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二黑结婚》不是赵树理最早的作品，亦非最后的作品，甚至不算最成熟的作品，却是他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23]。历史洪流浩浩荡荡，赵树理何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深刻地烙上一笔呢？这显然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事情。

事实也是这样。赵树理成为独特的“那一个”，在相当意义上是因为《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不但奠定了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也以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耦合书写，为当代文学史掀开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众所周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也称《讲话》）是当代官方文艺思想资源的起点。任何思想资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要求思想资源要有历史、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还需要文学史的合理性支撑和阐释。在政治权威上，《讲话》的历史开端意义因为有政权依托，不存在任何质疑。但《讲话》能在文学史上统领江山，更重要的是有作家因此写出了有说服力的作品。因为就在《讲话》隆重出炉、并期待文艺作品加以证实的节骨眼上，《小二黑结婚》在彭德怀等军政领导高调、强硬的推介下出版了，并且在解放区一纸风行。在政治追认逻辑和因缘际会中，顷刻间赵树理便成为《讲话》难得的历史呼应者。

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有意之中，成了革命叙事的探索者、领头羊；又在无意之中，成了革命叙事的匆匆过客。此过渡意味和历史镶嵌式的角色，也让赵树理曾成为新文艺的一时方向。随着历史的曲折反复，有朝一日它难免还会被重新“方向”和“伟大”起来。可是，如此翻烙饼式折腾赵树理及作品，不但表明这段历史的荒诞，也证明了赵树理创作的摇摆及其作品的不成熟。

赵树理是革命历史叙述的自觉开创者。这一点，在有关《小二黑结婚》的创作缘起里说得很清楚[124]。赵树理对该使命的担当是相当理性的。作为一名作家，对新时代的自觉和敏感，他足以和郭沫若相媲美。不同的是，赵树理的自觉和敏感，纯粹来自他在农村摸爬滚打练就的农民式的朴素体认，或曰底层生存智慧。

与他人的革命历史宏大叙事不同，赵树理的书写入口不是简单的歌颂，而是反映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他认定解决小说中相关问题的力量源于现实，因此，对现实力量源泉的歌颂、对呈现该力量的反作用力的批判，一切在无形中都成为潜藏在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背后的言说机制。既然现实的威权在小说内外已力透纸背，作家自然就没必要为此另外再花费笔墨。这便是赵树理所理解的写作与现实的逻辑关系。所以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开创意义，首先便在于他对五四“问题小说”在解决问题的文学机制上的大胆革命。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大多停留在问题呈现阶段。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外力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时人也没有明确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或理论资源。当时青年们思想纷乱，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时代狂潮又一下子将所有的时代苦闷和社会弊病悉数暴露无遗，不但“问题小说”的大量出现和问题的无法解决是必然的，而且小说整体情绪上也吻合那个时代郁闷的精神氛围。

赵树理曾坦陈自己受到过五四新文学影响，并承认自己是由此而开始尝试写新小说。可是，乡村世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应，使他感到“新文艺虽然是进步的，但它还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新文艺是绝缘的”[125]。由此说来，如果说五四“问题小说”让很多人发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那么，赵树理则认为新文学自身与现实的隔膜正是问题小说本身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中国社会现实的隔膜是五四“问题小说”艺术局限的总根源，以致大量的五四“问题小说”最终只留在青春期的病态独语中[126]。

赵树理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也目睹了五四新文学在乡土中国经验世界里遭遇的解释困境。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乡土政治经验，总是强调人的幸福首先缘于外在社会环境。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正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前理解。至于内中偏颇、是否为专制极权所僭越等，人们则往往习焉不察。其中自然也包括赵树理，乃至于当赵树理感觉到五四新文学与现实的隔膜后，他没有，也不会像同辈人一样到海外异域寻求思想资源。此中逻辑关键，除了其现实境遇和个人经济社会条件之外，似乎当归因于赵树理的思想视野本身。因为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思考只有依托自足的中国乡土经验。故而这种近乎勇的自信，使得他大胆抛弃五四“问题小说”的病态气质，也让其在不自觉中迅速自我屏蔽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质疑品格，决绝地返回中国乡土生活世界中，去开辟解决问题的本土途径。在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尝试无形中吻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变革轨迹。就此而言，如果说五四“问题小说”体现的是思想情感苦闷，那么《小二黑结婚》联结的却是包蕴于个人的现实工作困境和社会政治苦闷[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