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来华游历抵达上海，社会各界都纷纷做出反应。这一文化界的盛事，瞿秋白与鲁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2月22日，瞿秋白与鲁迅通力合作，两人又是翻译，又是编辑，还要考虑书籍的出版，终于以最快的速度整合成《萧伯纳在上海》[62]一书。这本小书，迄今为止引发的思考和讨论不多，但其意义却着实耐人寻味。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编书、翻译和出版行为。[63]
萧伯纳访华和抵达上海的诸多反应，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事件。[64]在1933年革命中国的语境里，尤其是在上海那个半殖民地化的租界混杂区域里，如何看待萧伯纳，如何化萧伯纳访华事件及其对社会、思想、文化的舆论影响为自己所用，诚然已经是一种政治角力问题。[65]
在鲁迅看来，对萧伯纳访华这一社会思想文化的焦点现象的关注，具有文化批判意味的纵观全局之意，“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看待的”[66]，态度也比较客观。但在瞿秋白看来，此时此刻此地去编辑和出版一本这样的书，说白了，就是进行专题的社会舆论、思想文化的材料汇编。由于萧伯纳的言论并不利于左翼革命政治，瞿秋白汇编相关报道并成书出版，其目的显然在于呈现这些形形色色文章背后的不同政治立场和思想态度——“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67]。
毫无疑问，这当然也是一种斗争，而且是一种反向出发的策略性斗争。
有意思的是，瞿秋白这政治斗争的逆向思维，与鲁迅看待此事的文化批判思维，二者天然存在着潜在的逻辑汇通。他们于是想到一块去了。《萧伯纳在上海》的编译、校对和出版，因此成为瞿秋白与鲁迅的一桩共同奋斗佳话。毕竟逆向斗争思维与文化批判的思维，政治旨趣的批判斗争与文化角度的反思，有时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1]参见郝庆军：《〈萧伯纳在上海〉：一个意识形态分析的文本》，载《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179页。
[2]王文强：《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12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3]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除12月15日未刊载以外，都照登这则启事。
[4]周葱秀：《鲁迅研究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5]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6]约翰·伯格认为：“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注视的结果是，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是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触摸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中。”参见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312页。
[8]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9]瞿秋白在左联纠“左”过程中的贡献，参见戴知贤：《左翼文化运动的引航人——瞿秋白和左翼文化界策略的转变》，载陈铁健等编：《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14页。
[10]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11]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12]瞿秋白：《俄国文学史》，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
[1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4]瞿秋白：《学阀万岁！》，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15]在瞿秋白和鲁迅的交谊活动中，作为鲁迅信任的学生，冯雪峰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关于冯雪峰和瞿秋白的关联，可参见张小鼎：《肝胆相照 情深谊笃——冯雪峰与瞿秋白交谊述略》，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5辑，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202页。
[16]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17]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8]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9]瞿秋白：《狗样的英雄》，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20]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第1期。
[21]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3页。
[22]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23]瞿秋白：《多余的话》，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
[24]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25]为什么瞿秋白认为元代以降的文学史特别重要？因为他认为“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式）文学的史前时期”。参见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26]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4页。
[27]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冯雪峰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8]瞿秋白：《学阀万岁！》，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29]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30]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31]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许广平认为瞿秋白和鲁迅亲近的原因是两人“同是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逆子贰臣’”。参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22页。
[32]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1页。
[33]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3页。
[34]瞿秋白：《多余的话》，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35]璧华编：《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版，导言第3页。
[36]高旭东：《梁实秋 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37]璧华编：《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8页。
[38]付祥喜认为：“第八期（1929年10月10日）登载了胡适翻译哈特的《扑克坦赶出的人》，文末注：‘十九，二，三夜。’即此文译于1930年2月3日夜，由此推断，这一期《新月》的实际出版时间应在2月3日后。又，1930年2月3日是正月初五，也就是说，2月上旬正是春节期间。根据常理，第八期不会在这段时间出版，故其出版时间在2月中旬或下旬。考虑到因为过年，《新月》的编辑出版工作受影响，在2月下旬出版的可能性较大。”参见付祥喜：《新月考论》，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2—113页。
[39]付祥喜认为：“第十二期（1930年2月10日）卷首刊登了罗隆基的政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末标注：‘十九，六，五。’说明，这一期的实际出版日期在1930年6月5日后。必须注意到，这一期的版权页标明的出版日期，是‘一九三○年六月初版’，这个日期与扉页标注的‘民国十九年二月十日’不一致。依据罗隆基的那篇政论写于1930年6月5日，而第十一期实际在5月底出版，那么，第十二期在6月初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版权页上标明的‘一九三○年六月初版’是拟定出版日期。但，既已拟定出版日期，实际出版的时间就不会拖太久，应在1930年6月中下旬。”参见付祥喜：《新月考论》，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3—114页。
[40]《文艺与批评》是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共收论文六篇。其中《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曾发表于《春潮》月刊，《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和《苏维埃国家与艺术》曾发表于《奔流》月刊，其他3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此书于1929年10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译者附记最初印入《文艺与批评》单行本卷末，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41]鲁迅：《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42]鲁迅：《为翻译辩护》，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43]高旭东：《梁实秋 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4]关于瞿秋白和鲁迅二者翻译观的异同，王薇生先生有较好的辨析。参见王薇生：《开拓俄苏文学翻译园地的辛勤园丁——鲁迅、瞿秋白翻译比较观》，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3辑，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31页。
[45]参见范立祥写的关于瞿秋白翻译艺术的赏鉴式系列论文《瞿秋白翻译艺术探微》，该论文分六次刊载于《瞿秋白研究》第3、4、5、6、8、10辑。
[46]第一场是鲁迅从日文本转译，第二场开始由瞿秋白从俄文本直接译出。
[47]瞿秋白：《给鲁迅和冯雪峰的短简》，《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48]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49]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50]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名著《毁灭》的两个版本，是中国最早的两个中文译本版本。一本是1931年9月30日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鲁迅的一个笔名，以示对国民党称他为“堕落文人”的反击）；另一本是1931年10月由三闲书屋（鲁迅自印书的托名机构）出版，译者署名为“鲁迅”。大江书铺版只印了一版，三闲书屋版后来又再版过。参见《鲁迅译著〈毁灭〉的两个版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27日。
[51]周建人的回忆是“初秋”。丁景唐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是1932年的夏秋之交间。参见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载丁景唐、陈铁健、王关兴等：《瞿秋白研究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52]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4页。
[53]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页。
[54]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55]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页。
[56]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57]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丰碑——鲁迅帮助出版瞿秋白著译的经过》，《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58]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59]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2页。
[60]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原载《解放军报》1980年3月16日，后改题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和鲁迅》，引自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61]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解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6月18日就义。长汀狱中一个多月，瞿秋白写了七首旧体诗词，除两首依旧题而作的词外，唐人集句诗和唐人趣旨浓厚的旧体诗是瞿秋白最喜欢的体裁。参见傅修海：《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402页。
[62]《萧伯纳在上海》，原版注明“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编译这本书，有着经济收益和政治文化上的双重考虑。郝庆军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曾对后者有深入的“意识形态”角度切入的“文本”分析。他认为《萧伯纳在上海》是“一个远为复杂而且有相当政治抱负的文本”，形成了“一个众声话语交互对话、交锋的语言场域”，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卓越的透视功能”，通过“精心编排的结构”，运用“语言间的转换所造成的缝隙”来实现“精彩的意识形态分析及其解构策略”。参见郝庆军：《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73、179页。
[63]有论者从“媒介批评史”的角度论说此书的价值，颇有以今律往的弊病。相关讨论，见胡正强：《论〈萧伯纳在上海〉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的地位》，《当代传播》2006年第5期；胡正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胡丹：《“〈萧伯纳在上海〉是媒介批评专著”观点驳正》，《青年记者》2011年第32期。
[64]倪平编著：《萧伯纳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5]关于萧伯纳访华一事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参见刘涛：《身份模糊的戏剧家——萧伯纳在现代中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6]张杰：《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67]瞿秋白：《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的唐伯虎》，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