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已然暮年的郭沫若，偏偏要写一本《李白与杜甫》的书，既要力挽流俗、抗拒定见，又要力避过犹不及。这样的李白和杜甫，该怎么写才能有“与”的相辅相成，而不是“或”的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呢？郭沫若在书中早已明确说，自己不在意李杜优劣论，而且哪怕是对于“新型的李杜优劣论”也要“顺便加以批评”。[82]乃至全书出版时，虑及李杜二者的均衡，郭沫若甚至特意交代“‘与’字可用小号字”[83]。
从文本结构安排上看，郭沫若也做了非常精心的通盘考量。《李白与杜甫》，包含两大部分《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篇幅相当，表述也很平实——“关于”，而不是论、评或其他。所谓“关于”，即与此相关。究竟是什么与此相关，哪些内容与此相关，如何看待和阐释这些相关，这里面的选择和斟酌，正是体现出郭沫若的识见与用心。
在郭沫若看来，他眼中的李白主要与政治活动相关。李白的政治活动，在古代读书人的世界与人生轨范里，不过是极为经典而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84]。刘纳将该书中李白部分看作郭沫若写的李白人生传记，也许正是因为有此内蕴连通在焉。郭沫若眼中的杜甫，他认为与其紧密相关的，则是杜甫的出身与思想。于是，郭沫若用了一系列彼时代里认识和分析人物最经典的标签、符号与模式来定位杜甫——“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不仅如此，郭沫若还由此及彼，连带勾勒了“杜甫集团”的核心人物——严武、岑参和苏涣，从“一个”到“一群”，从“杜甫”到“杜甫集团”。
从文本结构上看，李白与杜甫这两部分，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李白部分诗情饱酣，颇多人生况味上的理解与同情。杜甫部分则强词夺理，险中求胜，更着意于策略上剑走偏锋的新异夺目。
从行文思路事实上，《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两部分其实并不对等，风格差异不说，思路更是迥异。写李白，一通行云流水的叙述，最终落脚于李白的“觉醒”。研杜甫，则用时代色彩鲜明的符号裂解拼贴，另加上杜甫与严武、岑参和苏涣的交往来凑数，最终来了个“嗜酒终身”的“死”。郭沫若以这种对比鲜明的章节标目的形式，呈现自己对李白与杜甫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对李白与杜甫的人生风采差异的判断——诗歌李白与杜甫诗歌。而由诗歌而解李白人生，李白体现的是诗人与政治，是文人与政治的纠葛；由杜甫人生而解诗歌，杜甫牵涉的是诗歌与政治，是文艺与政治的互渗。此二者理解进路的差异，恰恰是郭沫若、李白、杜甫三者的“与”和“不与”的关节处和缠绕所在。
这样的《李白与杜甫》当然是郭沫若的，也是郭沫若式“新编历史剧”的一贯风采。然如果就此完篇，此书就不叫《李白与杜甫》，而是《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了。这当然不是郭沫若的全部构想。于是郭沫若在《关于李白》部分的最后一节，写了《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事实上，“诗歌上的交往”才是李白与杜甫之所以能“与”和长期得以并置而论的关键，也是郭沫若试图和李杜相“与”并论的心有戚戚之所在。如果没有这一点，李白和杜甫的联系不过就是历史时空而已。也正因为有诗歌交往，李白与杜甫的联系就是诗歌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更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进一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诗，这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又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作品就是一种行动。”[85]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也正因为这点联系所生成的精神脉络和精神空间，可以极为宽容而妥帖地安放着郭沫若自己的人生况味与精神旨归。暮年郭沫若很清楚这里的关节和缠绕，因为他自己正是兼有李白情结和杜甫情结的时代诗人、摩罗诗人。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往的历史、艺术事实，让他在《李白与杜甫》的写作中，找到了在现实和历史、现实与浪漫、政治与诗歌、超迈与庸俗中并存兼容的节点。
郭沫若既有才子的豪情狂妄与意气，也有叛逆时代的斗胆与不羁；既有李白式的逸兴遄飞的天纵英才，也有杜甫咀嚼低回式的后天苦习而来的才华；既有李白式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期待与自信，也有杜甫式的忧黎庶官僚的努力、坚忍与执着。可以说，郭沫若是兼备李白与杜甫两种情怀、才华与际遇的当代诗人。对郭沫若而言，李白与杜甫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所谓高下之分。为此，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特别在乎对李杜的等量齐观。这也是郭沫若的最大心结——他享受的是“我”在李白与杜甫的关系中共荣共存，而非有所侧重与拣择。书中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见出郭沫若对李白、杜甫的平视之意，那就是在《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一节所写到的：
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但他有关杜甫的诗不多，只剩下四首……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86]
此类对李白杜甫等量齐观的强调，郭沫若在论及李白的《戏赠杜甫》时又再次拈出，并说这首诗长期被认为是李白“戏杜甫”的证据——“这真是活天冤枉”[87]。在《李白与杜甫》里，“活天冤枉”大概算是郭沫若最强烈的愤懑了。也许正是前人乃至近时专家一直在、仍旧在抑李扬杜，郭沫若偏要平视通观二者，于是造成了一种《李白与杜甫》在“扬李抑杜”的感觉。事实上，人们注意到了郭沫若对李白的揄扬，却没有注意到他对李白与杜甫二者均衡性的强调、声明和重视。而大量关于此书此事的研究、阐释和评价，恰恰是只关注到了李白与杜甫二者的非此即彼、厚此薄彼。
郭沫若只有一个，李白式的、杜甫式的，都是郭沫若。人的一生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完成了自己，而非撕裂了自己。倘若强作解人，非要在一个完整的人中拣择出各人所需要的郭沫若，那正如非得在李白与杜甫之间站队列，真是“活天冤枉”——“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88]当然也误解了郭沫若。
一言以蔽之，暮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写的是李杜两大类诗歌、两种人生与两种接受史里面诸多的“与”和“不与”，更抒发了郭沫若充满张力的自我反思、理解与认同的暮年情怀。小而言之，后人不管如何臧否这部书，平心而论，都应该承认它是一部特别的书，如张炜所说：“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先生出版了这部著作，虽然引起了诸多争执，但直到今天来看也是别有价值的。因为它里面没有堆积永远不错的套话，而是多有创见和发现。”[89]大而言之，此书传达了郭沫若“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幽思、幽情，更有一种“吾与我周旋，久自成一家”[90]、自我完成的绚烂之平淡的情怀心境。《李白与杜甫》，不仅是郭沫若的李白观与杜甫观，更是他暮年借此表达的自我通观与反思、确证，是“一场有关自己辉煌和凄凉人生的潜对话”[91]。郭沫若用这种奇崛而平实的写作方式，不动声色地呈现了一个时代，更完成了自己。这是他戎马倥偬而又狂傲卑微一生的总结、回望与畅想，却也成就了一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罕见的人与文、学术与文学、古与今贯注融通的互文性写作。
[1]王文强：《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12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2]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2页。
[3]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4]毛泽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1页。
[5]茅盾：《关于“左联”》，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6]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1页。
[7]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4页。
[8]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9]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10]刘全福：《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0页。
[11]高旭东：《梁实秋 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2]《新月》第2卷第9期封面上印刷的发刊时间为1929年11月10日，版权页记录为1929年10月初版，均有误。梁实秋在这一期的《答鲁迅先生》一文提到“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七时”鲁迅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事件，文章开篇又提到鲁迅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的回应文章，这说明实际的发刊时间应不早于1930年3月。
[13]高旭东：《梁实秋 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页。
[14]鲁迅：《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330页。
[15]详见刘全福：《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7—600页。以下简述部分内容。
[16]鲁迅：《论翻译——答J.K.论翻译》，《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1932年6月10日。
[17]鲁迅：《论翻译——答J.K.论翻译》，《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1932年6月10日。
[18]刘全福：《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00页。
[19]鲁迅：《论翻译——答J.K.论翻译》，《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1932年6月10日。
[20]转引自刘全福：《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01页。
[21]转引自刘全福：《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01页。
[22]刘全福：《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02页。
[23]梁实秋：《偏见集》，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03页。
[24]刘全福：《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载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5页。
[25]瞿秋白：《给鲁迅和冯雪峰的短简》，《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26]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27]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署名“歌特”。
[28]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
[29]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0]茹志鹃：《百合花》，《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1]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2]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3]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4]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5]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6]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37]李建军：《〈百合花〉的来路》，《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38]张清华：《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上海文化》2011年第5期。
[39]宋剑华：《经典的模仿：〈百合花〉与〈红棉袄〉之对比分析》，《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40]李建军：《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41]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42]张清华：《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上海文化》2011年第5期。
[43]张清华：《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上海文化》2011年第5期。
[44]朱栋霖：《人的发现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载陆挺、徐宏主编：《人文通识讲演录·文学卷（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
[45]朱栋霖：《人的发现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载陆挺、徐宏主编：《人文通识讲演录·文学卷（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46]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雷金庆的猜测是，年轻小媳妇的丈夫“多半正在部队里保卫他们的新家园”。
[47]乐黛云曾说：“罗兰·巴特自己就曾把巴尔扎克的一部短篇小说打散成五百六十一个阅读单位来进行分析，以说明各单位的不同形式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夏威夷会议上也有学者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茹志鹃的《百合花》，把这个短篇分解为十四个不同的形象系列，找出各系列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以说明《百合花》的抒情特点与节奏感的来源。”参见乐黛云：《“批评方法与中国现代小说研讨会”述评》，《读书》1983年第4期。
[48]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49]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50]李建军：《〈百合花〉的来路》，《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51]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52]吴波：《〈李白与杜甫〉：谁解暮年郭沫若？》，《广州日报》2010年6月12日。
[53]杨胜宽：《〈李白与杜甫〉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
[54]伍旭升、岛石主编：《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5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一文中这样叙述：“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李白与杜甫》），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锺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写了此书。”参见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
[56]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1957年版。
[57]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人民日报》1962年3月28日。
[58]傅东华：《李白与杜甫》，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属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第151种。全书计十章，分别是《诗的两条大路》《自来批评家的李杜比较论》《遗传的影响与少年时代》《“归来桃花岩”与“快意八九年”》《居长安的经验不同》《人生观的根本差异》《同时代的不同反映》《晚年的不幸相仿佛》《两诗人的共同命运——客死》《从纯艺术的观点一瞥》。
[59]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60]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李文注明此论断出自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待版书稿。该书现已出版，查该书并无此论断。但关于此书创作时间的详细情况，李斌所言“据新披露的材料来看，《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听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经完成”的判断属实。上述相关材料，参见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7、2098、2100、2123、2220、2228—2230页。
[61]关于该书的写作过程描述，还可见诸王锦厚和张洁宇的著作。
王锦厚认为：“《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几乎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据了解：这是郭沫若一生中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而修改也是最多的一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原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的写作中是很少见的。”参见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张洁宇在书中写道：“据知道内情的人说，《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是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参见张洁宇：《毛泽东与郭沫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62]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6—187页。
[6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页。
[64]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
[65]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刘海洲：《时代的反讽 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艺评论》2011年第12期；王琰：《〈李白与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谢保成：《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2期。
[6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31—132页。
[67]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68]恽逸群：《恽逸群遗作选——关于〈李白与杜甫〉致郭沫若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69]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
[70]郭沫若：《郭沫若同志就〈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复信》，《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71]郭沫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72]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92页。
[7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8页。
[7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33页。
[75]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5页。
[7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8页。
[77]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4页。
[7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6—238页。
[79]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4页。
[80]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4—155页。
[81]傅庚生：《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散绎》，《唐代文学》第1期，1981年4月。
[82]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2页。
[83]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0页。
[84]元代无名氏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的“楔子”：“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见张纯道选注：《无名氏杂剧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85]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6页。
[8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
[87]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62页。
[8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页。
[89]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9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页。
[91]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