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鲁迅与左联是因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文化反“围剿”工作而紧密结合起来的。瞿秋白和鲁迅的交谊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1931年5月初，瞿秋白在茅盾家初次见到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几天后，瞿秋白托冯雪峰找个能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准备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不久瞿秋白夫妇就迁到谢澹如家，从此与左联发生关系，间接领导左联。当时冯雪峰“大概三四天到他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写的稿子”。但多年后冯雪峰却坚持认为：“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成为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2]钱云锦也认为瞿秋白是通过冯雪峰和谢澹如了解左联和文化界动向。[3]可见，瞿秋白大约在1931年5月后才主动融入左联，而且更多是出乎个人不得不然的革命热情。

当时的左联与毛泽东同志批评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4]有很多相似之处。1931年上半年，由于过度左倾，“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5]。初次见到冯雪峰时，瞿秋白读到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连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6]。瞿秋白赞赏鲁迅的思路显然是因文及人，此时他还尚未直接和鲁迅联系。据冯雪峰回忆，“两人还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流露着很高的热情和抱着赤诚的同志的态度的”[7]。由此推定，瞿秋白这时对鲁迅的赞赏还停留在单边的热情阶段。

瞿鲁关系的转折，“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8]。冯雪峰说：“两人的接近开始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在这以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的相互认识和接近，是因为有一个左联。”[9]因为共同的左联，瞿秋白和鲁迅因革命而发生关联。左联因此成为瞿秋白和鲁迅、文学和政治都能互动和双赢的平台。在左联的群体氛围里，瞿秋白既有政治威望又有一定文学造诣，而鲁迅则仅有文学威望。瞿鲁结合，可谓文学与政治的合则双美。

瞿秋白入住谢澹如家后，最初写有《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论文，开始倡导文艺大众化理论。此后，左翼文坛爆发了由瞿秋白担任论战主力的三次文艺论战（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批判、文艺自由论辩和翻译问题论战）。这三次论战鲁迅都参加了，主要原因仍是共同的左联。论战中瞿鲁两人不断相互了解和接近，瞿鲁友谊也渐渐有所质变。其中思想感情的催化剂，便是瞿鲁两人因文学翻译问题而开始的通信，瞿鲁从一般战友变成了“亲爱的同志”（二人在信中互称）。可见，瞿秋白介入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是瞿鲁友谊质变的重要环节。因为这次论争，瞿鲁二人亲密地走到一起，既成为被称为“左翼文坛两领导”的铁哥们，又是“人生知己”加“斯世同怀”的好兄弟。在翻译问题论争中，瞿秋白也由此进行大量翻译实践，并且从俄文直接译介和编撰马克思主义文论著述。正是这项工作改变了中国左翼文艺从日本转译苏俄文论的单一资源取向，部分纠正了左翼文艺战线关门主义的发展倾向，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和左翼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