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第一点而论，《资本论》第一版出现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最初原来是采取一种忽视或抹煞的态度；或者推诿说，那还是一个不完全的著作，作者许诺要到第二卷第三卷才彻底解决的问题，还难断定能否兑现。但毕竟因为《资本论》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著作，而是工人阶级革命实践指南，而且如前面所说，这部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868年），工人阶级的国际代表会即已通过决议，把它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样一来，就更不能令资产阶级的卫道学者保持缄默了。

首先，《资本论》在他们看起来最感到不顺眼的地方，也许就是马克思采用的方法和体系。前面讲过，在经济学理论上，特别是作为《资本论》核心的剩余价值学说上，马克思还和英法古典经济学者保持了一定的联系，批判吸收了他们一些合理的论点，但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他却一开始就是和所有资产阶级学者应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立在尖锐对立的地位。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他都反复抨击了资产阶级学者在所谓三分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后来再加一项消费，就是四分主义）和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把那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看作只是便于掩饰现实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祝福。而他自己所用的辩证法，他也认为那是会叫资产阶级学者们害怕的。他说：“辩证法，在它神秘的姿态上，是德意志的流行品，因为它使现存事物显得光采。但在它的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它对于每一个生长了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就它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由任何物受到威胁，就它的本质说，便是批判的、革命的。”^[153]也就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六年（1873年）再版时，曾说：“《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154]他还举述了德国法国学者们如何责难和误解他的方法论的例子。可是说也奇怪，在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尽管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那样对于《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不理解和曲解，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竟还出现了连马克思自己也感到满意的关于他的《资本论》体系的科学说明。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不仅举述了俄国经济学教授考甫曼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方法论，并还声言另一个经济学教授西伯尔同样正确地理解了他的价值论。其实这是不难说明的，在那个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它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尚处在潜伏状态中，而为农民的暴动和起义所掩盖着，因此，还允许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保持一点科学的理性和良心，而当时正在为工人阶级革命所威胁着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们的反应就不同了。

当然，《资本论》的体系和方法，不为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所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的内容、它的基本理论，自始就是和资产阶级学者正相对立并且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见解中展开的。且不讲别的，关于那个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可以说是最关重要的商品价值问题，就连顶呱呱的古典经济学者，也没有能够把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实体与价值量，价值与生产价格区别开，更不用说那些根本连价值和使用价值乃至价值和价格也分不清楚的庸俗学者了。至于讲到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在他们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被看作是多余的。结局，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细胞形态出发来展开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怎么也使他们接受不了。他们力求用他们自己的从表象上罗列的一些概念和抽象原则，去评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主义内在联系的各种范畴和规律，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附录的《评瓦格讷〈经济学教程〉》，就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该是如何曲解他的价值理论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学者们的阶级任务，并不止于曲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随着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并愈益和工人阶级运动结合起来，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的每个资产阶级学者，都必须用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论》的不懈努力，来证示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忠诚。那时大体上发生了两个大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一是在德国的历史学派理论基础上演变出了新历史学派，一是在奥地利出现了主观主义的限界效用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标榜。不过前者着重以各种各色的经济史观、唯心史观来代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来再和改良主义合流而形成资产阶级教授学者组成的所谓讲坛社会主义学派，他们愈来愈和经济学不相干了。而后者则着重在企图建立主观效用价值学说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他们不仅仇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凡属为马克思所肯定的古典经济理论，他们也都一概拒绝，以为采用这个釜底抽薪的做法，就要使马克思的理论基础站不住脚了。作为奥地利主观主义经济学派代表者的庞巴卫克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崩解》一书，就是按照这个章法，由亚当·斯密、李嘉图一直批评到马克思的。然而也就因为这样，他们的经济理论，就愈来愈一般化抽象化，而变成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的主观设想了。为了表示所谓经济学的“新生”，他们有的人不喜欢在经济学上戴起“政治”的帽子，而代替以像是更有学术性格的“纯粹”或“抽象”字样；四分主义的体裁也要“革新”，把消费搬到生产前面，表示人们生产“总”是为了消费，它得在经济学上坐第一把交椅；差不多就在四分主义进行这一“革新”手术的同时，三位一体公式也相应改变了内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一方面承袭奥地利学派衣钵，同时又承受了一些改良主义影响的英国大经济学教授马歇尔，竟宣告资本家的利润，不过是酬报他们管理经营企业的工资，而晚近的“人民资本主义”理论，还正在论证工资到头无非就是利润，无怪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新”过程中，连价值这个经济范畴也给取消了，而代以价格，甚至连经济科学上最起码的因果规律，也给取消了，而代以函数关系。这还有什么经济科学可言呢？所以，愈到晚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就只能是一些彼此没有内在联系的抽象概念的杂凑和堆积。为了表示他们也有“体系”，有的学者就支离破碎地把那些概念编组在这样那样的数学公式中。像这样不反映现实，也不能说明问题，从而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不复能发生何等欺骗作用的货色，连资产阶级也感到很不满意，而真正和他们同呼吸并真能了解他们在经济学上需要什么的马歇尔教授的大弟子凯恩斯，就昌言要来一次“经济学的革命”了，他不但这么讲，而且这么做了，他的经济学论著确实像丟开了四分主义、三位一体的旧传统，但他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的，是要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局，他只好沿着真理的反面去努力，而从经济学说史上搜索一切庸俗的烂货色，将它们巧妙地编成辩护理论体系来成就他的“革命”了。我们后面将有机会详细谈到它。

要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完全破产，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瓦解过程密切联系着的，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马克思运用了革命辩证法，建立了如实反映着资本主义运动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并由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和暂时性，武装了工人的革命头脑，就使得承担有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任务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研究，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走向真理的对极或反面。这能说是马克思或他的《资本论》的过错么？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两种不同的方法，本来就不能不形成两个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啊！可是这虽然有些像是先验地决定了的，但却是在阶级历史斗争过程中用各种不同的姿态实现的。我们马上还要看到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是如何看待《资本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