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一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政治权威、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实质领导者，有着足够的资本和代表性成为延安新文艺传统发展史上的关键。毛泽东在公开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稿前，曾潜心研读瞿秋白文艺译著的集大成之作——《海上述林》[3]，这足以证明瞿秋白文艺思想是中国左翼文艺思想资源的奠基者。自瞿秋白之后，中国文艺才在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和纷纭复杂的异域现实观念中，最终皈依马列主义的革命现实观，并生成以中国革命语境为依托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瞿秋白是由学习外语的古典文人转变而来的现代马列文论家，探究他在五四时期的西学接受，考察他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心路历程，对于理解中国文艺如何从古典世界的唯美趣味迈入现代广阔无边的现实主义大潮，有着独特的文艺思想史研究价值。而以五四时期的瞿秋白西学接受与其文艺思想变迁的关系为中心，讨论五四思想文化氛围与左翼文艺思想的发生、新文艺传统的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则既可追溯五四新文学与左翼文艺的共同历史背景，又可补充对左翼文学发展史萌芽阶段的认识。

瞿秋白终其一生都保有浓厚的古典文艺的唯美趣味。可是，自瞿秋白就读新式小学后，这种古典文艺趣味就不断受到近代以来嚣腾国内的西学大潮冲击。这为瞿秋白后来接受西学并渐而接受现代文艺思想（如文艺现实观）打下了基础。然而与诸多五四知识分子不同，瞿秋白的西学体验却是从受动物解剖课的刺激开始，由外语学习起步的。1905年，瞿秋白到刚建立的冠英小学堂（即从前的冠英义塾）读书，学校聘请日本人教解剖小狗之类的博物课。作为“新学”的动物解剖课程，没有唤起瞿秋白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倒迅速激起了他对传统儒家良心世界的沉思——人的良心居于何处。1909年秋，瞿秋白入读常州府中学堂。当时的常州府中学堂盛行民族革命教育，学生也大多思想活跃、倾向革命。瞿秋白在这接受了包括英文、军事体操等在内的现代教育。“欧化”的中学教育加上困顿的家庭体验，唤醒了瞿秋白对国家民族独立命运的思考和叛逆情绪。于是，瞿秋白选择以“名士化”逃避现实，研究诗词古文、讨究经籍和诗文唱和[4]。因此，中学时的瞿秋白尽管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现代教育，但却“喜欢读课外书籍、报刊，特别爱读哲学、历史、文学一类的书籍”[5]。瞿秋白说，“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6]，而书中的乱贼、英雄好汉则给瞿秋白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

动物解剖、英文学习等初步的西学刺激，使瞿秋白逆转到避世的“名士”世界，却没有惊醒他另投实学，和同学张太雷一开始就选择现实的革命斗争反抗道路也有所不同。瞿秋白的独特抉择，既与其家境身世相关，也和他对古典文艺的热爱与浸习之深有密切关联。初步的西学刺激，仅使瞿秋白发现了外语学习的时代趋势和现实性。当时学校开设外语课，无非为引入新学考虑。但对瞿秋白而言，外语除了作为谋生之技外，还是了解外国文学的通道。1916年底，瞿秋白在母亲自杀后投奔堂兄瞿纯白，他先是考取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然而，英语学习并没有引导瞿秋白转向欧美寻求思想资源，反而因该校师资落后、学费昂贵，他于次年再次辍学。瞿秋白在求学期间，曾随表兄周均量一起研习佛学诗词寻求慰藉。最终，北京俄文专修馆稳住了瞿秋白人生与思想的漂泊状态，并将其所受到的西学刺激引向深处。这一人生转折，使瞿秋白的古典文艺趣味与现代文艺观念得以进一步碰撞、融合并进而形成现代文艺思想。

和许多热爱文史诗词的年轻人一样，瞿秋白也曾到北大去旁听学习，最初还选择去听中文系陈独秀、胡适等先生的课程[7]，想着“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8]。参加北京文官考试未果之后，瞿秋白在1917年9月最终还是选择了学习外语来以技谋生。瞿秋白进北洋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习俄文，并自修英文、法文。也许是受堂哥启发，以外语谋生始终是瞿秋白的首选。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习技心切，同时修习三门外语。从中当然可以看出他的语言天分和勤勉，然而俄文专修馆尽管是“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学校[9]，可满足瞿秋白求学、生存与发展的多种需要，但毕竟建校目的在于培养对俄外交译员。于是，入读俄文专修馆不经意间改变了瞿秋白的命运，而且成为瞿秋白文艺思想现代转折的开端。因为当时的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10]。瞿秋白在此既得以继续研究文学与哲学，又可以正常地学习外语。在瞿秋白看来，在俄文专修馆学习不仅生计有望，也有灵肉和谐的勉慰。瞿秋白也说：“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11]读书首先是为了吃饭，这个道理很朴实，和科举时代相比没有根本变易。但不同的是，俄文专修馆的学习使瞿秋白体认到“寄生生涯”尴尬，并进而与“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联系起来进行反省，转而鄙弃造成此种尴尬的“社会”，认定“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