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赋予之责任

20惟（唯）有一点，即吾人决不至因顿挫而自馁，置公众赋予之责任于不顾；即万一终不成功，将来实受厥累者，仅为我辈少数负责之当事人，对公众或股东与债权人，应不至有任何不便，此则差堪自信者。（1942年12月1日《致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股东公开信》）

这一点，谈的是信用问题。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如果读者了解范旭东说这几句话的背景，一定会肃然起敬。

1942年，抗战胜利的曙光还未显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乱哄哄、一团糟。那时的久大、永利川厂虽然在四川初步站稳脚跟，但已是历经劫难、元气大伤。天津、青岛、南京的资产，均被日军侵占，20多年的积累荡然无存。内迁之后，工厂重建需要大量资金，范旭东不得不大量举债。1940年10月22日，范旭东在《致联合办事处函》中写道：“年来工程所需及日常费用，皆取给于重息借来之资金，在承平时代，全恃借债以经营须长期缔造之大工业，已极危险，况在战时，万事动乱，漫无准则。”但在这种环境下，范旭东仍能借到钱，他没有什么抵押物，几乎全凭他个人的信用。

个人的信用，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说到底，范旭东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信奉的是“无信不立”的价值观，哪怕是在极端环境之下，他也坚守信用底线，对“公众或股东与债权人”，他砸锅卖铁也会负责到底。举个例子，1941年4月，范旭东在缅甸仰光亲自督运物资，在那么动荡的时局下，他仍然不忘安排3支车队，全部用来装载汽油运送回国，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他坚持要做，目的就是出售这些汽油，换取资金来还债！其实，那时国内兵荒马乱的，谁还顾得上讨债啊？但范旭东不用人讨，自己主动还债。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包括中南、金城、浙江兴业、交通、上海储蓄等南北各大银行已借给永利970多万元，而永利在最为艰难的1943年到1948年间，居然全部还清，没欠下一个铜板！

范旭东是企业家的榜样。虽然现在我们的金融系统、征信系统在不断完善，但仍然时不时会见到一些“老赖”上新闻，个别人为了躲债甚至长期滞留国外不归。

信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2500万户左右，全国市场主体已过亿，在这么多的市场主体里面，我们希望能多一些“范旭东”，少一些“老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