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瞿秋白革命意识的参与下，《子夜》终于以革命小说的面目隆重登场。但《子夜》毕竟是文学创作，茅盾首先想到的理想鉴定者便是鲁迅。《子夜》平装本初版刚一出来，茅盾便拿着几本样书，带着夫人孔德沚和儿子到北四川路底的公寓去拜访鲁迅。[14]而此时正是鲁迅与瞿秋白交往相当密切的时段，两人甚至合作写些杂文（包括瞿秋白的第一篇评论《子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因此，鲁迅对《子夜》的意见和印象就变得非常重要且微妙。这些都一一记载于鲁迅当时的文章和往来书信中。
1933年2月9日夜，鲁迅在《致曹靖华》中写道：
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文学月报》出五六合册后，已被禁止。[15]
1933年3月28日，鲁迅在《文人无文》中写道：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16]
1933年12月13日，鲁迅在《致吴渤》中写道：
《子夜》诚然如来信所说，但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这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而已。能够更永久的东西，我也举不出。[17]
1936年1月5日夜，鲁迅在《致胡风》中写道：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拜托你。即关于茅的下列诸事，给以答案：
一、其地位。
二、其作风，作风（Style）和形式（Form）与别的作家之区别。
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他的态度。[18]
显然，此刻鲁迅对《子夜》的评价意见几乎有着思想和艺术的双重判断功效。令人关注的是，鲁迅当时对茅盾及其《子夜》创作的评介态度似乎有点打太极的玄乎。鲁迅认为，茅盾是作为“新作家”出现的，《子夜》这部作品“并未预告”而低调产生；因为“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所以《子夜》为时人“所不能及”；然而，《子夜》“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而已”，还应该有比《子夜》“能够更永久的东西”。直到1936年，对茅盾的“地位”，“作风（Style）和形式（Form）”及其“与别的作家之区别”，“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他的态度”，鲁迅仍旧以自己“一向不留心此道”[19]而避开相关问题的直接和正面的评价。可见鲁迅对茅盾和《子夜》的热情并不高，基本停留在对茅盾写作态度的政治表态层面，对其艺术质量的评价也只是以鼓励居多。鲁迅的微妙态度，无疑受到其他人对《子夜》评价的影响，这里面就包括瞿秋白，也包括当时评论界对《子夜》接受的两种互相对立的声音：质疑声和肯定声。《子夜》的文学接受史也正是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声音中拉开序幕。质疑声最初是响成一片，而叫好声则随着革命形势变化逐渐加强。
起初对《子夜》的质疑声不少。陈思（曹聚仁）就说：“这部长篇小说，比浅薄无聊的《路》的确好得多，要叫我满意吗？依旧不能使我满意。”[20]禾金认为茅盾抓大题材的能力不够，满心要写“中国的社会现象”，结果却只写成了一部“资产阶级生活素描”，或是“××斗法记”。[21]杨邨人（当时已宣布脱党）觉得《子夜》在技巧上没有什么创新，没有给人以一种思想上的启发。[22]门言则指出茅盾写的是体验的传递而不是经验的结晶，其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会长久，在鲁迅之下。[23]
而肯定的叫好声来自出版商、一般读者和革命阵营。为配合作品发行，叶圣陶甚至亲撰一则广告，称赞《子夜》有“复杂生动的描写”，而叙述时间之短与篇幅之大又反映了“全书动作之紧张”。[24]余定义则将《子夜》定为写实主义，认为其把握着1930年的时代精神。[25]朱明肯定《子夜》是一部超越之作，是反映时代精神上的“扛鼎”之作，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机构，大部分都给他很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于形式既能趋近于大众化，而内容尤多所表现中国之特性，所以或者也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代表作”。[26]一向对新文学有成见的吴宓，也以“云”为笔名撰文盛赞《子夜》是“近顷小说中最佳之作也”，“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第三，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微，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委宛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学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27]韩侍桁则虽然批评《子夜》“伟大只在企图上，而并没有全部实现在书里”，但也肯定《子夜》“不只在这一九三三年间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就在五四后的全部的新文艺界中，它也是有着最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声明自己“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来观察这书以及这作者，如果那样的话，这书将更无价值，而这作者将要受更多的非难。但我相信，在目前的中国的文艺界里，对于我们的作家，那样来考察的话，是最愚蠢，最无味的事”。[28]朱自清则说《子夜》“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我们现代的小说，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29]焰生在赞许之余，肯定了《子夜》有社会史的价值。[30]
而对《子夜》革命意味评价的定调，则来自冯雪峰。冯雪峰高度评价《子夜》：“不但证明了茅盾个人的努力，不但证明了这个富有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学的战斗的经验的作者已为普洛革命文学所获得；《子夜》并且是把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的创作的路，接引到普洛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31]显然，冯雪峰的评价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领会冯雪峰评价所释放的政治信息后，茅盾自己迅速在文学上做出追认和呼应，对《子夜》创作意图与主题进行一系列补充阐释。茅盾在1939年说：“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32]1945年6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甚至以半版篇幅登出给茅盾五十寿辰祝寿的消息。同年6月24日，《新华日报》则刊发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肯定茅盾是新文艺运动的“光辉的旗子”。同日，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正式将茅盾创作道路定为“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33]此后，尽管有唐湜、林海等对《子夜》提出不同认识，但《子夜》的“接受的定向工程宣告奠基”[34]，对《子夜》的革命评价最终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