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梳理《子夜》的接受历程，瞿秋白所做的相关批评的历史意义自然也就呈现了出来。瞿秋白对《子夜》的批评分为两阶段。瞿秋白读后最先与鲁迅交换意见，并合作发表杂文《〈子夜〉和国货年》。《〈子夜〉和国货年》原稿由瞿秋白写成，鲁迅对个别文字稍加修订，请人誊写后署上鲁迅的笔名“乐雯”寄给《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日、3日分两次刊载。[35]瞿秋白的《子夜》批评，着重于它在创作方法和革命立场[36]上的历史突破价值——“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比“国货年”更具有文学史上和一般历史上大事件记录价值。瞿秋白和鲁迅的看法基本相同，论调也平稳，已开始具体化为革命立场和创作方法方面的肯定。瞿秋白曾说：“这里，不能够详细的研究《子夜》，分析到它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外一个机会了。”这“另一个机会”，就是1933年8月13—14日发表的瞿秋白的《读〈子夜〉》。[37]

而《读〈子夜〉》一文则分成五部分，对《子夜》进行“比较有系统的批评”。瞿秋白此刻采取的批评“系统”自然不是加引号的批评野心（即纯粹的文学批评），而是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时确立的批评模式，即文学社会历史批评。

瞿秋白认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正确反映时代的文学的是好的文学。而《子夜》是“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很好地反映了时代。所以，《子夜》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38]

瞿秋白认为，“在作者落笔的时候，也许就立下几个目标去写的，这目标可说是《子夜》的骨干”。瞿秋白事先读过创作提纲，也和茅盾讨论过写作思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一切了然于心。因此，瞿秋白对《子夜》的目标概括自然相当准确。《子夜》的目标为预先设定，所以瞿秋白认为《子夜》首先是讨论问题的，因此他择要提出来谈的都是关于中国封建势力、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和恋爱问题里的阶级关系、小说人物情节里表现的“立三路线”、历史必然和革命战术问题等。行文至此，瞿秋白显然在借茅盾的文学酒杯浇自己的政治块垒，把《子夜》作为现实革命政治情势分析的文本。当然，瞿秋白把《子夜》当成一份高级的社会文件，并不能反过来推定《子夜》就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39]。但必须肯定，瞿秋白的《读〈子夜〉》的确不是在谈文学，而是在谈政治。

在《读〈子夜〉》最后一部分中，瞿秋白提出五点意见，分别涉及对《子夜》社会史价值肯定、意识表现上的矛盾问题、“整个组织”上“多处可分个短篇”的结构问题、茅盾与辛克莱的异同和结尾“太突然”的问题。[40]瞿秋白提出的自然都是文学意见，但只是提出意见、稍作解释和建议解决办法，并没有像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一样展开对作者作品思想艺术的论述和归纳。即便如此，茅盾对瞿秋白上述两篇文章仍然相当认可，高度珍视。茅盾认为“瞿秋白是读过《子夜》的前几章的”，但对于瞿秋白认为他受左拉《金钱》影响而创作《子夜》，他又声明自己“虽然喜爱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41]茅盾甚至曾“将《读〈子夜〉》一文的剪报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在逝世前不久，他让家人将剪报送给瞿独伊，以供编入新版《瞿秋白文集》之用”[42]。茅盾在晚年回忆文字中仍写道：“我与他见面时常谈论文艺问题，有时我们也有争论，但多半我为他深湛的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43]

瞿秋白的介入促使茅盾将《子夜》原定写作计划做调整，分章大纲也进行重写。茅盾根据瞿秋白的意见修改小说，当然部分是因为瞿秋白政治身份的特殊，也不排除是出于对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身份的尊重。因此，陈思和认为：“根据政治需要，小说是可以随便改的，为什么？就是为了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更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所要求的反映生活的‘本质’。”“这样一种创作方法自身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二元对立。一方面，它强调细节的真实，可是另一方面，他在设计这个生活的时候，又严格地按照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要求来写，所以他才会分析出吴荪甫的两重性。我们谈民族资本家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都是通过人物设计表现出来的。”[44]况且文学现代性追求与左翼革命也并非完全对立，《子夜》受到“上海文化或者海派文化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除了有繁华与糜烂同体存在的这么一种特色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站在左翼立场上，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因此才导致《子夜》出现两个特点：“现代性质疑”和“繁荣与糜烂同体性”。“一个是现代性的传统，还有一个是左翼的传统，而左翼的传统主要牵涉的问题就是批判现代性。”[45]根据陈思和的分析，瞿秋白介入《子夜》文学创作的意义就在于强化《子夜》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质疑，也就是通过改变小说情节结构设计、表现细节等来强化小说的左翼情绪观念，从而丰富和深化《子夜》的思想内涵，形成小说“现代性质疑”和“繁荣与糜烂同体性”的紧张对立，最终《子夜》“完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的转换”[46]。陈思和的论述无疑是一个向度，但也有点因脱离文本时代语境而产生的生硬。因为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瞿秋白的介入也使《子夜》产生政治观念设计对小说艺术魅力自然生长的压抑和扭曲——人为地制造小说世界里的革命紧张，使小说牺牲部分艺术魅力来换取社会史层面上的现实反映能力。

但不管如何，瞿秋白与茅盾围绕着《子夜》的文学交往实践，正是二者在文学思想上的谈判与妥协的体现。站在各自立场上，都可说这是一场双赢结局的互动；但站在文学读者的立场上，也不妨说是“两败俱伤”。因为瞿秋白介入的出发点不是艺术，茅盾接受介入的出发点当然也不全是艺术。错位的奇异契合，才使得瞿秋白和茅盾在《子夜》修改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具体意见也基本一致。对瞿秋白的《子夜》评论意见，茅盾如遇知音。作为修改介入者和评论者的瞿秋白，自然也表现出事该如此的满满自信。因此，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段佳话和奇迹。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瞿秋白就义前对茅盾的评价。令人困惑的是，《多余的话》里瞿秋白认为“可以再读一读”[47]的作品中，没有《子夜》，但却有《动摇》。[48]

此前瞿秋白和茅盾曾围绕着文艺大众化发生争论，但那次涉及的是文艺理论的革命立场问题。而瞿秋白对《子夜》的修改，涉及的却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创作方法问题。在革命立场问题上，瞿秋白用革命的现实功利完全压倒现实主义；而在文学理论上，茅盾现实主义理论也部分修正瞿秋白的革命激进态度。如果说《子夜》的革命修改是双赢，那么文艺大众化争论则成为一种对革命需要的组织服从。前者是革命思想与艺术实践的互动，尚有相当的独立空间进行调整；后者是文艺理论上的阶级立场之争，舍我其谁的独断自然是除了服从便只有选择沉默。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对《子夜》的修改是他文艺思想对现实文艺创作活动的介入。在这次革命政治理念对文学创作的僭越式的介入中，革命呈现出比文艺理论上的现实主义更强悍的伟力。现实主义尽管因为革命而让渡一些唯美趣味上的艺术探索，却也因此而获得批判现代性意味上的思想质疑和理论张力。在瞿秋白代表的革命政治对文学叙事的僭越式的介入中，茅盾现实主义的写作艺术获得另种情感上的丰富和思想上的深度。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瞿秋白和茅盾的两次文学交往都是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史上的两次完美实践。正是类似的实践不仅丰富了瞿秋白作为革命政治家的文艺理论内涵，而且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尤其是现代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品格——经典的红色化与红色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