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比鲁迅小18岁，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从北京出发到俄国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聘的“特派专员”，“担任调查通讯事宜”[3]。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从俄国返回，1923年1月8日左右抵达哈尔滨，1月13日回到北京。据现有的资料，瞿秋白对鲁迅的关注，以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是从他回到北京后开始的，即1923年10月写于北京的《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自此，瞿秋白和鲁迅二者有了联系，而且关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成为鲁迅研究史上无法绕开的节点。

那么，如何看待瞿秋白在鲁迅研究史上的意义呢？

周葱秀先生认为瞿秋白是“鲁迅研究重点转移的一个过渡”，并提出两个“最早”的观点：“第一，他是最早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鲁迅的研究者；第二，他是最早从政治思想斗争的角度来研究的研究者。他在鲁迅研究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也在于此。”[4]

基于对既往宏大政治视野下的鲁迅研究史的把握而言，周先生的话是大致准确地概括了的。然倘若就文学本身而言，或者兼及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意义的讨论，那么，瞿秋白与鲁迅的关联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思之再三的重大议题。

诚然，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与友谊，无论对于瞿秋白研究还是鲁迅研究，其影响都相当重要，有私人与日常的一面，但却绝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5]。不仅如此，瞿秋白是如何看待鲁迅的？鲁迅又是如何看待瞿秋白的？时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以及他们的关系的？个中的“观看之道”[6]，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和批评史的讨论，例如五四文学的评价、文学史写作、文学翻译、文艺大众化、世界语与汉字拉丁化等诸多问题，乃至对鲁迅本人创作成就和思想价值的认识，尤其是对鲁迅杂文意义的判断，都可谓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