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面讲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观的设想，是通过《资本论》的实践，而成为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真理的。我们知道，唯物史观公式只不过是指示了研究社会辩证发展的几个极关重要的基本原则，要运用这些原则来全面地并且是在发展过程中研究现实社会，特别是研究商品生产有了高度发展的，因而也是极其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有一序列待处理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马克思正好是面对着这一序列问题并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序列的问题，才使他所研究分析的结果，在《资本论》中作为一个完整的辩证逻辑体系呈现出来。

不难了解，现实社会的辩证发展关系，只有在研究上运用了辩证的方法，才能把它在观念上再现出来。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力言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作为一个最高的方法原则，辩证法首先要求抓住所研究对象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和特点，要求抓住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要求抓住它内在的最本质的必然联系和矛盾，而由是来揭露它的整个运动规律或由发生、存在、发展以至灭亡的全过程。从我们前面论述到的《资本论》的总结构，就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进行这个工作的。他始终在掌握运用他自己及恩格斯分别在不同场合所作的几个有关方法论的提示，来展开他的说明。那些提示，严格地说，不外就是占有大量材料，运用抽象力，找典型，抓特点，分清主从关系和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联系，依照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方法，作着辩证的叙述。

这里打算就下面几点来展开说明：

首先，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按照唯物主义的要求，都是必须从占有大量的丰富的实际材料乃至有关的思想材料出发的。这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但自然科学的“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时，要在它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128]。在社会科学方面，做实验是做不到的，为了选定表现较成熟较典型的形态，并为了使主要形态的分析不受次要形态的因素的搅扰影响，必须大大地运用抽象力，他认为“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药，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129]。他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比较成熟发展的典型，把英国作为他展开理论说明的主要例解；更进一步从英国大大发展了的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找到它的最本质的特点，从而在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中找到它的最基本的关系和根本矛盾。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雇佣劳动生产并出卖商品，赚取利润；利润是来自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说：“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标记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当作生产的绝对目的和决定的动机。”^[130]他又说，“资本家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增殖，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法则”^[131]。这个明如观火的事实，每日每时千百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对其他一切社会表现的不同特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能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始终不能或不敢认真面对着这个事实，他们或者是回避它，或者是掩饰它，或者是歪曲它。马克思正好是从这里出发，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132]，并把他的政治经济学大著题称为《资本论》。这样把资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纲，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尚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采取的所谓四分主义和他们强调把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结成的三位一体公式，就被彻底粉碎而显得是仅在表面罗列现象，没有反映内在有机联系的杂拌了。只要把这个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把握住了，就不难了解它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人们在资本生产中，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所结成的关系，即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结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社会的最根本的矛盾所在。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这种特点，这种关系，这种矛盾，不仅在研究上为极其错综复杂的表象所掩蔽着，并且还笼罩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大量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尘雾中。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自始就是用流通上乃至分配上的虚假现象来混淆视听，颠倒是非。马克思以资本为纲，开始暂时抽象去容易引起错觉的流通过程和分配关系，分别把它们放在第二卷第三卷讨论，只在第一卷专讲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虽然也讲到和直接生产过程有极密切联系的流通和分配关系，如劳动力的买卖、工资形态……）；等到在这个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彻底摸清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底，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明确了作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无非就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结成的关系，无非就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对抗关系，然后再回转头来，在第二卷讲流通过程，讲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这样，我们就非常明了，无论因着市场需给关系的变动，价格的变动，剩余价值能否实现，或能在何种程度实现，都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劳动者阶级总归是被剥削了。至于剥削的果实，在他们资产阶级之间，在企业资本家、商业家、银行家、地主之间怎样通过必死竞争进行分配，那是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的基础上，由第三卷讨论的问题，在那里，一切隐蔽在背后的东西，开始抛头露面了，一切在前面为了说明的方便被抽象去了的东西，又现出原形了；各种具体的资本形态，各种类型的资本家，各种各色的利得，都分别恢复了它们在现实中的本来面貌；我们又回到五光十色的“天下人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现实社会了；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人们在这里虽然已不再多谈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了，向各种形态的利得分解了，但利润的来源被揭露了，它产生的许多中间曲折环节被重新规定了，它的内容丰富得多、具体得多了，不再是躲躲闪闪、不易被识破被捉摸的幽灵了。资产阶级长期多方隐秘起来讳疾忌医的疮疤，就这样被暴露出来。事实上，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在总体布局方面高度运用了抽象力，加强了他的研究结论的科学系统性，而同时也表明，他对于每种经济关系，每个经济范畴，也无往而不尽可能地应用这个科学抽象分析的法宝，来使他的说明更臻于完善和严密。这是每个《资本论》的读者都能体会到的。

其次，当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揭露出来的，是通过体现着那种生活之各别不同方面的经济关系或其概念范畴探索出来的，那么，马克思在作着上述那种揭露工作的当中，显然已经就那些经济关系和范畴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对其他社会事象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矛盾的关系，作了恰如其分的正确处理；有任何一个关键或环节被遗脱了，或者把它的作用夸大或缩小了，或者被位置在不符合实际的地方，那就无法实现完整的理论，即我们这里讨论到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说明。我们且试看马克思该是如何周到而又深刻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各种部门中划分出经济部门，从所有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当作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始初关系”^[133]，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是专以社会组成员间的生产关系为限”^[134]，“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借用什么超出这些生产关系的因素来说明问题”^[135]。不错，他不是时常在《资本论》中论述到生产关系所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适应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诸因素么？但必须知道，他在必要场合论到这一些，也只是从生产关系出发，看这种生产关系在怎样发展或妨碍着生产力，或者看这种生产关系在怎样受着它的上层建筑的维系或制约。至于这个社会的所有其他经济关系，如买卖、贷借、租佃关系等等，则或者是作为它那个基本生产关系的补充，或者是看作由它所派生，而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讨论的所有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价格、信用、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则分别看作是那个基本生产关系的某一侧面的存在形态。而在这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在政治经济学中“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担负者”^[136]。就资本家来说，他是资本这个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家的心，就是资本的心”。资本的存在，就要求增殖，不增殖就不能保证其存在。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就决定了资本家的无限贪欲和必死竞争。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137]。正是由于所谓经济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经济范畴又只表现为特定生产关系某一侧面的存在形态，那么，任何经济范畴，就不但要由特定生产关系决定它在不同社会的作用和地位，也还必须由那种关系来决定它在同一社会的出现顺序。关于前者，马克思曾就地租和资本这两个范畴分别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作用和地位指示我们说，“把各种经济范畴顺着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处理，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应该照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138]。这就是说，不能因为地租先于资本而出现和它在封建社会演着决定的作用，就认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演着决定作用的是资本，地租不过是由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表象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按着这个事实的逻辑来处理它们的。关于后者，马克思曾就人口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构成中的关系，这样教导我们：“在经济学上，从成为整个社会生产行为之基础和主体的人口着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了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譬如阶级，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认识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之类，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譬如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没有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139]经济关系、经济范畴自身表现的这个逻辑顺序，马克思是在前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而在《资本论》中予以实践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马克思是等到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在社会总投资中，不变资本部分愈来相对愈大，可变资本部分愈来相对愈小的情况下才讨论的，事实上，不到这种场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法则和人口问题也根本不会发生。如果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所做的那样，丢开过剩劳动发生的一切前提环节来谈人口问题，那就连什么也谈不出来。死去的马尔萨斯和迄今还活着的马尔萨斯的徒子徒孙们，正是这样讲着连篇诨语的。此外，我们还应当指明，马克思不仅从上述这些方面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特点，分别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各种经济范畴的种种错误理论，更加重要的是，他还依着严密的科学分析，特有创建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始终没有设想到或者没有想透没有讲明的一系列经济关系或其概念范畴；粗略沿着出现在《资本论》中的顺序指数出来，如像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为买而卖的流通形态和为卖而买的流通形态，劳动力与劳动力的买卖和使用，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的积累、积聚与集中，资本的价值构成、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绝对过剩人口与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与原始积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单纯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价值与生产价格，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触到没有搞清的，但却都是在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在有关理论的说明中，没有发现它们，或把它们漏了，怎么讲得通，怎么能不陷于破碎支离呢？从反面来看，这也正是《资本论》的科学体系严整完密的关键所在。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正确地处理了比这些更加难于处理的问题。

最后，依据唯物辩证原则的要求，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特别需要阐明的，与其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或其各种经济范畴所体现的经济现实的存在形态，毋宁说是它们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运动形态。马克思曾经明白指出，他的大著《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140]。而在正确地把握了他这部书的基本精神的俄国经济学者考甫曼，也认为：“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灭，以及它由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141]所以，他着重指出：“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142]既然在每一个社会，在每一个社会特定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其他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和法则，以及由一种具有完成形态的经济现象推移到其他经济现象的法则，那么，我们所研究分析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法则、经济概念、范畴，在它们正确反映着客观现实的限度内，显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动中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它，把握它，并怎样在政治经济学中来表述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就唯物史观公式提供了我们认识、把握这个问题的锁钥。他指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矛盾，是促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处在不断变革斗争中、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动力，所谓现存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来到了”，所谓“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就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以及所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就非常明确地把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原则提出来了，而在《资本论》中，他随处都是依据这些原则来展开说明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母胎内，又在孕育着、创造着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人的条件。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讲得非常明白的。劳动生产物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并且在如何的矛盾发展过程中，变成商品，特定商品又经历如何的矛盾发展，转变为货币，货币再通过促使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分离的社会变革，转变为资本。作为资本，它是沿着协作、手工业、大工业的途径，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推移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再由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由资本积累的一般法则，而走到它的尽头。在这第一卷开展的这个辩证发展逻辑中，作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之补充的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马克思都分别在第二卷第三卷中作了详尽叙述，或者说明其历史发展过程，或者论证其历史发展倾向。由个别资本运动论到社会总资本运动，由单纯再生产论到扩大再生产，由价值规律作用论到生产价格规律作用，由各种不同利润率平均化论到一般利润率下降倾向，在那里，尽管其说明系统有些地方不象第一卷那样完全依据历史，有时还依据逻辑，但却在照应了第一卷中展开辩证发展的关系。恩格斯曾就《政治经济学批判》指示了我们依据历史的方法，同时还必须依照逻辑的方法的道理。他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依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进行，或者依照历史的方法，或者依照逻辑的方法。既然无论在历史上或在历史的文字反映上，整个说来，发展总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出了批判所可以遵循的自然线索。”^[143]不过，完全按照历史进程，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因为“历史常以跳跃和曲折前进，如果必须处处跟它，那就不仅必须注意到许多无关重要的材料，并且必须常常打断思维进程；并且，要写政治经济学史，决不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而这会使工作无限，因为任何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呢。因此，唯一可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但是，实际上，这个方法无非就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什么开始，思维进程也应从什么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修正过的，但是它是依照着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法则修正过的，这时，就可以在每一个要素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来观察这个要素。”^[144]恩格斯这段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我们理解《资本论》的整个结构及其中的任何经济范畴的说明方式方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