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述林》的思想史意义
《海上述林》这部书，从最初筹划到成书出版、传播流布，处处渗透着历史剧烈变动时期难得的人间温情，可谓一部有意味的民国文学现场里的礼品书，其人其文其书，其情义其思想其影响，都足以使它成为民国出版业一道独特的风景。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海上述林》编成出版后，远在“内地”——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鲁迅从上海送来的《海上述林》皮脊本（精装本）。于是，从《海上述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上海到延安，从瞿秋白到毛泽东，历史与传统在这里赓续绵延。作为红色经典和“红色收藏”的经典，《海上述林》俨然成为左翼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块界碑。
1.民国出版业的“风景”：一部有意味的礼品书
宝剑赠英雄。《海上述林》是一部因纪念亡友瞿秋白而由几个人捐资付印的文学译文集。这样的一部书，从最初的筹划出版到书的上部出版成书，公开发行、获取经济回报的考虑显然并不是主要的。
1936年10月17日，鲁迅致信曹靖华说：“它兄译作，下卷亦已校完，准备付印，此卷皆曾经印过的作品，为诗，戏曲，小说等，预计本年必可印成，作一结束。此次所印，本系纪念本，俟卖去大半后，便拟将纸版付与别的书店，用报纸印普及本，而删去上卷字样；因为下卷中物，有些系卖了稿子，不能印普及本的。”[94]
因为“本系纪念本”，加之“下卷中物，有些系卖了稿子，不能印普及本的”，才有1936年9月26日鲁迅在致信茅盾时所说的，“《述林》初拟计款分书”[95]。既然是“计款分书”，那就是按照捐资的比例多少，获取对应的得书数量。但如此一来，鲁迅似乎很为难，认为“但如抽去三分之一交C.T.（即郑振铎——原注），则内山老板经售者只三百余本，迹近令他做难事而又克扣其好处，故付与C.T.者，只能是赠送本也”。[96]
查鲁迅后来的分配明细，给郑振铎的是“革脊五本、绒面五本”[97]。让人纳闷的是，不“计款分书”，而是要首先顾及内山书店老板的利益，对于一向很重视合约精神、对经济账并不糊涂的鲁迅而言，他所持的考量标准究竟是什么？
可供解释此事的，当是许广平的事后的回忆。
许广平回忆说：“关于从排字到打制纸版，归某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由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于完美。出书后照捐款多少作比例赠书一或二部作纪念。”[98]友人为《海上述林》出版认捐的资金，可能是用作“排字到打制纸版”的费用。因此，在整部《海上述林》的出版过程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远远超出了捐资的部分。这超出的部分，有相当多的比例是鲁迅独自承担，还有一部分则计入了书籍的代印和代售方——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为此，鲁迅才决定不按当初拟定的计款分书，而是重新做出分配方案。
全书印成后，鲁迅不仅致信郑振铎和章锡琛，商量分书事宜，而且还亲笔写过一份赠书名单，把书分赠给为出版《海上述林》出过力的朋友。[99]这张分送名单上面，用简姓（名、代号）写明，其中包括许广平在《瞿秋白和鲁迅》中所说的集资出书的几位好友。鉴于“下卷出书时，鲁迅已看不到了”，所以是许广平“依照上卷分送出去的”[100]。
根据鲁迅书信中所涉信息、鲁迅亲笔写的一份赠书名单以及他人的回忆，结合郑振铎写的捐资名单，鲁迅彼时编定和初版的《海上述林》，作为民国出版业的独特的“风景”——一部有意味的礼品书，其去处基本上可考。综合迄今为止所知的《海上述林》初版本流布情况推算，初版500部《海上述林》的分配如下：约100部由鲁迅分赠友人和分配给捐资人，大概有400部归内山书店代售。500部中，皮脊本100部，实价3.5元；蓝绒面400部，实价2.5元。可见，全书如售罄，总码洋为1350元。即便比照今日的经济情形，《海上述林》这部书的出版，也基本上算是礼品书的运作模式，因为鲁迅和诸多捐资人的出版初衷只是纪念亡友。
毫无疑问，礼品书的形态，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里面，并非稀罕事。但一部精美绝伦的礼品书的出版，偏偏又关涉着彼时的士林领袖之一鲁迅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如此一来，此事即便在民国以前的历史上，也足以熠熠生辉。因为它不仅折射着鲁迅等人留存的古典文人的风骨，也映照着瞿秋白与他们的深厚友谊。
《海上述林》初版印数不算太多，扣除捐资人的获书和赠送用书，需要售卖的数量不算太多。但为了更好地向世人推荐这部好书，尽量扩大书和书中人的影响和纪念效果，鲁迅做出了比所编的其他任何书籍都要多的努力去推广《海上述林》。鲁迅亲拟广告词不说，连登广告的刊物据扬志华考证也至少有四家，数量和密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四家刊物按广告刊出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一、《译文》最早，刊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新二卷二号；
二、其次《中流》，刊十月二十日一卷四期，第五、六期续登；
三、再次《作家》，刊十一月十五日二卷二期；
四、还有《文学》，刊十二月一日七卷六号。[101]
从发起编书以志纪念的动议，到亲自落实此书的编纂实务；从校对印刷的奔波董理，到用纸装帧的躬身审订；从资金筹措的人事牵合，到书籍赠售的流布推广……鲁迅之于《海上述林》，显然不仅仅是单纯人与书的关联，其间涉及了多少人、多少事，乃至于这部书的出版已经成为一个关乎信念与情结的事业。正如许广平所回忆的：
（鲁迅——引者注）很宽怀的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的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氏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我觉得这句话总似乎不大悦耳，虽然我并不迷信什么征兆之类，但我终于表示了一句：“为什么？”大约我说话的神气不大宁静之故罢，他立刻解释地说：“一面给逝者纪念，同时也纪念我的许多精神用在这里。”[102]
事实上就是这样。明乎此，才能理解鲁迅所说的“其实也是纪念我”是什么意思。诚然，一部书的编纂工作进展到如此精致系统的程度，这早已不是简单的具体的对哪个人的纪念了，而是鲁迅所说的——“同时也纪念我的许多精神用在这里”。鲁迅对于《海上述林》的编纂情怀和思想，大概只有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庶几近之。当然，鲁迅自己不也恰恰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03]么！
2.民国鲁迅眼中的瞿秋白
《海上述林》的编纂出版，当然不仅仅是出版一套书那么简单，因为编纂者是鲁迅，而著译者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领袖——瞿秋白。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彼时瞿秋白可是被国民党军队捕获并处以枪决极刑的“匪首”。
置身于彼时的情境，考察鲁迅与一群人倡议并出版《海上述林》这件事，那么，此事就不仅涉及鲁迅对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态度，而且体现出了鲁迅对瞿秋白的基本判断与评价。
换而言之，编纂与否与何时着手编纂这两个问题，能看出鲁迅对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但是，相较于这两个大是大非的行为判断，编纂瞿秋白的什么内容，反而更能看出鲁迅对瞿秋白的情感与判断，更能体现鲁迅对瞿秋白这位“同怀”与“知己”的基本理解。
瞿秋白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文稿种类也错杂纷繁，有编有述，有作有译，有诗文有政论……面对可谓令人浩叹的瞿秋白文稿，鲁迅编的《海上述林》会收入哪些、编入哪类，都必然是耐人寻味的事情。上述一切，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基本问题——民国时期鲁迅眼中的瞿秋白。
众所周知，鲁迅对瞿秋白的评价多散见于序跋、书信日记等，例如：认为瞿秋白由俄文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确是最适宜的”，已取得“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和“足以益人，足以传世”[104]的俄文学翻译成就，文风“明白畅晓”，在“中国尚无第二人”等。事实上，除了高度称羡瞿秋白的俄文文学翻译外，鲁迅更看重秋白同志的论文，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经纬的批评论述，认为“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105]。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就是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据说连鲁迅看了都心折，认为“分析的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106]。
这些珍贵的三言两语式的记录，大部分也是出于鲁迅身边战友或亲友的回忆，最多也就算是单方面的证据。不过，即便如此，鲁迅对瞿秋白的俄文中译的译才，尤其是俄文理论著述的中译的才华是相当肯定的。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对瞿秋白中文修养和现代理论才华的欣赏。事实上，《海上述林》分为《辨林》和《藻林》，不就恰恰体现出鲁迅对瞿秋白上述两方面才华的高度肯定和惋惜么？！
鲁迅对瞿秋白才华的判断和把握，是高度凝练而且相当自信的。为此，鲁迅甚至委婉地拒绝了杨之华在《海上述林》编纂内容上的主张，所收录的文稿绝大部分是译文。1935年9月11日，鲁迅致信郑振铎：“关于集印遗文事，前曾与沈先生商定，先印译文。现集稿大旨就绪，约已有六十至六十五万字，拟分二册，上册论文，除一二短篇外，均未发表过；下册则为诗，剧，小说之类，大多数已曾发表。草目附呈。”鲁迅在这一封信中，特别谈到了杨之华对此事的不同意见。鲁迅说：“密斯杨之意，又与我们有些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但他的写作，编集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字数已有这许多，再加一本，既拖时日，又加经费，实不易办。我想仍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渐渐收集作品，俟译集售去若干，经济可以周转，再图其它可耳。”[107]
杨之华的“以为写作要紧”，或许是指瞿秋白自己创作的东西。杨之华的想法，当然也是从事写作者的常态观点——对于写作者而言，独创的文字相较于翻译他人的作品无疑更有价值。但鲁迅认为瞿秋白的写作“编集较难”，一方面，大概是顾及瞿秋白自己创作的作品并不多，而且因为当时革命理论工作的需要，许多文字都有编译和撰述的意味，独创成分不好离析；另一方面，瞿秋白文字中政治理论文字居多，文艺创作的少，这或许也是一个考量。平心而论，瞿秋白的现代文学创作并不太出色，反而是他的古典诗文创作（尤其是集句类的诗词）受到的赞许较多。此外，经济因素也是鲁迅的重要考量。
有鉴于此，毋庸讳言，以鲁迅的文学标准来看，瞿秋白翻译的文学论文，相较于瞿秋白自己的诗文创作而言，是更打动鲁迅的文字。正如鲁迅曾说：“《现实》中的论文，有些已较旧，有些是公谟学院中的人员所作，因此不免有学者架子，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108]
编纂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迅本人就更看重收录了瞿秋白翻译的文学论文的《海上述林》上部《辨林》。1936年10月17日，鲁迅致信曹靖华说：“这样，或者就以上卷算是《述林》全部，而事实，也惟上卷较为重要，下卷就较‘杂’了。”[109]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鲁迅对瞿秋白译文的青睐有加，除了瞿秋白自身在俄文中译方面的语言才华（尤其是理论文字的翻译）的确大放异彩外，想必也和鲁迅自己在这一方面曾经受到创造社诸君的排挤和梁实秋等人的嘲讽造成的相关创伤记忆有关。
1935年11月4日，鲁迅致信郑振铎说：“拟印之稿件已编好，第一部纯为关于文学之论文。”[110]1936年1月5日，鲁迅致信曹靖华说：“我们正在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111]1936年5月15日，鲁迅致信曹靖华说：“皆译论。”[112]1936年7月17日，鲁迅明确致信杨之华说“先印翻译”[113]。诸如此类的对瞿秋白翻译文字的别具只眼和宝爱，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出了鲁迅眼中的瞿秋白印象——天才的翻译家。当然，鲁迅一再强调“先印翻译”，固然是没有明确说瞿秋白其他的文字就不好或打算不印了；但在鲁迅的有生之年，这一次的“先印”，对他本人来说，事实上就是“只印”。
对于鲁迅而言，民国文学现场的瞿秋白，已经活在他精心编纂的《海上述林》里面，这也就是鲁迅表达的“所谓‘悬剑空垄’的意思”[114]。《海上述林》无论是“海上述林”还是“林述上海”，知己与同怀，作品与作者都在互相流传、互相叙述。因此，无论是盲视还是洞见，这都是鲁迅对瞿秋白的另一种委婉而自信的定位与判断，更是鲁迅对于民国文学现场的一帧久远而永恒的纪念。
3.左翼文学思想史的“界碑”
鲁迅编纂《海上述林》，本意无疑是纪念瞿秋白。当然，鲁迅也明白瞿秋白与“公谟学院”（共产主义学院）的关联。对于这一点，鲁迅没有避嫌，也毫无遮掩，更没有如他人有后见之明的踵事增华之想。
然而，《海上述林》编成出版后，在鲁迅亲拟的首批赠书人名单中有“内地绒三”一说。周国伟说“这是一个代号，可能是指解放区的中央首长”，“在名单上，‘内地’列在首位，表明鲁迅首先想到党，表示了对党的尊敬”。[115]据冯雪峰回忆：“《海上述林》上卷刚装好，鲁迅拿了两本给我，说皮脊的是送M（毛主席）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送周总理。”[116]无疑，鲁迅的确对延安方面有赠书之举，但送给谁，鲁迅的指向和冯雪峰等执行者之间，或许存在模糊与具体的差异。
无论如何，可以明确的是，鲁迅送《海上述林》给“内地”，体现了他的一个基本判断——瞿秋白与中国共产革命在思想、历史和现实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送往“内地”的《海上述林》给了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些人读了并真正产生了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耐人寻味地再次发生了关联，从而让这部鲁迅原本仅仅预设于纪念民国文学现场的瞿秋白的书，再次发生了惊人的历史绵延。
这件事，如今已是众所周知。那就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鲁迅送来的珍贵的《海上述林》。这部书具有从形式到内容到思想的厚重，加上译者身份的特殊性，编者身份的社会影响力，可谓种种光芒集于一书。彼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收到、读到这部被誉为“在中国出版界中，当时曾被认为是从来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117]的书时，其内心的震撼和沉思可想而知。
对于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海上述林》最直接的回响和辐射，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回忆，在公开发表被视为延安新文学传统开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稿之前，毛泽东就曾阅读瞿秋白文艺论著集大成之作——《海上述林》[118]。也许，毛泽东所读的《海上述林》，恰恰就是鲁迅送往“内地”的若干部之一。
从《海上述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上海到延安，从瞿秋白到毛泽东，历史与传统在这里赓续绵延。《海上述林》作为红色经典和“红色收藏”的经典，俨然成为左翼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块界碑。
耐人寻味的是，继1949年的三联版之后，《海上述林》在此后还分别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等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都力图追求鲁迅当年的版本旨趣。尤其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不仅以皮脊本的形式“复原”《海上述林》的历史韵味，更以当下礼品书的品位、格调，加之以中央编译出版社背后的红色经典意味，接续放射了这部书的历史光芒。
这一切，足以证明瞿秋白文艺思想作为中国左翼文艺资源的原初意味，也一再见证了鲁迅编纂《海上述林》的努力、心血与纪念意味的经典化、提纯化与凝固化。在这个意义上说，“述”，既非余华所言的“一种”[119]，也并非李洱的“花腔”[120]，它本身就是故事，就是行动，更是一种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