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联时期，鲁迅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日益倾向左翼文艺思想。鲁迅刚经受完来自太阳社、创造社等团体的围攻，又陷入与梁实秋漫长的翻译论战。在翻译论战里，较之梁实秋，鲁迅显然不够当行本色。正在其最艰难的时刻，瞿秋白因缘际会支援了他。而在三次文艺论战里，鲁迅也曾以左联盟员的身份发出“战叫”[2]。于是，在共同战斗与互相欣赏中，瞿秋白与鲁迅逐渐形成知己与同怀、战友加兄弟的友谊关系。[3]瞿鲁之间的文学合作，更是罕见地从合作写14篇杂文[4]开始。（见表4.1）

表4.1　1933年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写杂文情况

注：1.表中题名与发表情况依照原刊填写，题名按发表时间排序，“原题”为其在《瞿秋白文集》中的标题。
2.表中14篇文章皆见于《瞿秋白文集》，写作时间（如有）也从此处引得，原系鲁迅所加。
①《瞿秋白文集》未注明本篇写作时间。丁景唐、王保林认为本文作于3月10日，参见丁景唐、王保林：《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②《瞿秋白文集》记录为4月11日。文后注释指出该日期有误：该文曾引用4月12日《申报》上的材料，写作时间应在此之后。

瞿秋白和鲁迅合写杂文，据许广平回忆：“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5]现在看来，从这些杂文的篇目、内容到写作经过，可以肯定瞿鲁合写杂文是成功的。瞿鲁合作的杂文，基本写于1933年3月5日到4月24日。此时，瞿秋白和鲁迅的关系无论在居住空间上，还是情感程度上都相当密切，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由于是在共同思想探讨之后，再由瞿秋白单独执笔写作，这些杂感表现出强烈的战斗色彩和坚定一致的革命立场，显然符合瞿秋白文艺思想倾向。在语言文字风格和表现手法上，这些杂文也因鲁迅介入修改和参与讨论，而显得蕴藉内敛一些。[6]

瞿鲁合作写杂文的行为，不仅是文坛佳话，也体现二者在文艺思想上的日益亲近。就瞿秋白而言，这是革命向文学的转移；对鲁迅来说，则是文学朝革命的迈进。从这次互相靠拢而最终团结在一起的文学与革命会合的历程中，可以见出，瞿鲁的交谊不仅是私人友谊，更是瞿秋白成功的革命统战实践和文学战线归化。由于此时的左翼文艺仍然是秘密政治，瞿鲁的杂文合作不至于显露出生硬的政治刚性，尽管渗透着革命和文学在现实斗争中生成的互相召唤，但仍旧充满着文人在乱世里惺惺相惜的人间温情。

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左联时期的文艺思想实践，是从瞿鲁杂文写作的文学合作开始的，并在斗争和建设两方面同时展开。这称得上是一个漂亮完美的文艺战线方略。其斗争的一面，是瞿鲁共同参与左联组织的三大文艺论战，甚至合作写杂文对论敌展开文艺思想战线斗争；至于建设的一面，则除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传播和阐释体系本土化和系统化工作外，还包括瞿秋白对鲁迅和高尔基两位中苏革命文学创作榜样的确立和阐释。当中，瞿秋白对鲁迅作品的红色阐释和革命经典地位的确立，即《鲁迅杂感选集》编选和长篇序言撰写，既是该文艺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其文艺思想实践上的空前胜利。瞿秋白由是成为“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7]。

其实，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逻辑始终一致，一直立足于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价值上的肯定。1923年底，瞿秋白对当年的文坛进行扫描，第一次对周氏兄弟进行评价。瞿秋白把周氏兄弟当作当年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分别以其代表作的书名——《呐喊》和《自己的园地》，评价他们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的文学成绩。瞿秋白指出，鲁迅思想超前孤独，“虽然独自‘呐喊’着”而“只有空阔里的回音”[8]。瞿秋白再次提到鲁迅，则是在《学阀万岁！》一文里。为了倡导“革命的大众文艺”，瞿秋白把鲁迅列进“懂得欧化文的‘新人’”的“第三个城池”里[9]。1932年5月，瞿秋白写《“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又提及自己对《狂人日记》的看法，虽然他对其艺术评价不高，但仍然高度赞赏道：“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10]在《狗样的英雄》一文中，瞿秋白再次提到《狂人日记》反抗吃人礼教的进步意义。[11]由上可见，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一开始就不是纯粹艺术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始终把他定位在反封建革命意义上来评价和赞赏。但即便如此，这些也只是对鲁迅小说在内容题材上的肯定，根本没有涉及鲁迅杂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