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以致用

4学以致用，是句老话。（1938年7月7日—1939年11月20日《闲穷究》）

《闲穷究》是范旭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24篇随笔。“学以致用，是句老话”，出自第6篇。范旭东在这篇随笔里面提到了朋友送给他的一本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报告，有33篇论文，“目前也许可以致用的4篇，再过10年研究不迟的13篇，替外国学术界喊吆喝的16篇”。范旭东对此有点义愤，并说：“爸爸一锹头一锹头的从田里锹出来的血汗钱，少爷们拿来做这样科学救国的工作，好孝子！好国民！”

范旭东主张学以致用，源自于湖湘文化。蔡伦改进创新造纸术，泽被后世。湖湘学派开山者胡安国苦治《春秋》数十年，其儿子胡宏继承家学，认为学术之目的是明体致用。到了王船山那里，他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之后，大声呐喊“经世致用”。到了清末，面对外国入侵、羞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经世理学派大家兴起。他们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本，将湖湘学统中的理学思想、经世实践与道德践履有机结合，同时又从经世的社会功用与实用理性出发，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开展洋务运动，建工厂、兴学堂、派留学生、翻译书籍，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王船山、范旭东的“致用”观，是一脉相承的。《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孔颖达疏：“谓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意思是说，探索更多的发展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古代，没有现代科学，不能发现更多的新事物，也不能发现一个旧事物有更多的“用”，更不能实现工业革命之后的不断效率最大化，情有可原。古代人主张“经世致用”，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但是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之能力。正如侯外庐说的王船山“开启了近代思维活动”，他已将现代科学研究纳入了传统的格物致知，希望为“经世致用”注入现代科学的内容。到了范旭东这里，他是学化学出身的科学家，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的本质，真正为“经世致用”注入了现代科学的内容，如运用科技探索更多的发展要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实现效率最大化，切实解决当务之急等。

有人不了解范旭东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指责在实验室做实验是“洋八股”，空虚，不务实，不是学以致用。殊不知，做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正是学以致用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