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论》第一卷共有六篇序言和跋，即著者的初版序、第二版跋、法文译本的序与跋，再就是恩格斯的第三版序、英译本编者序及第四版序。在恩格斯的三篇序言中，第三版序是写于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即1883年，主要在说明这个版本就第二版所作的一些更正，和根据法文版本加进去的一些补充；还顺便论到了马克思的文体以及他的特具一格的抄引方法。英译本编者序，则是讲他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工作的一些情况。英文翻译是根据第三版，也参照了法文版本。其中还论到了一些名词的用法，表示任何科学，遇到新情况，提出新解释，“总不免要在这个科学的术语上，发生革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理论的研究，就会大大受到用语的束缚。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这方面引起了不少麻烦。第四版序，除了说明这个版本参考法文本及马克思的有关笔录，增加进去了若干新的材料和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改正外，几乎是单就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七篇中抄引的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登在国会演说中的一段话的真实性，加以论证。由于资产阶级学者从马克思的这一卷的几百条的抄引中，找出这一条来挑剔造谣，想借此来叫人怀疑马克思的全部抄引是否真正可靠。恩格斯却论证出，就是这一条被他们怀疑的抄引，也是千真万确的。这说明了《资本论》所依据的任何史料，都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说恩格斯所写的这几篇序文，主要是向我们指示出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译本的编写过程，它的文体与抄引的特点，及其对第二版有所增订补充的一些较具体的情况，那么由马克思自己所写的初版序、第二版跋以及法文译本的序与跋（特别是前面两篇），则基本上是就全书（不只是第一卷）讲它所依据的观点与方法，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或者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方法。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他1859年刊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已把他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导线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用一般的公式把它提出来了。他还在这个序言中，讲到他为这本书起草了一篇总的导言。在导言中，他又讲明了他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应用的方法。《资本论》是被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只讲到商品与货币，而《资本论》则继续沿着商品与货币，论述到资本，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讲到的观点与方法，也是《资本论》的观点与方法。我们现在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和第二版跋中所讲的观点与方法，具有的重大意义和特点。《资本论》第一卷刊行于1867年，当时第二卷、第三卷的草稿，有的基本完成，有的只须加工整理。马克思在这时来写初版序言，就显然和他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和序言时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书的序言和导言中，他还只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科学假设，用一个确定的公式来作为他进行批判的出发点。同时，对于这种批判，要放在怎样的体系中才便于展开，他似乎还在摸索前进的阶段。在导言的末尾，他已提到了全书应如何分篇的结构问题；在序言的开始，他又在那个结构的基础上，讲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应采行的先后次序；最后直到着手写《资本论》，才确定按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样的程序来进行。而这样进行批判所完成的科学体系，已经使他当作科学假设提出的唯物史观，变成真正的科学了。因此，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时，他有必要就他准备进行批判所采用的唯物史观这个创见本身，反复加以解说，等到写《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他已经可以就他批判分析所得的结论，应用那个观点，来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抗拒的辩证发展过程，作着全面的说明了。还必须指出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和与它相适应的辩证方法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恩格斯指示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15]这表明，采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进行批判分析，事实上就已经在应用辩证方法；在认识论上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看作是按照辩证逻辑发展的，那在同时就无异说在方法论上已经对它作着辩证的处理了。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不过，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中，着重在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创见，即使在导言中，专用一节的篇幅，来论述经济学的方法，也只是表明，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看批判应从何着手，应依照怎样的程序进行，而不曾就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要求的辩证方法，全面加以论述。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他感到批判者多半是集中在他的方法论方面，使他认为《资本论》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中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全面加以交代。
我们由此知道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第二版跋中所讲的观点方法，已经比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与导言中所讲到的，要更深进一层了。就唯物主义历史观说，他是把它应用来说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生发展的辩证过程；就辩证方法说，他已经是就它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联系，来全面加以解说了。此外，他还在上述的初版序与第二版跋中，就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方法，来阐述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变所受到的历史的阶级的限制，以及它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为劳动者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的必然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