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出于对本土化呼唤的敏锐，当太行山的新文艺同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讲话》意义时，赵树理其实已先走一步。《讲话》的精神实质，恰恰在于要求文艺工作者入“乡”随“俗”，入“革”随“革”，要把写作融入革命工作之中，要把个人的苦闷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的苦闷。写作本身只是千千万万革命工作的一种，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不能有特殊性，更不能有私人性。写作中的问题也不再是艺术世界的问题，而是革命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为此，《小二黑结婚》正是以其对“问题小说”的历史发展，充分体现出了它的时代意义。自此，五四“青春期病态”的问题小说、左翼“图解革命”式的问题小说，纷纷一变而为延安之后的“小说问题”。这就是赵树理从中开创的革命叙事模式——从“问题式的小说”到“小说式地解决问题”，也是他对自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以来的艺术入思模式的重大变革。

小说中的问题从哪里来？赵树理的回答是：从调查实践中来[128]。在这种思路逻辑下，小说中的问题摇身一变而为革命现实问题，二者几乎是等同的。既然是革命现实问题，那么仰仗革命政治的伟力解决问题就是必然的[129]。一系列的循环论证，最终将小说的艺术创作转变成如何通过故事叙述完成革命合理性、合法性的艺术论证问题。五四新文学的个人思想启蒙传统，迅速被赵树理置换成着眼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启蒙。个人自由、全面、合理的生活信仰，随即被革命对社会、对人的改造所替换。至此，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作家被抽空成新政治意识形态符号，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一变而为延安新文学。被认为俗不可耐的乡土经验，因赵树理对五四“问题小说”的反观借照，汲取“第三次的文学革命”[130]和“新的文化革命”[131]等激进革命视域中超越五四文学思想视域的合理性，迅速生成“现实版”的“无产阶级的‘五四’”[132]——延安新文学的叙事经验和写作资源，为当代文学创辟出了惊人的写作契机、介入生活的力度与文学延展的现实空间。

倘若说当初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说是书生的某种意气粗豪，那么，《小二黑结婚》所蕴含的小说问题论，无疑就是一次革命者的激情奔放。既然如此，赵树理看到《讲话》后心有灵犀，进而涌动喜悦和知遇之感就是必然的。

也许是昧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传统乡土中国式理解，赵树理很难想到：一旦新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产生了一连串的旧问题，那么所有基于此建立的宏大叙述的朴素信仰必然成为虚空的乐观。洲之内彻说：

但是，读了赵树理的幸福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虚无之感。然而，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吗？受到祝福的年轻恋人们，形影不离、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进步势力方面的人。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立场正确。除此而外，别无他因。赵树理创造的人物，只不过具有社会意义、历史价值的影子而已，实际上他们连反对社会权威的战斗都没参加过。新的政府和法令，如同救世主一般应声而到。道路是自动打开的。[133]

重塑救世主，重新树立救世主的力量，这正是《小二黑结婚》对革命历史叙述的前所未有的开创。由此，赵树理用极为本土的革命叙事逻辑，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神话。赵树理的小说革命之路，思路清晰，轨辙分明——在革命生活的实践经历中发现了现实问题，进而结合革命政策和文件精神，把生活悲剧改写成因革命伟力而转变的艺术喜剧。悲喜实虚的交叉错位，不仅符合革命思想宣传与动员需求的精髓，也能在艺术幻觉层面上满足广大底层民众超越苦难现实的美好寄托。这显然达到了中国现代革命和乡土中国民众向往的胜境，“和正在跨入胜利和建设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情绪，达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谐”[134]。

上述一切，更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创作前提——生活的“调查研究”而魅力倍增。彭德怀当年为《小二黑结婚》出版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有研究者认为，这句题词要害在于“通俗故事”[135]。果真如此吗？作为置身革命根据地的一方军政大员彭德怀，文体形式不太可能是他彼时的关注焦点。结合彭德怀的政治悲剧与性格底色，加之历史语境的理解，他对《小二黑结婚》的关切，当最为着眼于其生产方式上的“调查研究”。正因为它宣称来自调查研究，这篇小说才获得远远超越一般小说的事实公信力和生活等价意义，导致当年那么多的农村底层民众，乃至众多善良的读者大众都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因为“信”而带来希望和动力，这便是艺术、革命和宗教的交集。诸多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存”化，也无非打着艺术旗号的、对生活真实幻觉的制造。这一光荣的革命叙事传统，在《白毛女》歌剧中再次发扬光大[136]。通过艺术神话真真假假的曲径通幽，革命散发出了迷人光晕，展示出其坚不可摧的伟力，甚至是类乎宗教般的神奇力量。革命此刻几乎是一种拟宗教。不同之处是，艺术和宗教最终要求必须回望人的自身，其可贵之处是对人自身的审视、悲悯、忏悔和精神清洁。革命则完全相反，它强调主义的仰望与抹灭自我的思想阉割。

以此观之，赵树理在中国新时代作家中的确有着特别的意味。在以“调查研究”方式解决革命现实问题的途中，凭着对农村生活的当下体验和有限感受，赵树理自发参与了新历史的宏大叙述，一次又一次“赶任务”[137]。对赵树理来说，“为什么人”和“怎么写”都已是自明的写作前提[138]。可一旦有追赶，落伍就在所难免了。其间最重要的争论，就是赵树理写作的“形式与内容”不一致的问题。对此，谢泳认为：“‘赵树理创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的现象……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139]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把赵树理的追求裂解为形式与内容本身的张力也未必恰切。原因是赵树理小说创作虽然出现内容与形式的冲突，但二者的矛盾并非来自内容的不合时宜，而在于内容进入写作机制的方式方法。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鉴于写作题材的单一和规定性，作品被认可的前提其实已经与内容无关。作品生产的危险环节，只是题材进入写作机制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可是赵树理不按舆情出牌[140]，依旧走“调查研究”的路子写作，自然不被待见。这才是赵树理难得的认真和可爱处。因为赵树理恰恰是特别强调实地调查和体验的作家，这是他对生活体验长期以来的重视和坚守，甚至成为思想情结。可悲可叹的是，一旦发现实地调查不过是观盆景、看瓶花，连赵树理自己也感到虚无[141]。当然，囿于眼见为实的乡土经验积累信念，也令赵树理有不少信以为真的盲目乐观和一本正经。让人两难的是，无论赵树理如何坚信实地调查研究是创作的前提，一旦遭遇解释语境的变化，他仍旧难免落伍之讥。

尽管赵树理的写作在表现形态上存在着“被预先策划”的无力感，但将其完全归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142]却不尽周全。赵树理虽是基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而写作，但他毕竟真诚希望自己能拯民于困厄，其解决问题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为此，他甚至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社会调查和实践体验。而一旦被批判为革命叙事的落伍者，赵树理自己也始料不及。他不会也不敢想到，其实当中的不少问题恰恰是新制度自身所导致的。可新制度对他来说，那是一种“信仰”。基于信仰的忠诚与迷思，赵树理的落伍很大程度上便源于他对自己开创的革命历史叙事逻辑和艺术模式的执着理解。《小二黑结婚》接受史上的波折及日后遭受的起伏，乃至《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等被批判，都证实了他对革命历史叙事深度探索的局限，更表明他对《小二黑结婚》的复杂性缺乏充分思考。

革命是发动机，而不是永动机。革命历史叙述的不定性与确定性，天然存在悖论。钱钟书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143]小说的革命叙事也是如此：讨好革命，就要牺牲小说叙事的“深”；追求小说艺术，便要还原革命洪流的“杂”。此两难情境，同样适用于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