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瞿秋白是少数在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条战线都有亲身体验的领导人。瞿秋白从反对“欧化文艺”[87]到反对“民族主义文艺”[88]，后来走向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89]，最终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展史的革命设计与论列，拟订了新文学史的革命叙述的基本框架，并做出了一系列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相关思考和论证实践。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及其对后者做出的卓越贡献，可谓有目共睹。

然就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实践而言，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有二。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梳理，并加以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构建确立了光辉的起点，确定了革命的现代文学史的界碑、起点和基座。二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写就长篇序言，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作家论树立了至关重要的范式，并找到了左翼文艺战线上的“旗手”——鲁迅。这两项历史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榜样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写作留下了两种典型的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的革命“整理”传统，更包括重写文学史的“革命”传统。事实上，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本质上就是重写文学史，其思想核心在于对“革命”的“文学史”叙述，为新文学史的发展寻找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旨趣是为了能让革命事业在文学发展领域拥有具备历史合理性的皈依。

1923年12月，瞿秋白致王剑虹信中附诗：“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90]这句诗恰当概括了瞿秋白从文学转向现实政治革命的决心和热情。回望历史，纵观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历程的世界格局，瞿秋白这种敢于担当、敢于破解时代迷局的豪气与言行，正如其为了革命蓝图筹划而配以文学史发展观论证的努力一样，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高洁思想，但也的确有点书生革命家的意气。但，这并不等于一般的书生意气。

毫无疑问，瞿秋白的文学史观的申述工作是有主义托底的，是属于革命工作中“非实际”的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但瞿秋白以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情势，设身处地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思考着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未来，很费力地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发展道路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种努力是应该受到尊重和肯定的，它为后人留存下了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重要面影。

当我们回望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无论其如何迂回与反复，令人震惊的是，许许多多的史著似乎在写作模式上仍然沿袭着瞿秋白的思路，而且这一思路已然成为一种凝固的经典范式。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瞿秋白的思想贡献和相关文学文化思考，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