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争，无论是何种战争，总是群雄逐鹿，是角力争胜的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64]
革命也是战争，使用“革命”的称呼是为强调其正义的特点，以此获得自信和力量。战争是野蛮的，但“革命”却不仅仅靠“蛮”，还必须讲“理”。光有蛮力而蛮干，那是一介武夫，实际上也不能叫战争，只是乌合之众的混战。现代意义上的战争，除却不能磨灭的蛮性，更要紧的是它的集约化、科技化和规模化。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高科技武器时代，战争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人海战术。个中缓慢而无法遏止的战争渐变，从“蛮”的呈现到“力”的考量，一切都驳杂地呈现在丘东平的观察与书写中。如石怀池所论，“从‘底层’爬出来的作家，他们往往是‘力’的化身，给温文尔雅的文学圈子带来一颗粗犷的灵魂，一股逼人的锐气的”。[65]看《红花地之守御》里的集体虐杀俘虏片段，情形固然残酷，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现代战争和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区别。按理说，一百四十三个人仅仅凭着排枪来看押三百多个俘虏，如不是盲目自信，双方都应该知道时刻存在着局势逆转的可能性。面对这种难言的精神危机和情势紧张，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其转变为数量绝对优势——大规模剿灭俘虏，自然就是极端的选择。战争的角力本质便是如此。
量的消长是战争“力”的源泉。更令人心惊胆寒的，则是战争中由“智”生发、而又与蛮性交缠在一起的“力”的角逐。古往今来的战争书写，精彩之处大多在这方面的发掘。武装斗争固然血腥残忍，但毕竟是战争的本色使然，对战争文学来说，不过是理应如此而已；文化斗争隐蔽曲折，却是现代战争的文明表征。尤其是两种斗争同时进行的驳杂，足以令人掩卷沉思。因此，丘东平战争书写的另一特异之处，就是能够“集现代性与左翼倾向于一体”[66]，在大大小小、形色各异的现代战争场域中，戳破久远的人性恶疾，刻画现代的文明变态。例如《兔子》一篇，一个兵因为无意中发现排长贪污埋葬费，又在“排长的旁边有一位体面的客人在坐着”的时候，冒冒失失地报告了这件事，结果惹来了排长精心设计的“搂草打兔子”式的杀身之祸：
他望见排长正对他招着手。
他翻了起来，倾斜着身子，一步步踉跄地向着排长那边走，一条长长的脖子在空间里苦苦地挣扎着，仿佛给一条麻绳缚着狠狠的往前拉。
他没有忘掉那立正的姿势。
［…………］
他的眼睛发射着异样的光，呆呆地直视着前头，双手拨开树枝，脚底踏上了那有着凹陷的地上时，那弯弯的背脊就在左右的摆动着，并且张开双手，竭力防备着自己的倾跌，……
但是，在他的前头，耸着高枝的那边，突然发出枪声。
［…………］
那捉兔子的蠢货在第一下枪响的时候就倒下了。一下子结果了两个。[67]
这个兵的死，不难让我们迅速联想到阿Q等的同类死亡。不同的只有死亡的情景和场域。这是丘东平眼睛里看到的现代战争之“力”引发的死亡——朴素生命的被构陷和陨落。引发人精警之感的，其实还有丘东平对人性心机与贪婪的控辩。这一切，都在丘东平式的短促动作性短句里产生着别样的悲哀。
而在文本内外嵌入流转不已的、庄谐互现的情感，却是丘东平喜欢的。即便在战事胶着的叙述之际，丘东平也会抽出笔致，从容插入一大段他颇为得意的“车大炮”[68]。事实上，这也正是丘东平对战争之“力”的本色观察和朴素发掘。战争并非单色体，它光怪陆离而且驳杂，譬如在《多嘴的赛娥》中，情报员赛娥到达了一个“梭飞岩的工作人员”和“从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都在活动的村庄，当故事情节进入令人揪心的时候，丘东平突然在小说文本中阑入了一大段极具戏谑性的、针对这个地点本身的调侃——
下午，赛娥到达了另外的一个神秘的村子。梭飞岩的工作人员的活动，和从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的巡逻，这两种不同的势力的混合，像拙劣的油漆匠所爱用的由浅入深，或者由深出浅，那么又平淡又卑俗的彩色一样，不鲜明，糊涂而且混蛋……这样的一个村子。但是从梅冷到海隆，或者从海隆到梅冷的各式各样的通讯员们却把她当作谁都有份的婊子一样，深深地宠爱着，珍贵着。[69]
丘东平笔尖热辣，把战争用人类最原始的性事比拟，狠狠地嘲弄了许多战争的“宏大意义”。多嘴的赛娥，其实在整个革命情报输送过程中并没有多嘴，始终表现坚决。革命大业最终崩解，是因为那个谁也没想到的老太婆的“多嘴”。而老太婆的“多嘴”，只不过是因为“激烈的失眠症”而发出喃喃自语。于是，关于革命坚贞的神话，迅速消解在一系列毫无来由的偶然失误中。至此，我们似乎又听到丘东平特有的调侃——人犹如此，战争的滚滚烟尘又该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