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着军民关系与男女关系的互相融通，现代左翼抒情传统进入当代语境里继续生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百合花》终于可以别有笔致地讲述左翼小说的当代战争版、战场版。因此，无论是小通讯员肩上的步枪筒和挂包里两个馒头，还是小通讯员衣肩上的破洞和那床有百合花图案的被子，通篇文本的宏大叙事和支撑情节骨架的细节之间，无不呈现出有机错位与内在融通的和谐之美，故事精彩的细节也都一一落脚在人物之间的交往中，其间一举一动亦无不纳入人物情愫的微妙传达中。兹举三例：

其一，“我”和团长，无疑是上下级关系。团长是军事指挥长官，“我”是战士。面对一个因战斗需要而下派到自己队伍里的女创作员，团长竟然顿时方寸大乱，置紧急的战争情势于不顾，反而因其性别而大为苦恼，如小说中描写的：“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言语之中可谓滋味万千。显然，团长苦恼的是性别问题和护送的人选。琢磨之下，除了安置这位女战士之难处外，似乎团长还有是否需要护送的心理考量。区区一个女战士的到岗安排的小事情，竟然让团长如此手足无措，这应该不是作者的政治觉悟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压倒性地占据了小说行文时的感情和逻辑。

其二，“我”（文工团女战士）和通讯员，都是普通战士，都是该团的普通一员。按理说，既然护送该女战士下连队是团长下达的战时任务，那二者就应当属于是军务在身的革命同志关系。然而，姑且不说故事时间的“中秋节”设定的意蕴，小说开头那些赌气性的女性心理和欢快的环境情景描写，都已经不自觉地淡化了军事氛围和革命同志行军的色彩。而接下来的“我”对通讯员的体态观察——“高挑挑的个子”“厚实实的肩膀”（后面又出现一次“宽宽的两肩”）……乃至于当分别时看到通讯员被挂破的衣服时，“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不用多说，谁都明白这是“我”（文工团女战士）的日常情愫，起码其中已经潜滋暗长一种异性好感。明确的革命同志关系当中，来自异性视角的叙述，陡然间让单调的两人战时行军之旅洋溢着人间烟火气息。

其三，年轻媳妇和通讯员，二者的关系纯粹是革命工作程序，属于规定内的动作，用萍水相逢来形容都有过于暧昧的危险。可是，恰恰在这个本该是毫无悬念和故事的地方，作者偏偏植入了一个天大的情感包袱。从小媳妇看到通讯员的一笑再笑，到故意气通讯员，再到帮通讯员缝破衣服，都起码暗蕴着一种朴素的、美好的情感。小说《百合花》为了酝酿这一情感漩涡，乃至于不惜让这位年轻小媳妇的情感世界的格局颇显古怪，因为文本里始终没有提及她的新郎官去哪了[46]。也许作者想当然地认为，故事的天然历史语境和固定想象模式，自动暗示了读者关于新郎官的使命问题。其实这也许是小说家的难言之隐。因为小通讯员与年轻小媳妇的这份朴素美好的情感倘若再往前走一步，年轻媳妇的性情之举的伦理问题就被坐实了。在革命伦理与人情人性的常态与温情之间，《百合花》意欲二者兼得，只能不说。

因此，《百合花》的最大感情纠结，表面上是小通讯员和“我”、年轻媳妇三者之间的小我之情、人之常情的纠结，实质上更有革命伦理与感情正常如何两全的为难。要想保全革命伦理，即必须屏蔽人之常情的两性欢愉与男女好感；而要想小说写得好看，没有这些人情戏份，《百合花》也就不成为耐人寻味的艺术之“花”了。那么，如何才能弥合二者思想上的距离与情感上的缝隙？于是，军民关系与男女朴素美好情愫互为表里的交替叙述，仿佛成了一条缀合小说思想政治与故事需求的感情“拉链”。而这种叙事和抒情上的拉链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构成了《百合花》鲜明的抒情节奏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