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成三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互文写作——重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51]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著作，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白与杜甫》几乎人手一册。”[52]此后四十年来，它更是饱受争议。[53]2009年该书入选《中国图书商报》“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的首批书目。[54]2010年此书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再版重印，仍引起争议。

《李白与杜甫》长久引发人们热议的关键，在于其应景式的“扬李抑杜”写作。分而论之，即为两大问题：应景与否？为何与如何扬李抑杜？关于前者，虽有出处然并无确证，在此姑且不论。[55]至于为何与如何“扬李抑杜”，书中亦有很明确的立场和极为清晰的情感判断。然长

桑逢康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参见桑逢康：《郭沫若人格辩》，《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说：“我认为只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偏巧他的观点和主席相同，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此话多系辗转传抄，并无出处，如前引吴波的《〈李白与杜甫〉：谁解暮年郭沫若？》，《广州日报》2010年6月12日。然在所见及的郭平英公开访谈报道中没有这句话，见吕莎：《郭沫若及其时代——关于郭沫若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4日。期以来，《李白与杜甫》真正蕴含的问题反而很少被深入讨论，譬如：郭沫若与彼时彼刻的李杜书写的关系是什么？采取李杜并论的方式对郭沫若意味着什么？在论者与论述对象的关系空间里，郭沫若究竟要以此来表达什么？郭沫若为何要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花费如此心力来抒论此议题？退一万步说，即便真要所谓扬李抑杜，垂垂老矣的他又为何一定要如此执着地辨析这一问题？以常情常理加之文本细读，这一切似乎并不难解，但也并非不值得人们更求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