得堡欧洲通信》作者关于他的《资本论》研究方法的说明非常正确，并认为那位作者把他的现实的研究方法，当作辩证法来描述的时候，紧接着讲了这样一段有深刻意义的话：“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145]这就是说，马克思一经借助于正确的研究方法，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运动，观念地反映在《资本论》中了，《资本论》的体系，就俨然成了一个原来就是这么存在那里的现实秩序。这个体系已经严整完密到了这样的程度，仿佛对于它的任何方面作了任何改变或改动，就要显得是不符合现实经济运动，不符合现实的辩证发展。马克思是没有留下辩证法的专门论著的，但他的《资本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辩证法。赖有《资本论》，我们不但对辩证法有了较透彻的理解，同时还对于如何才能很正确把客观的现实运动，在观念上反映出来，也有了较明确的认识；我们不但由此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法特殊情况，还进一步全面了解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种种范畴，关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对于一切已经复灭了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提供了透彻理解的可能性。”^[146]毛主席也说过：“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唯物辩证原则——对立的统一法则——引者）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147]他还指示我们：“事物的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148]由于列宁把《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看成是一般的辩证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所以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辩证法专著，他的《资本论》就大大弥补了这个缺憾。

《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同时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典范。《资本论》作者有两大划时代的发现：在政治经济学上他的伟大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在哲学上他的伟大发现是唯物史观，而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又是全面应用唯物史观原理的结果。《资本论》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这样，全面体现着唯物史观，全面体现着辩证法的《资本论》体系，就由于它的非常严密完整的科学性和非常彻底的革命性，对于后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决定的影响。

《资本论》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上）^[149]——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五

一

现在要进而讨论《资本论》体系对于后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了。由《资本论》总结构及其科学的研究的说明所形成的体系，是一个革命的辩证体系，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科学体系，所以《资本论》的问世，不仅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同时也是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统治，是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才开始瓦解的，而它的精神统治却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出现以后不久，就发生动摇了。我们都承认，《资本论》不只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就其涉及的内容来看，还很可以说是一部辩证哲学著作，一部经济史著作，一部经济学说史著作，也还是一部有关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归根结底又毕竟是如恩格斯所说的：“自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以来，没有别的书，比我们当前这本书，还对于劳动者更重要了。我们今日的社会制度全部，是建筑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轴心上。对于这个关系，这还是第一次的科学的说明。”^[150]正因为这首先是一部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用唯物辩证观点方法，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秘密，指证资本主义灭亡前景和对工人阶级提出正确斗争道路的书，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第二年，即1868年，“根据贝克尔的提议，国际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把《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推荐给各国的社会主义者。”^[151]这是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讲到的。他并说，此后，“《资本论》已经成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和工人的报纸都宣传他的学说。而在美国，在纽约的一次大罢工中，从《资本论》中摘录出的片断被印成传单，用来鼓励工人们坚持下去，并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资本论》差不多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译本，在欧洲或美洲，每当马克思学说的敌人企图驳倒他的原理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立刻就会找到使他们开不得口的回答。今天，《资本论》确实已经成为国际代表大会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圣经’了。”^[152]

一部著作，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圣经”，那么，同时，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无异是它的罪恶和死亡的宣判书了。这说明《资本论》表现了如何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也说明后来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该会如何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同时也可能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的差异），而分别对于《资本论》采取非常不同的态度。不过，在这里，我不是要一般地讲《资本论》的影响，只想就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长期争论、直到目前还没有失去现实性的那个问题，即《资本论》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的问题，加以讨论。当然，我们讲《资本论》体系是连带着它的革命方法而言的。下面打算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影响。

第一是看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是怎样看待《资本论》的研究系统和方法以及他们如何因此逐渐改变他们的辩护理论的体裁和内容的。

第二是看现代修正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是怎样看待《资本论》的体系以及他们如何用一切卑鄙的手法来割裂和歪曲那个体系的精神实质的。

第三是看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是怎样捍卫和阐扬《资本论》的革命辩证体系和方法并运用它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最后，第四是看我们当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应不应该或能否采行《资本论》的体系和方法。在最近的论坛上不是已经有人提出：采用《资本论》的体系，来编写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么？

二

就第一点而论，《资本论》第一版出现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最初原来是采取一种忽视或抹煞的态度；或者推诿说，那还是一个不完全的著作，作者许诺要到第二卷第三卷才彻底解决的问题，还难断定能否兑现。但毕竟因为《资本论》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著作，而是工人阶级革命实践指南，而且如前面所说，这部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868年），工人阶级的国际代表会即已通过决议，把它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样一来，就更不能令资产阶级的卫道学者保持缄默了。

首先，《资本论》在他们看起来最感到不顺眼的地方，也许就是马克思采用的方法和体系。前面讲过，在经济学理论上，特别是作为《资本论》核心的剩余价值学说上，马克思还和英法古典经济学者保持了一定的联系，批判吸收了他们一些合理的论点，但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他却一开始就是和所有资产阶级学者应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立在尖锐对立的地位。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他都反复抨击了资产阶级学者在所谓三分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后来再加一项消费，就是四分主义）和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把那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看作只是便于掩饰现实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祝福。而他自己所用的辩证法，他也认为那是会叫资产阶级学者们害怕的。他说：“辩证法，在它神秘的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为它使现存事物显得光采。但在它的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它对于每一个生长了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就它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由任何物受到威胁，就它的本质说，便是批判的、革命的。”^[153]也就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六年（1873年）再版时，曾说：“《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154]他还举述了德国法国学者们如何责难和误解他的方法论的例子。可是说也奇怪，在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尽管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那样对于《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不理解和曲解，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竟还出现了连马克思自己也感到满意的关于他的《资本论》体系的科学说明。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不仅举述了俄国经济学教授考甫曼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方法论，并还声言另一个经济学教授西伯尔同样正确地理解了他的价值论。其实这是不难说明的，在那个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它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尚处在潜伏状态中，而为农民的暴动和起义所掩盖着，因此，还允许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保持一点科学的理性和良心，而当时正在为工人阶级革命所威胁着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们的反应就不同了。

当然，《资本论》的体系和方法，不为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所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的内容、它的基本理论，自始就是和资产阶级学者正相对立并且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见解中展开的。且不讲别的，关于那个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可以说是最关重要的商品价值问题，就连顶呱呱的古典经济学者，也没有能够把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实体与价值量，价值与生产价格区别开，更不用说那些根本连价值和使用价值乃至价值和价格也分不清楚的庸俗学者了。至于讲到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在他们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被看作是多余的。结局，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细胞形态出发来展开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怎么也使他们接受不了。他们力求用他们自己的从表象上罗列的一些概念和抽象原则，去评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主义内在联系的各种范畴和规律，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附录的《评瓦格讷〈经济学教程〉》，就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该是如何曲解他的价值理论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学者们的阶级任务，并不止于曲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随着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并愈益和工人阶级运动结合起来，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的每个资产阶级学者，都必须用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论》的不懈努力，来证示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忠诚。那时大体上发生了两个大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一是在德国的历史学派理论基础上演变出了新历史学派，一是在奥地利出现了主观主义的限界效用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标榜。不过前者着重以各种各色的经济史观、唯心史观来代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来再和改良主义合流而形成资产阶级教授学者组成的所谓讲坛社会主义学派，他们愈来愈和经济学不相干了。而后者则着重在企图建立主观效用价值学说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他们不仅仇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凡属为马克思所肯定的古典经济理论，他们也都一概拒绝，以为采用这个釜底抽薪的做法，就要使马克思的理论基础站不住脚了。作为奥地利主观主义经济学派代表者的庞巴卫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崩解》一书，就是按照这个章法，由亚当·斯密、李嘉图一直批评到马克思的。然而也就因为这样，他们的经济理论，就愈来愈一般化抽象化，而变成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的主观设想了。为了表示所谓经济学的“新生”，他们有的人不喜欢在经济学上戴起“政治”的帽子，而代替以像是更有学术性格的“纯粹”或“抽象”字样；四分主义的体裁也要“革新”，把消费搬到生产前面，表示人们生产“总”是为了消费，它得在经济学上坐第一把交椅；差不多就在四分主义进行这一“革新”手术的同时，三位一体公式也相应改变了内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一方面承袭奥地利学派衣钵，同时又承受了一些改良主义影响的英国大经济学教授马歇尔，竟宣告资本家的利润，不过是酬报他们管理经营企业的工资，而晚近的“人民资本主义”理论，还正在论证工资到头无非就是利润，无怪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新”过程中，连价值这个经济范畴也给取消了，而代以价格，甚至连经济科学上最起码的因果规律，也给取消了，而代以函数关系。这还有什么经济科学可言呢？所以，愈到晚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就只能是一些彼此没有内在联系的抽象概念的杂凑和堆积。为了表示他们也有“体系”，有的学者就支离破碎地把那些概念编组在这样那样的数学公式中。像这样不反映现实，也不能说明问题，从而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不复能发生何等欺骗作用的货色，连资产阶级也感到很不满意，而真正和他们同呼吸并真能了解他们在经济学上需要什么的马歇尔教授的大弟子凯恩斯，就昌言要来一次“经济学的革命”了，他不但这么讲，而且这么做了，他的经济学论著确实像丟开了四分主义、三位一体的旧传统，但他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的，是要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局，他只好沿着真理的反面去努力，而从经济学说史上搜索一切庸俗的烂货色，将它们巧妙地编成辩护理论体系来成就他的“革命”了。我们后面将有机会详细谈到它。

要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完全破产，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瓦解过程密切联系着的，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马克思运用了革命辩证法，建立了如实反映着资本主义运动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并由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和暂时性，武装了工人的革命头脑，就使得承担有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任务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研究，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走向真理的对极或反面。这能说是马克思或他的《资本论》的过错么？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两种不同的方法，本来就不能不形成两个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啊！可是这虽然有些像是先验地决定了的，但却是在阶级历史斗争过程中用各种不同的姿态实现的。我们马上还要看到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是如何看待《资本论》的。

三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已开始确立它在西欧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有力指导地位，不仅如前面所说，在这以后不久，经济学领域中，出现了各种庸俗经济学派，还出现了各种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已被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揭露了，完全搞臭了，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已经不大能发生麻醉作用的情况下，打起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幌子，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从社会的发生过程来说，他们破坏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目的，虽然大体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做法，却很不一样。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也还可以这样说，每个修正主义者都是改良主义者，可不一定每个改良主义者都是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在它开始出现于德国，后来盛行于英国时，虽然在一定限度内，肯定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但却公开反对他的整个革命学说体系，认为通过国家，通过议会制度、立法程序、经济措施、赋税政策，就可以免除剥削，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他们基本上还是站在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立场，也不讳言以改良手法来代替革命。列宁极其正确地指示我们说：“欧洲的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摒弃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顶替马克思主义。”^[155]可是修正主义者不同，他们一般是在资产阶级理论搞臭了，改良主义也不能阻止工人阶级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在资产阶级一方面大量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同时又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的情况下，用代表那些工人阶级上层蜕化分子的利益的姿态出现的。为了要迷惑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能不继续披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不能不更多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不能不在形式上死抱着马克思主义不放，因为一丢开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资产阶级心目中就没有“使用价值”了，而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更大的“使用价值”，却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偷天换日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实质阉割去，他们把这个叫做“修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在这方面很明确地表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想见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者们会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会怎样看待《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烦恼与恐怖，因为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与跋文”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不仅是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它在思想上的说明的反映，它的内部体系的逻辑研究”^[156]。如果有谁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唯物辩证方法展开的体系，他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在为否定自己、在为推移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创造条件，这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确难同意的。所以，他们，特别是那些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各种经济理论，有的并不怎么反对，有的还不妨大加赞赏或拥护，唯有对于他的唯物史观，他的革命辩证法，则大肆攻击，以为那太神秘了，太宿命论了。普列汉诺夫就《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关唯物史观公式那段话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的那个据说是宿命论的理论，正是在经济学史中第一次使经济学家们的那种拜物主义宣告结束的那个理论；那种拜物主义是通过物质对象的性质，而不大通过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来说明各种经济范畴——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157]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是运用这个历史观、这个辩证方法来展开他的理论说明的，但当时俄国不少的人，却行所无事地“‘承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拒绝他的历史观点”^[158]。

其实，这手法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都惯于玩弄的，只不过各有各的花样罢了。每个由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修正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的途径，在理论上，更具体地说，在对《资本论》的研究上，不外是采行这两个路线：或者是支解它、阉割它，极力贬低乃至否认辩证法在《资本论》体系中的灵魂作用，而强调经济主义，强调生产力论；或者是曲解它、颠倒它的根本命题和科学体系，把生产关系的研究，引向流通过程的研究。这两方面的歪曲，无疑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从《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抽象去辩证法，就无疑抽象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大的矛盾，不断增长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不断加大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威胁，而避开生产关系去研究流通过程，也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不论谁，只要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资本论》的研究中，不能坚持革命的辩证发展原则和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的原则，就说明他表现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而他是否完全堕落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泥潭中，也就看他无视这些原则到什么程度。

修正主义者像是异口同声地惋惜地说，《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周密深刻的，只可惜它被不易捉摸的辩证法弄得晦昧了。他们为什么对《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理论感到兴趣呢？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对于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论》肯定了资本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进步性，要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妨“利用”一下这个“王牌”的。俄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司徒卢威，就是用这样的根据来反对民粹派的。对于一个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论》论证了一个社会，一定要它的生产力，已发展到了生产关系妨碍束缚其增长的程度，始能发生革命，所以为了延缓或推迟工人阶级革命的实现，他们就反复揣摩并曲解那个原则，以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叛徒考茨基就是这样发挥他的生产力论，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还有发展余地，或者说物质准备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不主张爆发革命的。不论是司徒卢威也好，是考茨基也好，还是其他修正主义者也好，他们都是不能以这样歪曲马克思的学说为满足的，因为他们所辩护的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中，是不能以此为满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司徒卢威要拼命否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考茨基为什么要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远也不会妨止生产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可是实践是最不留情的检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中，那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堕落成为保皇党，那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了。

至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的研究，由生产关系导向流通过程方面的作法，只不过是转一个弯来避开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发展运动的手法罢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入手，还是从交换流通过程入手，早就由马克思指出过，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以后，为了对抗或反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愈来愈把他们的研究集中到流通过程方面，因为那里自始就是掩盖剥削、混淆是非的乐园。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关系的发展，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在无形中加强了这种倾向。面对着这种事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愈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从生产过程方面，来更彻底地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及其正在加速瓦解中的灭亡命运的。但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的人，并没有这样做，却反而总感到《资本论》那个体系，太不顺眼，太不合他自己乃至一般习惯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的脾味，总想对它做一番“改造”工夫，博洽德所编的《通俗资本论》就是一个标本。他把马克思的原著的整个体系颠倒过来，从第三卷的若干章节讲到第一卷的若干章节：第一章商品价格及利润，第二章利润及商品交换，第三章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社会必需的劳动……单是这个章法，就够庸俗了，再看它的第一章的开章明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维持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物品对他们的经济供给。在近世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供给全是由商品的买卖表现出来的，人们用构成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即获得此等商品。论到收入，本有许多种类，但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三大类：就是资本，替资本家生产利润，土地替地主生产地租，劳动力……替工人生产劳动工钱……关于决定经济物品供给的程度，除掉三个阶级收入的多少外，商品的价格显然是重要的，规定价格高低的关系，也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最注意研究的……。”^[159]够了。在博洽德看来，政治经济学原来就是研究人类的需要与供给关系的，供需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买卖实现的，所以，价格的研究就极为重要，而制约着价格高低的需要者的收入问题，也不能不优先加入考虑中。研究政治经济学从供需关系入手，强调价格，并且在极其荒谬的三位一体的收入公式下，从需要者方面来考虑价格的高低问题，都是现代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翻版，挂起羊头卖狗肉，说是对于《资本论》的通俗化，真是厚颜无耻了。也许这是一个太过极端的修正主义的例子罢。且看一位自认为是马克思衣钵继承者希法亭的作法罢。他的大著《财政资本论》一度被誉称为是《资本论》的继续，列宁曾说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但却指出它在货币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具有使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调和的倾向，由于他从交换角度看问题，就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的理论，不能认清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的发展，他后来竟提出极端荒谬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学说，以致丧失立场，成为反马克思学说的修正主义者，那也是和他的错误流通观点有一定的联系的。此外，我们还必须在这里以十分惋惜的心情，谈到和希法亭同时的德国卢逊堡，她曾做了不少阐扬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工作，她还以生命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尽管如此，由于她理论研究出了偏差，一直是着重从流通方面考虑问题，她就不能好好认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而在她的大著《资本积累论》中，竟认为资本增殖的价值不能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得到实现，而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域去实现。一旦落后地域资本主义化了，剩余价值就不能实现，而剥削落后地域的帝国主义就自动消灭。不仅如此，她还由同一流通观点，在她的《国民经济学概论》中，得出另一个错误结论，就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旦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不存在了，政治经济学也要寿终正寝。后来这些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据，都被布哈林吸收在他的《转形期经济学》中，而成为他跌进反革命粪坑中的“思想肥料”。

可见，不能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他的《资本论》中的方法和体系，都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经济观点在作怪。而政治斗争实践中的动摇性，则把这种倾向加强了。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谬论，都分别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和谴责。在下面，我们将看到始终保持着革命坚定性的列宁及其他革命导师，是怎样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彻底地贯彻发扬着《资本论》的原则的。

列宁对于《资本论》体系的阐扬、应用与发展^[160]——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六之七

一

在前面，我们已经就《资本论》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分别讲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们是怎样看待《资本论》这个辩证体系和他们是如何因为企图曲解那个体系，以致把他们的理论研究引到错误道路上去的一般情形。现在，我要进而论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革命导师们是怎样针对着这些错误理论，捍卫和阐扬《资本论》的革命辩证体系，并运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为了说明的便利，这里只打算主要就列宁对于《资本论》体系的阐扬、应用与发展，概括地加以叙述，但在说明的联系上，似乎还有必要简单追述一下恩格斯在他后期对维护《资本论》体系所作的巨大的贡献。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不绝由恩格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意见。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繁难工作还是由他承担下来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不仅写了几篇书评，并还写了一个简明的纲要。他写的英译《资本论》第一卷编者序，第一卷第四版编者序以及第二卷编者序第三卷编者序，都分别结合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对于《资本论》的这样那样的诬蔑攻击作了捍卫的反批判，并在许多关键性的论点上彻底阐扬了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事实上，恩格斯对《资本论》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尤在于他对《资本论》的精神实质，对《资本论》整个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深刻认识与阐扬。《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作为《资本论》的前篇或引论来理解的。这部书刚出版不久，恩格斯就写了一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介文章，力言马克思在这部书中是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最革命的历史科学的结论作为出发点，而在其展开批判中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则是以崭新的辩证法作为基础；他着重地指出：“这个方法的树立，我们认为是一个成果，就其重要性说，丝毫不次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161]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翌年即1868年，他所写的那篇评介性的文章《论〈资本论〉》，对这部书作了这样的评价：“自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以来，没有别的书，比我们当前这本书，还对于劳动者更重要了。我们今日的社会制度全部，是建筑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一个轴心上。对于这种关系，这还是第一次科学的说明。这个说明的根本性和透辟性，只有一个德国人能够有。欧文，圣西门，佛里埃之流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将来还会是有价值的；这一个德国人，方才登上那个高点，从这个高点看去，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范围，就一览无遗地，明白地，陈列出来，像许多小山，罗列在一个立在最高点的观察者面前一样。”^[162]为了总结或概括这个高瞻远瞩的考察，再过十年的1878年，在一个《人民历书》的刊物上，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论文，论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的两大发现，说他第一，“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观点上实现了变革”；第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前者所指的是唯物史观，后者所指的是剩余价值学说，他并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奠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上”^[163]。他这里的说明，无疑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作了极其全面的概括。有名的《反杜林论》，就是按照这个章法展开的。把唯物史观应用在剩余价值学说中，通过剩余价值学说，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科学结论，我们由此看到了《资本论》体系确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资本论》体系所以具有这样高度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正确，用恩格斯的话，就是由于“只有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经济范畴的辩证的发展，把它们的发展动因和制约着这些动因的因素联系起来，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164]。

应当说，恩格斯不但正确地评价了《资本论》，大力宣扬了《资本论》，并还在其晚年的论著中，结合当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情况，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社会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展开了斗争，捍卫了《资本论》体系，并由是发展了充实了《资本论》的科学结论。

可是，作为一部历史科学的典范的论著，《资本论》是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要由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在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实践中，逐渐显示它的无比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是要由各种实践斗争中的理论指导要求，才能逐渐体会到恩格斯对于它的伟大的历史评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期对《资本论》体系作了那样全面而深刻地阐扬与发挥以后，列宁又依据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俄国不同于德国，不同于西欧各国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要求，更进一步有了新的应用与发展。

二

列宁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时候出世的，但时代的变化，却是太大了。所以，在我们阐述列宁对于《资本论》体系的阐扬与应用以前，有必要把当时的大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向着帝国主义阶段的推移，革命中心由德国向着俄国的推移的过程，简单作一交代。

列宁是生于巴黎公社出现的前一年，即1870年。无论就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讲，或就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讲，这都是一个具有特征意义的年代。德意日几个后进国家，分别大踏步地走上资本主义旅程。在这以前不久，为了开拓资本主义前进的道路，美国在1861年开始南北美战争，俄国在同时宣布了形式上的农奴解放，这种落后赶先进的不平衡发展局面，开始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独占了将近一百年的世界工厂的优越地位。而资本主义向着帝国主义发展的倾向也在这时逐渐冒出头来；同时，从另一方面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1864年已有了统一领导的第一国际，《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问世，翌年就被国际决议为指导革命运动的“圣经”。由于受到英国、法国先进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就遭到了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反抗。德国曾经一度成为西欧革命运动的中心了，拉萨尔之流的改良主义以及后来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其所以相率出现在德国，并不是偶然的。全世界，特别是西欧发生的这些经济、政治、思想上的变动，很快地同时也是很复杂地反映在当时处在方生未死状态中的俄国。怎么办？到何处去？这是俄国进步思想界共同的语言，是当时急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伴随各种反封建剥削、反沙皇专制主义的农民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社会民主革命运动，相率导来了种种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说思想；马克思主义早被介绍进来了；西欧各国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也通过俄国社会的不同历史条件，而分别演变成为它的亚种与变种。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已经成为各国社会改革运动首先受到尊重的思想旗帜，于是俄国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粹主义的和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就分别按照它们的要求和理解来歪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的，它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工人阶级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民粹派就断章取义地从这里找根据，说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也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工人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因此推翻沙皇统治的任务，就要落在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身上；而在另一方面，“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俄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从而，工人阶级的任务，就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推翻沙皇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从这里已看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比起代表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来，不只是更反动的，而且对于工人阶级运动是有更大的危害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斗争矛头是针对民粹主义；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在这几十年间不断发展，俄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在一方面使民粹派的理论由代表小资产阶级者逐渐转移到代表富农，同时反对民粹派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更多地反对工人阶级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了。但无论是民粹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一鼻孔出气的经济派，乃至后来的孟什维克，都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在《资本论》体系中，寻找他们可以钻空子的漏洞。对于这个斗争，普列汉洛夫当时做了很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但宣扬应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担子，却是落在列宁身上。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不到几年，即1872年，照马克思自己说，已有了“一个优秀的俄文译本”^[165]。列宁在1888年至1889年间的整个冬天，即还不到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很出色地钻研了这个著作，到了1894年，他那部被评价为“俄国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宣言”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就问世了。这部书是为后期民粹派的头子米海洛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资本论》所作的反批判。在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了俄国的杜林的嘴脸，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俄国的杜林，也像德国的杜林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件好事；由于杜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东拉西扯的胡说，才使得恩格斯有必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来阐扬马克思主义，我们由是有了一个一目了然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由于这个俄国杜林——米海洛夫斯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于《资本论》所作的浅薄幼稚的非难与挑剔，才使得列宁有必要就《资本论》体系，作进一步的阐扬与分析，这就使我们对它有更深透的认识。

三

我们在前面反复讲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就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资本论》体系就彻头彻尾地体现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都讲得非常明白；任何一个对《资本论》体系有初步了解的人，都会感到马克思是认真地遵循了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科学研究的纲领。尽管如此，米海洛夫斯基之流，却真象有眼不识泰山似地，仿佛读破了《资本论》，还不知在哪里去找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米海洛夫斯基就马克思的有关著作，也就《资本论》，这样表述他的“精密”观察：“首先自然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史观呢？在《资本论》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逻辑力量与渊博学识、与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166]讲了这一段半是嘲弄半是恭维的话之后，他拿马克思和达尔文来比较，他说：“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与此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167]列宁指斥他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解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无与伦比的模范”。^[168]既然米海洛夫斯基看不出或宁说不愿看出《资本论》里面如何从头到尾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就教导他，指示了《资本论》如何体现了或论证了唯物主义史观，或者说，自有了《资本论》，唯物史观这个假设，方才成为科学。他说：第一，在唯物史观出现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历史问题，总不善于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的始初的关系，而惯于径直着手去研究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形式；第二，以前人们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也不能找到一种划分的客观标准；第三，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发展的看法，也没能够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唯物主义的革命命题被提出来以后，第一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当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从各种社会现象，从各种历史形态区分出来以后，第二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当“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169]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列宁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唯物史观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170]

列宁在对《资本论》作了这样概括的说明之后，还补充说：“《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171]他并由此针对着米海洛夫斯基的荒谬意见说：“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172]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既然看不出《资本论》怎样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他就无从理解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了。他认定：“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它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173]从这段妙论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不可知论和“经济唯物主义”，“生产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这一类非科学的术语命题的胡扯。而他以讥讽语调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借以了解历史的进程的“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在他看来，无非是依靠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由资本的发生发展，最后论证到它创造出自我否定条件，而达到“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他以为，那并不是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实际材料研究分析的结果，而是硬套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并依照黑格尔的思想方法，把先验地作出来的判断加以演绎。列宁严厉地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睁着眼不看马克思一再为他自己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所划的界线；事实上，任何一个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读到马克思引述俄国经济学者考甫曼对他的辩证法的正确描述的人，是决不会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胡扯在一起的。不错，马克思曾对资本的发展过程，讲到否定之否定的话，但他是在怎样的场合下讲这种话的呢？列宁说：“马克思只在说完其历史的经济的论据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自己造成自己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174]“可见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叫做否定的否定的时候，并不是想以此证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恰恰相反，他只是从历史上证明这一过程一部分确已实现，而另一部分一定会实现以后，才说到这个也是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发生的过程。如此而已。”^[175]所以，他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个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176]。

米海洛夫斯基用他的主观的社会学方法，没有发现《资本论》中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看出《资本论》中贯彻了什么唯物辩证法。也许可以说是依据相同的理由罢，竟有人惋惜《资本论》没有专章讨论价值，没有把价值概念交代清楚，真是无独有偶。马克思自己对于这样立论的人，在他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翌年即1868年给库格曼的信中是这样的回答的：“他不知道，我的著作虽然没有一章讨论价值，我所提示的现实关系的分析，却已包含现实价值关系的证明与论证。他曾大发谵语，说有证明价值概念的必要。他的妄言，是以对于这种科学的对象和科学的方法最完全的无知作为根据。”^[177]马克思这个批评，完全适用于米海洛夫斯基，然而，在我国大学教育界，还有比这更离奇的事。一个有名气的大学的一位有名气的教授，在他用一学期的时间对一名选修《资本论》课程的学生教完了第一卷之后向我讲：“老实说，我教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搞清价值与劳动的关系。”这对我曾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印象，就很难得理解人们为什么那样不了解《资本论》体系，那样对于科学的对象和科学的方法的无知。

然而，丑事往往产生出好的结果来。正是由于米海洛夫斯基的献丑，由于他对于《资本论》的无知与曲解，我们才得有列宁关于《资本论》体系，关于《资本论》的唯物历史观点和辩证方法的精辟论述与发挥。然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捍卫了阐扬了《资本论》，尤其是在他应用《资本论》的观点与方法，依据《资本论》所提出的各种基本原理，就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帝国主义，就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精辟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

应当说，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捍卫了阐扬了《资本论》体系，尤在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依据《资本论》所提出的各种基本原理，就帝国主义，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就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精辟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只限于近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对于这个经济形态到何处去，虽然提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于这个经济形态从何处来，虽然也在一定的必要的范围内，作了一些科学的叙述，但毕竟都不是这部书所要承担的基本任务。恰好是由于《资本论》作者把他的主要研究任务作了这样的科学严格限制，就使得他的光辉的研究成果，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所建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锁钥。

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刚由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推移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不但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只能提示一些发展动向，对于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只能提示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对于他力所能及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来不及具体深入论究，而这一切，只有期之于他的伟大的继承者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文献，无疑都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参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各种提示写出来的，但从应用《资本论》体系，强调《资本论》方法论这个角度出发，我在这里就特别有必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这部大著，来加以论述。为什么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这部书不但从头到尾都贯彻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但一直在分别与民粹派、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着那个方法论，并还在反复说明怎样才是真正应用那个方法论。第二，这部书在应用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同时，还不断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完全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由小商品生产转化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论点，这就不但可以看为是丰富了马克思的理论的内容，并还是对于整个《资本论》体系的补充与发展。《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论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虽然把劳动力的买卖，当作最基本的关键指出来了，并且在后面论述所谓原始积累时，使我们对小生产者农民怎样才变成自由劳动者，有一些基本概念和认识，但其间的转变过程，毕竟还是不甚了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它的不同历史特点的，但在大体上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看作是那个阶段的一般发展趋势。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本上是就发展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工业方面立论的。这虽然不像民粹派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根本没有讲到农业，“马克思的理论不包括农业”，^[178]但看到列宁对考茨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业的发展”所作的评价，^[179]就知道当时关于农业发展的动态，存在着许多思想认识上的疙瘩，不少的反动学说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澄清那些思想认识上的疙瘩，对于全面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彻底领会《资本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是大有帮助的。当然，俄国民粹派在农业方面所抱的那一些糊涂思想，马克思一点也不要负责，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原始积累那一章，第三卷论地租那一篇以及其他场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农业及其进步性的问题的说明，是不应引起任何误解的。在下面，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明列宁运用《资本论》体系，从而发展了那个体系所作的重大贡献。

五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照列宁自己说，“作者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怎样形成的？”^[180]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竟要求写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来解决呢？这和马克思要解决利润来源或剩余价值问题（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在理论上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非用《资本论》来全面阐明不可一样，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问题，也是一个在理论斗争乃至实际斗争中牵涉很广的问题，单从市场本身立论，是不易满足要求的。列宁曾讲明了这个道理，他说：“这个问题早就由民粹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以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为首）提出，我们的任务是批判这些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不能只限于分析对方观点中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觉得，只举出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事实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些事实是任意挑选出来的，而把反面的事实省略了。我们觉得对俄国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整个地加以研究并试作一番描述，是必要的。”“指出社会经济一切部门中所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181]

可是，在另一方面，要就“国内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整个加以研究”，又太广泛了，不但时间不允许，还可能分散当时理论斗争中的核心问题的注意力，所以，如列宁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他开始就用一个“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的副标题，表示专门从国内市场的观点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把时间限于改革以后的年代；不谈到国外市场和对外贸易的材料；所有的资料，几乎全是取给于俄罗斯内部各省；此外，尽管理论斗争的对方民粹派惯于把社会伦理上的问题，扯到经济方面来，作者却明确规定只限于“专门研究过程的经济方面”。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开始，第二、三、四三章讲农业上的发展变化，第五、六、七三章讲工业上的发展变化，而最后一章归结到国内市场的形成。当我们把这样的章法，和《资本论》体系联系起来看时，会产生什么印象呢？

首先，关于第一章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理论开始，列宁说是要在这里“尽可能的研究一下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问题的几个基本原理”，这不是唯物主义所最要避免的从抽象原理出发么？这怎么解释呢？要知道，我们其所以会有这种疑问，就是由于我们往往把从抽象原理出发的含义绝对化了，以为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处理什么问题，都不容许先摆摆已经被科学论证了的正确原理。事实上，我们讨论许多问题，恰好就是在科学上作了结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上进行，如像列宁的另一部名著《帝国主义论》，不就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出来的一些运动倾向或发展规律，作为立论的张本么？不过，在那里，列宁对于那些运动倾向或发展规律的说明是当作既予的真理予以确认，没有加以复述，而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书中，因为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有问题，包括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部分根本无法实现；由于他们曲解马克思的实现论，错误地理解国内市场，这就使得列宁不能不在开章明义时，讲述一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基本原理，而接下去，再就俄国的具体事例的分析，来确证来丰富来发展那些原理。列宁曾经告诫我们说：“我曾经完全肯定地说过：我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简单解释马克思。……要创造和发展，‘简单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条件的改变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82]他还意味深长地教导我们说：“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承受叙述枯燥无味的责难，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统计资料的研究。”^[183]可见，把马克思根据英国经济现状所得出的结论，硬套到俄国方面，和从俄国经济状况，得出符合那种结论或原理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我们还会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章法上发生另一个疑问罢，那就是，《资本论》主要是就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工业立论，最后才在地租那一篇，讲到农业，为什么列宁偏偏先从农业谈起，然后再讲工业呢？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贯彻，而绝不能说是对于那种方法论的背离。正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把利润作为主要的经济形态来处理，而在封建社会则不能不把地租当作主要的经济形态来处理一样，因为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同一种经济形态在不同社会所处的地位不同，我们就不容许用同一的章法来安排不同的研究对象。《资本论》是要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是要弄清楚俄国资本主义是否已在发展，或者它是否能够发展，有没有发展的前途，也就是说，前者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的，正是后者要依据农业工业上的大量实际统计材料来加以确定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不同要求，再加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研究，最后要归结到大工业的国内市场如何形成，于是由农业叙述到工业，就成为非常顺理成章的次序了。

最后，如果说在研究的方法论上，还有什么需要论到的，也许是关于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实现论，完全是就国内市场立论，没有涉及对外贸易，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是这样做的。不过，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马克思抽象去了对外贸易来讲实现论，只交代了这一句话：“在年再生产的生产物价值的分析上，把国外贸易导入，不过会使我们的说明更加错乱，而对于问题自身及其解决，不提供任何新的要素。”^[184]这似乎并没有完全驱除人们的疑难。不是有人这么设想么？仿佛既然在现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不是和它的国外市场或对外贸易无关，那么，马克思在讲实现论时，即使可以采用抽象法，暂时把对外贸易的关系舍象去，不是应当在往后的适当的场合，回到现实中来么？也许正是由于马克思还欠缺这一个说明，就使得他的后继者（且不讲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角色）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竟致怀疑他的实现论，怀疑他的再生产公式，认为剩余价值要实现，非有非资本主义的落后的农业地区作为补充不可。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至少列宁已经由民粹派的错误理解，感到有必要把这个关系进一步交代清楚了。他曾在一切可能的必要场合，反复论证资本主义愈发展愈需要国外市场和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的实现，不能混为一谈。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规定了的，不可避免的，对外市场的扩大，不但不能解决那个困难，历史事实说明，那反而要增大那种困难；而且，商品价值实现的困难，也并不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只限于其中的额外价值或剩余价值部分，不变资本价值部分可变资本价值部分，是连在一起的。

所有上面这几个方面的说明，充分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是依据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的理论斗争要求，而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如其说，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那就是研究分析一国国内的市场的形成问题，不论抱有哪种目的，不论从哪里开头，一定要着眼在它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构成及其发展变化方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看为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说，一定要把它联系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向，来加以说明。像民粹派那样，企图不问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情况怎样，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问题来解决，那在一开始，就是非科学的，十分浪漫主义的。

六

列宁很明确地指示我们：国内市场的建立的基本过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就是社会分工，从近代社会形成的出发点来讲，就是各种手工加工副业一个一个从农业分离，这样就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局面，造成了农业工业相互提供市场的局面。^[185]但在这个新的局面中，隐伏了更本质的更深刻的更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社会关系的变化。那就农业方面讲，就是小农分化为农业企业主和农业劳动者，列宁把这种分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内市场形成的基础。^[186]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在这种分化过程中，不但使农村的农业企业家，能够雇佣到他们所需要的农业劳动者，同时并还能按照其分化的程度，不绝使大量的农业劳动者，从农村游离出来，“非农民化”，转变成为都市工商企业方面所需要的工资劳动者或自由劳动者，这样，就在工农业产品市场形成的同时，为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市场的形成造出了历史的前提条件。只有这个历史的前提条件被创造出来了，货币才能转变成为资本；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形态才能转变成为为卖而买的商品流通形态，小商品生产才能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象这样的转变，本来是明如观火地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并且几乎在近代一切国家，还是通过这样那样形式的政治社会变革，来把它催生出来的。但由于这个过程本身，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那并不是随着一两次社会政治上的变革，就能一蹴完成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小商品生产形态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态，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形态和以对别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的形态，相应着，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形态和为卖而买的商品流通形态，就有相当长的期间是相并存在的，但事实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和平共处”的，它们几乎在每一个并存的场合，都在发生极其深刻的社会性质的斗争和变化。然而，这在专门从表象上看问题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是体会不到的。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原则上，把极相异的两种私有制混而为一了。其中一个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别一个是以对别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单是前者的直接反对，且也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长大起来的。”^[187]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其所以看不透这种所有制上的差别的原因，马克思是这样说明的：“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多少完成了。在那里，资本制度已直接征服了国民生产的全部，而在这种关系尚未发展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统制着那些社会阶层，那些属于陈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旁边继续存在的，但已经腐败了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188]可是，在原始积累刚开头的殖民地带，在铁的事实前面，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另眼相觑了。“在那里，资本制度到处都会碰着生产者的妨碍。那里的生产者，当作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依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得富有，而非使资本家变得富有。这两种正相反对的经济制度的矛盾，在那里，实际发动成为它们的斗争。资本家在有母国权力作后盾的地方，曾企图用暴力去扫除那种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及占有方式。……政治经济学者，……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性。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了不对劳动者行使剥夺，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189]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了以下的事实：一个人尽管有了货币，生活资料，机器及其他各种生产资料，但只要他缺少这个补充物，工资劳动者，被迫而自愿出卖他自身的人，他就还是不能成为资本家”^[190]。马克思补充这段话的意思说，“我们知道，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当作直接生产者的所有，不是资本。要在它当作劳动者的剥削手段和统治手段来用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191]所以，“……旧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在新世界发现的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破坏，那就是，以劳动者的剥夺作为条件”^[192]。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俄国，它不是原始积累过程已经大体完成的西欧，也不是如上面所说的那种过程刚刚开始的新殖民地区，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开始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支配影响的过渡阶段，用列宁的话，就是所谓“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阶段，俄国的这种不同于西欧的经济结构，正好为说明这个过渡阶段提供了社会现实基础。俄国的徭役经济制度，本来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崩溃了。但如前面已经指出来的，由封建制度的解体到资本主义的建立，不能很快的完成，列宁指示我们，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农具代替农民的农具；需要把农业组织得像其他各种工商企业一样，而不是像老爷们的家务那样。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不能一下子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193]他并由是着重说明：“可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时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只能归结为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工役制度……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194]它和徭役制度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计件雇佣时，其报酬不是实物，而是货币；为地主耕种土地时的农具，不是属于地主而是属于农民，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则是由雇佣工人用业主的农具来耕种土地。包括有这两种制度的过渡时期，虽然不易搜集到明确判定何者在全国范围占优势的具体材料，但列宁就许多重要地区的土地经营面积、雇佣劳动人数、耕畜、农具的变化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倾向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增大其支配的影响与作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形态在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在不断形成。

在这里，民粹派提出了他们的片面的独特的看法。他们以为农民的分化，小农的破产，只能证明国内市场的缩小，不是反而扩大。他们认为，农民从小产者变成无产者，他们的可能的消费量是减少了，即令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变成了资产者，由他们这一小部分人所增加的消费量，决不能抵补由另一大部人所减少了的消费量。列宁从以次这个方面指出了这种皮相观察的错误：首先，他们“把一切消费都归结为个人消费而忘记了生产消费”^[195]，其实“农民之变为农村无产者，建立了以消费品为主的市场，而农民之变为农村资产阶级，则建立了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市场。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在下等‘农户’中，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在上等农户中，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这两种变化正是提供了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所证实的国内市场的建立过程”^[196]。其次，他们“忘记了农民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因而市场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是由于消费的增加，而是由于消费由实物（即使还是较多的）转为货币或支付了（即使还是较少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个人消费品来说，无马的农户比中等农户消费得少些，但他们却购买得多些。他们愈来愈穷，但同时他们收入和支出的货币却愈来愈多，而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197]。“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现有的货币资金；早先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多部分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198]列宁透辟分析俄国小农分化加速国内市场形成的结论，完全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货币向资本转化，小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的一般原则。

当然，这个转化过程的出发点在农村，从农村方面的农工业分离和农村分化，已不难看到国内市场形成的图景。但如把农村变化和都市商工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就更加清楚了。都市商工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基本上是由农村提供的，都市商工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乃至半制品和他们资产者雇佣劳动者所需的粮食品，是由农村提供的，同时都市商工企业还把他们制造的生产资料和加工过的各种消费品，倾销到农村，都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就由商品经济作为联系的枢纽，在商品经济日益增大其影响，扩大其活动范围的情况下，小商品生产愈来愈不能不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代替。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资本制农业与商业性农业，是在怎样的工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同时也看到了工业方面由最初阶段的协作、手工业工场向着各种大型机械工业的转化，是在怎样的农业条件下促成的。这种发展转化过程，如列宁在这部著作中用非常丰富而生动的材料所论证的，不论在俄国各地区间，各行业间，表现得如何参差快慢不同，并还表现了如何不同的形象，但并不妨碍他得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的若干基本原理：他认定，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基础，是社会分工，首先是工农业的分工，是工业从农业分离，是农民分化，是农村资产者和农村无产阶级同时出现；是农村人口作为都市商工企业雇佣者的来源而不断向都市流动；是农民由生产资料“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他们由原来的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生活资料得到了“解放”；是他们自给自用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通过经济的超经济的强制活动，在新的主人手中变成了商品，并变成了强制他们劳动的资本；是生产劳动者愈益使他们的劳动力变成为特殊的商品，同时所有役使劳动者并推动他们劳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也愈益变成道地的商品；最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改进技术，扩大规模，更快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特质，已经在所有的资本制商品生产站稳脚根的地方，在极有力的当作一个不可抗拒的倾向表现出来。所有这些基本事实和基本论点，全面而有力地说明了国内市场形成的总过程。我们正好由此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过渡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有机联系和当时社会阶级的消长变化关系。

然而，俄国当时的民粹派，是不会因此感到满足的。他们还有比市场问题更本质得多的农业性质问题需要解决。

七

为什么说在俄国民粹派看来，农业性质问题是比之于市场问题还要更本质的问题呢？

因为他们提出市场问题，提出商品价值（其中的额外价值部分）实现问题，在早一些时候（同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要说明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等到资本主义已经明如观火的存在着，他们在八十年代前后，就把调子改变了，说是要说明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归根结底则是企图根据他们小资产阶级设想的浪漫主义的图景，在原有的宗法农业的基础上，多少作一些便于富裕农民发展的“改良”罢了。在他们看来，俄国资本主义即使有所发展，只要稍微检点一下，在发展中对小资产者造成的毁灭的灾祸，以及发展起来了，又必然要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断的危机，也没有什么“甜头”。而况在农业方面，一般地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经营啊！为了加强这个论点，他们象是特别以“悲天悯人”的伦理的情怀，无限惋惜小农分化、小农破灭的灾祸。仿佛马克思在《资本论》原始积累那一部分用血与火的文字描述近代资产阶级剥夺剿灭小资产者的史实，倒要成为他们捍卫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张本。无怪列宁结论他与民粹派的根本分歧说：“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可以说是在于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基本观点不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了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作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认为是利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199]

列宁这里指明的是：

第一，“民粹派惯于把社会伦理上的问题扯到经济方面来”，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伦理的道德准则，用一个旧社会的伦理观点来判断一个新社会的经济关系，是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

第二，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创造者集团或阶级，都有它们内在的阶级矛盾，都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存在的斗争与困难；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斗争关系，以为以前的社会集团与阶级是和谐的相处，美满的生活着，而以“世风不古”的心情看待新的社会关系，显然是非常皮相而不现实的。

第三，同是阶级社会，同是有阶级矛盾与剥削被剥削的关系，但不把握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不从历史发展过程来分别看待它们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历史作用，那就更加没有什么好说了。

由于民粹派不是把研究限定在经济方面，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问题，他们就很容易为过渡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所迷惑，特别是抓住农民被剥夺的破产破灭状态，来反对资本主义化。他们为了使自己在理论方面站得住脚，有时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谈到农业资本主义问题，有时又断章取义地说“马克思承认小农业有生命力”^[200]，何况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应用多么生动而丰富的史料，揭露了农民被剥夺被蹂躏被消灭的悲残景象啊！这里需要指明出来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资本积累的过程，讲剩余价值资本化，讲资产阶级自始就是以剥削掠夺起家，为了堵塞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口，把资本家“勤俭发家”的老底子即原始积累过程和盘托出来，是完全有必要的，但谁若以为马克思这样揭露资本家阶级的创业发家的肮脏故事，是为了替农民打抱不平，并以此来反对资本主义，那就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意思。事实上，马克思不是在《资本论》第三卷讲地租的那一篇这样清楚明白地告诉过我们么？“小土地所有制、依照它的性质，就排斥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态，资本的社会集中，大规模的畜牧，科学的不断进步的应用。”^[201]这段话不已从反面说明了，只有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才允许并要求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搞大规模的畜牧业，并利用科学进步的成果么？小土地所有制，小农经营的好处在哪里呢，那并不曾带来像浪漫主义者所描绘的那种好景况。在那种社会政治条件下，“高利贷和课税制度必然会到处使这种所有制衰败。把资本投在土地价格上面，一定会夺去耕作的资本。生产资料的无穷的分裂和生产者自己的个别分立。人力的可惊的浪费。生产条件日益恶劣化和生产资料的昂贵化，是小土地所有制的必然法则。对于这个生产方式，好的年成也是不幸”^[202]。“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是农村人口；统治的，不是社会的劳动，而是个别分离的劳动；以致财富以及再生产连同它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都在排除之列；合理耕作的条件，也是如此。”^[203]当马克思这样说明了小土地制，小农经济的“并不理想”或“太不妙”的光景以后，还从正面来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结果之一是：一方面，它使农业，由一种单纯经验的，机械地相传下去的，原来由社会最落后部分经营的方法，转化为自觉的科学的农学应用，只要这种转化在私有制度所规定的各种关系以内，一般地说是可能的；一方面，是使土地所有权，完全从统治和服从关系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当作劳动条件的土地，完全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分离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使农业第一次有可能依照社会化的方法来经营，另一方面又把土地所有权还原为不合理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其他各种历史的进步一样，首先要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完全的赤贫，用这个作为代价，方才得到它。”^[204]

马克思早已意识到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表现了这样的优点和进步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惯于强调这一方面。他说：“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运动，一方面就表现为生产者从封建义务和行会束缚解放出来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家，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另一方面，这些新被解放的人，要在他们所有的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生存上的一切保证，都被剥夺干净以后，方才会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205]在后面这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家似乎更是并不存在的。恰好相反，我们现在讨论着的俄国民粹派，他们却死死抱住后面这一方面，而前一方面对他们又是不存在的。也许说，俄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曾痛快顺利地发展起来，而过渡期中的生育阵痛，在社会各方面，特别在小生产者破产没落方面所引起的悲惨状态，正还在激动人心，因而就使得那些惯于向后看而不向前看的小生产者的改良家认识糊涂，迷失方向；因而就使列宁还有必要就俄国的具体社会实况，来指证他们的错误。列宁反复论证了，俄国农村的阶级分化与矛盾的加剧，正说明资本主义农业在不断发展。要想取得下面这些伟大的成就，而不发生社会尖锐的矛盾，不经过社会的斗争，是不能想象的。那些成就表现在农村方面，“第一，资本主义一方面把农民从‘世袭领主’，另一方面把农民从宗法式的依附农民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一样的手工业者。……第二，农业资本主义首先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资本主义首先在俄国建立了以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最后，第四，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首先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206]。他特别加重后一点说：“从‘俄罗斯法典’的时代起，直到现在农民用自己的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为止，工役制经济体系一直绝对地统治着我国的农业；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农民的贫困和愚昧，使农民受屈辱的，如果不是农奴制的劳动性质，那就至少是他们的‘半自由的’劳动性质；如果不剥夺农民的一定的公民权利（例如，所属等级低下，遭受体罚，被派担负公差，束缚于份地等等），工役制的存在就是不能想象的。因此，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是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207]除此以外，列宁还在全书的末了，用“资本主义的使命”这小标题，总结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不仅由商品生产增长本身破坏了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把小的市场汇合成为广大的国家市场，更进而成为世界市场；不仅在工业中和农业中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不仅排除了人身依附形式，不仅减少了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例，从而增大了大工业中心数目，并还由其集中社会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在不同的性质上，把不同地位的人们分别联合起来，赋予这样联合起来的集团以组织团结的力量。所有这些改变，最后又必然全面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特别使生产者的性格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样，就为更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创造准备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所以，列宁就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指示我们说：“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和黑暗的方面，完全承认那为资本主义所必然固有的把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质揭露出来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208]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性和它的消极黑暗面，只有把它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就社会历史关系的总和看来，它对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是发生促进作用，还是发生阻滞的作用呢？它对于广大的生产者劳动人民是起着启蒙“解放”的作用，还是起着麻痹精神和束缚人身的作用呢？这是首先要考察到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好是用这样的观点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正好是用这样的观点方法，来评价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过，任何一种著作，特别是像马克思列宁这些革命导师的著作，都是有它在特定历史时期，要在理论上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资本论》所要完成的理论任务，是对西欧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揭露它的剥削的秘密，论证它的暂时过渡性，因而，它的论述的中心命题，就不是在如何强调资本制的进步性方面，虽然马克思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没有忘记提出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化的促进，所作出来的重大贡献。在另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完成的理论任务，却是在俄国过渡历史时期，要解决民粹派所提出来的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前途，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的这些现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无疑要更多的着重阐明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虽然列宁在一切必要的场合，都没有忘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消极黑暗的一面。如果说，封建制度的爱好者，乐于断章取义地从《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和地租问题的讨论中摘取支持他们的意见的词句；今日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也尽可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去摘取有利于他们的词句。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全面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贯彻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于任何形而上学的“卫道者”，都不是可以营养他们贫乏心灵的“智果”。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列宁从资本主义农业的角度，来阐述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但大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并也实在是对于《资本论》体系的发展与补充。

写在《〈资本论〉讲座》前面^[209]

一

《资本论》的学习，一般总是感到有不少的困难的。对于我们一般文化基础知识较差，而又没有充分时间仔细钻研的青年干部同志来说，尤其是如此。学习原来就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的学习过程中，要想不遇到一点困难，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象《资本论》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书，如果能让读者在开始学习它以前，或者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某种有助于减轻他们困惑、增进他们理解的入门书，那也是非常必要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就曾为它写过一个简洁明了的《纲要》。此后，在各国马克思主义出版物中，还出现了种种关于《资本论》学习津梁一类的书。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人学习《资本论》（特别在《资本论》中译本出版以前），就是通过各种津梁书，慢慢去接触领会它的。解放以后，学习《资本论》的人愈来愈多了，对于学习它的津梁书的要求，也更迫切了。综合各方面的要求，以下这三类书，似乎是大家所希望的：

第一，简易通俗本——基本上是按照《资本论》的体系章法，就其中如恩格斯所提示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关于第一卷，他写了《纲要》，关于第二、第三卷，他在1895年给阿德勒的信中，更把哪些篇章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那么重要的分别有所交代），逐卷逐篇乃至在很大程度上逐章加以简易通俗解说。分量不超过全书三分之一。

第二，压缩本——还是根据恩格斯上述的提示，就《资本论》原本加以压缩。这样，不仅使读者能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读到原书最重要最精辟的部分，而且还可作为以后通读全书的过渡。压缩本篇幅最多不超过全书三分之一。

第三，一般研究本——这可能有种种格式。但一般总希望包括这么些内容：说明《资本论》的精神实质何在；概括而系统地阐述全书结构；论证它在理论与实践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它的理论方法，应如何应用到当前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来。这个研究本的篇幅可以写二三十万字，也可以稍多一些，但不能太大。

这三个形式的津梁书，说不上哪一种最重要，问题是因人而不同。也许简易通俗本的要求更迫切一些。因为一般研究本，毕竟是属于一种在内容上较有伸缩余地，并还是具有较广泛基础知识的人才需要的读物；对于压缩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在北京谈起这个问题时，有同志就认为，一个读者能阅读压缩本，还不如让他通读全书，而且“半部《论语》不知从何割断”，三分之一的《资本论》，毕竟也是很难剪裁的。这也许是《资本论》迄今还不曾出现一个全书压缩本的原因。至于简易通俗本，国外是有各种版本的，介绍到国内来的，也有好几种。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博洽德的《通俗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高畠素之的《资本论大纲》。此外，还有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教本名义，而其实是解说《资本论》的种种书籍。尽管如此，可是我们在实际上，对于简易通俗本的要求，并不曾因为有了这些翻译本而变得缓和一些。为什么呢？

这除了有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通俗本子，如博洽德、高畠素之等等的论著，有较严重的错误外，似乎还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象《资本论》这样一部关系人类历史命运，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著作，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采取了不同阶级斗争形式的国家民族，学习起来，都会依照它的时代或阶级的要求，提出不同任务。哪怕同是这一部书，它里面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只有通过各个不同时代和阶级斗争的不同要求，才能逐渐启发引导我们去发掘它，体会它，发扬它。“温故而知新”，在这里是有更深刻得多的含义的。其次，《资本论》的学习研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当《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在敌对阶级看来，尚是当作一种邪说，一种政治成见，一种幻想存在的情形下，来对这部书加以解说，和在另一种情形下，即在马克思的学说已经由社会革命建设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连它的阶级敌人，也不复把它看作是政治成见或幻想，却看成是对他们的存在的威胁的时候，来对这部书做简易化通俗化的工作，该会多么不同啊！时代前进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展了，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进步人类，不断对《资本论》所作的研究而获得的成果，愈积愈多了，我们不能满足于以往的那些哪怕是正确的通俗论著，那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从事任何一项科学思想工作，都是要把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和任务，贯串在它里面的。尽管搞《资本论》简易化通俗化工作，是“述而不作”，不能凭自己的臆断或主观揣测，来改变原书的主旨，但一联系到我们不是单纯为《资本论》而学习《资本论》，而是希望通过《资本论》的学习，直接间接有助于我们当前的理论与建设的任务（批判分析当代垄断资本及其思想意识，彻底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全面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等），我们在对《资本论》作着解说的过程中，就会在无形中贯串我们的时代精神，使它有生气，有生命，有着我们见不到摸不着，但却非常真实存在的新鲜的气息与活力，叫读者不感到它是过于生疏的、相去很远的，和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什么相通的东西。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而作这样的要求，却是十分应当的。

这里已表明，我们学习《资本论》，我们通俗解说《资本论》，应把中心注意点放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认真了解《资本论》里面的重要基本理论，尤其要了解贯彻在那些理论里面的观点方法。这不仅是因为不明确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方法，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他的理论，同时还因为，或者更因为，我们要达成上面讲到的时代向我们提出的理论斗争与建设的任务，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体现着运用着的革命的批判的观点方法，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在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握它，都只能就有关事物在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扮演的作用，去确认它评价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辩证的方法，是他自己和恩格斯曾就《资本论》及其他有关的论著，反复为我们论证说明了的。那是《资本论》本身和我们了解《资本论》的科学的线索。

二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是作为《资本论》的初篇而发表的，《资本论》还被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作的导言和序言，恩格斯所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马克思就《资本论》所写的初版序和第二版跋，这五个文献，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最精粹的最生动的说明，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指导思想，因而，也是我们学习《资本论》的指南。详细解说这五个文献的内容，不是我这里要做的，我只想指出其中有助于理解《资本论》，也有助于我们当前从事理论斗争与理论建设的下面这几点：

首先，我想谈谈《资本论》的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就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把范围缩小到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上来说，就是对所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看法。由于把客观世界的存在和发展看作第一性的，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范围，而把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看作第一性的，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方面，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范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其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的形式，是最完备的形式，就是因为它不象以前的唯物论那样“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210]。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的发现，而他的《资本论》则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的科学论证。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中的几个基本原理，如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如生产方式中的两个方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发展关系；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关系；如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社会革命等等，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些基本原理，要求把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自然历史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合理，它是否能永恒存在，不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爱憎，而取决于客观的科学根据，取决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表现及必然的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已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写下了非常多的论著，作了各种各样的说明，其中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正确的，正确的里面也包含着错误。他们都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揭露出来，这除了阶级成见的限制外，就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观点方法，使他们不可能作出完全正确的论断。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对于他们的批判，就不能枝枝节节地分别来做，而必须就资本主义本身的整体活动，来看他们的理论如何与事实相抵触。恩格斯在前述《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这样讲过：“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他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211]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或生命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无非就是资本的活动。资本的活动，无非就是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活动。把《资本论》作为书名，抓住资本这个范畴，把它作为这个社会的最本质最基本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就叫那些为资本辩护的理论没有躲闪的余地；在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系统说明中，对那些资产阶级理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竟积极地创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其次，想再谈谈《资本论》的方法论问题。必须先交代清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和它的方法论统一的。对于客观世界的看法，是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同时也包含了方法论。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这个命题的成立，那已经是在方法论上把思想、意识、一切精神现象看作是和它相区别，并作为它的反映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要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的方法，必须是辩证的，是符合于辩证的表达的要求的。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论，即使采取唯物史观，一开始就抓住了资本这个关键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进行分析，但如果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由简单到复杂，由里到外，由低级到高级来一步一步地展开研究说明，还是不能系统地全面地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揭露出来，从而也就无法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曾就辩证法指示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12]我们知道，辩证法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要把社会和人类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表达出来，就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来说，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如实表达出来，在研究当中，显然要采取一些便于那样的表达的做法。在前述五个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在说明辩证法的同时，提到抽象分析法，提到研究的方法与说明的方法，又提到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原因就在这里。有不少学习《资本论》的同志曾问到这些方法相互间的关系问题。我想在这里试图简单交代一下。研究要从大量的丰富的材料出发，有了大量的丰富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客观的材料，就可以从那里辨认出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形态，发现出它的各别的表现的倾向。就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为例来说吧，就资本门类讲，有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等；就资本转变形态讲，有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等；就资本的价值关系讲，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等。发现出了这种种资本的名目及其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把它们综合起来，在一个总的体系中来系统地加以说明，则是一个更费气力的工作。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他们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看来，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第一，他们始终就不曾从现实中，发现并研究这么多的资本形态；第二，他们照例是在生产、交换、分配的分篇法中，在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项目下，来含糊笼统地处理一切资本形态；第三，由于他们没有把资本运动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总枢纽，对于这些资本形态的安排，随意一点，似乎也感不到什么矛盾。马克思却认为，这正是他们应受到严厉批判的地方。他愈是发现现实中存在那么多的不同性质、不同机能、不同价值运动形式的资本形态，就愈感到要在总体系中恰如其分地区别对待它们。于是说明或表述的方法，就关系到把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在观念上再生产出来的体系或结构问题。资本的运动，就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就是劳动者阶级为资本家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运动，而在这个社会，流通在结局，就是为了实现那个剩余价值，分配就是为了分配那个剩余价值。在《资本论》里面，把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的总过程作为总结构，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这个总结构确定下来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不同的资本形态，就会分别安排在适合于它们实际的地位。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说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说明资本的三种转变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并在生产资本转形项下说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最后，在资本主义总过程中，说明各类型资本瓜分剩余价值竞争的场面。这样的布局，就表明，我们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运动，分别门类，分清主从关系和先后次序，加以表述，一方面要采用抽象法，同时又要依照历史的逻辑的程序。为什么呢？就抽象法来讲，那是研究一切无法在实验中加以检证的社会现象必须采用的方法。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各种经济活动，各种资本运动，是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的。不运用抽象法，分别设定合理的假设，暂时把所要集中研究以外的因素舍象去（作为是不存在的，或作为是不成问题的），就无法进行分析。可是，所有暂时被舍象去的东西，又必须在以后研究的适当的场合，逐步一层一层地加入考察范围，使最后的研究，接近于实际情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高度运用抽象力，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来开展他的研究的。还是就前面处理各种资本形态的例子来说明吧。在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我们还只碰到一个作为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的产业资本家，还只接触到产业资本，并且假定他所生产的商品，都能按价值售出，能稳得到全部剩余价值。这就是说，除了和说明剩余价值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劳动力买卖和工资这个分配形态以外，一般的流通和分配情况，都假定是不存在的，或不发生问题的。等到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即只有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由劳动力的使用增大了价值这个秘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被揭露出来了，再回过头来，把原来看作不成问题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加入考察。在流通过程中，才看到资本由货币形态转变成生产要素形态，再转变成商品形态的全过程，并才在资本生产要素形态方面，看到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不同结构，如何影响资本周转的速度。等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流通的问题解决了，再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原来假定不存在的各种资本家和地主，各种形态的经营资本，为了瓜分剩余价值，攫取更多分额的利润，相互间作着你死我活的竞争。我们在这里才见到日常比较熟悉的资本主义活动场面。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看，它已经不象原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千头万绪，不可究诘，而是从本质到现象，关系分明，条理清晰的了。这已不难想见，合理的抽象该是如何有助于对本质的分析。可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作出那样一个象是事先存在那里的体系，单单采用抽象法，是办不到的。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单抽取出某些因素来讨论，而把其他因素暂时舍象去，那也不是任意的，而要依据一定的次序，要看怎样才便于把所研究对象，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发展关系，如实表达出来。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单纯的抽象上升到包括有各种规定的具体，这个进程，就是恩格斯所指示的历史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的体现。就全部《资本论》三卷讲，就各卷的篇章讲，以及就每篇每章各论点展开的顺序讲，都明确地显示了这个方法的高度运用。这里也许需要交代一下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区别及其统一。《资本论》开头所讲的，是商品、货币、资本的发展、转变过程。劳动生产物采取商品形态，商品分化为商品和货币商品，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从它们的演变先后次序讲，是历史的，从它们在演变的内在必然因果联系讲，是逻辑的；劳动生产物一采取了商品形态，同时就提出了作为其交换媒介的特定商品的货币化的要求，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货币又成为资本的出发点，历史的发展，一般总表现为其内在本质关系的逻辑的发展。不过，由于经验上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不同，各别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往往不免发生一些曲折或表现得不那么千篇一律，这就要具有一般趋势的逻辑，来予以补充。不论是这里讲到的商品、货币、资本的发展关系，是商品分析中价值形态的发展关系，是剩余价值由绝对形态到相对形态的发展关系，是资本由积累积聚到集中的演变……都明确证示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的运用。比如，资本主义的工业，由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史，就清楚地表明了各个别资本家为了争取超额利润，拼命改良生产技术，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它促使绝对剩余价值不能不合乎逻辑地向相对剩余价值发展。只有这样，事实上也正好是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才表现成为合乎历史逻辑的辩证的发展。这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充分表明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讲的内容不同，表述的方式方法，也不能和第一卷完全一样，但无论是在流通方面讲各种资本在循环周转上的转形，讲个别资本运动综合为社会资本运动，讲再生产公式上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以及在资本主义总过程中，讲价值发展为生产价格，讲各生产部门不同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这都和第一卷的有关说明相照应，并且都符合于历史的逻辑的表述程序。不是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就表达不出来，《资本论》就不能成为马克思所留下的“活的辩证法”了。一句话，《资本论》的方法论，是把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作为它的出发点，而要把这种辩证关系如实地唯物地表达出来，不但要采用科学的研究分析方法，还须在说明或表达中，应用抽象法，应用历史的逻辑的方法。

最后，再谈谈《资本论》的观点与方法的应用问题。马克思采取上述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的研究的科学的结论，证示了那种观点方法的一般正确性或普遍妥当性。毛泽东同志这样指示我们：“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213]事实上，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基本上是研究资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在说明资本主义起源时，他已经极有创见地论述到封建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如何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在说明资本将如何被剥夺时，论述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诸基本特点。这些，就不仅在观点方法上，而且还在体现观点方法的理论上，给予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与理论建设，以极有力的提示和指导。尽管我们今天面对着的垄断资本体制，和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是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的；今天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也远不象马克思所批判的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和资本主义经济则完全两样，但《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我们研究这些新经济情况与批判当代各种假社会主义流派的科学依据。特别是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方法及其应用，更是为我们进行那些研究批判工作，提供了极生动和极有启示指导性质的典范。那是我们体味无穷，受用不尽的。

三

很显然的，在《资本论》的简易解说中，应当把体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的观点方法，以及他运用那种观点方法，所作的种种科学范例，给予足够的注意，在一切关键论点上，作出明确的交代，使读到它的人，较容易理解到那是活的知识，那是只要经过独立思考，并联系当前的实际情况，就满可以应用到我们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上来的东西。能做到这样，当然是非常理想的，但对我们的水平来说，这要求是太高了。那不仅对《资本论》研究要有极高的造诣，还要有较成熟的表达艺术。我们不敢期望作出这样的成果来，但却不妨把它看作是今后长期努力的方向。我们就我校经济研究所中抽出几位同志，边学边写，共同学习研究。我们把学习研究的结果，在《中国经济问题》这个刊物上陆续发表出来，主要的是希望由此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指示。

《中国经济问题》从1961年8月号起，就开始按照预定计划，陆续刊登我们学习研究的结果，现在已两年了。由于我们经济学界的赞助与支持，特别是由于广大青年干部同志肯定了这个工作对他们学习《资本论》有一定的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分出一部分出版力量，把它分册集印出版，这对我们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除了期望进一步得到经济学界的支持与指教外，当再接再励，做好这个工作，以期不负各方爱护的盛意。

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214]——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几篇序与跋

一

《资本论》第一卷共有六篇序言和跋，即著者的初版序、第二版跋、法文译本的序与跋，再就是恩格斯的第三版序、英译本编者序及第四版序。在恩格斯的三篇序言中，第三版序是写于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即1883年，主要在说明这个版本就第二版所作的一些更正，和根据法文版本加进去的一些补充；还顺便论到了马克思的文体以及他的特具一格的抄引方法。英译本编者序，则是讲他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工作的一些情况。英文翻译是根据第三版，也参照了法文版本。其中还论到了一些名词的用法，表示任何科学，遇到新情况，提出新解释，“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语上，发生革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理论的研究，就会大大受到用语的束缚。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这方面引起了不少麻烦。第四版序，除了说明这个版本参考法文本及马克思的有关笔录，增加进去了若干新的材料和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改正外，几乎是单就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七篇中抄引的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登在国会演说中的一段话的真实性，加以论证。由于资产阶级学者从马克思的这一卷的几百条的抄引中，找出这一条来挑剔造谣，想借此来叫人怀疑马克思的全部抄引是否真正可靠。恩格斯却论证出，就是这一条被他们怀疑的抄引，也是千真万确的。这说明了《资本论》所依据的任何史料，都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说恩格斯所写的这几篇序文，主要是向我们指示出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译本的编写过程，它的文体与抄引的特点，及其对第二版有所增订补充的一些较具体的情况，那么由马克思自己所写的初版序、第二版跋以及法文译本的序与跋（特别是前面两篇），则基本上是就全书（不只是第一卷）讲它所依据的观点与方法，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或者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方法。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他1859年刊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已把他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导线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用一般的公式把它提出来了。他还在这个序言中，讲到他为这本书起草了一篇总的导言。在导言中，他又讲明了他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应用的方法。《资本论》是被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只讲到商品与货币，而《资本论》则继续沿着商品与货币，论述到资本，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讲到的观点与方法，也是《资本论》的观点与方法。我们现在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和第二版跋中所讲的观点与方法，具有的重大意义和特点。《资本论》第一卷刊行于1867年，当时第二卷、第三卷的草稿，有的基本完成，有的只须加工整理。马克思在这时来写初版序言，就显然和他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和序言时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书的序言和导言中，他还只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科学假设，用一个确定的公式来作为他进行批判的出发点。同时，对于这种批判，要放在怎样的体系中才便于展开，他似乎还在摸索前进的阶段。在导言的末尾，他已提到了全书应如何分篇的结构问题；在序言的开始，他又在那个结构的基础上，讲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应采行的先后次序；最后直到着手写《资本论》，才确定按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样的程序来进行。而这样进行批判所完成的科学体系，已经使他当作科学假设提出的唯物史观，变成真正的科学了。因此，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时，他有必要就他准备进行批判所采用的唯物史观这个创见本身，反复加以解说，等到写《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他已经可以就他批判分析所得的结论，应用那个观点，来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抗拒的辩证发展过程，作着全面的说明了。还必须指出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和与它相适应的辩证方法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恩格斯指示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15]这表明，采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进行批判分析，事实上就已经在应用辩证方法；在认识论上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看作是按照辩证逻辑发展的，那在同时就无异说在方法论上已经对它作着辩证的处理了。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不过，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中，着重在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创见，即使在导言中，专用一节的篇幅，来论述经济学的方法，也只是表明，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看批判应从何着手，应依照怎样的程序进行，而不曾就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要求的辩证方法，全面加以论述。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他感到批判者多半是集中在他的方法论方面，使他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中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全面加以交代。

我们由此知道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第二版跋中所讲的观点方法，已经比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与导言中所讲到的，要更深进一层了。就唯物主义历史观说，他是把它应用来说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发展的辩证过程；就辩证方法说，他已经是就它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联系，来全面加以解说了。此外，他还在上述的初版序与第二版跋中，就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方法，来阐述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变所受到的历史的阶级的限制，以及它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为劳动者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的必然归宿了。

二

现在先来看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就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德两国的发展趋势，所作的唯物史观的说明。

他开始简单交代了一下《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联系，由此讲到了分析劳动生产物的商品形态，商品的价值形态的必要和开头学习到这一部分会感到的困难。接着，他分别指出了下面这几个社会经济发展认识论上的关键性的论点：第一，他说明，他是一个德国人，而必须用英国的经济史和现实经济情况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这是因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分析，不但需要丰富的经济材料与经济思想史料，还要所研究分析的对象，是发展了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两个有密切联系的条件，在当时只有英国是完全具备的。第二，他认为，研究英国经济，研究它通过一系列对工农大众的剥削榨取而发展过来的实况，也无异在研究德国，因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来看，德国的今天，不过是英国的昨天，而英国的今天，还是德国的明天。“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在较不发展的国家面前，不过指示了它们的将来的形相。”^[216]其间贯彻着的各种规律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第三，我们得承认，面对着先进国家，落后国家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要曲折得多，要经历双重的痛苦。马克思说，以德国而论，“不仅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来苦我们。而且有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来苦我们。除了各种近代的痛苦，还有全系列遗传下来的痛苦，压迫着我们”^[217]。处在“方生未死之间”的过渡阶段的一切国家，都会如此，它们的无产阶级，都会遭到双重的折磨。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先进国家，如象英国的革命过程提供了示范作用，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会向英国的资产阶级学样，学着怎样才好更有效地榨取无产阶级；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会向英国的无产阶级学样，学着怎样才好更有效地向资产阶级展开斗争。“一个国家，应该并且能够从外国学。”^[218]无产阶级的发展受到限制，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要使资产阶级知道这一点，无产阶级就必须展开斗争。所以马克思说：“在大陆方面，这个过程将会采取较残忍的形态，或采取较温和的形态，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219]第四，把上述的英国革命过程，把那个过程中围绕着工厂法、劳动日等等的斗争情况叙述出来，特别是把贯彻在它里面的社会经济运动法则揭露出来，叫无产阶级认识他们的命运，认识它们斗争的力量和前途，正是马克思写这部书的目的。他也明白指出了：“一个社会就令已经把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则发现，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废止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它能够把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220]他这里所说的“自然的发展阶段”，是指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他说，“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从我的立场看，是被理解为自然史上的一个过程”，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它终归是要按照它自己的铁的必然性的规律贯彻下去的。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是如此，由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级社会的推移也是如此。但在这里，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由一个社会向另一个更高级社会推移的过程中，要借助于一种革命的催生力量，那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第五，在这个社会的“自然史的过程”中，人是被看作特定社会的人，特定社会阶级的人，他不能不是一定阶级关系阶级利益的负担者，因而，不能不是一定经济范畴的化身。无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他们所加入的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他对于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就不能不受到阶级利害关系的限制。不少经济研究者，正在为了他们的阶级利害，把社会说成是固定不变的结晶体，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却连他们的统治阶级也感到形势逼人，不但封建的紫袍黑衫掩盖不了，就是资本主义的黄金白银也镇摄不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所讲的，就是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些论点，其所以是那样重要，就因为它们是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全面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最基本的线索。

三

其次，再来看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对我们作了哪些指示。他自己在法文译本跋文中告诉我们：第二版跋“曾经说明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应用的方法”^[221]。这里就按照这个提示，分两点说明。

关于前者，他是从下面这个唯物史观的论点来展开说明的：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容许德国资产阶级有政治经济学，但德国以及英、法等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变革情况，却容许并促使德国无产阶级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允许它的资产阶级有政治经济学呢？这是根据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德国社会经济在1848年以前，还是相当落后的，国内还分成了许许多多的封建割据的小王国；普鲁士统治的残余封建势力，还在有力地妨碍着莱茵河流域的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建立不起来，一般人民还是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生活地盘依然没有。这种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两国输进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的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在他们手上，成了个教条集成。……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他们并不熟习的范围内钻研”^[222]。但此后，以1848年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取得决定的胜利为转折点，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地扩展开来了，它的资产阶级茁壮起来了，可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它的时运还是不佳，它还是不能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范围内，已经再不能有科学的经济学了。前面已经讲到，和一切社会科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更具有直接触及人们的利害关系，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特殊性。在近代初期，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封建势力的，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还处在潜伏的没有发展的状态中。这时，它还能允许甚至要求发现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或者说，还能使它的理论工作者不受拘束地自由研究以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分配理论。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所以出现的社会原因。这个学派在英国，“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素朴地把这种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法则来理解。但由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就达到了它的不能跨过的限界了”^[223]。这里所说的限界，一方面是说，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能把阶级对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已算到达了极限；另一方面是说，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相继出现的现代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在危机发生状态下出现的紧张的阶级斗争情况，再也不允许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有自由研究的余地了。在英国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就在这时候，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取得了对传统封建势力的斗争的决定胜利，他们所面对着的阶级敌人，已经是无产阶级了。因而“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还是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224]。从此以后，不但英、法两国，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都已愈来愈走上庸俗化的反科学的道路了。尽管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848年以后，已有很快的发展，它的资产阶级，已可能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了，但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学习英、法诸国的先进斗争经验，比它的资产阶级学习英、法诸国的先进生产经验，还要来得到家，这就使得它的经济学者，更有必要走上反科学的庸俗的道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阶段，不能有独创的政治经济学；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也还是没有它独创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可是，马克思指示我们说：“德意志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德意志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不能有任何独创的造就，但其批判却不是这样。这种批判在它是代表一个阶级的限度内，是只能代表这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覆和阶级的最后废除。那就是无产阶级。”^[225]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一种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如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与封建贵族、僧侣的传统经济思想以及近代初期的重商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关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我们已讲到它产生于英国、法国的原因，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什么产生在德国呢？我们已经讲到，德国无产阶级很快就学会了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因而在德国也最初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恩格斯说：“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们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拼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226]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方法论出发来看，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英国产业革命、法国社会革命在德国哲学思想上的反映，使德国在它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过渡时期，就有了辩证学说体系。“辩证法，在它的神秘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227]，这就使得德国人，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者，更容易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充满着矛盾的运动”^[228]，更容易看到构成这种总的运动的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范畴的内在矛盾和运动。恩格斯又曾就商品这个范畴，论证辩证的分析方法，对于认识事物的内在矛盾，从而，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的极大优点。他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象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229]从这里，我们已可看到，辩证的方法，对于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他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有着决定的重要性。可是，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往往缺乏理解。马克思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跋中较全面地作一说明。他列举了许多不同的错误的看法后，再从正面介绍了一个俄国经济学家所写的讨论《资本论》方法的论文，并作了肯定的赞许。这篇论文包括以下几个重要论点：

第一，他说，马克思认定，经济科学的研究，就在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规律，并确定其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由他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果”^[230]。

第二，他说，马克思认为，严密的科学研究，就是要证明社会关系上各种一定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于他说来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证明别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不管人是否相信，不管人是否意识到，现存的秩序，总是必须推移到这个别一种秩序去的。”^[231]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则，不仅和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是独立的，却宁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的。……”^[232]

第三，他说，马克思认为，“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识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结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来比较对照”^[233]。

第四，他说，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运动，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限度内，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在那种运动中表现的规律，有些类似自然的规律，但“旧经济学家以经济法则比于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时，是把经济法则的性质误解了。……更深刻地把现象分析一下，就知道诸种社会有机体，是和诸种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有根本的区别。……并且，同一个现象，也因各种有机体的全部构造不相同，因它们的个别器官有差别，因这各种器官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等等原故，须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则。例如，马克思就否认人口法则是任何时任何地都相同的。反过来，他是主张，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则。……生产力的发展不同，社会关系与支配社会关系的法则也不同”^[234]。

最后第五，他说，马克思是从上述的见地，去研究并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235]

上面这五个论点，很全面地说明了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采取的方法，是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很满意地表示：“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他所描写的，不是辩证法，又还是什么呢？”^[236]我们由此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的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讲到的分析法、抽象法等等，都不过是在他运用这个辩证方法当中，在特定场合，处理特定问题或安排叙述程序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罢了。如果我们今天还有人企图把辩证方法简单化，把从属于辩证方法论体系的任一具体方法，拿来代替他的辩证方法，那就不但是对于《资本论》的方法的误解，同时也很难想象，那如何能把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全面表达出来。

《资本论》第一卷学习提要及其问题^[237]

一、总提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它在第二卷于1885年问世以前的近二十年中，一直是当作一个独立的著作，在政治经济学革命中，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在一方面说明，它所研究的资本的产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同时也因此说明，有关资本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运动规律的说明，都在这一卷打下了基础。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对于全部《资本论》研究的观点方法，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但却是在这一卷的初版序与二版跋中作了更具体的指示的。

这一卷包括以下七个篇目：

第一篇　商品与货币

第二篇　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六篇　工资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这样七篇内容，是在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总课题下提出的。这里且不忙解说为什么在这个总课题下讲这样一些内容。那是我们在后面要当作问题来补充说明的。

二、各篇内容提要

第一篇讲商品与货币，包括三个章目，即第一章商品，第二章交换过程，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重点分别是商品与货币，这两章讲得较详细，而交换过程那一章，则是作为商品形成的条件，作为由特定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货币商品所须通过的桥梁。商品是劳动生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发生了所有制，发生了分工，从而需要通过交换来满足人们彼此需要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劳动生产物一采取商品形态，它就除了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这一属性外，还把它具有交换依据的价值这一特质显示出来了。由使用价值与价值二因素，探索到劳动的二重性，由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由抽象劳动或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由于作为一种商品，使用价值只是在它作为价值的担当者的限内，才被考察到，我们所要研究的，只是价值，是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相对表现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形态。两商品在相对表现的价值关系中，一方表现为相对价值形态，一方则表现为等价形态。交换关系发展，价值形态也相应发展，逐渐使一种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来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于是我们就有货币形态。商品由一定量的货币来表现它的价值，是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交换关系发展不适于或不容许一切其他商品或其中许多商品，同时都担任一般等价物的结果。货币原来也是商品，等到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来发生作用，它就愈来愈不表现为商品，而愈表现为货币，以致使那些只看表象，不问实质的人，根本不承认它曾是商品，并且实质上还是商品，或被称为货币商品。事实上，对于货币的错误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在交换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职能，分辨不清那些职能，自然要对货币本身产生错觉。然而深入一层考察，就会知道，对货币形态发生的错觉，还是跟着对商品形态发生的错觉来的。人们不了解劳动生产物采取商品形态，是由于人类劳动的等一性，取得了劳动生产物的均等的价值对象形态；是由于劳动力支出时间，取得了劳动生产物的价值的量的规定形态；结局是由于体现着劳动社会性质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形态，以致颠倒过来，把人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看作是劳动生产物自己的对象性质，看作是劳动生产物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说，把人与人的关系，看作是物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商品拜物教。由于货币是商品发展分化出来的，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就更不能了解比商品还多一些曲折关系的货币所由产生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无怪货币的拜物教，比商品的拜物教还显得突出，还不可理喻。当我们知道资本是由货币转化而来的时候，资本的拜物教，就成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自然而必然的延伸与发展了。

第二篇讲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只讲这个转化的一章，即第四章。这里首先说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依以成立的历史的前提”。从历史上看，“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现象形态”。任何一个新资本，开头总是以货币或货币资本的姿态出场的。资本的总公式是：

G——W——G′

这里是以G代表货币，以 W代表商品，以G′代表增加了价值的货币，投下一定货币额，买进一宗商品，然后将它卖出去，获得更多的货币。终点货币大于始点货币，价值增殖了。不但有了量变，并且还有了质变。因为这样投出的货币，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增殖价值的资本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从商品流通形态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即为买进自己所需要的他人的剩余产品，而卖出自己剩余的产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需要，为了使用价值，那和为了卖而买的商品流通，即为了买进来，以较大价值卖出去，为了谋利，为了增殖价值，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把货币当作货币支出，后者则是把货币当作资本支出。现在要问，为什么这样当作资本的货币额，在流通中，不仅保存了自己的价值，并还变更了价值量，出现一个加额，或剩余价值呢？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者在这里提出了许多错误的看法，但马克思告诉他们，“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相互关系的总和”，他们相互间的买卖差价，或分配上有如何的变化，不会使流通价值总和有一点点增加。在等价物交换时不会有剩余价值发生；“在不等价互相交换时，也不会有剩余价值发生。流通或商品交换，是不会创造剩余价值的”。这一来，资本的总公式就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矛盾了。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马克思把注意力由流通过程移到生产过程去。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形态，是建立在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简单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卖而买的商品流通形态，则是建立在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如果从那个只包括买卖两个流通环节，特别是适合于表现商业资本运动的公式：

G——W——G′

把注意力转移到表现产业资本运动的公式，

（在这个公式中，Pm代表生产资料，A代表劳动力，P代表直接生产过程，W′代表增殖价值的新商品，虚线则表示流通的中断），上述那个总公式的矛盾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用一定量的货币购买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过程，产生新的增殖了价值的商品，卖出的新商品会获得更多的货币。尽管首尾还是买与卖，但中间插入了一个直接生产过程，并且所买的商品中，还有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这个商品其所以特殊，就在它即使是照等价原则买进来，却可以不等价地使用它；就是说，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价值，和他利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是一个不等的量。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是被正确地提出来了，但要严密而系统地说明它，却是接下去几篇要做的事。

第三篇讲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包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劳动日，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量诸章。马克思主要是就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来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的。所谓劳动过程，一般地讲来，是一种有目的的生产使用价值，使自然物适合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它的一边是人和它的劳动，别一边是自然和它的物材，这对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可是当我们进一步把劳动过程看作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时候，马上就呈现出两种特殊现象：一是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劳动者的劳动就是属于资本家，他就得在资本家的管制下进行劳动；一是劳动生产物也是属于资本家，而不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所有。资本家从事生产，不只是要生产一个决定用来出卖的商品，还是要生产一个价值大于原垫支价值的商品；就是说，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还要生产价值，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从事生产，在购买劳动力之外，诚然还要购买生产资料，但在交换依照等价原则进行的限内，为购买生产资料投下去的垫支资本，无论如何，总只能取回同多的价值，所以它只能说是不变资本；劳动力的购买，虽然也要按照维持劳动力所需的费用来决定它的价值，但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却是在资本家管制下进行，资本家能够把劳动过程的时间延长，强制要劳动者作出劳动力价值以上的劳动，使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为资本家提供的，是两个不同的价值量。于是，资本家垫支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就成为可以增大价值的可变资本。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就附有价值增殖过程的特质。由于剩余价值是来自可变资本，是可变资本发生价值变动的结果，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就是剩余价值率，亦即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率。劳动者在一定劳动日内，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为抵偿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价值而劳动，即必要劳动，在这以外，还要用一部分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劳动，即剩余劳动，所以，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又成为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日所供给的剩余价值有多大，就看它在必要劳动时间以上的剩余劳动时间拉得多长，由尽量拉长劳动日所获得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它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便是建立在劳动日长度的基础上。我们这里看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长期围绕着劳动日长度展开的激烈的斗争。由于延长劳动日有自然生理，特别是由于社会的限制、工人阶级的反抗，就使得资产阶级在已经取得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把榨取的方向，转到革新劳动技术过程、改进社会组织机能方面，即由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方面。

第四篇讲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包括：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协作，分工与手工制造业，机器与大工业诸章。作者首先明确交代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他说：“由劳动日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我把它叫做绝对剩余价值。但若剩余价值由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由劳动日二部分数量比例上的相应的变化而产生，我就把它叫做相对剩余价值。”^[238]由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推移到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经过了非常曲折的复杂的社会的技术的变革的过程。他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这个过程，就是由协作、手工制造业到大工业的转变过程。当资产阶级不能由单纯延长劳动日来保证剩余价值的榨取的时候，用革新劳动技术组织来加强劳动力，就很快被发现是有利可图的途径。这样做，不仅会由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相应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不仅会由机器的采用，加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且对个别资本家说来，还可在某种新技术设备没有被普遍采用以前，获得额外利润。当然，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由此白热化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榨取的门道和花样，也加多了。

第五篇讲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包括三章，即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其目的就是要把两者统一来看。在发展过程上，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出发点，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作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进到采取相对剩余价值形态的阶段，就不采取绝对剩余价值形态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当资产阶级已由技术革命，加强资本对于劳动的统治；又由技术革命，造成机器驱逐劳动的形势，并还由是造成劳动者的内部竞争局面之后，为了榨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就更有可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强度与延长劳动时间三者之间，任意抉择了。所以，在相对剩余价值已经成为一般形态，资本已经完全确立了对于劳动的统治的时候，延长劳动日仍不失为榨取剩余价值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考察剩余价值量因劳动力价格变动而受到影响的时候，必须考虑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和劳动日长度三方面的可能变化。

第六篇讲工资，其中包括劳动力价值或价格到工资的转化，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以及工资的国民差异诸章。其中心论点，是要弄清工资的本质，是要看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在支付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方面，在表演怎样的欺骗伎俩。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说成是劳动价值或其变形的劳动价格，就是要企图证明全劳动日都支付了，因而不存在什么剥削。但事实上，如果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全给了代价，根本就没有剩余价值，也没有资本的积累。所以，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不合理的表现。而资本的积累，就宁是无给劳动价值的积累。从剩余价值的本源来说，无论它是多是少，终归是对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这是已经明确了的。现在要进而讲到的是，这个为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部分，和代表劳动者必要劳动的劳动力价值部分，在价值生产物中的相互关系。这两者都有它的绝对界限：剩余价值不能少到让资本无利可图，也不能多到让劳动者活不下去。在这两极间，就看资产阶级怎样发挥它的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和劳动阶级怎样发挥它的组织力量和反抗斗争了。工资的各种形态，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实际工资，货币工资，乃至工资在国民间的差异，都成为引起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间展开斗争的具体要求与条件。

最后第七篇讲资本的积累过程，其中一共包括了简单再生产，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所谓原始积累以及近代殖民学说诸章。积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但这里只是把它看作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来考察。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已不难看到，资本家就是把年生产的剩余价值全消费了，在一定年限内，所有的资本，也全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的结果。如果他们把已经占有的剩余价值拿去作获取新剩余价值的手段，那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把生产规模不绝扩大。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积累的一般法则：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一同增加；在积累及伴随着积累而发生的积聚进行中，在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部分会相对增加，可变资本部分，则相对减少。于是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就累进增加，而成为资本积累上的一个明显的趋势；于是，穷困、压迫、奴役、退化、榨取之量不断增加，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统一、训练和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反抗队伍，也不断增加，可是实行专横独占的大资本家老爷们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其结果，当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一达到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个外壳就要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当然，资产阶级是不会忘记拿他们“生产发家”的“光荣历史”来为他们的历史命运辩护的。对于这点，马克思却用血与火的文字，就原始积累过程描述了他们从何处来的残暴肮脏故事。而近代殖民学说那一章，不过是用来加强资本主义积累必然要经由原始积累并以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论点。

第一卷就此结束了。

三　值得提起的若干关键性问题

上面已经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作了简单的叙述。我们由此初步得知，资本的全部生活史，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发生、发展以至趋向灭亡的运动史，事实上，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压制、剥削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反抗、不断促使资产阶级改变剥削方式，以至最后造成剥夺者被剥夺的结局的历史。以资本与劳动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辩证发展关系，由此清楚明白地表现在我们眼前了。但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现象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不但不能直接把那个辩证发展关系显示出来，反而把它掩盖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庸俗理论，又还进一步把它曲解了。因此，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揭露，或其现实运动规律的发现，就不只是要解析各种经济现象，还必须针对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各种庸俗理论及其错误的研究方法系统，进行批判；看在批判分析中，怎样的科学处理，才能更好地在有力地驳倒那些错误理论系统的同时，从本质上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把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对于这一卷的研究程序上和一些关键问题，就会有些不易理解。

首先，这一卷讲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并还是讲它的直接生产过程。为什么把研究的范围限得这样狭呢？就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产业资本公式

来说，只是集中讲到中间的环节，前后两个环节，由货币到商品的转化和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都只当作前提假定了，提到了，而没有进一步考察，因此，我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习见的价格变动关系或供需变动关系，也暂时存而不论。那就是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价值买卖，假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能充分得到供给，假定所生产的商品，都会顺利销售出去。不但如此，在直接生产过程，我们当然还只能看到生产资本家或产业资本家，所有在直接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假定只是由他占有，暂且不问他和其他资产阶级间作如何的分配。因此，我们日常习见的那些分配形态，如利润、利息、地租等等，也被抽象去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如马克思所说的“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时，要在它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239]。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不能这样做实验，“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240]。把一些有相互关系，但对所研究的对象说，还不是最必要的因素，暂时抽象去。不过，马克思研究直接生产过程，暂时不讨论流通关系和分配关系，还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因为他在这里所要发现的资本价值增殖的原因，或剩余价值的来源，正好为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用流通的现象、分配的现象所掩盖着。他们对于资本为什么增殖，投下一定额资本价值为什么会收回更多的价值，或者是由贱买贵卖来解释，或者是由此盈彼亏来解释。针对着他们这些错误的看法，马克思暂时排开这些流通分配现象，径直在直接生产过程去探索它的根源，就显然有重大的批判意义了。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资本家把他购买来的劳动力，强使其在劳动过程作出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以上的剩余劳动，强使其提供不给报酬的劳动，这就为剩余价值找到了真正的来源。这样，就使得劳动过程，成为价值增殖过程了，使直接生产过程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殖过程，而成为两者的统一了。至于所增殖的价值，能否实现，或以何种程度实现，哪种实现，有利于谁，不利于谁，那就要看市场的供销状况了。那已经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而是剩余价值的流通与分配的问题了。一个资本家即使把他所生产的商品堆在仓库里腐烂，亏本拍卖，或者投到海里去，也并不能证明他在生产过程没有剥削劳动者，只不过表明他剥削所得的果实，没有实现罢了。

其次，这一卷只限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为什么研究的结果能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把它的辩证发展关系揭露出来呢？要说明这一点，必须明了，在科学研究上，愈是要把握一个社会的总的全面的发展倾向，就愈需要从它的本质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下手。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恩格斯把它叫作轴心的关系。资本的增殖价值的机能，是表现在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上，是出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就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论，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以外，都还只是可能的生产因素，它们要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方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因素。尽管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并不增殖价值，只有劳动力被要求作超过其价值以上的支出，因而增加了价值。可是，一定劳动力推动一定生产资料的量的比例关系的改变，就要发生剩余价值量与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程度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是以生产技术构成、劳动组织与最必要的生产资本量的改变，作为前提。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由绝对形态向相对形态的转变，就是由此产生的。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要求不断改进劳动技术组织过程，要求不断增加投资，于是把已经榨取得来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再投下去，或尽可能多地资本化，就成了一个无可变更的定律。同时，在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地愈来愈大，或者反过来，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对地愈来愈小，也成了一个无可改变的定律。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劳动人口过剩的内情，看到了生产过程的内情，还看到资本社会化和被集中被组织的劳动者集体化，而由是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当然，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比这里所指出的，无疑是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的，但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关系和现象，最后都是要从那个直接生产过程找到说明。因为“它的决定的动机是剩余价值的生产”^[241]。那是整个资本运动的轴心和它的一切表面变化所由发生的根源。既然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揭露，怎么能够不最先在创造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中进行呢？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与一切庸俗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地方。

再其次，这一卷所研究的，既然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为什么开头第一篇讲商品与货币，接着第二篇，还是讲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直到第三篇，才正式讲直接生产过程？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是历史的，表示资本所由发生，表示资本生产要经历一个社会的变革；第二是理论的，表示资本研究需要预先交代一些有关的基本概念范畴；第三是在批判的立场上，把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明确区别开，借以清除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混淆这两种生产方式，在剩余价值来源的认识上造成的混乱。第一点是非常明白的，资本是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它最初又是表现在货币形态上。所以，把劳动生产物转变为商品，商品通过交换过程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商品或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全过程，作一概述，我们就不仅对于资本的历史性，有一明确概念，同时还会由此理解到资本的社会特质，就是体现在劳动力这一点上。劳动力的购买者，不自己劳动，而利用他人的劳动力来劳动，那说明他拥有相当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出卖者，不为自己劳动，那说明，他已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出卖者分离，和它在劳动力购买者手里集中，有破有立，是一个过程的两面。这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但却要诉之于催生的暴力革命把它完成。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要在社会范围内成就这个经济上的变革。在市场上找不到现成的劳动力，资本就无从诞生了。第二点是属于理论性上的要求，正是因为这一卷要暂时撇开流通关系，集中考察直接生产过程，而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剩余价值的说明，又少不了要涉及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商品、劳动、价值、货币等等，所以，在对商品货币发生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把这些基本概念，分别交代清楚了，就使得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能按照严密的逻辑顺序展开，而无须为这些概念的说明所中断了。就第三点来说，那是有深刻批判的意义的。必须指出，上述那些概念范畴在第一篇第二篇的交代，只限定在它们对一切商品经济有共同性的范围内。马克思把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了严格的区别，表明在简单商品生产方式下的商品货币这些概念，一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它们就要在作为资本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的限内，附上资本的特质，而成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并且，它们的这种性质的改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劳动的性质改变了，原来只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这时已经是创造包括有剩余价值在内的商品价值的劳动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混同两种生产形态，动不动借口以简单商品生产不产生剩余价值，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产生剩余价值的伎俩，就不攻自破了。要之，这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而必须在开头两篇讲商品货币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系，其着眼点都在讲资本，或者是讲资本发生史，或者是讲资本研究上所需要交代的各种有关的概念范畴，或者是讲非资本生产到资本生产的过渡。

还必须讲到，把工资这个分配形态放在生产过程考察，在习惯于传统讲法的人看来，简直是太意外了，太不可理解了。但仔细体会一下，就知道这不只是第一卷的重要关键，也是全三卷的重要关键，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在理论体系上的一个彻底的革命的重要关键。我们已在前面讲《资本论》的结构与体系时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说明，看来是需要在这里进一步交代的。现在且先来看把工资安排在这一卷来考察，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一卷是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生产，就在它的价值增殖；价值其所以增殖，又在资本家购买劳动所支付的价值与利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有一个差量，这个差量，就是资本家未给报酬而占有剩余劳动的结果。资本家如果按照他在直接生产过程利用劳动力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在工资名义上付给劳动者，那个差量就不存在，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就不成其为增殖价值的资本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工资说成是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以示全部劳动都给予了代价，那显然是一种欺骗。事实上，他只给付了抵偿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必要劳动部分，这以上的剩余劳动部分，是被他无偿占有了。因此，很明白，不把工资这个范畴放在生产过程来说明，资本的产生，就无法说明了。我们再来看这一安排，对全三卷的安排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工资这个分配形态，被当作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最必要的条件来处理了，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就不需要再考虑劳动力买卖这种特殊流通，而便于在第一卷讨论过了的资本的生产的基础上，专门讲资本的流通、剩余价值的流通了；也就因此，第三卷在讲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提出来的诸分配形态，就只会是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中间的分配了。只有这样，这整个体系，才符合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由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创造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以各种分配形态以各种名义分归社会不劳而获的各阶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般的说，社会上一切不劳动的分子，都是靠这种无给劳动来维持。由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税和各种捐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这种无给劳动来支付。全部现有的社会状态，都是建筑在这种无给劳动上面。”^[242]我们如果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采用所谓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将得出什么结果呢？那就只能说是各出一份力量，各得一份收入，谁也没有剥削谁。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个看来像是整齐的系统，只要把工资这个分配形态与利润、地租等等形态，从本质上区别开，显出一方面是被剥夺去生产资料，向他人提供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占有并利用生产资料榨取他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结果，它的欺骗性，就被彻底揭露出来了，它的整个体系就被瓦解了。

最后，人们对于在这一卷最后资本原始积累那一篇中讲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总感到不顺眼，不很释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原始积累，理应出现在现代资本积累之前；有的经济学者甚至企图把它搬到前面货币到资本的转化那一篇去，以为这样就顺理成章了。先应当知道，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叙述历史，而是要在理论展开的必要限度内，才引据历史事实来证实理论。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尽管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劳动力的买卖，要有一个社会变革作为出发点，但马克思只简单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也无须把它的全部过程写出来。在资本积累那一篇，其所以特别要讲到原始积累，乃是因为，第一，只有把现代性的资本的积累交代清楚了，原始积累这个概念，才能从理论上提出来；第二，通过上面的资本如何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如何资本化的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已不再能为资本家的剥削辩护了，但他们总像不能忘情于资本家的勤俭创业的功绩而为此喋喋不休，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穷追到底，把他们的“光荣发家史”的老底子搬出来。由此可知，马克思在这里讲原始积累，是从属于理论逻辑的要求，而不是要倒转历史的叙述。这正是理论的逻辑，往往不能拘泥于历史顺序的一个范例。

《资本论》第二卷学习提要及其问题^[243]

一、总提

《资本论》第二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两年，即1885年，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

这一卷的总课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很显然，它是在讨论了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提出的。资本价值的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在生产过程发生，但又不能不通过流通领域发生。第一卷已把前一点论证明白了，但第二卷在论证资本价值增殖必须通过流通领域的同时，还必须说明资本在流通过程的变化，只是单纯形态的变化。这里有许多关键问题要讨论，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看法要清除。这在事实上是从未被深入研究过的新境界。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时，为了说明的便利，对于所需通过的流通环节，暂时只被提到了，而要留到这里才详细讨论。他曾这样指示我们：“在本书第一卷，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我们假定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经过的形态变化和物质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们。我们假定，资本家是依照生产物的价值来售卖生产物；又假定他在流通领域内发现了过程重新开始或继续进行所必要的各种物质的生产资料。在那里，我们只详细考察了流通领域内的一种行为，那就是劳动力的买卖。这种买卖，在那里，是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244]这就是说，在第一卷，只是在讨论资本生产过程必要涉及流通的限度内，论到了流通的行为。哪些是讨论生产过程必须涉及的流通行为呢？除了上述劳动力的买卖以外，在开始，还对于作为资本生产历史前提看的商品货币及其流通关系，作了说明；在理解直接生产过程必要限度内，分别涉及了由货币到商品的流通和由商品到货币的流通。除了这些以外，就只是作了这样那样的假定，但没有进一步考察。那都是要留待这一卷来讨论的。这一卷包括以下三篇：

第一篇　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二篇　资本的周转；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

总的要求，是要说明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依一定的流通过程来实现，或者看它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哪一些限制和障碍。在下面，将按顺序概述三篇的内容。

二、各篇内容提要

第一篇讲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其中包括：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商品资本的循环，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流通时间，流通费用等六章。它是从货币资本的循环开始。但在解述货币资本的循环以前，需要交代清楚几个和资本形态变化及各种资本循环有关的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形态变化和循环的资本，是指着产业资本。产业资本活动，要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拿出一定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在商品市场与劳动市场去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这是第一阶段；接着把所购买来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拿到生产过程去作生产的消费，这是第二阶段；最后再把它通过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一种价值较大于各种生产因素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去售卖，售卖所得的货币，也相应较大于原来投下的货币额，这是第三阶段。一宗产业资本，通过三个不同的活动阶段，采取了三个不同的形态，在第一阶段，是作为货币资本；在第二阶段，是作为生产资本；在第三阶段，是作为商品资本。在资本运动之流上，从货币开始，到货币终结，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从生产过程开始，到生产过程终结，称为生产资本的循环；从商品资本开始，到商品资本终结，称为商品资本的循环。上述的产业资本活动过程，是把货币资本的循环，作为它的一般公式，因为

这个公式，最明显地表现了以赚钱，以增殖价值为目的的资本运动的特质。不过这里必须明确区别一点：作为产业资本运动的一般公式，它的着眼点，在以流通为媒介的资本价值的增殖；而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上，它的着眼点则在资本的流通。

其次，这里所讲的流通，和我们在第一卷第一篇开始论到的简单商品货币流通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流通，而在资本的一般公式G—W—G′或G—W…P…W′—G′上，第一阶段G—W由货币到商品的流通和第三阶段 W′—G′由商品到货币的流通，在等价交换原则上，都不发生价值增殖问题，它们不增殖价值，却分别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就是因为在这里投下的货币，不是为了支出，而是为了收回更多的货币；这里从生产过程出来的商品，已把增殖的价值包含在它里面了。还因为它们的活动，有助于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增殖价值，因而发生了资本的机能。可见资本只能当作运动来把握，只能在运动过程来把握；增殖价值的关键虽在于生产过程，但没有买与卖的流通过程作为条件，就无从表示出价值在生产过程的增殖。资本的运动，要通过各种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着循环过程的三个不同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分别是作为产业资本运动上的各种机能资本。

因此第三，正如同第一卷在讨论资本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时，在说明的必要的限内，须谈到流通过程；而这里讨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说明的必要的限内，也须谈到生产过程；而讨论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循环运动，更不能不就生产资本形态的特点，它的各组成部分的价值转移迟速的条件，加以充分的考察。

只有把这几点交代清楚了，我们才好进而说明资本的各种循环。现在先从货币资本的循环讲起。

关于货币资本的循环，马克思分别就它的每一个阶段作了分析，认为第一阶段由货币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转化，其中包含了两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一是在这种转化中，货币转化为劳动力，是作为资本增殖的本质的条件，“有了它，那在货币形态上垫支的价值，方才现实地转化为资本”^[245]。购买生产资料其所以是必要的，不过为了要实现购进来的劳动力所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因此，另一个事实是：购进来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仅有相互适合的质的关系，还有量的关系，即生产资料要恰好够把那样多的剩余劳动吸收起来。当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第二阶段生产过程，作着生产的消费，流通是暂时停止了，但资本运动还继续着。在生产过程形成的新商品，有较大于原来各生产因素价值的价值，它被投入市场，实现为货币。这时，货币一方面表现为原垫支资本价值的复归，同时又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到这里，货币资本就结束了它的第一个循环。但在货币资本循环继续反复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生产资本P，从而生产资本循环P…P，总是作为它的存在前提而存在；就是商品资本W′，从而商品资本循环W′…W′，也总是作为它的存在前提而不断更新着。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采取这个公式：

P…W′—G′·G—W…P

在这个公式中，W′—G′·G—W是表明新商品 W′的价值已实现为G′后，再把它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W。这首先对货币资本循环表现了一个不同的特点：在货币资本循环上，是生产过程在中间，成为前后两个流通阶段的媒介；而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上，两个流通阶段在中间，成为生产过程的媒介。这个特点，即以不增殖价值的流通过程为媒介的特点，显示生产资本的循环，在简单再生产上，它的公式是P…P；在资本积累的再生产上，虽然是表现为P…P′，但那个价值大于始点的P′，不是表明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而是表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再被投用下去，或被资本化。

说到商品资本的循环，它的总公式是：

W′—G′—W…P…W′

很显然，W′在一方面表明是前两个循环的结果，同时又为它们的前提。不论是货币资本的循环，还是生产资本的循环，都是非有作为资本生产物的商品存在那里不行的。由于这个循环开始的W′，已经是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所以在再生产以扩大规模进行的条件下，它的终点W′就会大于始点W′，而表现为W″。这个循环也因此对前两循环，表现了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它的起点，已经是增殖了的资本价值，而前两者的起点，都还是待增殖的资本价值。又如在W′…W′运动形态上，包括个人的与生产的消费全部，都是当作正常条件来假定的；因此，在它的运动中的前两个流通阶段，即W′—G′和G—W，一方面是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和货币资本到商品资本的资本形态的变化，同时又是关于消费品买卖的一般商品流通；也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仅要弄清楚个别资本形态变化与其他个别资本形态变化的错综关系，还要弄清楚个别资本形态变化和总生产物决定用在个人消费部分的错综关系。

总的说来，在上述三种资本循环或运动形态中，尽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价值的增殖为决定的目的，并且“在现实上，每一个个别的产业资本，都同时是在这三个循环之内。这三种循环，这三个资本形态的再生产形态，是互相并存而又连续进行的”^[246]。但在个别产业资本循环的考察上，主要是以前两形态为基础，而在包括各个个别资本运动的资本总运动的考察上，则必须以第三形态为基础。但不论就个别资本考察，还是就总资本考察，我们都不难看到，总循环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就将引起全面脱节的现象。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最显明的特质之一，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显明的特质之一，乃在于，一方面，生产资本的构成要素，必须由商品市场来，不绝由这种市场更新，并当作商品购买；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生产物，则当作商品由劳动过程出来，必须不绝当作商品售卖。”^[247]由于买进卖出对于产业资本循环，对于资本价值的增殖与实现有了决定的意义，由买进卖出时间构成的流通时间，就在资本通过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中，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产业资本家即使能在生产过程中，想尽办法缩短生产时间，如果他取得生产所需的资料，发生故障，特别是如果生产品销售发生故障，使得流通时间延长，流通费用加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就要受到影响。但在这里必须指出：这一篇后面两章，虽然是讲流通时间与流通费用，可是它的基本精神，却似乎在借此说明，资本通过全循环的时间，只有在有人类劳动加到劳动对象去，从而发生增殖价值机能的时间，即它的劳动过程的时间，才是生产的，才是生产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已加入生产过程，但中断了生产机能的时间，以及生产资料尚没有加入生产过程，只是当作资本材料预备在生产领域的时间，都和买者卖者进行交易所费的时间一样，尽管是必要的，但却是不生产的。不管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如果要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使价值增殖的那一部分资本继续发生作用，社会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它的生产资料，就得有一部分不断分别使用在这些不生产的方面。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接下去讲资本周转时，就看得十分清楚了。

第二篇讲资本的周转，那是在前一篇资本的循环的基础上展开说明的。马克思自己概括地讲到了这篇的主要内容：“在第二篇，我们是把循环当作周期的，当作周转来考察。那里，一方面指示了，资本各个构成部分（固定资本及流动资本）是怎样在不同的时间内，依不同的方法，完成形态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不同的长度所由规范的各种事情。那里指示了，循环期间及其构成部分的不同的比例，对于生产过程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248]因此，这一篇包括了第七章周转时间与周转次数，第八章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第九章垫支资本的总周转：周转循环，第十章第十一章关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学说，第十二章劳动期间，第十三章生产时间，第十四章流通时间，第十五章周转时间在资本垫支量上的影响，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这个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主要是就生产资本中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论述它们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不同的转移价值形式和更新的速度，来考察其在垫支资本总周转上的影响。尽管周转的时间，包括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总和，但它毕竟是“一个资本价值更新或重演它的增殖过程的时间”，在这里，生产资本的形态变化，特别是可变资本的周转，具有决定的意义。由于用一定额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生产，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手段部分，总只是逐渐地、断片地移转它的价值，而不像劳动力和原材料那样，一次就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物中了，于是我们就在资本价值的保存和移转上，看到了生产资本中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这个区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提出来的，重农学派已经触到了它，亚当·斯密才开始加以确定的说明，但不论是他们还是以后的李嘉图，由于对资本本身的概念，对于利润的来源，都没有明确的理解，他们一接触到这样那样的资本形态，就无法就其不同的机能加以区别。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区别，特别是没有弄清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区别，引起了许多糊涂看法。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方面讲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看什么资本增殖价值，什么资本不增殖价值；在资本的流通过程方面讲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看它们分别是怎样影响资本的周转，这个科学的处理本身，就把他们那许多糊涂思想，彻底予以廓清了。在资本的运动上，流动资本一次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了，固定资本却不能这样，所以一个资本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构成比例不同，会直接影响它的周转时间；一个生产物完成所必要的劳动期间不同，流通所需的时间不同，在在会影响到资本垫支量，影响到可变资本的周转，影响到剩余价值实现的快慢及其所需的货币条件。

马克思在论及资本的总周转即周转循环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和固定资本有关的周期经济危机问题，一是和流动资本中的可变资本有关的年剩余价值率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他认为固定资本定期大规模更新，为周期经济危机给予了物质基础。那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愈趋向不断改革生产技术过程，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加固定资本比重。各个独立企业的固定资本的定期更替，虽然是不同时地、而是分散地进行，但由于大工业企业间的相互联系，会在无形中，使那种更替凑合在一块，而在若干年内，比如说，平均在十年内，形成周期循环，以致每次的经济危机，都表现为生产设备投资过剩。一度危机刚要过去，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又开始活跃，为下一度危机准备条件。不过，周期的经济危机的产生，单就这点说明是不够的，它的较全面的理解，必须联系到这种事实，那就是不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对可变资本的比重愈来愈大，相应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感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也愈来愈形紧张。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对于可变资本周转，影响年剩余价值率的问题，马克思在一方面把可变资本归属在流动资本范围内，认为它一样要遵循流动资本周转的一般规律，但同时却认为，由于可变资本不是象其他的流动资本，如原料辅助材料那样，把它们的价值移转到新生产物中，而是由劳动力创造新价值，其中包含剩余价值，这个在生产阶段产生的剩余价值，也一同在流通阶段转化为货币。这就表现了可变资本自己在周转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周转期间的快慢不同，使得可变资本发生垫支可变资本与实际发生机能的可变资本的区别。比如，有两个资本，在一切其他条件相等（如一年间使用的可变资本额相等，一年以五十周计算，每周支出的可变资本相等，劳动日相等，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分割也相等）的情形下，前者一年周转一次，后者一年周转十次，那末，在一年内，后者就会比前者推动十倍的劳动力，因而使后者的年剩余价值率，为前者的十倍。象这样，周转得愈快，剩余价值也愈多，会给人以流通产生剩余价值的印象，而事实却是可变资本在周转上表现了垫支可变资本与实际发生机能的可变资本的差别。这不仅是流通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的创见，同时也把可变资本的认识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得我们对轻重工业间，对工农业间的资本积累的快慢问题，有一个较深入而全面的理解。

第三篇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这一篇所研究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还只考察个别的资本，还只考察社会资本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现在，我们要把个别资本当作社会总资本的构成部分来考察它们的流通过程（那在它的全体性上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并从而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249]正是由于研究的对象和前面第一第二篇不同，第一第二篇所研究的是个别资本运动，而这个第三篇则是研究把那些个别资本流通综合起来的社会资本运动；由于前面两篇，是就生产与流通的统一来说明个别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在这一篇，是要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所以，在讲个别资本的循环周转时，不妨假定不存在的问题，这里却须加以考虑了；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了。马克思在这一篇开始的一章即第十八章绪论中，讲了两个节目，除了研究对象外，还讲到货币资本的作用。为什么要在这里交代货币资本的作用呢？因为接下去要讲的社会总资本中，货币资本不只是一个构成部分，并且构成总资本的各种因素，全要确定在货币形态上：“全部垫支的资本价值，那就是，资本的一切构成部分，由商品构成的，由劳动力构成的，由劳动手段构成的，由生产材料构成的，都须不断用货币来购买，并且再购买。就个别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250]在本书前面第一篇，马克思详细论到了货币资本的循环，第二篇又从资本的周转过程，反复说明现实的资本积累，同时要求有相应的货币积累，而对货币的来源，则表明：“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寻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别一方面，有追加的金银，要转化为商品的，会不由交换，但由生产直接投到流通中来。”^[251]而在这里，却是要着重指明：1．虽然资本的现实积累，需要有相应的货币积累，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资本增殖价值的范围，生产的规模，是依照机能中的货币资本的范围来决定；在现实上，同量的货币资本，能有种种途径推动更大的生产资本，来发挥更大的作用。2．社会的劳动与生产资料，每年必须有一部分被用来生产或购买金银，以补充铸币的磨损。这虽然会成为社会生产范围的相应缩减，但当作流通手段和货币贮藏的货币价值，会存在于社会并会当作世界货币来和他国交换借以扩大生产规模。凡属不适合在资本的总再生产运动中夹杂说明的货币问题，预先在这里交代了。

但接下去还没有讲到社会总资本运动本身，而是在第十九章“前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中，就过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清算。马克思指出，第一个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提出来讨论的，是重农学派的创建者魁奈。尽管他把社会现象当作自然现象来理解，尽管他只承认农业能创造剩余生产物，而不承认工业也能创造剩余生产物，以及他不是从价值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使用价值来考虑问题，使他的理论留下了不少缺点，但他的有名的《经济表》，毕竟是这方面的一个天才的尝试。亚当·斯密在魁奈以后，也曾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他自始就因对劳动价值学说采取了生产所费劳动决定价值和交换所得劳动决定价值的二元观；把价值理解为各种所得，如利润、工资、地租的综合，从而分不清资本与所得的界限，分不清总收入与纯收入的界限，他的再生产理论，就比魁奈还后退了。他的后继者如李嘉图一流人物，因为承袭了他把价值理解为各种所得的综合这个教条，所以一样没有长进。马克思在分别批判了这些古典学者的错误论点之后，才开始在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和第二十一章积累与扩大的再生产中，分别论述社会总资本运动在简单再生产和在扩大再生产下的实现条件。

扩大再生产是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进行的。有关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许多关键性问题，马克思是集中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来说明的。必须首先指出，这里所讨论的虽为总资本运动，把讨论个别资本运动暂时存而不论的一些条件都重新考虑进来，但为了说明的便利，仍作了一些假定：如商品按价值售卖，如资本在循环运动中价值不变，如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等等。我们知道，各个产业资本的循环，都要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诸形态，连续通过各不同阶段。“个别诸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且也就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252]一个个别产业资本的运动条件，是由其他个别资本运动作为其外部条件来加以保证；某一个别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买与卖的行为，是由其他个别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卖与买的行为来补充，结局，在论及个别资本运动时，只是假定在观念上当作前提存在的东西，在论及社会资本运动时，就不能不认真地当作现实条件来要求了。比如说，一个棉纺企业生产的棉纱，将如何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呢？将由谁来购买呢？它生产所需要的纺纱设备、棉花及其他辅助材料等等，将如何从市场上取得或分别由谁供给呢？显然，在这里，不只是像在个别资本运动的场合那样，单单考虑价值补偿问题，还要考虑物质替换问题，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各种生产物、各种商品，当作使用价值来看，在数量质量上的相互适应问题。不止如此，把整个社会的资本运动作为问题，而就再生产与流通，考察它的总过程，那就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个人消费问题加入考虑。马克思说：“这个总过程，包含生产的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从物质方面来考察，便是交换），也包含个人的消费，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或交换。”^[253]即是说，在考虑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时候，不能不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正因为这样，社会总资本运动就不适于采用G…G′或P…P公式来表现。在这两个公式中，都是以资本的运动为起点或终点，其中虽然也包含消费，包含所消费商品的买卖，但在所论为个别资本时，并不要问及从谁买，卖给谁，并不要管生产物的各个价值部分会变成怎样，而总资本运动，则恰好要考虑总生产物的每一个价值部分的着落。所以，必须从整个社会年生产物出发，从包含有剩余价值在内的商品资本W′出发，在W′…W′运动中，不仅“包括社会生产物中替换资本的部分（社会的再生产），也包括社会生产物中成为消费基金的部分（要由资本家和劳动者消费的）”^[254]。“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正要由这样去认识：那就是，说明总生产物 W′的各个价值部分会变成怎样。”^[255]由是第一步就要把社会的总生产物，从而把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属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和属于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都是分解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个部分，而就物质方面考虑则可变资本是由活的劳动力自身构成，而不变资本则由生产资料构成。由上述二生产部类中任一部类生产出来的全部生产物的价值分二部分：一部分代表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c，另一部分是全年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分别作为垫支可变资本的补偿物v及这以上形成剩余价值m的超过额。因此，象每个商品的价值会分解为c＋v＋m一样，各部类年生产物的全部价值是分解为c＋v＋m。由于这样的科学分析和分类，对于社会资本运动中的各种经济条件，就找到了它们相互转变的共同因素和基础。

设用具体数字把它们的关系表达出来，而价值增殖的比例又都是100%，那末，

Ⅰ　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　　　本……4000c＋1000v　　　　＝5000

商品生产物……4000c＋1000v＋1000m＝6000

这个生产物，是存在于生产资料中的。

Ⅱ　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　　　本……2000c＋500v　　　　 ＝2500

商品生产物……2000c＋500v＋500m　　＝3000

这个生产物，是存在于消费资料中的。

全年的生产物

Ⅰ　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　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9000

现在且来看在简单再生产下，这两大部类^[256]，这全部商品生产物及其价值要怎样才能相互适应和实现。马克思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Ⅰ(v＋m)＝Ⅱc

即Ⅰ部类供给Ⅱ部类以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2000，而由Ⅱ部类取得和它的可变资本1000与剩余价值相等的消费资料2000。这一来，Ⅰ部类剩下价值4000的生产资料，用作本部类的不变资本；Ⅱ部类剩下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供本部类消费，所有两部类间的商品生产物，都按照价值实现了。这就是社会总资本运动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公式。

正是由于Ⅰ（v＋m）＝Ⅱc，我们又分别看到两个引伸的公式，即

1．Ⅰ(c＋v＋m)＝Ⅱc＋Ⅰc

由Ⅰ部类供给Ⅰ、Ⅱ两部类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

2．Ⅱ(c＋v＋m)＝Ⅱ(v＋m)＋Ⅰ(v＋m)

由Ⅱ部类供给Ⅰ、Ⅱ两部类生活所需的全部消费资料。Ⅱ（v＋m）中的v是工人阶级所得的来源，m是资本家阶级所得的来源；而在Ⅰ（v＋m）中的v和m，则分别是这一部类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所得的来源。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构成国民收入的Ⅰ和Ⅱ部类的所得，全部在当年消费掉，而Ⅱ部类的商品生产物即消费资料，恰好满足这个需要，结果，Ⅰ部类的生产资料，就全部为Ⅰ、Ⅱ部类的生产的消费所吸收，Ⅱ部类的消费资料，就全部为Ⅰ、Ⅱ部类的个人的消费所吸收。即前面所说的，包括剩余价值的各个价值部分，都得到补偿，而其自然形态的物质要素，也得到更替。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圆满。当然，以上的这些公式，是在一些假设下提出的，在现实的社会，除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以外，还有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且不说在生产资料中，有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在消费资料中，有必要消费资料与奢侈消费资料的区别。生产资料在Ⅰ部类资产阶级内部，消费资料在Ⅱ部类资产阶级内部，也还有交换、流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就不可能没有积累，没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逐年的再生产，不可能没有变动。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作抽象的考察，因为“在有积累发生的地方，简单再生产也常常是积累的一部分，可以就其自体考察，视为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257]。

我们现在可以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就最基本的条件和表式，来考察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进行。

既然简单再生产的实际条件，是Ⅰ、Ⅱ部类资本家阶级的所得，全当作所得消费掉，而在公式上表现为Ⅰ（v＋m）与Ⅱc所体现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表现为Ⅰ（v＋m）＝Ⅱc。那末，要有所积累，要扩大再生产，Ⅰ（v＋m）中的m就不能全部消费在消费资料上，而必须有一部分积累下来。积累多少呢？假定是一半吧，即把一半的剩余价值拿来扩大再生产；同时，在Ⅱ部类方面，为了积累或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也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变；在资本构成都不变的条件下，两部类的新组合就是下面这样：

Ⅰ　4400＋1100＋500（消费基金）＝6000

Ⅱ　1600＋800＋600（消费基金）＝3000

总计还是 ＝9000

Ⅰ部类原来的资本构成是4∶1，Ⅰ1000m用一半来积累，来资本化，依原来的构成比例，就使不变资本4000成为4400，使可变资本1000成为1100，消费基金500。在Ⅱ部类，原来的不变资本1500，就因此不能与Ⅰ部类（v＋m）即1100＋500相交换，必须也有所积累，从原来Ⅱm的750的剩余价值中，积累下100，作为不变资本，使1500成为1600，恰好与Ⅰ部类（v＋m）＝1100＋500相交换。由于Ⅱ部类资本构成的比例是2∶1，所以，不变资本增加了100，还得从Ⅱm中再积累下50，追加到可变资本方面去，于是Ⅱ部类的资本构成成为1600＋800，其消费基金为600。

结果，两部类的资本总额就是

现实的积累依这个基础进行，剩余价值率不变，到了下年终末，其结果将是：

这样，依这个基础，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再生产，社会总生产物及体现在它上面的各个资本价值部分，就会在两大部类间相互适应平衡，而不断成就积累的任务。当然，马克思在这里的说明，是在作了许多假设的纯粹形态上进行的，尽管如此，对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如何才能实现的基本条件，已经是第一次地把它作了科学的规定。

三　值得注意的若干关键性问题

在把第二卷的内容作了上面这样的简单叙述之后，也还有一些在我们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重要疑难之点，需要有所解释。

首先，我们都知道，第一卷所讲的资本的生产过程，是透过资本主义实际经济生活的表象，就直接生产过程的诸基本条件、基本关系，来分析揭露它的剥削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与规律。第二卷所讲的是流通过程，照一般的说法，买与卖的过程，是属于经济现象的范围，那末，第二卷是在进行本质的研究分析么？不能这样来理解。尽管对于生产过程来说，流通过程是第二次的，有那样的生产，才有那样的流通，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或交换方式，是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的，但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它的流通，在本质上也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资本论》第二卷正好是要排除流通上的贱买贵卖、此盈彼亏的一些表面现象而揭露它在这一方面的本质关系。

其次，在这一卷考察资本的流通中，不但研究了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并还特别着重地研究了再生产。就这一点说，也往往在我们学习当中，感到有些不很释然。事实上，这正好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只知道从表象上把一切有关生产的事象放在生产项下，把一切有关流通的事象放在流通项下处理的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已在生产过程，就资本的生产或其价值增殖的必要的基本的条件，考察了劳动力买卖这种特殊的流通；在这里，他又从流通的角度，看资本的构成不同，看资本的周转的速度不同，看社会总资本生产物总商品及其各种价值部分的比例关系的相互适应的条件不同，如何影响其剩余价值的实现。这就是说，这里所要说明的，不是剩余价值如何生产，资本如何增殖，那在第一卷已经讲明白了，而宁是在第一卷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如何始得缩短循环周转时间，更快地生产、更快地实现和再生产。生产资本中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构成比例不同，固定资本的各种因素的耐久力不等，流动资本中的不变成分与可变成分的差别，特别是可变资本中的垫支可变资本与实际发生作用的可变资本的相关比例不一样，都会在整个周转过程中发生不同的影响。就个别资本的流通说是如此，就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说也是如此。第二卷第三篇就是“要把个别资本当作社会总资本的构成部分来考察它们的流通过程（那在它的全体性上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并从而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258]。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讲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过程，和第一卷第七篇讲到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的。

再次，产业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在运动中，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变形，从而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循环。在每一种循环中，又都分别包括了循环的各个阶段，表现为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在考察进行中，大体上，第一篇从货币资本的循环出发，第二篇从生产资本的循环出发，第三篇从商品的资本循环出发。这里面包含了深刻的科学含义。产业资本运动的决定动机与目的，是增殖价值，是赚钱，货币资本的循环的公式，恰好把这个特征明确地、毫无隐饰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成为产业资本的一般公式。由于这个公式，一方面是产业资本在货币形态上的循环公式，同时又表现为产业资本的一般公式，在讲产业资本的各种变形及其循环时，从货币资本的循环出发，并以它为重点来说明三种循环的连续与并存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的。把资本的循环看作是周期的形态，看它要在多少次循环内才能完成一次周转，其关键就在生产资本方面，就在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方面，固定资本的“机能时间，是由它加入生产过程的时候算起，到它完全用尽，完全消灭，必须用同种类的新东西替换，或必须再生产的时候为止”^[259]。因此，第二篇讲资本的周转，就不适合用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而必要从生产资本的循环公式出发。至于第三篇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要就商品资本的循环公式立论的理由，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因为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不但要考虑生产的消费，还要考虑个人的消费，不但要考虑价值的补偿，还要考虑物质的更替，不但要考虑本年度进行如何规模的再生产，还要考虑前一年度是否有足够的物质贮藏允许它们进行那种规模的再生产，所以，就已经增殖了价值的商品资本这个循环公式来展开说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但必须指出，尽管三篇不同的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研究出发点，但毕竟因为三个循环公式都是着眼在资本价值的增殖，所以三者的循环，被统一在产业资本运动中，分别表现为它的不同的侧面。

又其次，我们从资本运动或其循环周转中，时常看到发生在货币信用或商品流通上的限制与阻扰。不足的货币资本会限制它，过多的货币信用会扰乱它；商品资本不只会限制它的再生产规模，过剩的商品，同样会阻止它的再投资活动，但这些干扰会集中表现为周期性的危机，归根结底，都要在生产资本的膨胀与收缩上找到它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的说明。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由绝对形态转化为相对形态，要不断改革生产技术过程，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各个别资本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排斥的条件下，大家一见有利可图，就不顾死活地竞相增加固定资本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这已经要形成固定设备投资过剩、生产过剩的局面，而恰好在不断改进生产技术过程，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当中，又要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劳动力，增加失业人口，从而相对限制购买力，就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以几何级数增加时，市场的扩大至多不过依算术级数进行”^[260]的局面。一种大衰退、大破坏刚要过去，下一度的衰退破坏的局面又会开始形成，于是一种类似疟疾性的危机，就周期地从资本主义的生理结构中不断迸发出来。

最后，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依再生产公式来表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与其说是要由此从正面来说明它的可能顺利实现的条件，毋宁是从反面来证示它的不可能顺利实现的条件。建立在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与生产品社会销售的矛盾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是在周期出现的恢复阶段乃至繁荣阶段，也并不曾掩盖弥缝大鱼吞小鱼的破产歇业状态，特别是不曾根绝劳动者失业状态，至多不过表明严重的脱节破坏程度有所缓和罢了。这就表明，依再生产公式来表现的社会两大部类生产间的产品及其价值的实现条件，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全社会生产在统一计划管理下，才有可能。马克思在这一卷的个别场合，已把这一点暗示出来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商品过剩的危机作为控制器。“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屡屡要到事情过后才来运用，所以能不断发生而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各种大的扰乱。”^[261]他还说：“若我们设想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那就是设想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货币资本就会完全消灭，从而，由此引入的交易上的烟幕也会消灭。问题会简单还原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能用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某种事业上，而不致有害。”^[262]他在讲到长期投资事业与短期投资事业的比例关系时指出，一个事业由投下资本到取得成果的劳动期间，是由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决定，而不是由社会形态决定，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社会化的社会，是一样的，“但在社会化的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在分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上，决定前一类的事业，依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害于后一类事业。”^[263]所有这些指示，都说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实现条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现实性的。斯大林虽曾说，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表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的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类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264]不但如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在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的前提下提出的，他的循环与周转中论到的关于流通时间与生产时间相互制约的理论，由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决定的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相互配合的理论，以及垫支可变资本与实际发生机能的可变资本的相关理论等等，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不是也大有参考价值的么？

学习《资本论》第三卷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265]

从第三卷的结构及其主要内容看，我们觉得应当提起注意的，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这个第三卷对第一卷第二卷的联系及其所表现的特点讲，我们惯常在说，那是由本质到现象，由我们不易把握察知的抽象形态到我们熟悉的可以意识到的具体现象形态。但是由本质到现象云云，是不能从字面来了解的，好象第三卷只是谈现象。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前两卷，只接触到价值、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这些抽象的概念范畴，举凡价格、利润、利润率、竞争、需要供给、企业利润、生息资本、地租等等经济关系及其规律表现，都是到第三卷才正式讨论到。马克思也说：“我们在这个第三卷所要说明的各种资本形态，对于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不同诸资本相互的行动中，在竞争中，在生产代理人通常的意识中所借以出现的形态，是一步一步地更加接近了。”^[266]但开始讨论这些具体现象形态，并不是说他不再讲到它们的本质关系。恰好相反，马克思正是把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本质关系，作为他进一步来研究这些具体现象形态的理论基础。在第一卷讲相对剩余价值概念的那一章，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句：“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是要和那些趋势的现象形式相区别的。我们不要在这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如何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如何当作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并如何在资本家个人的意识中作为发动的动机，不过这自始就是非常明白的：像天体的显而易见的运动，只有那些已经认识天体的现实运动，即不能由感官直接认识的运动的人方才可以理解一样，关于竞争的科学分析，也只有在资本的内部性质已经被我们把握之后，方才是可能的。”^[267]很显然，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之一般的必然的趋势时不要考察的那些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如何表现为外部运动，如何当作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的问题，却正好是第三卷所要讨论的，并且它们还只是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之后，才好讨论的。第三卷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理论的说明，都是把前两卷，特别是第一卷关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基本理论作为依据。也就是说，都在把“可见的仅仅外表上的运动，还原为内部的现实运动”^[268]；都在把资本家个人意识中由竞争造成的颠倒错乱的观念，用价值与剩余价值设定的限界，来加以解析。“竞争……必然会在这些人头脑中，起完全颠倒的作用。如果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限界已经给予了，便易于了解，资本间的竞争怎样会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再进一步转化为商业价格，同时又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269]在同卷第七篇竞争的假象那一章，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综合地概括地说明一切由竞争引起的假象。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从本质到现象的含义，要比我们一般理解的深刻得多：一方面是透过现象去抓本质，一方面则是把现象还原到本质。只有在前面已经透过外表现象抓住了本质关系，才好在后面把外部运动还原到本质关系。这里存在着不能逾越的严密的逻辑程序。

其次，对于这一卷的结构，也有一些像是疑难之点，需要予以释明。比方说，前三篇讲剩余价值利润化、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倾向下落的法则，着眼点都是利润，都还是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转化来的利润，也都还是把利润当作整体，即到这里为止，依旧没有讲到它的各种具体形态，如企业利润利息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先分别论到它的各种具体形态之后，再回头来综述它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的一般趋势？还有，在利润分割为企业利润与利息之前，就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的两个亚种：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来说明商业利润，而在企业利润中，又包含有商业利润，这个章法和程序，也象颇费揣测？至于在最后一篇各种所得及它们的源泉中，重又用生产过程的分析的章目，来考察劳动每年总生产物的价值，考察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的价值，这和第二卷第三篇所讲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资本论》的作者没有象现在一般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人所做的那样，索性把那一篇（第二卷第三篇）移到这一篇（第三卷第七篇）来讲呢？恩格斯不是表示过，要是他，他就会把第二卷第三篇的内容，保留到最后，保留到第三卷已经有初步钻研之后再讲么？^[270]我想分别就这几个有关结构的问题讲讲我的学习体会。关于前三篇专门讲产业利润问题，我们只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曾把利润当作一个总体来论述，不曾把利润这个剩余价值的代表形态，与它的各种具体形态区别开来，就知道这个章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由第一卷、第二卷的本质探索，到第三卷开始接触到现象形态，也并不是一下把所有的现象形态全盘托出来，而是根据现实的逻辑的要求，一步一步前进的。恩格斯这样指示我们：到第三卷，“才会知道，由剩余价值一般的理解，到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和地租的理解，也就是，到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实行分配的法则的理解，其间还有多少中间环节是必要的”^[271]。其间有些什么中间环节呢？最关重要的，就是在讲到剩余价值利润化的时候，不是也不能直接转到各种具体分配形态，而必须有一个把利润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述它，如何平均化，如何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然后才好再讲到利润率的一般趋势。只有这样，就不但廓清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价值与生产价格，把剩余价值与利润，把利润一般与其各种具体形态搅在一起所引起的混乱，同时如象在第三篇利润率倾向下降的法则中所讲到的实际情况，也正好是第一卷第七篇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具体化。不管总利润在资产阶级内部如何实行分配，它的榨取过程，总要受到上述第三篇利润率倾向下降的法则的支配。因为资产阶级间的第二次分配，总是要从属于他们与劳动者阶级间的第一次分配的。至于接下去先讲商业利润，然后又讲利润分割为企业利润与利息的做法，那应该视为是高度严密逻辑程序的贯彻。他首先从商业利润入手，并不是认为获得商业利润的商业资本，比产业或生产资本还重要，而是因为由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利润，自始就是作为产业资本的利润出现的。产业资本家得不到商业资本家的帮助就不能获得他们之间由竞争形成的平均利润，所以，在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的法则的支配下，他们必须让商业资本家从那个平均利润中也取得一个与其资本相应的份额，结果，原来产业上的平均利润，就因商业利润参加平均化过程而降低了。但产业资本也好，商业资本也好，都不能希望完全获有这个降低了的平均利润，因为它们用以从事商工企业的资本，不论是自备的，还是借入的，都不能不从它们的利润中，为这宗货币资本额，分出一个相应的部分作为利息，所以，在商业资本利润以后，紧接着讲利润分割为企业利润和利息，实在是再恰当，再顺理成章没有了。关于第三卷第七篇讲的总生产过程的分析与第二卷第三篇讲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联系，以及第二卷第三篇所讲的内容，为什么不留在第三卷后面一起来说明的问题，我是这样来理解的。马克思在第一第二第三卷的终篇，都归结到了再生产的论述，但第一卷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讲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从生产角度出发；在第二卷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中，讲社会产品的价值在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实现，是从流通角度出发；而第三卷在生产过程的分析中，讲劳动者在一年内创造的年生产物价值部分，表现在三种所得——工资、利润、地租——的常年价值额上，则是从分配的角度出发。在这三方面所研究的内容不同，分别批判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见解，也不一样。如果说，第二卷第三篇所讲的社会总资本运动，不妨在讲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各种具体资本运动形态以后，再作综合的叙述，那就不但在讲资本的流通过程时，只能论到个别资本的运动，不能使它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而且第三卷紧接着各种具体分配形态的考察之后，再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内容插进去，那就难免要变更第三卷后半部的整个系统，而把有关流通过程与分配过程的问题放在一起来处理，恐怕那也是不无困难的。

再次，第三卷是就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说明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间的分配。为什么分配问题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说明呢？其中的道理，是不是说，第一卷第二卷分别考察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流通，需要运用抽象的分析法，设定种种假设，作着本质的探讨，而分配则不适于这么做，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去考察呢？这样显然未说明问题。问题的关键所在，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是各类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分别在工商业、农业、金融业方面从事这样那样的投资活动，他们相互作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就是要从社会总剩余价值中，从总利润中，攫取最大可能的份额。或者至少要挣得与其资本成比例的份额。他们不绝把资本从不利的用途移到有利的用途，不绝引起金融市场、劳动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关系的不同反映和波动，而所有这些方面的实际活动，都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就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来考察剩余价值的分配的现实的原因。必须在这里附带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是包罗万象的，尽管马克思自己也说在这个第三卷，不能是对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的广泛的考察，而宁是要发现并说明，资本的运动过程当作一个全体来看所生的各种具体形态^[272]，但就是这个被大大地限制了的考察范围，也是千头万绪，要发现，要说明的问题，要批判分析的论点，都是多至不胜枚举。从这一卷前三篇陆续提出来并分别作了概括分析的各种范畴及其规律，已够我们钻研体会了；接下去三篇所处理的商业资本利润，利润分割为企业利润与利息，以及地租，特别是关于后面两者，都是异常繁杂的问题，都要结合到工商业乃至农业的全面发展关系，始能有所理解，并才能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片面的看法，予以批判的廓清。如果说，像第一卷那样，透过现象去抓资本主义内在的本质关系，是困难的，那么，像第三卷这样，面对着资本主义运动的各种表象形态，而分别把它们还原到那种本质关系，那也是困难的，也许还是更困难的。恩格斯说这一卷，把“最困难的问题……被说明被解释得好像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了”^[273]，说它是“全书最后的带着王冠的部分，甚至会使第一卷感到失色”^[274]。这无疑是因他深切感到马克思在这一卷里面妥善处理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还须谈到的是，尽管恩格斯对于这一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我们一般读者的看法，似乎有些领会不到。有人这样提问过：第一卷已经把有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最基本的理论阐述过了，那会成为我们钻研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二卷关于社会总资本运动，关于再生产公式的考察，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无疑有提供启示与参考的极大的价值；至于第三卷的现实意义，似乎有些讲不来了。事实上，《资本论》是一个完整的学说，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从整体分割开来，强调其中某一部分对于我们这样那样的用途，已经不免失之片面了。比如说，不联系到第三卷就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所讲到的那些资本现象形态，我们对于第一卷中的资本理论，显然会感到抽象；又比如说，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问题，决不能说，只有第二卷第三篇讲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部分，才有参考价值。当然，只要不从整体脱离开，说某些部分的理论，对我们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那也是讲得通的。我们已经知道，第三卷包罗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就有许多特别适用于作为反对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与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曲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根据。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资本论》当作是只反映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从而是过了时的产物，而加以否定。他们讲得最得意的论点，就是说马克思是处在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而在马克思逝世（1883年）以后，我们已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了。我们怎么可以拿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硬套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上来呢？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想到，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就是要把社会经济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发现出来，而这种发现，又必须是从所研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中，发现出来的必然的，象铁一般的规律贯彻着的基本倾向。十九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欧许多国家发展成熟了，那就是说，它的内在的必然的发展倾向，已经可以由科学的研究来加以确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过程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即最后“剥夺者被剥夺”的归宿不正是这个发展倾向么？如果说马克思在第一卷那里所讲的，太概括了一些，他在第三卷第三篇，已经把它进一步具体化了，特别是在第五篇讲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那一章，他就股份公司产生所出现的新局面，已经把自由资本主义转化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端绪，明确指出来了。且不讲恩格斯后来编订第三卷时附加进去的有关自由竞争已在英国为独占所代替的按语^[275]，马克思自己早已就股份公司出现引起的各个别资本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对立，社会性企业与私人的企业的对立，而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向着独占，向着金融资本统治发展的必然倾向。他对于由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以惊人比例发展所招致的资本股份化趋势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扬弃，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是当作一个进到一个新生产形态的单纯过渡点来表现的。……它会在一定部门内形成独占，并且引起国家的干涉。它会再生产出一种新金融贵族，那就是，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名义董事的形态上，再生产出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起一整个体系的欺诈……。”^[276]他并还表示：“股份制度没有克服财富当作社会财富的性质和当作私有财富的性质间的对立，却不过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它。”^[277]事实上，列宁往后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所表现的一些新现象，如生产集中，工业与银行资本相结合，资本输出等等，在第三卷中，已经在各别场合，当作必然要产生的萌芽状态提示出来了。这说明，《资本论》并不单纯是对于十九世纪前期或其中叶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反映，而更重要的，它是从那种经济状况的内部联系中，发现了此后发展的较具体过程及其必然归趋。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不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预见么？怎么说《资本论》过时了呢？

最后还必须讲到，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在第三卷中，论证资本主义由自由趋向独占或垄断的过渡趋势，是结合着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单从表面现象观察事物的批判展开的。所以，他在那里，就不但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预见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的途径。那第一要讲到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以它的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是以它的资本构成中的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比例的不断增大为特征，这反映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脑子里，就会是这样：“跟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会跟着发展——这各种生产力和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内的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移到资本上面来了。由此，资本已经取得一个极神秘的性质，因为劳动全部的社会生产力，都象不是劳动本身所有，而是资本所有，是由资本自己胎里生出的力量。”^[278]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强调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同世纪前期的生产条件中，劳动所占的比例，比资本为大，所以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在二十世纪，资本在生产条件中所占的比例比劳动为大，所以劳动者剥削了资本家。^[279]这种庸俗透顶的滥调，就是把上述的表面观察作为基础。但这里还有更离奇的引伸。既然资本自身有增殖价值的力量，所增殖的价值要归功于资本自身，要归功于资本所有权，由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东西，首先就是对于这种资本所有权的支付，再才是对于运用这种资本的企业家的经营活动的机能的支付。这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资本在一个决定性上自然会得着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别一个部分，则表现为资本在一个相反的决定性上的特别的果实，表现为企业利润。其一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单纯的结果，其他则表现为仅仅用资本发生机能的结果”^[280]。利润经过这样的质的分割，从它作为资本所有权的单纯结果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就有了由奥地利经济学派以至所谓北欧学派的专为金利生活者辩护的理论体系；从它作为用资本来显出机能的结果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又看到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奥地利学派衣钵的英国马歇尔教授的妙论了，他毫不觉得羞赧地宣告：资本家的利润不过是酬报他们管理经营企业的工资。这恰好印证了马克思的话：“企业利润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同，原来是由利润在利息以上的超过额与利息相对立所采取的对立形态发生的。但由于辩护的意图，不把利润视为剩余价值或无给劳动，却把它视为资本家自己所做劳动的工资的意图，这种混乱是更进一步发展了。”^[281]其当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由劳动来说明价值，由价值论引出分配论的做法，被视为是不合实际情况了，因为利润中的一部分——利息——既然是由资本自身产生，另一部分企业利润，又被视为是资本家借资本来进行活动的机能的结果，这就不但否定了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配为第一次分配，资产阶级间的分配为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从属于第一次分配的理论，并还根本否定了分配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联系，他们根本把价值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晚近最露头角的凯恩斯一派的经济学，就在丢开价值理论而大谈其国民收入分配的学说，在他们的心目中，第一次的分配倒反而是从属于第二次的分配的了。由英国费边学派以至凯恩斯就力言劳动者目前所得的减少或失业状况的发生，就是由于地租利息收入者，把生产的重要成果吞食去了。这是百分之百的庸俗现象论。马克思早就把他们这种病根指出来了：“庸俗经济学实际不过传教似地，拿那些拘囚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当作这种生产的代理人的人的观念来解释，来系统化，来辩护。所以，庸俗经济学对于经济关系的疏远的现象形态……会特别觉得熟悉，并且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越是为普通的见解所熟悉，这种关系对于它就会越加象是自明的。”^[282]这是我们批判当代任何一派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所必须认识的前提。因为所有那些流派的共同特征，就是丢开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去抓那些经济关系的疏远的现象形态。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主要内容的概括说明^[283]

《资本论》第三卷草稿系完成于1866年，当时银行资本已非常发达。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托，形成金融资本的趋势，正开始显出一些端绪。这一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与企业利润　生息资本”，对于生息资本的性质，其发展与转化，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作了非常详尽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指导我们去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最基本原则。至其中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间的“货币就是资本”和“货币不是资本”的理论斗争的批判，仍是我们今天解析判断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有关这一方面的论争的是非曲直的理论准则。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与企业利润　生息资本”这一长篇，专讲企业利润与生息资本，包括十六个章目。乍看起来，象是头绪纷纭，不易把握，但仔细探索体会，就知道各章是按着严密的逻辑程序展开的。前四章由“生息资本”（第二十一章）到“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态上的外表化”（第二十四章），一般地论述这种资本形态的特质，它和工商业资本的关系及其所生利息如何从利润分割出来，然后再看它俨然脱离商工业机能资本而独立化外表化的现象；这种独立化外表化，在生息资本的特殊形态，银行信用上，有了充分的发展。紧接着就由“信用和虚拟资本”（第二十五章）到“银行资本的各个构成部分”（第二十九章），来说明信用的产生，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以及银行资本如何成为虚拟资本活动的中心；接下去三章（由第三十章到第三十二章）连续讲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意在反复说明一切在生息资本形态上的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即商品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关系；从它们的不同积累规律中，发现前者如何以后者为牺牲，而到头仍不能不受到后者的制约。由于生息资本一般是以借贷的形式，表现为货币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货币资本，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只把它看成是流通手段，有的则特别强调其资本的机能，于是在英国就发生了所谓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论争。马克思在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八章中，分别就这两派的片面性理论进行了批判，而展开他的独创的货币资本学说。除了最后一章关于生息资本的历史论述外，其余自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以下，都是就上述两派围绕着银行立法、银行实务的不同论争而加以说明的。所以，为了论述的便利，下面拟就生息资本一般，银行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关系，以及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理论斗争这几个方面来概括说明。

（一）关于生息资本的一般论述，首先在揭示作为借贷资本来使用的货币，它除了当作货币的使用价值，还有一种当作资本来发生机能的使用价值。这后一使用价值，使它能由借者的生产地使用，把所增殖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报酬，那就是利息。归根到底地说来，利息的来源，无非是剩余价值，是利润的一部分，正如前述的商业的利润一样。但生息资本不但不同于流通过程内的商品资本，也不同于流通过程内的货币资本，从它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公式：

在这里，始点的G（货币）是贷者把它作为生息手段来用的货币资本，第二个G，是借者用来作为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借以增殖价值的货币资本；后面前一个G′，是垫支资产价值的复归加剩余价值的实现，末了一个G′，是原本加利息。这个公式为我们指出了许多有深刻含义的问题：第一，这里作为贷借资本的货币资本，是二重地支出，二重地流回。G—G′是“贷者与借者两方是把同一个货币额，当作资本支出。但只是在后者手里，它才当作资本发生机能”^[284]。后面第一个G′，乃表明“它先是在再生产过程内，流回到机能资本家手里，然后归流还要复演一次，移转到贷者即货币资本家手里”^[285]，那就是最后一个G′。

第二，贷者即货币资本家贷给机能资本家或商工业资本家的G，是一宗可能的资本，后者把它拿来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生产并实现比原资本价值更大的价值，其中包括由贷者借者共同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平均利润。在这种限度内，贷者贷给借者的，无非就是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也就是说，“货币资本家照一定期间，把他对于所贷资本的支配权，让渡于产业资本家时，他就在这个时间内，把货币当作资本的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了”^[286]。

第三，货币资本家把资本的支配权，把它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给了产业资本家，是以分有那种实现了的剩余价值或平均利润为条件。尽管那种条件是由贷借当事人按照资本供需情况，按照通行的金融行情，当作法律事务，在法律形式上去规定的，但作为一个资本家的使用而支付的额数，总和使用这个资本所生的结果，保有一定的比率，即以货币计量的利息率。这个利息率的大小，一般是取决于利润率，取决于总利润在贷者与借者间的分割比例。^[287]

第四，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看到，把总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是由于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而利息率的大小，则是由于这两类资本家间有竞争，货币资本家倾向于多要，产业资本家则倾向于少给，这是很明白的。问题在于总利润分为纯利润或企业利润与利息，原是一种量的分割，到头却表现为质的分割。原因是产业资本家对贷者支付的利息，表现为原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自身的部分，与此相反，属于产业资本家的利润部分即企业利润，“好象纯然是由他用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实行的操作或机能，特别是由他当作产业上或商业上的企业家的机能发生的”^[288]。其结果，尽管来自同一剩余价值来源的企业利润与利息，后者竟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单纯的结果，前者表现为仅仅用资本发生机能的结果，这两者彼此相互独立化，硬化起来，就不但使得社会全部资本全体资本家阶级相应取得一种质的分割的性质，并且使得形成利息的利润部分，好象只是出自资本单纯所有权，出自资本自身，不是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发生联系，而是与货币资本发生联系。于是，

第五，“在再生产过程中，机能资本家代表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与工资劳动者对立；货币资本家，则由机能资本家代表，而参与劳动的剥削。活动的资本家，本来只是当作生产资料的代表，和劳动者对立，来实行他的机能，使劳动者为他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发生机能。但看到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机能与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所有权的对立，这个事实就被人忘记了”^[289]。不但如此，由于这种对立的存在，由于作为企业利润与利息来源的剩余价值，总归是资本自体由再生产过程引出来，还由于前面讲到，利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自体单纯的结果，企业利润则表现为是机能资本家在工商企业上用那种资本来发生机能的单纯结果，这样，就不但利息不与工资劳动相对立，连企业利润也不与工资劳动相对立，以致获得企业利润的产业资本家，就以非资本所有者的身分，只“表现为与资本相分离的机能者，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简单担负者，表现为劳动者，并且正好是表现为工资劳动者”^[290]。在这里，他们把企业利润偷换为监督指挥劳动工资，企图使自己的产业资本家身分，披上工资劳动者的外衣，而绝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和他们所雇佣的大小监督指挥劳动人员的那种监督指挥劳动，那种专门用来加强榨取一般劳动者的特殊的、为马克思所指称的“剥削的劳动”与一般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削的劳动”，完全是两回事。监督指挥劳动在对抗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的机能，是通过它对一般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的加强榨取来表现的。

第六，就在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的企业利润，被看作是劳动工资的同时，它的另一部分即利息，也由它的自始就表现是资本自身所有权的单纯结果，并由于它的占有者不直接参加剥削，而更加向着脱离现实基础的外表化与独立化的形态发展。其结果，“在生息资本上，资本的运动是缩短了；媒介的过程是省略了”^[291]。我们在开始时看到的

“在G—G′上，我们有资本的无概念的形式，有生产关系最高度的颠倒和倒转：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其内，它是当作它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被假定着；货币或商品，和再生产相独立，已经有增殖自己的价值的能力——这是最显著形态上的资本神秘化。”^[292]

生息资本由它完全的公式

已经使人看不清它的来源了；又加上这种资本形态，在近代产业资本发生以前，已经和商业资本一同作为所谓洪水期前的资本形态而存在，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幻觉。马克思其所以对于英国经济学者马希把利息看成是所借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293]，给予以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的评价，其原因就在这里。可是，事实的真相，尽管在十八世纪中叶，就由马希揭示出来了，随着产业资本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特别是银行信用制度，却通过各种虚拟资本形态的活动，使人们对生息资本的本质的认识，又增添了不少障碍。接下去，我们将由生息资本一般，移向它的特殊发展形态的银行资本。

（二）在本书前面第一卷第三章，已经讲到了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机能，在这一卷第四篇第十九章，又讲到货币在产业资本以及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通过各种纯技术的运动（如货币的收付、保管等），独立化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机能，即货币经营资本的机能。不过，上面所讲的货币经营业，在纯粹形态上，是只和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的技术有关的，没有涉及信用制度，尽管银行信用制度，在它的起源上，是和货币经营业有一定的联系的。随着商业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渐通行于生产者与商人间以及商人与商人间的商业信用，他们的相互垫支或汇票流通，乃一步一步地集中到银行方面。同时，一向由货币经营业者为商工业者经营的货币业务，也逐渐由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使他们成为货币资本的实际贷者和借者中间的媒介人，而为货币经营业发展到银行业铺平了道路。这就表明，一方面，真正的银行信用，是以商业信用为基础，而一般的银行业务，又是原来的货币经营业的继续与发展。银行首先表现为贷借资本出纳的总汇。它所支配的贷借资本，一部分是来自工商业者作为准备基金保存的或他们在收付上收进的货币资本，一部分是由货币资本家存进来并委托它贷借出去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准备渐次消费的各种所得储存进来的，而它所给予的信用，则是采取汇票贴现、各种形态的垫支（如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垫支，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银行垫支，特别是以提单、仓库及其他各种关于商品所有权合法证件作抵押的垫支）、存款的透支等等来实行^[294]。单就上述这种借入贷出的活动讲，“一个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者的集中，另一方面又代表借者的集中”^[295]。银行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由这样统一发展起来的信用就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以积极消极两方面来发生作用。从积极方面说，它对于产业各部门间的利润率的均衡化，对于立脚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均衡运动，起了媒介的促进作用；对于各种与货币有关的流通费用，被大大缩减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资本的形态变化，从而再生产过程，因此加速了，那些需要不断在货币形态上存在的准备基金，也相应减少了，尤其是伴随着银行信用发展而出现的股分公司，使得以前只能由政府经营的大规模企业，已经可以采取公司的经营形式了，已经在以社会化的资本形态来与私人企业资本相对立了。在这当中，“信用又使个别资本家或当作一个资本家出现的人，在一定限界内，可以绝对地支配别人的资本和别人的财产，并由此支配别人的劳动。对于社会资本（不是自己所有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对于社会劳动有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有的或公认有的资本，不过还是信用上层建筑的基础。大商业特别是如此”^[296]。在这里，我们已不难看到，信用制度在促进资本主义扩大生产规模和加速流通运动的同时，已经预示了它的反作用或消极破坏的影响。人们早就认识到，在信用的活动上，“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也会便利投机，在许多场合，营业与投机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297]。事实上，“银行业者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然是虚拟的，是由债务要求权（汇票），国债券（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和股票（对于未来收益的凭证）构成”^[298]。银行就是靠了这些虚拟的资本和仅少部分代表现实价值的资本的保证，来反复进行贷款、抵押、贴现等等业务活动，更正确地说，就是来反复进行投机和欺诈的活动。同时，与银行业者打交道的大商工业者，特别在股份制度下，又都是些资本的非所有者，他们不会象那些用自己私有的资本来发生机能的人，知道小心权衡他的业务的限界，结果，信用制度就表现为生产规模过度扩张、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支点，它变成了“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发条——由榨取他人劳动而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和诈欺制度”^[299]。尽管每次的过度的信用，以及由此引起的过度生产与过度商业投机，总是以破局的危机而告终，但经济情况一旦好转，这各方面的过度活动，重又在竞相追逐利得的要求下开展起来。这已经成了一个规律。

（三）现在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狭义的货币资本即在生息资本形态上的货币资本的积累，如果归根结底，不外是对于生产的要求权的积累，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被提出来：其一是，看前者的积累，究在何种程度指示资本的现实积累；其二是，看前者的缺少，又在何种程度指示现实资本的缺少，它与货币自身的缺少、流通手段的缺少是一致的么？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下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真正含义。所谓现实资本就是指着处在再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商品资本与生产资本，即一般商工业资本，而这里的货币资本，并不是产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而是在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我们已在前面讲过，作为生息资本或贷借资本的货币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的、想象的资本。既然如此，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究与现实的商品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积累，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呢？那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前者在一定的程度反映着后者；其次，前者与后者相独立，由银行信用的发展而自我扩大；还有就是前者以后者为牺牲。要说明这些关系，需要就银行信用发生前后的情况，加以比较考察。我们已经知道，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信用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相互给予信用，它依赖资本的归流，清算相互间的债务要求权，而且不排除清算差额现金的支付。这已说明，商业信用的范围，会与产业资本自身的范围一同扩大；这种信用的最高限，是产业资本的最充分使用，它的扩张，是以再生产的扩张为基础。只要归流迟滞，市场充塞，价格下降，以致巨额商品不能卖出，信用缺乏现象，就会发生。在这种限度内，商业信用对于产业资本扩大或收缩的反映，是非常明白的。自银行信用参加进来以后，商工业者相互间的信用，就变得错综复杂，并还逐渐为前者所代替；一切欺诈投机活动就跟着出现了。到了这种场合，贷借资本的积累，就对生产资本的积累，显示为一个独立运动。我们由此就理解到，贷借货币资本上的积累，会在何种程度与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要进一步看信用资本是怎样由货币转化来的：是单纯由货币转化为贷借资本呢？还是由资本或所得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贷借资本呢？很显然，前一转化，是非常简单的，是可以依种种方式与现实资本运动相独立而大大积累起来的，后一种转化，即由资本或所得到货币，再到贷借资本的转化，包含有积极意义，它的积累，是现实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再生产各种要素增加的结果，但不论这两种转化及其积累过程如何不同，各种形态的借贷资本的要求权，最后总要取偿于现实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还可以是以产业资本为牺牲而实行的；在产业资本循环的不同阶段，利息率往往竟能够高到把所有的利润完全吞并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商业的发展，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站在再生产圈外，与商工业资本家相对立的货币资本家、各种证券经纪人、银行业者阶级人数及其所控制的社会物质财富，也会大大增加起来。尽管他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是通过产业资本家来实行的，是第二次的，但是只要有可能，产业资本家总是想尽办法，把他们从各种货币资本家那里受到的“盘剥”，转嫁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且，由过度的信用引起的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商业，以及由此造成的危机与祸害，也主要要由无产阶级来承当。论到这里，我们已不难看到，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理论，不但是完整的、透辟的，并还沿着他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线索，而把它引到一个全新境界。

（四）但是必须指出，马克思在展开他的货币资本理论的说明时，一直在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有关的学说，特别是结合着银行立法、银行业务，对有名的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学说，进行非常生动而深入的批判分析。那可以看作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学说的进一步的阐述。

从资本主义在十六世纪开始的新纪元以来，货币的问题，就一直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提法，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关心着和论争着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不同派别。十六十七世纪，是重商主义——货币主义盛行的时期，当时国民生产大部分，还是封建的，工农业产品还基本上没有变成商品。人们一般只把货币（贵金属）看为绝对财富。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活动，还只限于商业资本的流通活动，而获得货币——贵金属，就成为那种活动的目标。赚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重商主义者素朴地、毫无保留地把这个本质给暴露出来了。

当古典经济学者把考察的对象，由流通方面转到生产方面，他们对于财富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货币的评价，大大地打了折扣，而对于重商主义者那样露骨地暴露资本主义本质，尤其感到不安而厌恶。他们把货币只看作是帮助商品流通的媒介，只是流通手段，因而认为，它不但不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并还认为流通手段太过充溢，只不过是对同量商品给予相应多的估价。有名的休谟的货币流通的三原则，就是当作所谓通货学派的最早的教义而确定下来的。那三个原则是：（1）一国中商品价格决定于该国中存在的金银数量；（2）一国流通中的货币，代表着国内存在的一切商品；（3）如果商品增加，商品价格就降落，货币价值就高涨，如果货币增加，那末，相反，商品的价格就高涨，货币的价值就降落。^[300]他完全是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金银没有内在价值，不是商品，商品在进入流通以前，也没有价格——价值。商品价格的增高或降落，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的数量。

休谟的通货理论或货币数量理论，是十七十八世纪贵金属大量流入，而物价不绝增高的反映。而在这方面作为休谟的继起者李嘉图所面对着的事实，却是纸币的贬值和商品价格的同时高涨。结果，李嘉图就有必要提出新的说明了。而他所坚持的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所费劳动时间的主张，也不容许他完全踏袭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他认为：“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由在其内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决定，不过要在货币的量与待交换的商品的量和价格保持恰当比例的限度以内才是如此。如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它的价值就会下降，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如货币量下降到这个恰当的比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上涨，商品价格就会下降——假设一切其他的事情不变。在第一个场合，有过剩的金的国家，将会把它的落在它的价值以下的金输出，而输入商品；在第二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被估价在它的价值以上的国家，而估价过低的商品就会由该国输往它能够获得正常价格的别的市场去。”^[301]这说明，货币（金属货币）并不象休谟所认定的那样，在加入流通过程以前无价值，而是它的原来的价值，会在流通中遇到的商品量有多有少，其价格有大有小，因而成为更小或更大的价值记号。由于流通的银行券，是可以兑现的，它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格是一致的，它就会分有金属货币的同一命运。以致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全部通货的价值，会同样受到引起金属货币价值变动的上述法则的支配。这里且不忙指出李嘉图的这个关于通货理论的错误在哪里，先要说明的，是这个理论，简直被所谓通货学派奉为经典，为他们用来与银行学派作斗争的理论武器。作为李嘉图的大弟子，且是大银行家的欧维斯坦一流人物，就是把这个理论拿来作为支持庇尔爵士1844年和1845年银行立法的基本原则。可以说，1844年银行立法，不但是李嘉图通货理论的实践，并还是那个学说的考验。那个立法的主要内容是：全国的银行券发行，逐渐集中到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一个银行部，以便相互监督；发行部发行的银行券，在1400万镑以下，以有价证券——其中最大部分为政府债券——为担保，这以上每发一镑的银行券，须有值一镑的金准备，即要有完全的担保；银行部为了信贷业务要在1400万镑总额以上从发行部取得一镑银行券，就须拿出一镑与它交换的黄金。据说，根据这个作法，银行券的发行将受到限制，由通货过多过少引起的物价波动，就可以减少，商业循环的危机就可以防止。事实上，除了英格兰银行由垄断控制发行，得到了大大提高利息率的好处外，银行划分两个部分，使它不能机动适应客观需要，正好造成了加速加深危机的结果。1844年银行法实行不久后的破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李嘉图的通货理论的脆弱点。他按照休谟以来的传统，只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他把一个国家所有的黄金（一部分白银），都看成是铸币；他还认为适用于铸币的流通法则，完全适用于可以兑现的纸币，因而，过充的流通手段的减值，“不是指纸币与金相比的减值，而是指金和纸币合起来看的减值，是指一国流通手段的总量的减值”^[302]。这就把流通手段以外的一切货币机能都抹煞了，把金的现存量与铸币的流通量混淆了，把铸币流通法则与纸币流通法则混为一谈了。

李嘉图的通货学说的片面性，早就为反对他们的银行学派所责难，但由于他们走到另一个片面去了，始终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杜克和富拉吞等人。他们的代表意见，是把货币看成资本，把货币区分为流通手段与资本；认为在商人与消费者间当作所得流通的是货币，而在商人与商人间作为支付工具的则是资本；输出的金显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作为支付手段，而是资本。他们的这个不同于通货学派的看法，使得他们在实践上也有不同的主张。不论是杜克还是其他银行学派人物，都把金输出看成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事，他们举出了许多由金输出招致危机的例子。在这点上，他们简直是重商主义的信徒。但不输出金，是不是要用它作为发行的准备呢？不是的，他们和通货派相反，不认为发行要有充分准备；在他们看来，银行要受到限制的，不是在发行上，而是在信用上，只要没有过度的信用，就不致要求过度的发行。他们相信“任何银行都不能超过公众需要所决定的数额来发行它的银行券”^[303]。单就这方面讲，他们还象是比较言之成理的。可是作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的流通手段与资本的区别，却经不起推敲。他们不就货币与资本来考虑，而就货币的一种机能——流通手段与资本来考虑，而没有理解到，“把流通当作所得的流通和当作资本流通间的区别，转化为流通手段和资本的区别，是一种完全的颠倒”^[304]。事实上，“当作支付手段的货币和当作购买手段（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区别，是一种属于货币自身的区别；不是货币与资本间的区别”^[305]。而且，货币并不因为它采取了资本形态，就改变了它本身的这样那样的机能。当机能资本家把借来的货币，当作资本支出，去购买生产资料或支付工资时，人们并不能因为它已采取资本形态，就不再有购买手段支付手段的机能。从这里，我们看到银行学派关于资本概念，是非常混乱的。他们不但没有把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区别开，也没有把用作机能资本的货币资本与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区别开。结果，就认为他们用作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生产资本是同一性质的东西。金的输出，作为他们的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的输出，就被看成是资本的输出。马克思说：“象启蒙经济学坚决地企图把货币看为不是资本一样，这种银行家的经济学是坚决地认为货币事实上是最突出意义上的资本。”^[306]

可是，这种看来象是不易调和的意见，一到危机来临的金融紧急关头，就不一样了，但这时改变主意的，不是银行学派，而是通货学派。“启蒙经济学者在它专门地考察‘资本’时，是以最轻蔑的眼光来看待金和银，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事实上最不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态。但一讨论到银行制度，那就一切都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最突出意义上的资本。”^[307]事实上，“杜克和欧维斯坦双方都承认，为了要在紧急时期保持金属的基础，让现实的财富忍受最大的牺牲，是必要的。争点不过旋转在加号还是减号上面；所争的，只是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应该以更合理的还是以更不合理的方法去应付”^[308]。这里所谓不可避免的事，就是指着“一旦信用动摇——这个阶段，在近代产业的循环中总是必然会出现的——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必须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为金和银”^[309]。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由货币制度向信用制度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只要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由信用制度帮同造成的周期危机，也就会不断突然地要使信用制度逆转到货币制度。不论是通货学派，还是银行学派，都不能就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去理解货币制度与信用制度的本质及其转变过程，去分辨货币与资本的区别及其形态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能不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理论上留下许多漏洞和矛盾，到了金融资本统治的当代，一味以辩护为能事的庸俗经济学者，就更没有希望从本质上去理解这种问题了。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篇“各种所得和它们的来源”的概括说明^[310]

这一篇是紧接着上面各种具体分配形态来讲的，可以视为是这一卷的综合结论。但作者在讲述各种所得的来源时，回顾到了第一卷、第二卷的最基本的内容，最后才归结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归结到由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养活全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那种阶级关系。所以，这一篇，又可以说是对全书的总结。

这一篇讲到：三位一体公式，生产过程的分析，竞争的假象，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阶级。乍然一看，似乎断简残篇，其内在联系，也不大容易把握。但恩格斯在编者序言中指出，这一篇的初稿，是马克思完全写好了的，最后一章只开了一个头没有写下去，乃因马克思有一个写作习惯，总希望在最后编好付印时，把最新的最现实的材料加进去。^[311]讲到这几章的逻辑程序，大体上是这样展开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间最流行的也最庸俗的分配程序；这个分配理论包含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需要就包括各种分配形态的总再生产过程予以揭露和分析；而在进行那种揭露与分析时又必须根据竞争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以消除由它所由产生的各种颠倒错乱的假象。由是归结到分配关系受决定于生产关系；到这里我们才深切了解，所谓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劳动者阶级、地主阶级），分别依不同的所有者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单纯劳力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获得不同所得（利润、工资、地租），在实质上究是怎么一回事。

在说到三位一体时，马克思首先就这个公式包含的三个分组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的来源，即资本、劳动、土地三者的不同性质和没有共同点，来说明它们不可能成为综合在一起的命题；然后再就它们的产物即利润（或利息）、工资、地租三者属于同一价值的范围，来论究它们是通过怎样认识过程，而达到这个最庸俗最荒谬的理解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公式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里面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就是表现在剩余价值形态上，假使把这个公式中的第一个分组资本——利润，掉换成资本——利息，那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五篇谈到的生息资本公式G－G′，由货币到更多的货币，那末，剩余价值的痕迹，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但首先要问，列在这个公式中的资本、劳动、土地这三个因素，它有什么共同点呢？资本不是任何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劳动就它本身来看，一般地说，是并不存在的一个抽象，如说它是指着人的生产活动，它就不仅脱弃了一切社会形态和性质的规定性，并且只有作单纯的自然存在物，与社会相独立；至于土地，它其实就是无机的自然自身，是地球的一个片段，这“逐年可以利用的财富的所谓源泉，是属于绝不相同的各个领域，彼此间没有任何类似的地方。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和证人手续费，人参，和音乐相互间的关系有点相象”^[312]。如果说，资本是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劳动与土地则是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要素，是为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就是把这个三位一体公式表现为资本——利息，工资劳动——劳动工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地租，那至多也只能使它在社会形态上一致起来，若把它们归属到价值的范围内来说明，就矛盾百出了。资本——利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中介的无概念无内容的不能理解的公式；劳动——工资（劳动的价格），自始就是在价值概念上相矛盾的；土地所有权——地租，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不合理的，一方是一个使用价值，一个物，他方则是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剩余价值，土地怎样会创造它自己的生产物中的那个特殊的形式地租的价值部分呢？可是，“不管这各种关系在其他各点上表现得怎样不同，它们总还是有这个同点：资本逐年为资本家提供利润，土地逐年为地主提供地租，劳动力——在正常的关系下，并且在它依然是可以使用的劳动力的时候——逐年为劳动者提供工资。……它们好象是一株或宁可说三株长生树的可以逐年供人消费的果实，它们形成三个阶级的年所得，即资本家、地主和劳动者的年所得。这各种所得，是由机能资本家，当作剩余劳动的直接榨取者和劳动一般的使用者，来分配的”^[313]。尽管这种分配，是把年生产物的总价值物当作前提，是把对象化的社会劳动作为前提，但在剩余生产的代理人看来，资本、土地私有权和劳动，总是三个不同的互相独立的源泉；地租、利润、工资，就好象分别是由土地，由生产资料，由劳动在简单劳动过程所起的作用发生的。这显然是一种颠倒。“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的范畴，它的决定的生产关系）上面，这个怪诞的和颠倒的世界还更发展得多。当我们首先考察直接生产过程内的资本，把它视为剩余劳动的吸收器时，这种关系还是极简单的，现实的联系会闯进这个过程的担负者，资本家心中，并且还是在他们的意识内。关于劳动日界限的激烈的斗争，适切地证明了这一点。但甚至在这个非间接的领域内，在劳动和资本间这个直接过程的领域内，事情也不会停留在这样简单的地位。跟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会跟着发展——这各种生产力和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内的社会联系，都好象由劳动移到资本上面来了。由此，资本已经取得一个极神秘的性质，因为劳动全部的社会生产力，都象不是劳动本身所有，而是资本所有，是由资本自己胎里生出的力量。”^[314]讲到这里，马克思接着就第二卷所讲的流通过程如何插进来，还就第三卷所讲的资本的均衡化过程，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过程如何插进来，使得对象化的社会劳动，即社会总价值与各种所得间的关系，显得非常神秘、疏远、颠倒错乱、不可理喻的情形，作了说明。当企业利润采取工资形态，生息资本变成资本本身，地租成为土地这个自然要素的产物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与其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混而为一的过程是完成了”^[315]。我们在经济三位一体中，看到了资产阶级庸俗学的最集中的表现。对于这个被看成是相互独立而又颠倒错乱的世界，古典经济学曾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去求得统一的理解：“它把利息还原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还原为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让二者在剩余价值内合而为一；因为它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并在直接生产过程内，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还原为劳动。”^[316]在这点上，古典经济学确实有伟大的功绩。但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它的说明，是不可能不陷于不彻底、矛盾和半途而废的状况中的。马克思接着就通过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价值的分析，来指出它发生错误的关键所在。

生产过程的那一章，就是对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价值进行分析。前面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原来只是讨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问题，但那里是从流通的角度出发，而这里则是从分配的角度出发；那里在说到各种价值成分时止于讲剩余价值，但尚不曾具体地说明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利润，尤其是没有涉及它的各种具体形态：企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在这一卷前面既分别就这些问题作了交代，这里已经有必要把它们包括在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价值的分析中来进一步予以说明了。一个商品的价值，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剩余价值。其中剩余价值又分为它的各种转化形态：平均利润加地租或者企业利润加利息加地租。这就个别商品的价值说是如此，就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的价值说，也是如此。但如我们在第二卷第三篇说及前人关于总再生产问题的看法时，曾指出所谓亚当·斯密教条的错误，那个教条只承认个别商品价值分解为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至于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价值，则认为那是等于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或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而不变资本，只不过是“商品价值一个外表上的要素，会在总联系中消灭”^[317]。这个教条，包含着并且会引出一系列的错误。并且“这个错误，自亚当·斯密以来，就贯穿着全部政治经济学”^[318]。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如果只表现为工资、利润加地租这三种所得之和，而没有不变资本价值这个因素包含在内，这讲得通么？马克思曾在第二卷第三篇有关场所予以批判分析，这里更结合所得问题，综合地讲到了其中的原因：首先说明，那是由于不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本关系，不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从而也是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榨取，就是把不变资本要素或生产资料作为手段；他把货币资本多少用在生产资料上，多少用在劳动力上，就是看那种比例是否最大可能的榨取剩余劳动。怎么能从商品的总价值中，把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要素除外呢？其次说明，那是由于不了解劳动的两重作用，不了解它在加入新价值时，怎样在新形态上保存旧价值，而不是把这个价值新生产出来。这一点，可能对于那个错误教条的产生，有着决定的意义。再次说明，那是没有从总资本运动的观点，去理解再生产过程的联系；在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中，不只要求各种价值成分得到补偿，并还要求各种价值成分所由体现的物质要素在自然形态上进行更替。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排除掉不变资本价值，虽然象是省去了有关这一方面的补偿更替的麻烦，但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还有，总产品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加地租的错觉，无疑受到了资本与所得的暧昧关系的影响，即这两个牢固范畴的规定性会相互交换，并变更它们的位置。比如，资本产生所得，所得没有消费的部分，又成为资本；又如有的商品的生产，在一年内要通过一些不同阶级，毛线在一个阶段，形成不变资本的部分，毛织品则在另一个阶段，供个人消费，完全加在所得内；又如在总再生产过程中，Ⅰ部类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所得，在价值和物质两方面，补偿替换Ⅱ部类资本家的不变资本……诸如此类的经验事实，会使得人们有这种印象：对一个人为所得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是资本；资本与所得的区别，从个别资本家观点看，又是相对的，而从总生产过程的观点看，则会归于消失。最后，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由剩余价值到各种所得形态的转化，都在转化过程中插入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极容易使人忘记“商品的价值是基础；这个商品价值会分成各个特殊的成分，这各种价值成分会发展为各种所得形态，转化为不同各种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对这些个别价值成分的关系，并依照一定的范畴和名义分配在这些所有者间这一个事实，一点也不会影响价值的决定和价值决定的法则自身”^[319]。一个社会的总生产物或马克思所称的总收益，就是等于各种形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加利润和地租借以表现的剩余生产物的物质要素。在总生产物价值中，除去垫支的并且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所借以补偿的价值部分，就是总所得，即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而在总所得中除去以可变资本名义支给劳动者的工资，剩下的才是属于资本家与地主的纯所得，即由剩余价值转化来的利润与地租。然而，对于总收益、总所得、纯所得的这种科学的区别和理解，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是很难想通的。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剩余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可是，在理论上，他们却自欺欺人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增进所谓国富或国民所得（工资加利润加地租）。围绕着所得问题在价值论上从而在分配论上引起的种种混乱，有许多正是从这里出发的。由于他们不敢正视这个总所得与纯所得的本质关系，遂不惜为逃避困难，而在理论上大兜其圈子，最富有特征的表现，是一面认定商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一面又不自觉其矛盾地认定工资加利润加地租构成商品价值。设使把不变资本从商品价值中除去的做法，放在一边，那就无异是说，价值是各种所得的来源，同时各种所得又是价值的来源。后面这种颠倒，被竞争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了，所以马克思接下去再从商品的价值是基础这个原则出发，来全面清理一下由竞争在其中所造成的假象与混乱。

在竞争的假象这一章中，马克思为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为剩余价值到各种所得形态的转化，按照现实的经济关系，设定了它们在转化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科学的限界，这就使一切假象与诡辩，没有逃避躲闪的余地。就社会总资本的生产物的价值，除去在转化中不发生影响的不变资本部分来说，其余价值部分转化为各种所得形态，受着下述一系列经济关系的制约。首先，就依价值（除去不变资本）分配为各种所得而论，马克思是这样指示我们的：“逐年由新加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部分上面去的价值，会分化并分解为不同的所得形态，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但这种分化和分解不会改变价值自身的限界，不会变更分归这些不同范畴的价值总和；和这些个别部分相互间的比例的变化不能变更它们的总和，不能变更这个已定的价值额一样。”^[320]那就表明，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额，商品各价值部分的总和的绝对限界，是已经被确定了的；就个别的范畴（工资、利润和地租）自身说，它们的平均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限界，也是已经被确定了的。再就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关系说，剩余价值的正常状态，自始就是以一个与劳动力价值相当的工资作为前提，“如果劳动者再生产其工资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日部分，在他的工资的物理的最低限度上，有它的最后限界，劳动日的别一部分，即代表他的剩余劳动的部分，或表示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就在劳动日的物理最高限界上，那就是，在劳动者在他的劳动力得以保存和再生产的情况下，每日一般可以拿出的劳动时间总量上，有它的限界”^[321]。而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在这个工资的物理的最低限界与劳动日的物理的最高限界之间，由劳动者间、资本家间的竞争所形成并由它来调节一般工资的水平。“在每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量。因此，其他各种所得全体的价值，就有一个限界了。”^[322]剩余价值本身的限界，既以工资为基础，受到工资的制约，它分割成的两个部分：平均利润与地租，首先就受到剩余价值本身大小的制约；“平均利润加地租的总和，在它的正常形态下，也从来不能比总剩余价值大，虽然可以比总剩余价值小”^[323]。并且，“象新加的并且一般地分解为所得的商品价值，会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比例上，遇到一定的起调节作用的限界一样，剩余价值自身分为利润和地租的分割，也会在那种规定利润率的均衡的法则上，遇到限界。在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分割上，平均利润自身就是二者合计的限界，它会供给一定的价值量，它们就是分割这个，也只能分割这个”^[324]。总起来说，商品价值（舍弃去了不变资本）按照这样的序列分解下去：

都一层一层地有它的量的限界与规制，在由价值到生产价格，到它分解的各种所得转化中，由竞争引起的变动，引起的工资价值、利润率、地租率的变动，总只能在新创造的确定的商品价值所划定的限界内进行。尽管这些价值分解成的各种成分的“确定的分割比例是偶然的，完全由竞争关系决定”^[325]；“只有在地租是以独占价格为基础的时候，方才会发生一个例外。但这个唯一的例外，不会改变法则自身，不过使研究更为复杂”^[326]。事实上，“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不取消利润的限界，而仅仅改变它在社会资本由以构成的不同各个特殊资本间的分配，比例于它们在这个总资本内所占的价值部分，均等地把它分配在它们之间。市场价格会提高到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以上，或下降到它之下，但这各种变动会相互抵消。如果考察较长时期的物价表，把商品现实价值因劳动生产力变动而发生变化的场合，及生产过程由自然的或社会的意外事故而受到扰乱的场合除开不说，我们看见：（1）这各种差异的比较狭隘的限界；（2）它们的均衡的规律性，不免会觉得惊异”^[327]。市场价格的变动，是和劳动工资、利润率地租率的变动有密切关联的，这个完全受竞争支配的领域，从长期考察起来，其变动的差异既是那样狭，而其均衡规律性又是那样强，足见由竞争在各种所得分配方面引起的变动，只要肯从“商品价值是基础”这个原则出发，一切呈在所得问题上的假象和错觉，是不难得到廓清的。

在所得问题或有关各种所得的分配问题的考察上，贯彻价值——剩余价值原理，一定要归结到分配关系从属于生产关系这个大命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始就以它具有这样两种特征，来和一切其他的生产方式相区别：其一是，它不只是把它的生产物当作商品来生产，并当作资本生产物来生产；其二是，它是把剩余价值，当作直接的目的和决定的动机。这种商品生产的主体是资本家，他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来生产商品，生产资本生产物，就是为了要由此实现剩余价值。这样，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包含生产资料价值或不变资本价值，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价值，再加剩余价值。由于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强制工资劳动者在劳动力价值以上支出劳动力的结果，分配的过程，就是第二次的，先是年生产物价值分割为工资或劳动力价值与剩余劳动，然后才是剩余价值分割为利润（企业利润和利息）和地租。这也正是马克思要在第一卷讲生产过程时讨论工资，在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讨论其他分配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把各种所得形态不加区别的混同起来，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在掩盖剥削的实质。事实上，逐年新加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中的价值在工资、利润、地租诸所得形态间进行分配以前，已经有表现土地私有权与劳动手段占有权上的分配作为前提。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从属于生产关系并与生产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尽管一直都强调资本主义是合理的自然的制度，说它的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一样是合理的、自然的。但等到各种残存的旧社会遗制，都被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和消除以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不自然的性质，才开始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未完全失去“科学研究的良心”的经济学者所承认，但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他们的观点，总只能是片面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不自然的地方，只限于分配方面，并且那种“更进步的，更批判的意识，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不过同时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自身有不变的，由人类本性发生的，从而与一切历史发展相独立的性质”^[328]。其实，分配关系不过表示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的但不把生产关系也这样看的见解，从一方面说，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批判，但仍然拘守在其内的见解”^[329]。

不能从生产关系来看分配关系，就不能正确地由商品价值关系来看各种所得的形态，结果，对于由工资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形成的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就以为他们分别是以单纯劳动力、资本与土地，为他们的所得，工资、利润、地租的来源。这样一来，“当作这样的所得，不是联系于那种当作它们的源泉的商品价值，而是联系于那些当作它们的源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要素”^[330]。其结果，就使得人们在社会各阶级的所得问题上将发生这样的错觉：“最初一看，好象就是所得和所得源泉的同一性。三个大的社会集团，其构成要素，形成它们的个人，是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靠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他们的资本的价值增殖，和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的价值增殖来生活。”^[331]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心目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观。既然资本家阶级的所得，是靠“资本的价值增殖”；地主阶级的所得，是靠“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增殖”；劳动阶级的所得，是靠“劳动力的价值增殖”，那就是谁也没剥削谁，那就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资本家与地主）完全是由劳动者阶级的剩余劳动养活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相反了。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新建设》1953年第3期。——编者注

[2]吴黎平译：《反杜林论》，三联书店版，第19页。

[3]吴黎平译：《反杜林论》，三联书店版，第19页。

[4]《资本论》第1卷，原著者初版序。

[5]参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第7页。

[6]郭大力译：《〈资本论〉通讯集》，第1页。

[7]1831年法国里昂曾发生第一次工人暴动，曾一度占领里昂市；1834—1846年英国第一次的工人运动和宪章运动，达到很广泛的规模。

[8]参见《列宁主义问题》，第31～32页。

[9]参见《列宁文选》第1卷，第46～47页。

[10]参见《计划经济论文选》第3辑，第111页。

[11]参见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71～74页。

[12]当马克思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曾表示：这颗炸弹对于资产阶级的头脑来说，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

[13]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1953年6月10日，并收录王亚南《政治经济学论文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本文根据《政治经济学论文选集》排版。——编者注

[14]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5]参照《批判》郭译本导论第25页。

[16]《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第10页。

[17]见《资本论》法文译本序与跋。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第36页。

[19]《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第13页。

[20]《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第14页。

[21]《〈资本论〉通信集》中译本，第10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原著的初版序。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译本序与跋。编者注：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读书出版社1938.8.31沪初版，第10页，“原著者第二版跋”。

[24]《马恩通信集》中译本，第12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原著者序言中译本，第10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第759页。

[27]本文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2期。——编者注

[28]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版，第22页。

[29]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莫斯科中文版，第27页。

[30]参见伦第著：《现代世界民主运动史纲》（中文本），三联书店版，第92～93页。

[31]马克思对《普鲁士工人、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短评，转引自依·普列依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革命道路的开始》，《学习译丛》1955年第6号，第93页。

[32]马克思对《普鲁士工人、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短评，转引自依·普列依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革命道路的开始》，《学习译丛》1955年第6号，第93页。

[33]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952年柏林狄兹版，第356～357页。

[3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6页。

[35]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0～21页。

[3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1页。

[37]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译本，解放社版，第46页。

[38]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43页。

[39]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72页。

[40]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9页。

[41]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9页。

[42]乌·卡尔普申：《马克思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见《学习译丛》1955年第9号，第85页。

[43]乌·卡尔普申：《马克思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见《学习译丛》1955年第9号，第89页。

[44]《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45]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6页。

[46]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8页。

[47]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8页。

[48]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46页。

[49]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9页。

[50]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9页。

[51]德国反动哲学家施本格勒认为工人阶级是微末不足道的，站在历史之外、文化之外。（参见《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第139页）事实上施本格勒这个说法，不过是把资产阶级及其学者们轻蔑劳动人民的态度，露骨地表达出来罢了。

[52]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47页。

[53]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47页。

[54]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48页。

[55]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9页。

[56]乌·卡尔普申：《马克思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见《学习译丛》1955年9月号，第88页。

[57]马克思：《哲学之贫困》中译本，解放社版，第145页。

[58]马克思：《哲学之贫困》中译本，解放社版，第145页。

[59]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52页。

[6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6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版，第14～16页。

[6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版，第16～17页。

[6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第三版，第1065页。

[6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第1页。

[65]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初版序，第3页。

[66]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初版序，第2页。

[67]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第二版跋，第16页。

[6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第169页。

[6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第162页。

[7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人民出版社版中译版，第162页。

[71]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51页。

[72]恩格斯：《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51页。

[73]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7页。

[74]见恩格斯：《马克思著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79页。

[75]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59年第12期，系《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系列论文的第二篇，收录本卷时标题略有调整。《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一）——〈资本论〉是怎样一部关系人类命运的伟大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发在《〈资本论〉研究》“《资本论》是一部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著作”中，见本卷第182～192页。——编者注

[76]“英译本第1卷编者序”，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27页。

[7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7页。

[78]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0年第1期，系《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系列论文的第三篇，前二篇系列论文见本卷第182～192页，第426～431页。——编者注

[7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4页。

[8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

[81]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编者注

[82]《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第13页。

[83]我们一般对辩证逻辑和辩证方法，都混称为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辩证逻辑是用“Dialektik”这个字，讲辩证方法是用“Dialektische methode”这个字。在本文中，我把它们这样区别开了。

[84]《资本论》第1卷，第18页。

[85]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9页。

[8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4～16页。

[8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6～17页。

[8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3页。

[8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7页。

[9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2页。

[91]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9页。

[92]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9页。

[93]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4页。

[94]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4页。

[9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2页。

[9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7页。

[97]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1页。

[98]本文原载于《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编者注

[99]《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重点号系引者加。

[10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3页。

[101]本文分上下期分别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0年第2、5期，在收录本卷时标题略有调整。——编者注

[10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10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0页。

[10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9页。

[10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笫5页。

[10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9页。

[10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07页。

[10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01～102页。

[10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09页。

[1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0页。

[11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0～431页。

[11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1页。

[11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28页。

[11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82页。

[1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6页。

[1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157页。

[1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第3页。

[1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附录第1211页。

[1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附录第1202页。

[120]本文分上下期分别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0年第6、7期，在收录本卷时标题略有调整。——编者注

[121]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7～178页。

[122]《哲学的贫困》，1884年恩格斯序言，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12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0页。

[1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序言第1页。

[12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0页。

[12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序言第2～3页。

[127]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页。

[1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3页。

[1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2页。

[1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134页。

[13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78页。

[1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1页。

[133]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96页。

[134]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99页。

[135]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99页。

[1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5页。

[1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5页。

[13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9页。

[13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页。

[1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4页。

[14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6页。

[14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4～15页。

[14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0～181页。

[14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页。

[1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7页。

[14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页。

[1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5～306页。

[1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5～296页。

[149]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0年第9期。——编者注

[150]恩格斯：《论〈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01页。

[151]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页。

[152]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页。

[1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8页。

[15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13页。

[155]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

[15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170页。

[157]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4页。

[158]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4页。

[159]博洽德：《通俗资本论》，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1～2页。

[160]本文分上下期分别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1、2期，系“《资本论》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上）”的下篇，在收录本卷时标题略有调整。——编者注

[16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0页。

[16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1页。

[163]《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2页。

[164]《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

[16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166]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114页。

[167]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114页。

[168]《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123页。

[169]《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170]《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171]《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页。

[172]《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页。

[173]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3页。

[174]《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2～153页。

[175]《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3页。

[176]《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页。

[17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7～998页。

[17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1页。

[179]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页。

[180]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18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18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9页。

[18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8页。

[18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8页。

[185]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186]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18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6页。

[18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6页。

[18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7页。

[19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8页。

[19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8～969页。

[19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8页。

[19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

[194]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2页。

[195]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7页。

[196]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6页。

[197]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7页。

[19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2页。

[199]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0页。

[200]转引自《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8页。

[20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4页。

[20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4页。

[20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1页。

[20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5～806页。

[20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4页。

[206]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279页。

[207]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9～280页。

[20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6页。

[209]原载于《〈资本论〉讲座》（第一册）（王亚南、袁镇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版。

[2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页。

[211]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9页。

[212]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页。

[2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6页。

[214]原载于《〈资本论〉讲座》（第一册）（王亚南、袁镇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版。

[21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页。

[2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3页。

[2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3页。

[2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4页。

[2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4页。

[2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4～5页。

[2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20页。

[2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8～9页。

[2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9～10页。

[2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1页。

[2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2页。

[226]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5页。

[2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8页。

[2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8页。

[22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4页。

[2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5页。

[23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5页。

[2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5页。

[2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5页。

[2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6页。

[23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6页。

[23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序第16～17页。

[237]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2～3期。

[23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75页。

[23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3页。

[2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第2页。

[24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27页。

[242]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第1005页。

[243]本文分上中下分别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6、7、8期，在收录本卷时标题略有调整。——编者注

[24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9页。

[24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1页。

[24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01页。

[24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19页。

[24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0页。

[24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0～431页。

[25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笫432页。

[25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15页。

[25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0～431页。

[25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28页。

[25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82页。

[25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83页。

[25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89页。

[25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86页。

[25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1页。

[25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75～176页。

[260]英译本《资本论》第1卷编者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0页。

[26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78页。

[26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77～378页。

[26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

[26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73页。

[265]关于第一卷第二卷，作者都是先就它们的内容，作了提要说明之后，再讲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哪些问题。由于第三卷牵涉面广，论点多，内容提要讲得较长，将披露在即将刊印的《〈资本论〉研究——〈资本论〉的学与用》专书中，这里只把其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的说明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10月。——编者注

[26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页。

[26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3～334页。

[26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84页。

[26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84页。

[270]恩格斯1895年给阿德勒的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213页。

[27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编者序，第13页。

[27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页。

[273]恩格斯1885年给丹尼尔孙的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209页。

[274]恩格斯1885年给丹尼尔孙的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209页。

[27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58～559页。

[27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59～560页。

[27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62页。

[27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83页。

[279]典型的例子。见美国凯尔索和阿德勒两教授于1958年出版的《资本家宣言》。

[28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69页。

[28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89页。

[28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69～1070页。

[283]本文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5年第1期，原文署名：王真。——编者注

[28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28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

[28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28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28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8页。

[28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7～478页。

[290]《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9～480页。

[29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5页。

[29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4页。

[29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2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0页。

[29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页。

[29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0页。

[29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页。

[29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

[29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3页。

[300]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页。

[30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页。

[30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8页。

[30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页。

[30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9页。

[30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0页。

[30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5页。这里所谓启蒙经济学是指休谟一流人物的通货理论。

[30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3页。

[30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2页。

[30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3页。

[310]本文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6年第1期，原文署名：王真。——编者注

[3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人民出版社，第8页。

[3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66页。

[3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75～1076页。

[3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82～1083页。

[3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87页。

[3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87页。

[3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07页。

[3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96页。

[3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08页。

[3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5页。

[3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6页。

[3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6页。

[3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91页。

[3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9页。

[32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9页。

[3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1页。

[3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27～1128页。

[32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50页。

[32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57页。

[3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08页。

[33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