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瞿鲁友谊发生质变，源于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文学翻译论战，前后持续八年之久。该次论战相当复杂，从一开始就渗进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所谓“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10]。在当时，实际上曾发生多起翻译争论。除鲁迅和梁实秋外，茅盾与郑振铎、陈西滢与曾虚白、巴金与王力、张友松与徐志摩，甚至鲁迅与瞿秋白、穆木天、林语堂等都曾因翻译而有过争论。但为何偏偏是鲁迅与梁实秋，最终成了难解难分的译坛论敌？而介入论战的瞿秋白又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

梁实秋与鲁迅交恶，始于梁实秋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这可能是梁实秋一生中写过的唯一的一篇播弄是非的文章”[11]。由于这篇文章，梁实秋与鲁迅开始了关于翻译艺术质量的论战。《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同时刊载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而《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则发表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直到《新月》第2卷第9期[12]发表梁实秋的《答鲁迅先生》后，梁实秋和鲁迅关于翻译艺术的论战才暂告一段落。但事实上梁实秋和鲁迅间的论战仍在继续，只不过翻译艺术问题的争论暂时退隐到次要位置，论战焦点转向了翻译和文学的阶级性、普遍人性以及批评态度等问题。

平心而论，当年鲁迅翻译的日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确不够通俗晓畅，甚至有点难以卒读。这一点鲁迅本人实有自知之明。而梁实秋的文章激起鲁迅带有意气的反批评，主要是因为梁实秋对鲁迅从事翻译这项工作本身不够尊重和体谅。而且对于鲁迅从事翻译工作的态度和热情，梁实秋一开始也没有正确对待和认识。对于鲁迅翻译文本的选择导向，梁实秋更是带着政治偏见。鲁迅和梁实秋的文学翻译论争，后来竟会游移到文学翻译背后的政治立场和文学阶级性之争，正缘于这一内在逻辑。因此，高旭东认为：“梁实秋与鲁迅的论争，百分之六十以上要怪梁实秋。当他从美国学了一种保守的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之后，他那种横空出世的姿态，以及对鲁迅缺少起码的作为有成就的作家和学术长者的尊重，导致了论争的逐步升级。”[13]这算是部分体贴人情的论解。而恰恰在翻译之争转变为政治立场较量的背景下，瞿秋白主动介入了鲁迅和梁实秋之间此刻已变味了的文学翻译论战。

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多字的信。12月28日，鲁迅回信答复瞿秋白。这两封信后来分别以《论翻译》（署名“J.K.”）、《论翻译——答J.K.论翻译》发表。接着，瞿秋白再次给鲁迅去信（即《再论翻译答鲁迅》）。而前两封信的发表，成了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再起高潮的导火线。于是，1933年成为梁实秋攻击鲁迅“硬译”最激烈的年头。实际上，对于自己和梁实秋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鲁迅心里非常清楚。鲁迅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14]

鲁迅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是关于重译的问题；第二，自谦翻译能力不够，并说“中国文本来的缺点”也是翻译不好的原因，这是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第三，重申坚持“硬译”法，只能让读者来改变阅读习惯和适应，这是翻译标准问题。以上三个层面，不仅是梁实秋和鲁迅翻译论战的核心，也是瞿秋白和鲁迅通信讨论的核心。但有一点——虽然不是翻译学问题，却是问题的要害——那就是梁实秋首先缺乏对前辈鲁迅的尊重。而这一点，恰恰是瞿秋白为人行事比梁实秋练达的地方。瞿秋白不仅相当尊重鲁迅，而且率先肯定的就是鲁迅从事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和热情。因此，尽管瞿秋白和鲁迅翻译观点不同（相反，瞿秋白和梁实秋的翻译观在一定程度上倒是相近），但最终瞿秋白和鲁迅却因翻译问题成为战友和知己同怀，而梁实秋则与鲁迅成为终身译敌。个中人事的错位着实令人慨叹。

论及翻译观念，梁实秋批评了鲁迅“硬译”，言下之意即是“死译”——毫无艺术生命力的翻译。可是，“硬译”的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却具有不同含义。[15]鲁迅称“硬译”显然没任何贬义，只是“直译”的替说。“硬”，一方面是就语言翻译而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鲁迅对翻译事业的真诚态度——所谓“硬要做某事”“一定要做成某事”的知难而上的倔强精神。况且，提倡“硬译”还包括更加忠实原文的意思。正如鲁迅后来提“宁信而不顺”也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的意气语。因为鲁迅的“不顺”并非指讹译误译，而是说译文由于强调准确传神而导致同步艰涩，即“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16]

的确，对于翻译策略，鲁迅很有自己的一套考虑：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17]

但如果认为“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自己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18]，那也不尽正确。其实梁实秋从一开始就主张翻译首先要让人看懂，即“顺”“爽快”。所以，若从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思想看，梁实秋和瞿秋白的翻译标准倒有些相同。而瞿秋白和鲁迅的共同点则是对重译的态度、对翻译和汉语发展关系的看法。然而鲁迅后来力荐瞿秋白从俄文原著翻译俄文作品，可见他对重译的看法实质上转而朝着梁实秋靠近。个中逻辑似乎有点荒唐，其实不然。因为鲁迅和瞿秋白的重译观的争论，本来也只是出于改变现实的迫切，并非原则差异。

可见，瞿秋白和鲁迅的最大共同点是对翻译和汉语发展关系的认识。瞿秋白努力从事汉语拉丁化，希望通过语言大众化达到文艺大众化，从而完成群众革命启蒙和战争动员宣传任务。鲁迅则从日语翻译中不断添加新表现法而臻于完美的事实得到启发，对翻译和汉语发展的关系有新的考量。如何通过翻译来发展汉民族语言？鲁迅认为“宁信而不顺”也是一种译本，而“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要克服中国文缺点，“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继而认为，可以“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现在可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其中的一部份，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份，则因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19]

在翻译与汉语发展关系问题上，梁实秋和鲁迅、瞿秋白的看法差异很大。梁实秋历来反对把翻译和语言发展问题混淆，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20]。此外，梁实秋对汉语的认识也和鲁迅、瞿秋白相反。梁实秋认为“中国文是如此之圆润含浑”，“许多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翻译家的职责即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而已”。[21]他认为，中文文法受欧洲语言影响而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应该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循序渐进性，翻译家虽不妨做种种尝试，却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其结果连翻译本身的职责也丢了。[22]梁实秋还说：“鲁迅先生如以为中国文法不足以达意，则应于写杂感或短篇小说时试作欧化文。”[23]梁实秋以我为主的、改良式的现代汉语发展观，其实颇为稳健。但鲁迅和瞿秋白认为翻译可促进民族语言发展的观点也是对的。只不过瞿鲁低估，甚至错误贬斥了汉语活力，这显得过于草率和激进。但若从急于改变民族文化面貌、尽快取得革命成功的心态考虑，鲁迅和瞿秋白的观点也可以体谅，毕竟那是“大夜弥天”的年代。

梁实秋和鲁迅的翻译论战，在1934年后进入僵持阶段，后来又断断续续在一些老问题上有所反复。鲁迅逝世后，这场拉锯战式论战不了了之。但是，梁实秋和鲁迅、瞿秋白的翻译论争，对中国翻译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文学翻译的艺术质量的要求后置于从事翻译工作的态度、动机和立场。而后者在革命政治语境里也最容易被无限拔高和放大，翻译的立场和翻译的质量从此开始就不是对等的二元，而是一前一后的等级序列。这种思路逻辑，不仅意味着文学翻译的发展歧路，也整个扭转了中国现代学术思路的现代进程。现代性中的审美与革命开始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并非艺术独立和学术独立的现代进程本身。就瞿鲁交谊和瞿秋白文艺思想来说，这场论争也相当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共产主义革命现实的需要已深入到对文化事业的规约。在革命语境里，选择了革命政治的任何个人，严格来说已经不存在很纯粹的私人交谊了，他首先要考量并最终服从于政治群体工作的利益。