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之结果。因为在郭沫若写此书前，彼时有三部关于杜甫的书影响很大，分别是冯至的《杜甫传》、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56]这些书均可谓印量大、读者多，影响了很多学者。因此，著名诗人废名（冯文炳）在1962年发表了《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57]以上三部关于杜甫的著述，尚不包括傅东华早在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事实上，更值得一提的恰恰是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他在序中表明此书是以“批评的功夫”做“属于文学的研究”，目的“在试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比较李杜的作品，希望读者容易了解他们的性质和异同，并希望他们能用类此的方法去研究别的诗人”。[58]比照傅东华与郭沫若的两本同题书，其在思路与方法上存有一定的承传。确乎，“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评论杜甫，是有感于当时的杜甫研究现状”[59]。而这个“当时”的“研究现状”，指的应是早已经蔚为壮观的李杜研究的社会与时代症候（symptom）。

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初版目录看，内容依次为《关于李白》《关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李斌认为“在写作时间上，最先写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即《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交往》，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三四月的《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60]。如此说来，《李白与杜甫》大概是郭沫若研究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交往并在讨论杜甫之后才增值产生的最终作品。其本意是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学关系，进而结合时势与流俗，并萌动做反面文章的豪情而论及杜甫，又进而研究李白——这大概是郭沫若著书的思路与心路历程。[61]

从书的具体内容看，李白部分叙述连贯完整，更像是从侧重事功成败的角度着眼的李白人生传记，和郭沫若许许多多的新编历史剧的写法、才气都相仿佛，读之亦令人慨叹大有郭氏风采。杜甫部分，则显然有些支离破碎，以“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五大框架诠释杜甫，鲜明呈现出特殊年代以降的人物认识模式，条条框框一块块硬邦邦地铸在那里。末了，加上杜甫的死因——“嗜酒终身”——和杜甫与严武、岑参、苏涣的交往经历。显然，如此“解”杜甫，既不是理解，也不完全是情解，倒有点肢解的鲁莽灭裂，即郭沫若自己所谓的他人对他的批评——“偏爱李白”而来的“挖空心思杨李抑杜”[62]。就文本阅读感觉而言，李白部分的清通爽快与杜甫部分的疙疙瘩瘩，李白部分的理解同情与杜甫部分的“挖空心思”的责难戏谑，前者的文采风流、严谨理性与后者的捉襟见肘、强逞学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二者在细部上皆有学术功力和才情在焉。

于是《李白与杜甫》分成了两部分。一方面，文字里面对李白与杜甫的抑扬褒贬，固然可以世俗化地理解为郭沫若对二者的情感与思想的认同与倾向，即所谓扬李抑杜之类的二元对立选择。另一方面，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二元对立，这是一回事；而李白、杜甫与郭沫若三者的关系如何，这又是另一回事。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要害和重心，要之是处理后面这一种关系，而并非过多去关注和辩论前者——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抑扬褒贬。当然，对于诸多关于郭沫若此书乃奉命写作、揣摩他人心意的批评，在特殊年代里，乃至在延续数千年的曲学阿私或阿公的氛围中，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展开各色联想，甚至予以各种理解与批判。但退而思之，近八十高龄、处于人生末段、垂垂老矣的郭沫若，经历过那么多时代风雨洗礼的他，真的会为此目的而花费如此心力去写一本这样的著述吗？个中逻辑也颇费思量，总是义有未安。毕竟对郭沫若而言，写一首、数首乃至数十首表态诗，远比在人生末段花费数年写一本书要轻松愉快得多吧？

笔者认为，《李白与杜甫》的写作中，郭沫若看重的应该是如何处理“我”与李白、杜甫的“三人行”，而非其他。李杜二人事实上并非“既生瑜何生亮”的关系。李杜二者的对立或者统一，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思考，对郭沫若而言，即便不是徒增烦恼，多少也算是浪抛心力。更准确的考量，郭沫若期待的应是“吾与我周旋”[63]情境下对“我”、李白与杜甫三位一体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写作此书，更趋向于兼集李杜于一身、“举杯邀李杜，对饮成三人”的自我精神漫游与沉思。如果是这样，那么暮年郭沫若对自己与李白、与杜甫之间的间性思考，则更多是人生意味上的精神通观与智慧达观。如是，《李白与杜甫》就不仅仅是历时性的时代产儿，更是共时性的郭沫若暮年凤凰涅槃式的沉思。

从文本细读中，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郭沫若写杜甫时，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写出了没有研究水准和研究心态的文字，乃至于刘纳一再感慨“我感到了切实的悲哀：我们第一流的学者竟煞有介事地打着这样无聊的笔墨官司”[64]。全书颇多嬉笑怒骂、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质素。写李白时，以写传记的态度写出了颇有研究水准和传记才华的文字，尽管里面有不少庄谐互现、笑中带泪的包袱。也就是说，这两部分是互为参商、互相参照的。在杜甫部分写不出来、不好写出来的内涵，在李白部分则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在李白部分爱屋及乌的成分，在杜甫部分中自然就无法交相辉映了。李白与杜甫，在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是与郭沫若形成参照与对话的，分别与郭沫若想象中的自己呈现出互文性质的三对矛盾，“对影成三人”“相看两不厌”，真有所谓欢喜冤家之感。更重要的是，这三对相辅相成的双子星，在书中也不过是替现实中的郭沫若唱双簧。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用一句有点绕的话说，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郭沫若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是“与”而不是“和”，均非简单的并置而论，而是带着感情与认同判断的选择、理解与同情。一个“与”字，道出了暮年郭沫若撰述《李白与杜甫》的真实情缘与思想关契。

由此可见，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既有“人生总结”和“情感寄托”的成分[65]，但又不限于此，还应有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他对人生、历史、艺术的贯通与审视，以及他对自我角色的反观与沉思。正如书中所写的“不仅仅在惜花，而且在借花自惜”，“语甚平淡，而意却深远，好象在对自己唱安眠歌了”。[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