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许多同时代人不同，瞿秋白从古典文人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变革，起初并没有采取对古典文学发难的方式，也没介入五四文学发轫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瞿秋白自我变革参与五四文学的方式，就是参与外国文学译介。而正是外国文学译介，为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发生和彻底转型立下汗马功劳。

进一步说，参与外国文学翻译其实并不是瞿秋白在五四文学群体中的特异性。五四时期从翻译有意识走上现代文学道路的作家和理论家很多，但是从学习外语不自觉地由古典文人转变为现代文艺理论家，进而走上现代民族与政治革命道路，又能始终保持自己古典文艺趣味的五四一代人物，却仅有瞿秋白。外语学习，沟通了瞿秋白的儒家经典文艺趣味与对俄国经典文艺的兴趣[32]；外语学习，使瞿秋白不自觉地接受俄国现代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33]和批判现实主义；外语学习，使瞿秋白融入五四运动的学生群体和《新社会》《人道》编辑群体中；外语学习，让瞿秋白有机会因俄语语言优势而能前往“饿乡”任驻外记者，并在思想实证的基础上走上革命道路，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可见，学习外语对瞿秋白来说，无疑是改变一生的选择。当初仅把学外语当作谋生手段的瞿秋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谋生之路竟无形中吻合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吻合了从五四文艺到延安文艺思想转折的内在理路。

瞿秋白的外语学习，尤其是俄语专修，不仅使他获得现实“饭碗”，也为其思想变迁找到跳板。俄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五四新杂志的阅读，为他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五四运动社会政治实践和五四文化活动的参与，为他提供了思想飞跃的动力。从语言到思想，瞿秋白找到了自己的“饿乡”所在。由俄语学习勾连相通的俄国经典文学，也使瞿秋白从中国古典文人唯美的人生境界破关而出，走进了有着俄国宗教思想支撑、带着强烈批判色彩的广阔领域——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现实”[34]。当然，这种“现实”关怀与瞿秋白所了解的大乘佛教里的菩萨行实践也是契合的。[35]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西学滔滔的刺激与启发下，瞿秋白文艺思想从此也开始渐渐走出古典文人狭窄、自伤自悼的自我封闭空间，走向了以社会生活为视野的广阔的现实主义，这意味着瞿秋白文艺思想朝向现代发生重大转折。而且，这种现代转向一旦与苏俄式马列主义改造社会的政治使命相结合，势必生发出更强大的现实功利性和巨大的革命实践能量。因此，日后瞿秋白在诸多文艺判断上的不少过激语，并非仅仅是文艺理论家小阁楼上的深思，更多的是政治家文化策略上的运筹帷幄。[36]

瞿秋白只是五四大潮中众多从古典文人转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通一分子，是众多从学习外语转为异域文学译介的学者中的平凡一员，也是从作家身份转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常见角色。然而，众多的一般却恰恰造就了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时代觅渡的古典文人现代转折的典型，他贯穿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到现代生态到当代左翼样态的迁流。瞿秋白的五四西学接受也是最独特的，他的西学接受不仅改变了他本人的思想和现实命运，还为日后中国文学和政治革命的俄苏思想导向奠定基础、埋下引信。瞿秋白的思想迁流沟通连接了中国文艺从“西化”到“欧化”到“俄化”到“普罗大众化”的转折。这条线索，既是中国现代文艺近百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近一个世纪来的曲折史。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说，瞿秋白文艺思想的转折的典型意味，称得上是中国左翼文艺发生期上的“这个”[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