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左翼作家往往以战士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进入新时代，这里面不仅有何其芳、孙犁等老资格的前辈，也包括一大批茹志鹃式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在建政立国的新时代里，不仅左翼作家与革命文艺工作者本人需要自我更新，现代左翼小说固化的叙述模式和抒情传统，也面临着新语境下的自我调适与转型。于是乎，在“十七年”时期，这批革命作家、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革命战争英雄史的宏大叙事洪流。彼时作为小字辈的茹志鹃，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也是如此。从《百合花》的文本解读出发，无论从故事情节、题材，还是从写作初衷来看，它都属于当代“十七年”时期文学中的战争文学，小说本意就在于叙述战争的某一侧面。
小说一开头就写道：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30]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打海岸”“总攻”“文工团创作室”“主攻团”“战斗连”……一系列时代色彩明显的关键词，都足以调动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并很容易就可以唤起某些指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有了这些限定的关键词，读者自然就明白小说主人公“我”从事的“帮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当然，大家都明白，如此具体的战争年份，已经很明确告诉读者，这是抗战结束后的解放战争中的战斗。
不经意间，作家潜意识里明确设置了小说题材的接续性——《百合花》里的战争与左翼文学里的革命，其实是前后联结的，属于同一历史序列。因此，与其说《百合花》属于泛战争文学，不如说它更属于现代左翼文学写作序列里的战争版。正是在这一点上，开篇就点明进行战争叙事的《百合花》，事实上与1958年出版的《青春之歌》一样，都属于左翼文学式的战争叙事，它们接续的都是现代左翼文学所开创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抒情传统。不同的是，《百合花》在篇首简单限定了小说的战争题材性质后，随即转入了非战争过程的情感叙事。
但是，《百合花》在战争文学冠帽下所做的叙事转换，并非仅仅是出于延续左翼文学叙事内容和情节模式上步调一致的目的，它更牵绊着左翼文学抒情传统在当代建政立国的新语境下的演绎与变迁。毕竟现代左翼文学叙事中的革命与恋爱，一旦进入新中国建立后的大背景与新语境，既有的抒情模式也必须同步转换与演绎。此时此刻，革命与恋爱都应该有，而且也确实有了胜利的果实与结晶。正如《百合花》开头所写，原来基于地下或半地下工作性质的左翼革命，而今已变成光明正大地奔向胜利的“总攻”。
深谙左翼文学情感变迁的茅盾，率先敏锐发现了《百合花》在叙事题材和情感逻辑上的新动向。茅盾认为《百合花》“故事很简单”，“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31]茅盾显然对这种新时代、新社会情势下的人物关系倍感兴致，特别强调说：“（《百合花》——引者注）写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32]不仅如此，在举例分析《百合花》在细节与人物描写上的笔法优点后，茅盾还意犹未尽地说：“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还可以讲许多；不过还是暂且收住罢。”[33]
遗憾的是，茅盾对《百合花》里人物情感关系的性质变化的聚焦与敏感，在六十多年内并未得到研究者们充分的注意。茅盾为何要一再强调“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呢？
朴素而言，年轻媳妇为小通讯员缝衣服的感情性质究竟如何判断，倘若从人物角色来说，无非军民关系基础上的感情，这应该是吻合当时乃至迄今为止的主流话语定性标准的。要是再抽象一些，无非就是军民男女之间的朦胧情愫，但这在文本里仅仅有些似是而非的暗示。茅盾认为这“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茅盾瞩目的却是“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并特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涤除出去，尽管他着眼的是感情性质和表述方式的差异。可见，有一点很明确，这里有着茅盾对“知识分子”（主要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避忌和对“农民”身份的刻意强调。茅盾对“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的强调，显然是为了凸显他对小说主题内容的基本定性，即《百合花》颂扬的是军民关系而非知识分子视域中的男女关系。
茅盾一再声明《百合花》的主旋律是军民关系，而且强调这个“民”乃“非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有多重要？显然是为了在文学史序列里凸显《百合花》题材与思想的时代性。有意思的是，现代左翼文学的抒情传统，大量叙述的不正是“小知识分子”的革命情感么？鉴往知来，茅盾是资深的左翼小说家，在他眼中《百合花》的情感新变，令他眼前一亮并且念念不忘、强调再三，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事情么？当然，茅盾的强调既是一种发现的欣喜和重视的姿态，但也未必没有一种内心的顾虑与紧张。
茅盾对《百合花》的紧张与谨慎，并非偶然。在这篇评论文字的结尾，茅盾再次警觉地发现自己在全文中“讲作品的艺术性的部分比较多”[34]。的确，艺术方面的多说，很容易引起他人的“误解”，即有意对思想内容部分的轻视或“盲视”。茅盾只好迅疾补充一句——“这不等于是，今天的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方面没有可以讨论的了”[35]。这个补笔，无论对于茅盾还是被评述的小说《百合花》都意味深长。茅盾既然如此重视《百合花》的军民关系颂歌的新质，为何又说自己对小说的思想内容讨论不足呢？难道歌颂军民关系不算思想内容吗？显然不是。问题恰恰在于茅盾讲得较多的《百合花》的“艺术性的部分”。
细读文本即可发现，《百合花》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叙写小通讯员与“我”、小通讯员与年轻媳妇的情感互动。以茅盾特殊的政治素养和身份，凭着自己对革命政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微妙关联的了解，茅盾不会不明白，他所强调的《百合花》叙事新质素——军民关系，实际上内里却暗蕴着“清新、俊逸”的男女之间的朴素温暖的情感因素。峰回路转，事实上，“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在《百合花》里依然还有留存。茅盾的紧张和顾虑，内在的玄机恰恰在此。一方面，茅盾发现了《百合花》故事题材与小说人物身份、感情性质的细微变化，当年左翼革命文学中的“恋人”而今已经确实成为解放战争背景下的“军民”，因此他对《百合花》的情感模式的新时代动向倍感欣喜；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篇颂扬新时代大历史的战争叙事新篇竟然承继固有的左翼叙事抒情传统而深感疑虑。众所周知，革命与恋爱的纠结，即便在现代左翼文学叙事里，尚且涉及革命纯洁性与觉悟力的冲突。而今置身当代左翼战争叙事，在关系着统战大局的军民关系范畴里，《百合花》居然还如此大力着墨于男女情愫，作为一个从左翼革命政治激流中走过来的批评家，如何周全地解释《百合花》的这种艺术取舍，茅盾面临的阐释难度可想而知。毫无疑问，在有着题材要求和内容提纯要求的时代氛围里，茅盾的紧张显然不是庸人自扰。为此，茅盾的《百合花》评价采取了文学统战的政治处理模式，他将《百合花》里的情感定义为“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36]
茅盾强调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那么，哪一份感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呢？当然是指“我”对于通讯员的那份感情。茅盾显然并不赞赏这种知识分子的扭扭捏捏的小资情绪，也不喜欢自命清高的矫情，他欣赏的是年轻媳妇深沉而略有含蓄的传统人情（当然也包括男女之情）。茅盾的这一评价充满着时代感和历史感。不仅如此，为了回避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为了避开对作为文工团女战士的“我”与通讯员关系和细节描写的评述，茅盾甚至显得有些为难和左支右绌。而为了突出“军民关系”，茅盾除了认为《百合花》“写两个人物（而且是差不多不分主次的两个人物）”，还特意强调这两个人物就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甚至把写新媳妇的那部分文本也试图纳入通讯员的份额。茅盾也许意识到了个中的牵强，因为该文“可是”“也可以说”等诸如此类的言辞论断中的转折和勉强是明显的。其实，茅盾无非想提纯《百合花》的军民关系。茅盾显然意识到小说实质上的男女情愫抒情模式与彼时历史语境之间的不兼容。这种来自批评家的内心紧张，当然也凝结着茅盾作为风格化小说家的清醒和偏好：在艺术上，茅盾非常明白对男女情愫的书写在艺术表达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茅盾也清楚艺术性的分量相较于思想与政治而言，再重也不过是一种艺术之“轻”。
有意思的是，在茅盾之后，关于《百合花》在故事模式和情感性质上的微妙变化，后人多以人性美和人情美一言以概之，模糊化处理。不仅如此，鉴于茅盾对《百合花》创作技巧方面的赞赏，人们也多从艺术完美性的角度展开这篇小说的文学史评价和经典化过程。《百合花》的探索和茅盾的敏感，一起被淹没在纷纭的如潮好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