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文专修馆的学习，潜移默化地从语言到文学，又从文学而思想，一步步地强化着西学对瞿秋白的刺激。但瞿秋白此时更醉心于佛教哲学，西学思想的冲击力远小于佛教哲学。但是，通过对俄国经典文学等教材的修习，瞿秋白开始进入俄国文学的异域体验中。而从外语学习和文学译介得来的西学刺激，也随着瞿秋白大量的翻译实践产生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理性的接受更加深刻。例如托尔斯泰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屠格涅夫的民族情怀等，不仅润泽着瞿秋白固有的古典趣味，而且启发了他对现代文艺思想的认知。当然，现代文艺思想方面的西学接受，一开始并非瞿秋白的着意选择。瞿秋白坦诚地说：“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13]瞿秋白的回忆颓唐而平实，道明了他当时选择学习俄文的初衷。
尽管早年受到西学体验的刺激，但在五四之前，瞿秋白的现实观尚未产生质变。一直到五四思想狂潮爆发后，瞿秋白才渐渐生成现代的社会现实观。这是瞿秋白从杂志里大量接受西学思潮和在五四社会实践中运用西学的结果。五四前夕的杂志阅读，使瞿秋白的思想起冲天大浪、摇荡不安。西学里多种、大量的主义和思潮，拓宽了瞿秋白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体会，使他渐渐将眼光由从个人唯思出发的佛教唯识转向在西学主义潮流中对西学思想进行对比和抉择。然而在大量的西学主义潮流中，十月革命却并非率先触动瞿秋白的俄国经验。1917年11月（俄历十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三天后上海《民国日报》就做了报道。但十月革命的意义并没有立即引起国人强烈关注。直到1918年夏，孙中山先生才致电列宁予以祝贺。1918年7月，李大钊才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并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14]至于陈独秀，他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就更迟了，到1919年4月才写文章表示革命的意义重大。[15]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批先驱尚且如此，瞿秋白的认识无疑更为滞后。在1917年底（或1918年初）瞿秋白作旧体诗《雪意》，诗意格调看不出在思想上他有何突进，反倒恰切地体现了他从“避世”到“厌世”的“颓唐气息”和“‘忏悔的贵族’心情”[16]。可见，与许多五四青年学生一样，瞿秋白集中的西学接受是从对新杂志的大量阅读开始。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1918年“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瞿秋白“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但据他所说，“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17]191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年头，更是激变思潮涌动的时刻。周策纵称1918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也是知识青年最激动的时期”[18]。而配合着激变思潮的诞生，一批重要杂志如《新青年》（1915）、《每周评论》（1918）、《新潮》（1919）纷纷创刊。其中，对瞿秋白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和《新潮》。从瞿秋白对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想变动情况的追忆，可证实这一点：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19]
阅读新杂志，是瞿秋白参与社会问题思考的第一步。在阅读——思考——参与讨论的互动中，瞿秋白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主义，并储备了大量西学知识。但这些毕竟只是书面知识，庞杂的主义思潮纠缠未能让瞿秋白更加理性、冷静地思考社会问题。瞿秋白对西学接受的辨析与抉择，要等到在学生运动的参与和大量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完成。的确，正是在社会运动的实践检验中，瞿秋白才成功地改造了自己唯思、唯识的现实观，走向了以社会改造为核心的文艺现实观。五四运动爆发后，大量青年学生卷入街头政治。于是，五四时期涌入的纷纭复杂的主义思潮和新杂志阅读储备下来的西学知识，开始在一代知识青年中生发了实践效应。同样，因为“五四运动陡然爆发”而被“卷入旋涡”的瞿秋白，“孤寂的生活”被“打破了”。[20]运动中的瞿秋白，在实践中体验、反思个中种种主义、理论和思潮，从以社会改造为核心的文艺现实观转而渐渐倾向于以改造社会为旨趣的革命功利现实观。
五四落潮后，瞿秋白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组织出版《新社会》旬刊。瞿秋白认为，这是他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21]。从阅读新杂志到亲自参与创办新杂志，瞿秋白的思想在西学新潮冲击下随着五四滔滔激流历史性拐弯：先是觉得“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继而由于“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和“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更明白‘社会’的意义”。于是，瞿秋白开始参与常常引起他“无限的兴味”的“社会主义的讨论”。接着，瞿秋白“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并在北京社会实进会支持下和朋友合办《新社会》旬刊，开始探讨“新社会”。不幸，刊物又“被警察厅封闭了”，在“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的思想苦闷中，瞿秋白与原《新社会》同人继而组织《人道》月刊，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发展到了“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程度。[22]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前的三年，是瞿秋白“最枯寂的生涯”[23]。从“看了许多新杂志”“新的人生观形成”[24]的1918年，到与同人们合办《人道》月刊的1920年，恰好也是三年。前三年与后三年，从原来的与社会隔绝，到后来的实践探索“新社会”，瞿秋白思想可谓今非昔比。由于以社会为思考现实变革的出发点，瞿秋白第一次真正跳出了佛教哲学以人生为出发点的思维定式。这个思维跳板，正是五四前后新杂志里大量的西学思潮和五四社会运动实践的刺激。瞿秋白通外语，按理说他对西学的吸收应该较为深入，但其实不然。瞿秋白回忆说：
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25]
可见，西学刺激只是为瞿秋白思想渐变提供了“阿基米德支点”。因此对瞿秋白理解西学的深度应该不能做过高期待，毕竟瞿秋白对西学的认识主要从新杂志期刊文章中获得，并没有系统深入研读，更没有人指导。但是，对西学理解的不彻底和不系统并不影响瞿秋白因西学刺激而激发并转变其思想，也不妨碍他通过参与五四社会实践而获得思想升华。瞿秋白对西学的理解和把握，更多是在社会事件的亲身参与和思想争鸣中得到发展和深入。1919年12月，瞿秋白主动投稿参与关于爱国青年林德扬投水自杀的社会讨论。[26]
西学刺激与五四运动的社会实践对瞿秋白思想的改造是巨大而深刻的。从此瞿秋白可以郑重其事地向“社会”追问自己命运悲苦的答案了。找到原因，对解决问题来说无疑是突破性的进展。而找到原因之后采取的行动便顺理成章。师出有名，事出有因，个人奋斗和前行也才有动力和目标。对瞿秋白而言，既然原因是“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那么动力和目标就是改造这些“旧”物。1919年12月11日瞿秋白就自杀问题呼吁，“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27]。
西学，一方面促使瞿秋白思想跳出大乘佛教哲学主导的思维定式，上升到社会视野的思想高度来探讨问题；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走向。在1919—1920年这两年中，瞿秋白翻译了11部（篇）作品[28]。其中文学类作品5部（篇），含俄国文学作品4部（篇），分别为托尔斯泰作品2部（篇）、果戈理作品2部（篇）。而且，在果戈理的《仆御室》（剧本）译毕时瞿秋白还写了一段“译者志”：
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不过文学这门学问，有人说还未成一种科学，更因为国界言语的不同，环境的不同，所以翻译外国文实在还不能满足这一种需要。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我不是研究文学的，所说或者全是外行话，更希望现在研究文学的诸君注意到这一层。[29]
瞿秋白在写旧体诗《雪意》时，还大有自我伤怀之感。而瞿秋白五四后翻译的第一篇译作《闲谈》，则借托尔斯泰小说传达对生活和社会改革出路探索的苦闷。到翻译《仆御室》时，瞿秋白已经在呼吁果戈理式的“文学去改造社会”。从颇为古典唯美的旧体诗，到基本上以白话译成的对话体小说；从自我内心独白，转向外在思想对话；从文艺的自伤自怜，到文艺参与社会改造：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五四前后西学大潮对时人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性启蒙、强调个人觉醒，主张思想的公开对话与论辩。此时，瞿秋白不仅写时论参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而且亲自参与五四运动实践。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转到以社会层面为出发点的现实观照。1920年，瞿秋白以《心的声音》[30]为总题写了一组系列散文。除了《绪言》有心路历程的意味外，其他5篇都是社会现实的情境化描述和勾勒：从带“？”的小说性质的《劳动？》，到带“！”的诗歌体的《远！》，瞿秋白文艺眼光的焦点从以往的专注于个人悲惨身世，转向了拷问社会现实情境的不公和悲惨。瞿秋白的文艺趣味则从凄凄惶惶的自我哀叹，一变为沉痛庄严的民生呼吁与抗辩。
社会视域和现实民瘼的关怀，使瞿秋白的文艺思想走出逼仄的古典文人的唯美，获得了宽广而深刻的现代美学内涵。在大量西学主义思潮的激荡鼓动下，瞿秋白转向从社会视域生发个人行动和思想。这种转变，改变了瞿秋白的古典文艺趣味，瞿秋白从此转向了以文艺参与社会改造实践的征途。阅读新杂志、参与学生运动和自杀等社会问题讨论，不仅促进了瞿秋白对五四时期西学的接受和吸收扬弃，也促进了他的社会现实观的诞生和文艺观的现代转向——从单纯佛教唯识的唯心现实观，到带有朦胧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造的现实观，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开始了从古典趣味主义到现代现实主义文艺观的渐变。当然，在文艺思想渐变过程中，瞿秋白始终存在着对古典趣味的反复。例如，瞿秋白译果戈理的《妇女》，在“译者志”中对果戈理“写实主义”表示不满足，反而觉得“神秘主义派”的《妇女》“很有兴味”，“始终觉着他的意味无穷”。[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