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个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本身，就要求我在研究方法上，根据下面几个原则。

第一，必须全面而有重点，注意各种基本经济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的应用。

既然是学习《资本论》，既然要求拿《资本论》中的原则方法和理论来联系结合我们当面的实际，总得对这部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否则联系应用起来，就会是枝节的，断章取义的，流于形式片面的。马克思自己，曾在法文译本之序与跋中，讲过这样的话：“法国读者常常是没有耐心，急求结论的，他们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和他们所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我担忧，因为不能一开始就有一切，或不免使他们气馁而不继续读下去。”^[80]“不能一开始就有一切”，这是颇值玩味的提示；特别是像《资本论》这样一部以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书，任何一个概念和论点，任何一个论理，都是要在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论证与说明的，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就要使我们对于它的理解，受到极大限制。然而，学习也是一个思维发展的过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过于全面彻底的学习要求，是不是也会使他们望而却步呢？我觉得：就我们今日一般读者的各方面的条件考虑起来，提出全面而有重点的学习要求与方法来，也许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不过，所谓全面而有重点，究是从全书整个理论体系中看出的重点呢？还是为了配合我们当前理论工作要求，在全书中拣选出来的重点呢？这两者间，当然是可以有一定距离的，但也并不是不可以统一。事实上，我们当前理论工作要求上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恰是《资本论》全书精神实质所在，那就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各种基本经济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在各种基本经济理论中的贯彻和运用。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资本论》是怎样一种著作，说是由于《资本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的唯物史观，就由科学的假设，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运用到一切社会形态而有效的普遍真理”，接着，我还谈到，《资本论》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它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运动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也还是在于它运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果。比如说，由于马克思根据了历史唯物主义诸基本原则，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如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等等。他就能了解一个社会形态，和其他不同社会形态，是由什么来区别，他就能抓住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和特点；他就能把握这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决定的动因或制动力量；他就因此能在这个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来观察它的整个经济运动，来发现它的基本经济规律，来确定其他各种经济规律对基本经济规律的依属关系和作用，于是我们才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明了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只能看作是它的生产关系的个别侧面，任何一个经济行为，到头都要显现出它的阶级剥削本质。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商品生产、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分配形态以及再生产等等方面的理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是这些经济范畴及其规律，或者总起来说，同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研究所得结果，为什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那么不同呢？很显然的，那是由于研究的目的要求不同，分析观察的出发点不同，简言之，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所以我们学习《资本论》，如照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那部经典论著中所指示我们的那样，了解作者分析研究问题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了解他那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方法论，就可大大增进我们对于它的经济理论的理解，也容易分辨出哪些经济理论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是基本的，主要的，必须认真学习，哪些经济理论是次要的，学起来不妨省略些。如果我们所学的是《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基本经济理论，同时又能掌握那些理论分析所依据的唯物辩证原则和方法，那就不但可以说是大体满足了全面而有重点的学习要求，并且对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的研究工作，也较容易结合起来。

第二，为了突出重点，联系实际，有必要采行专题研究方式，但专题与专题之间，仍须尽可能保持原书的整体结构和理论系统。

大家知道，《资本论》的结构是非常严密的，它的理论，是非常科学系统的。任何不适当的割裂和说明顺序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原书的严密科学系统的破坏。尽管由于我们研究的要求不同，既要有重点，又要着重联系实际，不能逐卷逐篇逐章阐述，有必要采行专题研究方式，但我们的研究，却须尽可能按照原书的整体结构来安排专题的顺序，并使专题与专题间保持较密切的理论系统。这样做，显然不单是为了说明便利，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要这样才可能在一定程度内，保持着《资本论》的唯物辩证逻辑。

资产阶级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一个特殊段落。由于在一切阶级社会中，这个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特别发达，它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在一方面显示了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联系，同时也表现了无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就使得这个社会由发生发展以至没落的全部过程，表现为它内部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资本论》把这个唯物辩证发展过程如实地反映出来，使得它的结构和体系，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系统性；如果在理论上对哪一个环节有了脱漏或变动，就仿佛是现实运动在受着某种阻碍。正是由于《资本论》的作者，把社会经济运动看成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过程”，他就必须正确研究运动过程中的“各种秩序的序列，各个发展阶段依以出现的次序与联结”，因而，研究所得的理论体系，就成为社会的现实关系的辩证发展的写照。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对《资本论》作着专题研究，那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尊重《资本论》结构和理论系统的理由。反之，却正因为我们是进行了重点研究，就必须考虑如何始得尽可能保持那个体系。不难想到，一切从事实出发，一切从现实关系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方向出发，来对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学说进行批判并展开自己的理论，当然会对于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工作和理论建设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和示范作用。

第三，不论是为了我们当前的理论斗争，还是为了理论建设，必须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善于区别哪些是对于一切社会形态都有普遍妥当性的基本原则，哪些是根据那些原则建立起来，但只是对于特定社会形态具有一般妥当性的基本经济理论，而哪些则仅仅是在那些基本理论中的个别论点或者只是适合于特定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合的个别论点。

我们学习研究《资本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看待《资本论》，而不能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来看待它。对《资本论》盲目地偶象化，笼统地把《资本论》看作万应的教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违反唯物历史主义原则的。那样，就不但不能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学说进行批判，也决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那种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且还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的产物。但在社会发展史上，人类只是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要求，才容许有最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容许并要求把这种观点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而有唯物史观的发现。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资本论》中，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而提出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虽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提出的，虽然基本上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时才提出的，但无论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的原则，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还是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的原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都是适用的。因而它是有普遍妥当性的，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可是，我们不能以为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是普遍真理，就说应用这些原则来建立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理论，如剩余价值学说，如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如恐慌理论，等等，也有一般的妥当性，也适用于一切形态的社会。当然，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一天，不管它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垄断的，这些学说，就一天有它的现实性，就一天有它的相对妥当性，可是，由于自由企业和垄断组织，毕竟有它们各别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如果说，构成那些基本经济理论的每一个反映自由经济阶段的现实的个别论点，对于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现实，都是适合的，都是无可争论的，那就很不恰当了。

我们学习《资本论》或其他经典著作，如果不分清这个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界线，就不但不能在和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斗争上获得满意的结果，也恐不能对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作出何等贡献。就前者来说，我们对于资产阶级代言人诽谤马克思主义，把《资本论》中某些基本经济理论的个别论点的失去时效，含糊笼统地加以夸大歪曲，说整个《资本论》是过了时的理论，那当然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但如果我们也含糊笼统地，把《资本论》中的这样那样的个别论点，看得和它的基本经济理论，乃至看得和那些理论中体现的唯物历史辩证原则，一样地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真理，并还完全适用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那能有说服力么？《资本论》显然没有因此受到尊重，反而要受到误解。我们对于全面贯彻了唯物历史辩证原则的《资本论》本身，是完全有必要采取正确的发展观点来看待它的。《资本论》的伟大处，它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它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对一切社会形态都有妥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原则，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适用的各种基本经济理论，并还在提出那些原则和理论当中，教导我们如何运用那些原则，如何发展那些理论。因为这正是《资本论》的精神实质所在。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工人革命运动的前进，马克思的学说，一直在向前发展中；而《资本论》则不论是在理论斗争方面，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一直在起着极其巨大的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

总之，要使《资本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学习的方法，就必须能适应这个目的，要有重点，要尽可能保持它的结构系统，尤其要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待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基本经济理论和个别论点，不仅要注意它的原则理论本身，并还特别要注意那些原则在理论中的应用，那些理论的发展。以这样的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就能结合得上我们国家当前革命建设方面的理论要求。因此，我在全面而有重点地研究《资本论》的各种基本经济理论之前，专就它的总结构，就它的辩证方法作一概括的说明，也许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